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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7/17/commentary_politicalreform/>
自由亞洲電臺

《皇帝新衣》還能演多久？
梁京
2006.07.17

近來，海外有關中共十七大前權力分配的消息不斷，並引發諸多議論。看到相關的消息和議論，相信許多人都會和我一樣產生一種無奈之感。依舊是黑箱作業，像分贓一樣來瓜分權力。最令人感慨的是，胡錦濤自覺立足未穩，一面還要照顧江澤民餘黨的利益，一面又要考慮安排自己的接班人了。中國的政治現代化表面上十分激進和激烈，兩次流血革命，殺戮無數，但回頭來看，皇權至上的思想並沒有被革掉。結果呢，只好把皇權至上的遊戲搬到執政的革命黨中來玩，不倫不類，反受其制。倘若當年君主立憲成功，何必像現在這樣費事，幾年就換一個皇帝呢？

胡錦濤紅袍加身，一晃也快四年了。他顯然看到了江澤民執政給中國大陸帶來的巨大禍害，但是，他更認為自己權力還不夠大，因此基本上採取的是只張弓不射箭的保守療法。十七大以後，胡錦濤是大刀闊斧，大展宏圖，還是早早過渡權力，來一個知難而退呢？如果有關的人事安排消息屬實，我認為胡錦濤有可能選擇後者。對中國十幾億蒼生百姓來說，這未必是件壞事，至少不是最壞的事。因為如果胡錦濤明知自己不行，還要逞能胡來，中國人就可能更倒霉了。

罵胡錦濤無能是最容易的事，但胡錦濤今日之困境絕非他一人之困境，如果真是如此，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王力雄最近在網上連載大作〈以超越者聯盟突破菁英聯盟〉，是中國知識分子試圖打破政治改革困境的一個認真的努力。王力雄使用「超越」一詞，點到了中國問題的要害。從總體上，中國人並不存在所謂能力問題，胡錦濤能夠爬到今天的位置，說明他智商足夠高。中國之難就難在超越二字。

中國人難以超越的是對大一統的迷信，是對皇權的迷信。胡錦濤獲得最高權位的個人抱負得以實現，絕不僅僅是因為他吉星高照，謀略超人，而首先是因為他是中國傳統專制理念的真實信徒。沒有這一條，他早就被淘汰了。當然，專制的真實信徒也不是沒有可能超越自己，比如戈爾巴喬夫。但胡錦濤所處的政治生態比戈爾巴喬夫惡劣，他甚至需要靠不讀書來保護自己。知識的匱乏最終阻塞了胡錦濤成為超越者的通道。

對大一統的迷信，對皇權的迷信，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尚沒有能夠完全窒息民間的生機，因為那時的社會主體農村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在當今共產黨一統天下的中國大陸，對大一統和皇權的迷信就完全否定了社會自己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的合法性，結果是在中國大陸普遍造成一種正不壓邪的社會生態。一切好事都只准官府來做，不准別人做。誰想做好事，誰就是挑戰皇權的權威和社會穩定。問題是，在全面壟斷了做好事的合法性之後，官府往往對做好事不感興趣，而只對利己肥私的事情更感興趣。但中國專制的規則是，官府做了壞事，只能等皇權來糾正。

我們看到胡錦濤與江澤民確實有區別，他對社會中的弱勢者有更多的同情，他想做好事。但是，胡錦濤無法實現超越的表現是，他在一個市場力量迅速成長的社會裡企圖繼續壟斷做好事的合法性。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胡錦濤一上台就提出加強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擺出一個不許別人插手的架勢。從好處想胡錦濤，他想讓共產黨為民謀利來恢復生機，但是，共產黨還能為民謀利嗎？為什麼不創造條件，讓民眾自己為自己謀利呢？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胡錦濤無法超越。

「共產黨為民謀利」，這是一件只有借助幻覺才能看到的皇帝新衣。當胡錦濤幻想自己身著這件新衣青史留名的時候，他的大批黨徒卻正在以最陰暗的心態最卑劣的手段去迫害類似陳光誠這樣的民間義士。陳光誠們並沒有能力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顯而易見的。他的問題只不過是他的基因組合讓他比常人多了一點慈悲之心，多了一點正義感。歷史告訴我們，這種人數量不多，卻是文明賴以維繫的棟樑。我很難相信迫害陳光誠們是胡錦濤個人的意志，但如果胡錦濤作為中共的黨魁對這樣的事情只能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的話，這齣《皇帝新衣》還能演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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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7/10/commentary_wage/>
自由亞洲電臺

胡溫關於公務員加薪的政治算盤
梁京
2006.07.10

明知不得人心，胡錦濤斟酌再三，還是同意給公務員加薪了。不過，為了減小這次公務員加薪造成的負面影響，胡錦濤可沒少費心思。7月6日，新華社報導胡錦濤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根據報導，這次座談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關於公務員的工資制度改革問題。顯然，公務員加薪就要出台了。

朱鎔基在自己任期的最後兩年，不顧國內收入差距急劇拉大，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嚴重不滿，連續給公務員大幅加薪，引起了許多批評。胡溫上台後，不得不拖延兌現朱鎔基的承諾。但是，全國官員對於加薪的壓力持續不斷，而且越來越大。尤其是去年大陸財政收入獲得空前的增長，繼續拖延公務員加薪，對胡溫也更加困難。

胡溫在公務員加薪問題上的左右為難說明他們看到了這樣一個風險，那就是加薪不但不能改善公務員的表現，反而激起百姓對當局更強烈的不滿。朱鎔基固然也看到這個風險，但是他反正要下台了，所以可以不在乎，但胡溫還在台上，不能像朱鎔基那樣輕率行事。

公眾對公務員加薪的反感首先來自於對官員利用權力謀私的收入巨大。在這種情況下給公務員加薪簡直就是對百姓的侮辱。不僅如此，醫療、教育等各種公用事業單位利用壟斷地位對百姓百般盤剝，把許多低收入者逼上了絕路。因此，在拖延公務員加薪的這兩年，胡溫大打民意牌，希望能緩解民眾在這方面的不滿。但是，儘管胡溫作了努力，但他們發現公共服務和福利體系存在的問題根深蒂固，非短期內可以扭轉，而公務員加薪問題則不容再拖延了。

公務員加薪的壓力越來越大，主要並非是因為公務員收入總體水平偏低。正如不久前周其仁的文章所指出的，如果公務員收入水平總體偏低的話，就很難解釋應考者如雲、幾十倍高出招考名額的現象。問題在於，公務員的總體收入水平雖然令人羨慕，但其內部差別之大早已到了令人瞠目張舌的程度。且不說非法收入與名義收入之間的差別，同級公務員之間的工資收入之間的差距就可以高達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一個普通科員的合法年收入在能源部門高者可達一、二十萬元，而低者僅萬餘元。一個正省級幹部，如果從最「肥」的崗位調到最「瘦」的崗位，收入加上職務消費的差距何止百倍。這種巨大的差別已經完全失去了任何的合理性，對整個公務員隊伍的士氣和紀律造成極大侵蝕。

