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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曉黑2004-11-27〈無法告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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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麗絲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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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雜誌》第11期(增刊)  2004年第4期
November 27, 2004


無法告別的革命
曉黑
2004-11-27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些人從崇拜革命到害怕起革命來,彷彿革命就是粗魯的,殘酷的,改良就一定是科學的文明的有助於社會穩定的。讀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對話錄《告別革命》,光是標題就令人感到困惑。李澤厚並不是發動了一場革命的革命家,也不是倡導了一輩子革命的宣傳家,何以突然要告別革命?(這話如果由格瓦拉來宣佈更有資格)是他自己要告別,還是勸別人告別?革命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事,他有什麼資格要別的人告別革命呢?在《近代思想史論》中,李先生還循著老例指出康梁的保守性,現在卻又與時俱進地肯定康有為的價值了。在這本可稱為「思痛錄」的書中,曾經「咸與維新」結果吃了趙家一棒的李澤厚還反思出一個生存和吃飯哲學。人活著,當然要吃飯,但人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個簡單的道理是「雷鋒」說的,並不需要哲學家來論證,如果一定要提到哲學高度,那麼其暗含的意思大致是除了吃飯生存,人最好少想點其他的,更不要侈談什麼革命,按照康有為的設想,中國人民總有一天可以拖著辮子走進大同極樂世界的嘛。如果吃飯就是李澤厚「告別革命」後的理想,那真是返璞歸真得像阿Q抱著蘿蔔回了土穀祠。但是李澤厚忘了,以為自己已經告別了革命的阿Q卻告別不了反革命,最後還是被捉去殺了。究其根源,這叫「不許革命」,主動權在人家手裡,你還自我安慰,覺得是自己只要揮一揮衣袖就可以告別的了。

今日的上海灘有一個一向主張由權威領袖統治中國的權威癖歷史教授蕭功秦,尤其嚴肅的呼籲,要警惕革命性的變革。表面上看來,中國的教授們越來越「人性化」了,擔心革命會帶來社會的動盪,好像很會為我們的大眾蒼生考慮,深怕中國人發生想做奴隸都做不得的悲哀,憂國憂民之心可鑒。實際上,他們故意將革命等同於動盪,抹殺了革命的進步實質。而這蕭功秦一邊警惕革命,說孫中山太「浪漫」,一邊公開為袁世凱歌功頌德,這讓人恍然大悟:原來警惕革命的目的,未必是為了社會的穩定,而是在替袁世凱們獻計獻策,要穩定的是奴隸主們的位置。奇怪的是,蕭教授對於防止發生革命充滿警惕性,卻偏偏不去警惕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不警惕袁世凱的出賣,暗殺,鎮壓,復辟,一心想在不「浪漫」的「新權威」的旗幟下將「新中國」帶入蕭教授所期望的「