因此，各種相關報導表明，這次所謂加薪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對這種畸高畸低的問題進行調整。為達此目的，大陸當局曾要求地方把公務員的真實收入水平報告中央，以便中央根據實際情況來設計統一的平衡方案。但有消息說，各省遲遲不把自己的實際收入報告中央，直至中央對地方領導人直接施加政治壓力。可以推斷的是，官員之間實際收入的差別一定非常之大，即使各省報告了實情，胡溫也面臨困難的政治決策。

最困難的政治決策就是要不要把那些非常高的收入降下來。有跡象表明，胡溫將不得不對一些高收入砍一刀，從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為了威懾這些長期享受特權的單位和部門因不滿而亂來，大陸當局最近加緊了對貪官的懲治，吳官正還公開強調這次調薪要遵守紀律。

胡溫的政治算盤可能是，通過這次加薪，讓公務員中收入比較低的那部分人，包括軍隊的下層軍官得到實惠，鞏固他們對當局的忠誠和紀律，而對那些已經習慣了各種灰色和非法高收入的官員，則不僅不給好處，而且要進行收入調節。果然如此，則這一步棋是江澤民朱鎔基不敢也不願去做的。問題是，亡羊補牢是否已經太晚，更有問題的是，面對如此巨大的地方差距，這種「大一統」的公務員薪金制度真能行得通嗎？農民和其他低收入人群又會作何感想呢？喊了幾年「以人為本」，真正得實惠的到底是誰呢？亂象叢生的大陸會不會因此而更亂呢？對這些問題，胡錦濤將不會沒有疑問，但他不想分權，也不知道如何去分權，因此，他看不到有其他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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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9/11/commentary_equality/>
自由亞洲電臺

從「鐵甲城管」看大陸的困境
梁京
2006.09.11

從上個月開始，「鐵甲城管」一詞正式進入了大陸的大眾語彙。這首先倒不是因為人們發現廣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開始對城管人員裝備鋼鐵頭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而是因為8月11日北京無照小販崔英傑被城管執法行動激怒，用尖刀將城管分隊長李志強刺死，引發了輿論的廣泛議論和爭論。這些議論和爭論中，許多人質疑大陸當局把城管「鐵甲化」的措施，尖銳地批評當局正在把大陸社會領進「鐵甲城管」的時代。鐵甲城管一詞從此不脛而走。

城管是大陸體制的怪胎，它的職能是維護與市容和環境相關的城市秩序。為了完成這一職能，怎麼會發展到要把城管人員武裝到防暴警察的程度呢？其中的荒唐顯而易見。

鐵甲城管，有這個必要嗎？這是大陸網民普遍提出來的問題。如果僅僅從技術的角度來分析城管是否需要鐵甲化，我相信也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因為城管所面對的並不是那些蓄意進行暴力犯罪的人。這些人不是城管的對象，而是警察的對象。難道大陸的當權者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嗎？鐵甲城管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出於技術上的需要，而首先是反映了大陸當權者的心態。

我們從鐵甲城管的出現所看到的是大陸的當權者對整個大陸的社會矛盾和治安形勢的極端憂慮和恐懼。沒有這種極端的恐懼，他們就不可能變得如此愚蠢，竟然讓維持市容的行政執法隊伍以防暴警察的面目出現。很顯然，大陸的當權者作此決策的時候，腦子裡一定想到的是2008的北京奧運。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對於外國遊客來說，鐵甲城管對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市容決不是什麼妝點，而是真正的視覺污染。

大陸網民對鐵甲城管的反感更多來自於對街頭小商販的同情。有人在網上質問當局，為何不把城管鐵甲化的巨額投資用來扶助那些需要幫助的窮人，包括不得不在街頭謀生的小販。更有一位青年學者在網上組織了一次關於是否應該開放馬路市場給窮人一條自救生路的辯論。正方和反方的辯論在網上進行了數日，大多數參與者支持開放馬路市場。但是，反方也有人以非常情緒化的方式表達了街道開放必亂的觀點。也有人以事實來支持這樣的觀點，指出「中國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太多了！北京免費開放公園就有百姓去公園廁所洗菜洗衣服，如果開放馬路市場情況將不可想像。開放馬路市場應該做成一件滿足多個群體需要的事情，而不是簡單的扶貧。」

不過，即便是認為開放馬路市場不現實的人，也都普遍認為政府採取城管鐵甲化的辦法很不明智，顯示了政府的無能。一些人還表示擔心鐵甲化會助長城管暴力執法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早已達到非常嚴重和危險的地步。一位網民指出，只要在百度搜索網站打上「城管打人」四個字，就可以得到二十幾萬條結果。我試了一下，果然有十幾萬條。多數條目都表達了民眾對城管以強欺弱之強烈反感與不滿。

鐵甲城管表現了大陸政府的愚蠻與無能，同時也宣示了大陸當權者的一個決心，那就是他們絕不能容忍大陸的城市像多數發展中國家那樣，給大批的來自農村的貧民以謀生和立足的空間。大陸當局一方面強調自己是發展中的窮國，同時又總是情不自禁地要炫耀自己發達的城市。這樣一種矛盾的心態也是鐵甲城管出現的一個背景。

大陸的城市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強權集中資源的結果，鐵甲城管表明他們要用強權來把窮人排斥在城市的繁華景致之外。問題是，大陸城市的發展成本太高，無形中早已奪去了許多人的生計。在「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太多」的情況下，大陸當局想用鐵甲城管等強力手段拒窮人於城門之外，顯然是非常危險的。不斷發生的流血事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為什麼大陸當局依然執迷不悟呢？

或許大陸當局並不如我們認為的那樣愚蠢，因為他們知道，這種建立在強權基礎上的城市看上去很美，一旦城門開放，秩序要比建立在私產和民主基礎上的城市脆弱百倍。因此，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死硬到底，其結果是或者讓城門外的窮人持久的貧困，或者等專制大廈一朝傾倒，大家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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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起之時，第一批紅衛兵全是中幹高幹子弟。這些青年人飽飲狼奶，躍躍欲試，奈何不逢亂世，接不得革命先行者的班，逞不了職業革命家之勇，主覡一暗示，他們就起來衛紅了。衛紅既成，『紅色江山萬年長』了，自己修補地球去了，回城了，時代不一樣了，『一切向錢看』，不過奮起衛紅繼續革命的隊伍是不會斷的。這些人想 -- 主覡的言教遺產總歸衹有一句話：『國家就是我家』，凡革命者，為天下先，國家要富，我家豈可不先富？古人說『先天下之富而富』，旨哉斯言！這話該應在我頭上！ -- 所以這些人就繼續革命，繼續衛紅，早先叫太子黨，現在就是裙帶資產階級，或者叫官僚資產階級。『我富則國富』，國家大躍進了，主覡遺志完成了，這些生長於紅旗下的職業革命家也終於圓了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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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22%E5%AE%98%E5%83%9A%E8%B3%87%E7%94%A2%E9%9A%8E%E7%B4%9A%22+%22%E4%B9%9D%E6%88%90%E5%B1%AC%E5%AE%98%E5%AE%B6%22&btnG=%E6%90%9C%E5%B0%8B&meta>=
約有334項符合"官僚資產階級" "九成屬官家"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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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35041>
天益社區 » 經濟學 » 中國億萬富豪九成屬官家

中國億萬富豪九成屬官家
薩沙
2006-8-8 19:39

官方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披露：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中國的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億。

一份關於貧富兩極分化的調查報告

近日，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的最新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出爐了。該報告較詳細地記錄了社會不同階層的經濟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經超過西方歐美發達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

高幹子女掌控五大經濟部門

該報告表明：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

三千高幹子女，擁有資產二萬億

該報告披露：至二○○六年三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五千萬以上的有二七,三一○人，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三,二二○人。超過一億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二萬零四百五十餘億元。他們較集中在以下八個省市：廣東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蘇省，一七二人；山東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遼寧省，七十九人。

億萬富豪資產來源主要靠權力

億萬富豪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個方面：（一）以引進外資（包括駐外中資到內地投資）從中獲取回佣。（二）進口、引進成套設備，一般比國際市場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從意大利引進製造皮鞋的自動流水線，國際市場價二百萬美元，廣東、江蘇引進同一型號報價分別為六百萬美元及七百二十萬美元。一套年產五十萬噸化肥成套設備，國際市場價二點二億美元，山東、遼寧以四億美元報價引進。（三）操控國內資源、商品，出口獲利。（四）國土開發、地產倒賣，靠銀行借貸，無本獲暴利。（五）走私、逃稅，每年走私進入市場的日本、歐洲轎車三萬至四萬輛。（六）金融機構無抵押信貸，資金外流到個人口袋，這也是金融機構壞帳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獨家或霸佔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當地高幹親屬。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獲利七百萬至一千一百萬。（八）抽逃資金到個人帳戶，一般通過金融機構、中資進行。（九）操控證券市場，製造假信息勾結金融、傳媒造市，從中獲利。

粵、滬、蘇等省市高幹子弟致富概況

廣東省十二家大地產商都是高幹子弟，其父親包括前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前政協主席、前省長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產商，有九家是高幹子弟為老闆；十五家工程建築承包商，除二家屬於國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幹子弟。

江蘇省有二十二家大地產商、十五家工程建築承包商，清一色由幹部子女操控，其父親包括現職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書記、前省法院院長等。

官方研究部門這個調查報告，給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做了一個完滿的註解。原來這個「大公無私」是讓自己的家族「先富」起來。

億萬富豪各國都有。不過民主國家富豪靠的是聰明才智、慘淡經營；而中國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權勢，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項背的。

權力腐蝕人，這個規律在中國大陸之外也起作用。但是從「衙內」一躍而變富豪卻是中國獨有的「特色」。為什麼別的地方沒有這個「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這個關口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區別，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私有制。國家只能通過政策措施來調節經濟，但沒有自己的財產，國庫全靠納稅人出錢來充實。政府花錢要有嚴格的程序，要受全國監督，貪起污來談何容易。可是我們就不同了，它基礎是公有制，全國的經濟命脈都在政府手裡。政府是由官員組成的，名義上是「公有制」，實際上是「官有」。有權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貪污」，他只要批個條子，給主管官員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撈到一塊大地皮，或到國企裡去當個頭頭，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徑，試問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有這種方便條件？

所以在「中國特色」的官場，「聰明」人既可以本人當「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讓子女據要津，成鉅富。真正是名利雙收，兩不耽誤。至於那些被「雙規」的，坐監獄的，見閻王的，其實只是少數「財迷心竅」者做的蠢事。在當今中國，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話，「探囊取物」即可。打下來的「天下」，自然由我們來「坐天下」，這「天下」的財產不傳給子孫又傳給誰？

所以當今中國億萬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幹子女，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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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個個以那條磚土長城為傲為榮，卻都不以這條電子長城為辱為恥。

這是一群怎麼樣的人民啊？！

-- 我說的是那些在聯網活動的“滯臺中國人”。

他們認為有比良知更高的道德。

看哪！他們在搶人血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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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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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差的電子長城和柏林牆
廖天琪
Friday, February 17, 2006

「你感不感到羞恥？夜裡睡得著覺嗎？」

「我們公司不出售伺服器，不參與將私人信箱提供給…」

「不要迴避問題，我要你回答，有沒有羞恥感？」

「我…」

「下一個，你呢？感到羞恥嗎？」

議員蘭托斯對聽證席上的四位公司代表窮追不捨。雅虎、古狗、微軟、和斯科的首腦人物在他們的律師的護駕下出席2月15日美國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下屬的非洲、全球人權和國際運作委員會舉行的一場名為「中國的網絡：是自由還是壓制的工具？」之聽證會。會場前排的位子全被身著深色西服，神情嚴肅的律師們佔滿了，他們不時俯身向前，向坐在證人席上的公司老闆們遞條子，提參謀意見。四位公司的首席代表都城府很深，但是在蘭托斯轟炸式的「審問」下幾乎招架不住。

作為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蘭托斯擁有一種道義權威，他問微軟的代表：

「貴公司前身IBM曾跟納粹合作，你回顧那段公司的歷史，是否感到羞恥？」

「…我不能回答那時候的問題…」年輕的微軟代表猶豫之後，勉強地說。

蘭托斯再接再厲：

「那些勇敢的網路勇士被中國政府投入監獄，你們對他們的家屬提供了幫助嗎？」

「我們表達了遺憾，感到難過…」

「我問你有沒有提供實際援助？」

「…我們不提供這種服務…」

像審問罪犯一樣，蘭托斯議員從四位公司的代表口中明白無誤地得到了兩個回答：一、他們不為公司的商業行為感到羞恥；二、他們沒有向因網路坐牢的家屬們提供援助。

這場為時將近八小時的聽證會被滿頭銀髮的蘭托斯斬釘截鐵、感性的問題推上戲劇性的高潮。

美國的聽證會制度本來只是針對涉及公共利益的專題提供一個政府決策人和專家們交流意見、互換資訊的機會。上面這段有關中國網絡的聽證會片斷卻有「庭審」的味道，雖然十分精彩，也讓在場的人權人士大快人心，然而平心而論總給人時空錯位的感覺。因為應該坐在被審席上的不該是美國企業界的成功商人，而理當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中國的審查機制，換句話說，中共極權政府。慣於把良心犯、宗教人士、法輪功學員、有獨立意識的少數民族、和抗議維權的普通老百姓送上法庭的中共政權近年來也不時因「反人類罪」被國外的法院傳審。但是它從來不敢露面。這個看似強大的極權政府和它的見不得人的行為一樣，總是躲在陰暗的角落操作。在這樣千夫所指的場合，北京當然缺席。頂多也就派個沒名沒姓的線民前來打探情況。

這場聽證會會前已經在中外媒體裡被廣為報導，由於內容觸及到商業、法律、政治、和倫理的交織範圍，因此吸引了公眾界的各個層面。當天會場爆滿，有一半以上的聽眾被請到另一個房間去看閉路電視轉播，媒體席位上也都擠滿了記者，會場滿地是席地而坐的錄像和攝影記者，氣氛空前熱烈。一場聽證會從上午十點開到下午五點半，沒有一分鐘休息的空檔。許多人，包括主持會議的史密斯議員，八個小時沒有離開過座位，除了喝水沒有進食，甚至沒有時間如廁，態度之認真令人肅然起敬。美國政治傳統裡的自由、民主、公平、和正義的理念深入美國人民和政治家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中，因此他們對於專制極權政府從內心深處有一種蔑視和憎恨，對於受壓迫者有高度的同情，對反抗者有真誠的敬佩。

坐在主席台上發言的國會議員有十來個，輪番發言，大多數是質疑科技公司，認為他們為了作大陸的生意放棄了商業道德，幫助一個極權政府來打壓本來就已被五花大綁的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 「你們這是用高科技來幫助專制政府更好地進行審查制度！」議員Leach幾乎有點喘氣地重複了兩遍這句話。會場難堪地靜默著。

「中國正在轉型，但是方向錯了。中國政府在向人民開仗。我們美國公司只知道賺錢，用高科技去幫助暴政，出賣了美國的理想，這是可恥的。」議員汝若巴赫（Rohrerbacher）的聲音響起。室內的屏幕上同時打出了剛被黑道打傷的大紀元技術總監李淵青紫浮腫的臉，他從觀眾席上站起來，「這是一位美國的英雄，他剛剛被中國暴徒衝進家門毆打，他們還搶走了他的電腦和文檔。」 汝若巴赫對李淵的介紹話音一落，會場就響起了掌聲。

「以前我們通過了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大家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了，市場開放了，人民生活好了，自由民主也會隨後來到。現在證明不對。」Tancredo議員說。

D. Burton議員說，共產主義把千萬人送進勞改，天安門事件又屠殺人民，我們的大公司跟這樣的政府合作，你們得告訴大家，到底貴公司賺了多少錢？

然而有些議員也幫大公司說話，議員Wexler認為美國的國會和政治家也應當感到羞恥，我們為什麼給予這樣的獨裁國家最惠國待遇？我們不該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商人頭上，難道我們不要跟中國做貿易？這可能嗎？還有議員警告不要向北京發出錯誤的信號，別把孩子跟洗澡水一塊兒倒掉了。汝若巴赫反駁道，別忘了，當初是這些大公司和企業對我們進行遊說，甚至施壓，要求國會通過給中國最惠國待遇，這樣他們才能沒有顧忌地同中國做生意。

這次的聽證會觸及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誰是犯罪者？誰是受害者？資本主義的制度就是賺錢，美國這樣一個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大國難道能為了道義而犧牲商業利益？大公司製造了就業機會，向國家納巨額的稅，哪個政府能這樣自斷其肢，去責備甚至禁止本國的公司在這種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帶遊走？然而在不敢面對「天安門事件」、「法輪功」、「自由」、「民主」、「達賴喇嘛」等詞彙的北京政府在被告席上缺席時，是美國政府在替中國人民呼籲爭取言論自由，是美國媒體在譴責本國的公司扮演的幫兇角色，也是美國人民在感到羞辱，因為雅虎把師濤賣了。中國人自己在哪兒？專制政權和人民的關係就像一個失敗的婚姻，雙方越是相互仇視水火不容，越是互相依賴難分難解，這是一種持續的權力鬥爭、虐待與被虐待狂的交織糾纏關係。中國除了少數的異議分子和人權人士外，作為受害者，大部分人根本無動於衷，國內的人貪污的照貪，賺錢的照賺，喊叫著要滅日反美的照樣喊叫；國外的「愛國分子」照樣會到中國使館門前搖旗吶喊、歡迎「國家領導」。那些「思故鄉」的年老體衰的海歸派，哪怕是再老掉牙的「海龜」也都急急忙忙投入「祖國懷抱」，因為那兒自有小嬌娘投懷送抱，「楊振寧效應」是之謂也。中國人對正義、公道、真理、和對錯的麻木感是驚人的，對壓迫、羞辱、凌虐、和剝削的容忍度也是其他民族難以望其項背的。

雅虎、古狗、和微軟都是趨利的商業公司，人們拿道義的尺度去量他們又有何用？這次聽證會會前會後在美國的輿論和公眾界是刮了一股清新的風。大公司今後會有些顧忌，他們表示並不樂意見到公司的高科技被拿去作為監控人民的工具，但又不得不屈從於當地政府的法令，希望美國政府能夠跟北京政府進行對話協商，尋找一條妥協的中間道路。其實美國政府十分重視這個問題，聽證會前一天，2月14日，國務院特意舉行了一個以網絡自由為主題的簡報會，由經濟、商業、和農業部副部長席奈爾女士（Josette Shiner）和民主、人權、和勞工部副部長德布揚斯基女士(Paula Dobriansky)主持，在會上席奈爾女士宣佈召集成立一個由各部會的專家所組成的「全球網絡自由工作組」。兩位副部長指出；「讓人們最大限度地從因特網上得到資訊，盡量使審查者不能干擾人們獲取信息或讓人們噤聲，這是國務院和美國政府放在最為優先地位的事。」希奈爾還說，美國政府極為關注外國政府對網絡自由的限制和對異議分子的壓制，以及美國公司在這方面扮演的腳色。她直接點名中國，認為中國的網絡情況令人擔憂。「我們會積極地同中國就此問題接觸，」她說。

無獨有偶，北京方面也在聽證會的前一天，2月14日，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絡局副局長劉正榮公開對政府的互聯網政策進行辯解，他說政府將一些網上「有害」的消息屏蔽，是參照國際通行的作法。只是這位官員沒說明什麼是「有害」的。他還不知羞恥地說：「中國沒有網路警察這種警種」。

中國信息中心的發行人吳弘達在聽證會上發言時，對於思科公司將最新研發的電子技術提供給中國各地的公安系統做了尖銳的批評。早在2003年吳弘達就在國會舉行了一場特別的記者招待會，提出思科公司為中國的公安系統打造電子的鋼鐵長城。思科自己打出的廣告是以科技來加強警力，用最進步的數碼識別法來監控、偵查一切警方要調查的人，快速、有效、準確。由思科和其他科技公司幫助公安建立的八億鉅資的金盾工程是套在中國人民精神上的枷鎖。它阻撓、嚇退了希望能在網絡上自由倘佯的網民，配合了上網實名制，金盾裡應外合把中國網民趕到一個知識和資訊的狹谷之中。當世界各地的「柏林牆」一一坍塌的時候，中共政權利用外國的高科技重新打造了一堵堵的電子鐵幕和圍牆。吳弘達不僅從道義上，更從法律上指出，思科違反了美國政府於八九天安門屠殺之後所制定的101-246號公共法案，裡面規定禁止向中國輸出「控制犯罪或偵察性工具及設備」。

外國科技公司在中國互聯網的發展中如何在商業道德和法律範圍之間持平，美國政府能夠、願意涉入多深，這是科學發展超速而倫理、哲學、政治等人文和社會思想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又一個例子。科技可以造福，也可以危害人類，但科學本身無罪，有罪的是專制極權政府把它當成壓迫人、消滅人的工具。中國人民能否享受網絡自由，擁有「知的權力」，不在於美國國會能否立法去禁止或防範美國公司違反商業道德，也不在於北京政府是否「開恩」放寬尺度，甚至不在於科研的新開發去攻破公安的電子長城，那把解決問題的萬能鎖握在中國人民手中，他們還願不願意繼續被控制、被監視、被審查、被投入監獄？只要內心有了答案，就可以付諸行動，柏林牆不就是一夕之間坍塌的麼？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Friday, February 1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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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為「世紀中國網站」送行
劉曉波
2006年7月26日

自2004年以來，胡溫政權套向網絡的扼喉之繩索勒得越來越緊。據官方公佈的數字現實，就有七百多個網站被關閉；大陸的全部搜索引擎也都被勒令過濾敏感詞。

為了生存--保住這塊日漸珍貴的民間網絡空間--「世紀中國網站」曾經數次忍受過網管的強暴威脅。她只能不斷地加強自律，不斷地縮小打擦邊球的範圍。我相信，她已經嘗試過各種抗爭方式，也無奈地接受過所有可能的妥協方式，然而，即便自律了、妥協了，仍然被老大哥認定為「陽奉陰違」，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

創辦於2000年7月20日的「世紀中國網站」秉承「自由，獨立，民主，包容，理性」之精神，經過六年時間的風風雨雨，已經成長為大陸中國頗具影響力的民間網站。該網站幾乎匯集了大陸知識界的左中右的代表性人物，為擴展大陸網絡上民間言論空間和推動政治文明作出過獨特貢獻。

特別是自2004年以來，意識形態嚴控讓民間網站一個個倒下，民間網絡空間急遽萎縮，越來越多關心時政的網民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世紀中國」，我也是每天都要登陸「世紀中國」的網民之一，眼看著「盧雪松事件」怎樣在這裡變成著名的公共話題，凝視著她以重貼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的方式來為「汕尾血案」點燃的燭火，感受著她對「冰點事件」的那種欲言又止的無奈，聆聽著網民們為盲人維權者陳光誠發出的吶喊，瀏覽著網民們對「周葉中案」、「奧美定案」、和「鍾南山事件」的爭論，關注著著名新左揚帆等人對自由知識分子賀衛方和余傑的大批判式聲討，……

儘管我的名字和文字很難見諸於大陸網站（除了「自由中國論壇」之外），但偶爾，在「關天茶舍」、「貓眼看人」、和「世紀中國」，也會看到我的不那麼敏感的文化類評論，但大多數情況下要刪去作者的名字。所以，我會在心裡抱怨「世紀中國」過於謹慎；但更多的時間裡，我眼中的「世紀中國」彷彿就站在不斷擴大的民間網站墓場上，周圍是越來越多的新墳，今天是「文化先鋒」和「憲政論衡」的下葬，明天是「一塌糊塗」與「燕南社區」的墓碑，後天是「愛琴海」和「民主與自由」的墳頭，……「世紀中國」那越來越孤獨的身影時而搖搖晃晃，時而跌倒後再爬起，時而從昏厥中甦醒，時而發出病危通告，時而奄奄一息中起死回生，……活得那麼艱難、無奈、甚至屈辱！世紀中國的同仁們只能忍辱負重，掙扎地堅持著，想保住一片廢墟中僅存的茅屋，為那些無家可歸的網絡遊子提供棲身之處。

即便如此，「老大哥」 還是無法容忍。2006年7月24日，「老大哥」終於下達了秘密判決令，「世紀中國」死了，民間網站的墓地再添一座墓碑。

這與其說是政治僵化所致，不如說是內在虛弱所致，虛弱到連如此溫和、理性、和「自律」的「世紀中國」也不放過。正如該網站主編在「致《世紀中國》讀者與論壇網友臨別贈言」中所言：「在六年之中，雖然我們歷經無數外人所不知的艱辛困苦，我們學習在堅持中妥協，在妥協中堅持，曾渡過了許多危機的關頭。但今天，仍然劫數難逃。」

此刻，我跟著為「世紀中國」送葬的行列，在悲憤中聆聽主編的臨別贈言，居然沒有怨天尤人，而只有感人的謝意、愧疚、和驕傲：感謝網友們的「一路陪伴，……守候在這最後的時刻。」愧疚於「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朋友們」，「為自己工作中的失誤向諸位致歉」並請求諒解。驕傲於堅守了六年的世紀中國精神，她「在中國當代『公共領域』的建設史上留下了獨特的、不會被人遺忘的業績。」

此刻，我在向「世紀中國」致哀，聆聽斑竹風石堰的悼詞，那種凜然而樂觀的姿態，凸現出浩蕩的民間正氣和逆境中的內心明亮：「在中國的文化裡，任何事物都強調要『壽終正寢』，可我們其實一直生活在一種焦慮和恐慌中，擔心它無法健康地活下去，擔心它不能催生出一些我們都喜歡的價值與生活。在希望與絕望之間，學堂乃至整個網站都最終無法脫離人事的干擾，記得南方週末曾經發表一篇新年獻詞《總有一種力量讓我淚流滿面》，陽光打在你的臉上，陰霾留在我們的心房，不必困惑，也無須悲傷，該來的終究會來，只有心中有光，生命就有希望！」（《讓我們為世紀學堂的「夭折」默哀吧》）

這是怎樣的葬禮呀--心中的自由之光在歌唱，廢墟上的希望支撐著生命的尊嚴。讓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名著《喪鐘為誰而鳴？》。網絡星空下鳴響的喪鐘，既是為死於網絡殺手的「世紀中國」而鳴，更是對網絡殺手的天譴：強權不可能永遠給扼喉者以不可戰勝的力量，而終將是扼喉者的自掘墳墓。

因為，誰與言論自由為敵，誰就終將死無葬身之地！

2006年7月26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July 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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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7/24/dongzhou/>
自由亞洲電臺
東洲難屬生活不濟 不顧威脅喊冤乞討
2006.07.24貼出  4:11

震驚中外的汕尾軍警槍殺維權農民事件發生已經七個半月，而那些被判刑村民代表的家人卻仍在倍受壓抑的角落發出吶喊，要為親人討回公道。以下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丁小的採訪報導。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7/24/m0724dx.mp3>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7/24/m0724dx.mp3>

兩個月前，十三位村民代表被官方判刑，其中六人緩刑四年，據本台消息，其餘七人被送往廣東梅州蕉嶺監獄服刑。刑期由三至七年不等。

據瞭解，近日這七人的家屬將申訴狀寫在白布上，在東洲鬧市及一些官方機構外敲響銅鑼，展示狀子，要求當局釋放丈夫。一位村民告訴記者：（錄音）「他們要求政府放人，寫申訴狀，希望上面解決。有時在馬路邊，有時在管區，有時到派出所那裡，有時到街上。（其他村民有什麼反應呢？）村民反正也沒辦法嘛。反正上面不解決，農民拿它沒辦法是不是？你不能說什麼，也做不了什麼。（土地的問題他們賠償了嗎？）反正到現在是一分錢都沒有，他們對外面說全部解決了，其實農民一分錢都沒拿到。」

被判六年的村民代表林漢儒的妻子劉女士告訴記者，她和其他坐牢者的家屬仍在官方的看管之下，甚至拿加重丈夫刑期來威脅她們。儘管如此，她們還是要上街呼籲，她說：（錄音）「他們不讓我出去。每戶有兩個人看著，不給出門，然後就說一些不可以聽的話，把壓力壓到我老公身上，它說你再出去的話，到時候不讓我老公減刑。（那你現在還有沒有出去呢？）有啊，因為我老公是冤枉的嘛！」

除了來自官方的壓力，生活窘迫也是家屬們面對的問題。官方已不像出事初期那樣為了把難屬留在家中偶爾還提供一些物資。要照顧四個孩子的劉女士表示，她甚至沒錢坐車去梅州探望丈夫：（錄音）「它現在說梅州那裡可以去看了，但是現在[我]沒錢去。我不認識路。（現在家裡生活主要靠什麼呢？）主要靠親戚朋友，很困難。我們現在沒飯吃了，叫他們拿米給我們，他們也不拿。到馬路上那裡坐，有些人看見我們可憐就給我們一點錢。（最近官方有沒有趕你們走呢？）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就那樣不理不睬的樣子。」

而另一位正在梅州服刑的村民黃希淑的妻子則要獨力養活七個沒有父母的孫女，她表示官方不讓她去看丈夫。 由於她不會說普通話，由鄰家的孩子向記者轉述道：（錄音）「不給她去看。幹部、公安要他家裡人交錢去給他，不給她去看。黃希淑今年有六十歲了，現在為農民搞生活，被公安局抓去了。七個孫子，很小很小的，只有他的老婆一個人在家裡，想放她的老公回來養七個孫子，沒有父母的。她說要你幫一下嘛。她天天上街去打鑼，寫狀子擺在街上，搞一些錢來養那七個孫女。」

官方阻止家屬上街的同時，也極力控制消息的傳播，村民的電話仍被監控，官員甚至放出風聲要抓捕向外界暴料的人，村民在說起村裡情況時往往欲言又止：（錄音）「你打電話去別人家問一下吧，他放出風聲說要出來抓人啊。汕尾市的官現在很怕事，就怕我們這裡再起什麼風浪一樣，要把這些肇事者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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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4+112006070200067,00.html>
風雲散血淚淡 民運漸被遺忘
2006.07.02　 中國時報  張筱雲/慕尼黑報導

    不久前，收到民陣和民聯的世界性大型國際會議邀請函，當下覺得有點詫異：「那些人還在活動？」。是的，他們還在，並未消聲匿跡。而且遍布全球各地，只不過當年的熱血青年現在已經步入中年，五十上下的中年人也逐漸垂垂老矣。

    但是，一年又一年，十七年過去，天安門廣場前的民主運動似乎逐漸被人淡忘。當年熱血澎湃的年輕人如果沒有死在鎮壓的亂槍之下，僥倖逃到海外的民運分子也不再熱中民主事業。

魏京生、王丹 堅持理想

    他們變了嗎？是否一個個都放棄不切實際的理想？他們當中雖然仍有一些念念不忘民主運動的人士，例如魏京生、王丹依然堅持到底，長年累月在世界各國奔走演說。

    畢竟革命不能當飯吃，大家為了生存，就業的就業，從商的從商，專心為生活奮鬥，只剩下曾經令他們內心絞痛的「傷疤」。

    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起飛，許多民運人士為了和大陸作生意或探親，紛紛簽下切結書，保證不再參加民運或任何反政府組織。

    民陣和民聯組織雖在，卻鬆鬆散散，成員大都意興闌珊，只偶爾有些刊物或網路訊息流傳，這些年來反倒是法輪功人士活躍得很，到處積極抗議，散發傳單，控訴中共罪行，如果不是幾位有心的領導人繼續號召支撐，當年曾經風光一時的民運恐怕真要被人遺忘了。

    一九九一年，民陣民聯的分裂和成立大會在柏林舉行，十五年後，在民陣德國分部主席費良勇召集籌備下，再度在此舉辦會議，名稱擴大範圍改成「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大會」。因為德國民運組織雖是出力的籌備單位，實際上還有提供財力、物力、心力贊助的「人權無疆界」(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台灣民主基金會」、「柏林歐洲研究協會」(Europaesche Akademie Berlin)，所以在名稱上必須涵蓋較多層面。

天安門英雄鬥士 出席不多

    走進會場，數百名與會者人人頭上耳上一機(翻譯器)，個個聚精會神傾聽。大會僱請兩名同步翻譯的專業人士，一個翻譯德翻中、中翻德(甚至有時候還日翻中、中翻日)，另一個負責德翻英，英翻德。所以耳機有好幾個頻道，扭動控制器，馬上進入另一個國度，有英文、中文、德文各種不同翻譯，頗有聯合國開會的架勢。

    再仔細點數與會者的來歷，發現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英雄鬥士出席並不多，其中較知名的有作家袁紅冰，他除了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基金會董事長，同時擔任自由聖火網站總編輯，拿筆桿當利器，對抗中共政權；詩人黃翔受聘美國匹茲堡為駐市藝術家，不改革命熱情，繼續以詩詞、繪畫、搖滾藝術表達他對民運的支持；劉健改行當牧師，天安門事件被鎮暴軍人掃射，當年的子彈還留在腿上；旅居加拿大的盛雪是「新唐人電視台」時事論壇欄目的時事評論員，親身參與和見證天安門事件；旅居匈牙利的李震目前在布達佩斯辦中華報；本名莫莉花的茉莉在「追悼六四死難者」的追悼會上發表譴責李鵬政府的演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出獄後流亡香港，現居瑞典，以教授中文維生。

日學者居心叵測 鼓勵暴動

    這次魏京生也來了，但四天的會議僅停留一天，其他從頭到尾與會的大半是海外支持民運的留學生、僑胞、和外籍人士，根據大會表示，這次會議有來自德國、法國、英國、荷蘭、比利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丹麥、瑞典、芬蘭、烏克蘭、日本、泰國、韓國、香港、印度、越南、高棉等國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外人士。

    有這麼多外國政要及友人熱心贊助固然令人振奮，但其中也有居心叵測者，例如日本政治學者殿岡昭郎竟建議鼓勵中國少數民族暴動，甚至仿效恐怖分子每天一顆炸彈，造成局勢混亂，作為推翻共黨政權的手段，中日千百年的愛恨恩怨多少反映在這個議題上。

    當然，外國人支持中國民運的理由和動機可能是單純的理想主義，也可能很複雜，甚至，有些流亡或定居海外的中國民運分子存著「壓寶」的心態，賭共產黨會倒台，到時候可以打著民運旗號回去撈個一官半職。

    難怪有人悲觀地說，如果民運分子取得政權，不會比共產黨好到哪裡去，甚至更貪汙腐敗，此一說法不是無跡可循，從天安門事件開始，便傳出部分捐款去向不明帳目不清的流言，再看他們逃出大陸後在西方世界的表現，再加上民運人士後來的分裂，都無法讓世人肯定他們的操守和廉潔。

大陸改朝換代 得換劇本

    曾在哈佛大學講學研究的郭羅基教授不否認有更糟的可能性，他表示：「問題就出在中國改朝換代總是換演員不換劇本」，他強調：「換劇本才是關鍵」。郭教授悲觀地認為，在條件和時機還沒成熟的時候，推行民主是不會成功的，至少廣大的農工階層對民主毫無概念，給他投票權也沒有用。

    會場上少不得一番對中共政府的謾罵控告，人人爭先搶麥克風，再度表現缺乏民主素養的一面，一度因意見分歧出現火爆場面，有賴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以過去主持節目的經驗將場面控制住，他在這次會議不僅開幕致詞，並演講報告、主持討論會、參與座談。

    謝志偉發表個人的結論，他並不反對兩岸統一，中共希望列出統一時間表，台灣也可以要求中國政府提供民主化時間表，他篤定地表示：「很簡單嘛！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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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nanfangdaily.com.cn/b5/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mzg/200606010686.asp>
《南方週末》2006-06-01

村民自治由誰說了算
陳桂棣
2006-06-01

提到「別不把豆包當乾糧」這句話，人們準會想到農村中的「村官」。其實，說是「村官」，全國68萬個行政村的500萬個「村官」並沒進入我們國家的行政序列。因此，人們便總是習慣地認為，他們管轄的範圍太小，公共事務極其簡單，權力很有限，可用作尋租的資源相對貧乏，產生腐敗的空間也不大，尤其是隨著一批又一批精明強幹且有文化的農村青壯年湧進城市，村子裡留下來的就多是老人、孩子、和婦女，誰還把「村官」當回事。

可是，錯了！你還真的「別不把豆包當乾糧」。在做「三農」問題的調查時，我們已經注意到，在缺乏有效監督與制衡的情況下，再小的權力都會由於自我膨脹，自我擴張，對社會產生出巨大的破壞力。值得慶幸的是，「村官」的腐敗行為今天終於進入中央的督查視野，2005年8月以來，中紀委、中組部等十部委對此進行了專項調研，發現有些「村官」的腐敗現象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他們的貪婪與凶殘，甚至可以用「瘋狂」二字來形容。瀋陽市東陵區前進鄉望花村村主任徐寶文違法亂紀所得高達3,124萬元，外加8,800美元，創下了中國「村官」腐敗之最。

隨著中央對「三農」工作支持力度的不斷加大，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村幹部違紀違法的問題也凸現出來。重慶市政法委所做的一項調查就顯示，「村官」腐敗所引發的群眾信訪和舉報已佔到總數的70％；而浙江武義縣紀委一年之間受理的狀告「村官」的信訪案件就有305件，佔到全縣信訪總量的95％！大量的事實證明，「村官」的權力並不小，他們不僅以貪佔、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佔有土地補償款、救災救濟扶貧優扶款物以及糧食直補、移民、退耕還林、宅基地等款項；而且還以低價私自出租、轉讓、發包集體所有耕地、林地、礦山、灘塗、荒地，貪污工程款及廠房承包款等等。他們掌握的國家和集體的資產並不少，其腐敗醜聞、「惡人治村」的故事層出不窮，觸目驚心。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令人痛心的局面？原因當然很複雜，但說到底，還是個監督缺位的問題。怎麼解決，不少專家開出了「藥方」，建議立即理順村幹部的管理體制，建立一個由紀檢監察部門牽頭抓總，組織、民政、涉農部門、和司法機關密切配合的體制，將「村官」的管理工作納入黨風廉政建設體系，形成相關部門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從理論上看，當然無可挑剔，但它肯定不是一個新鮮的理論，而且無數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齊抓共管」，大家負責，最後將落得個無人「埋單」的尷尬結局。再說，這種監督，還是被動的，也是治表不治本的。

一個不應該被忽略的，其實也是監督「村官」的最佳角色，就是村民！究其根本，許多「村官」所以腐敗得令人觸目驚心，是因為村民們對「村官」沒有形成有效的約束力，說明我們今天的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的制度並不完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無法可依。中國的農民非但不能有效地選擇自己的「村官」，更無權罷免被他們認為不作為甚而只幹壞事不辦好事的「村官」們。

人們注意到，2004年6月，中辦國辦就頒布了《關於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見》，明確指出：「未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任何組織或個人擅自以集體名義借貸、變更與處置村集體的土地、設施、設備等，均無效，村民有權拒絕」，就是說，對包括集體土地被徵用在內的許多村裡大事，村民們都是有權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的。然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卻又明確規定：「村民會議由村民委員會召集。有1／10以上的村民提議，應當召集村民會議。」於是，問題便來了：村民們認為需要召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事，村委會不召集，村民怎麼辦？法律沒有任何規定。即便「有1／10以上的村民」，甚或是更多的「村民提議」，認為「應當召集村民會議」，但是「村官」們認為不「應當」，這會就開不成，村民硬是要開，不僅不算數，還將會被理直氣壯地追究法律責任！

其實，村民代表的產生已暴露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存在缺陷：「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5戶至15戶推選1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組推選若干人」，這種無法界定又無法操作的規定，其中不確定的因素太多，比如：該由誰來劃分選區？按照什麼樣的標準劃分選區？是按居住地、生產性質、還是自由組合？每5戶至15戶推行1名村民代表的方式是什麼？是開戶主會議還是戶代表會議？是投票表決還是舉手表決？村民不同意確定的方式又怎麼辦？如何協商？統統沒有予以明確，這給別有用心者留下了太多的操縱選舉的空間。

最近就有一個發人深思的案例。4月24日《檢察日報》披露，河北省石家莊市新華區杜北鄉東營村，村支書突然宣佈以劃片的形式產生村民代表，選區的劃分既不完全按村民居住地，也不考慮生產性質，而是把村民們東一戶西一戶地強行組成52個選區；每個選區都把內定的村民代表指為選區負責人，這些負責人拿著選票走村串戶要選民填他的名字，有的乾脆代填，然後每家發給所謂的「誤工補貼」。結果，可想而知，這些負責人最後大都當選為村民代表。

村民代表的選舉被操縱，那麼，整個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就全變了味。當村民們發現了村支書的「貓膩」之後，東營村就站出了九百多位村民，在向上級申訴的材料上簽名，再次要求以村民會議的形式，以村民小組為單位，採取無記名寫票、秘密投票、公開唱票、差額選舉的辦法(村民早在4月初就向各級政府遞交報告，提出按上述辦法選舉村民代表，但各級政府無人理睬)，重新選舉自己的村民代表，卻遭到了杜北鄉政府的拒絕。

按說，村民自治已成為我國的一項既定方針，「處江湖之遠」的村一級政務本就該由村民自己說了算，可怎麼就這樣難呢？而且，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就是給九億農民撐腰的，可為什麼卻常常使得他們黯然落淚，甚至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呢？

十屆全國人大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會議上，前後就有八百多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合簽名(人數之眾可謂空前)，提出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和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議案，或提出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條例》的建議案。

這些議案及建議案，件件事關新農村建設中「民主管理」是否實現，亟待有關部門落實。十三億中國人，農民佔到了八成，因此農民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更何況選「村官」這事兒本就不小，我們最想說的，還是這句話：別不把豆包當乾糧！

(P1164232)(作者係著名作家、《中國農民調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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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什麼是中國官方經濟學家的理性思考？
胡少江
2006.03.31

對中國知識分子和網民們對改革的反思，許多官方的報刊在沉默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以後，近來突然變得積極起來。這一舉動表明，中國的官方已經決定了要出面「引導」這場反思，而不讓其走向對其不利的方向。在這個背景下，不少報紙開始頻繁地約談主流學者、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希望通過他們的口來闡釋官方的觀點。

今年三月，《中國經濟觀察報》先是發表北大教授張維迎的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接著又對張進行長篇採訪。張在文章和採訪中批評前一段中國大眾對改革的反思「情緒發洩多於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張維迎的觀點顯然代表中國不少至今尚在沉默中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也代表了中國官方的觀點。

張維迎對民眾反思改革的批評顯然有失公道。

首先，民眾有發洩情緒的權利。他們之所以有情緒，而且感到非要利用此次對改革的反思來發洩這種情緒不可，這說明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極大的侵害。不僅如此，現在的中國政治社會環境也沒有為普通民眾提供一個更加合適的渠道來抵抗這種侵害。

其實，通過發洩情緒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僅不是非理性的行為，恰恰正是民眾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現有的制度下，他們認定，只有這樣一種方式才是將他們的訴求表達出來的最有效的方式。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對切身利益受到侵害、而且又沒有渠道來捍衛自己的利益的普通民眾的態度，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與中國的各級官員們是一樣的，那就是缺乏同情。這正是他們被普通民眾拋棄的原因；也正是普通民眾集聚了如此之大的情緒的原因。

其次，直覺判斷常常是邏輯思維的基礎。直覺判斷是有可能犯錯誤，這正是我們需要邏輯思維的原因。但是，這二者並不是完全衝突的。我們的許多直覺判斷包含了邏輯思維。例如，張教授在長安街上遇到一輛疾駛而來的汽車，他的本能就是躲開這輛汽車以保全自己的生命。這顯然是一種直覺判斷，但是這種直覺判斷顯然與邏輯思維的結果並無二致。

一個好的社會科學學者在進行邏輯思維時，實際上是盡可能地將大眾的直接判斷包括在內的。這正是為什麼許多學科將問卷調查作為計量分析的一個步驟。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張維迎更不應該忘記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基石──邊際效益學說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消費者的直覺判斷。當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和政策制定者們對普通民眾直覺判斷的輕視和忽視的確是前所未有的。這正是中國現在許多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張教授提出的理性思考中有一個不錯的原則，那就是公道的原則。問題是，他對這個原則的應用卻是錯誤的。公道的原則要求每一個人都超脫現有的地位來看待一項政策。中國的官方和官方學者們不斷地應用這個原則要求中國民眾「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但是，他們卻對中國的權勢集團利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優勢地位謀取私利視而不見。一方面是無權無勢、利益正在被剝奪的民眾，另一方面是操權弄勢、每天都在中飽私囊的利益集團，站在這二者中間不斷地要求民眾換位思考，這本身就是不公道。

許多人對我說，他們始終不明白，那些個聰明絕頂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什麼就看不出來中國的財富分配不公道的主要癥結在於政治制度？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要求建立一個制約權力、司法獨立、輿論自由的正義的制度。其實，不是他們看不出來，而是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這樣做就會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只得裝聾作啞罷了。換言之，他們的行為正是他們理性思考的結果。他們的立場在張維迎羅列的理性思考的原則中也有所體現。那就是所謂的可行性原則，即任何政策建議都必須可行，而不能把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

秉承這樣一種可行性原則，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角色錯位的原因所在。不錯，任何決策者在考慮推行一項新的政策時勢必要考慮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慮到現有利益集團的反對，考慮到得益和成本。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尤其是大學的教授，則應該把研究、宣傳理想的政策目標作為自己的天職。有些理想的目標不能實現，完全是由於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出於保護自己的私利大力反對。在這種情形下，經濟學家們更應該教育民眾，讓人們認識到推行這些理想政策的障礙究竟在哪裡，形成社會輿論壓力，爭取理想目標的早日實現。

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非常自覺自願地站在政治家的角度來探討問題。正是這種角色錯位，為他們帶來了主流經濟學家的稱謂；正是這種角色錯位，妨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健康發展；也正是這種角色錯位，加劇了中國改革誤入歧途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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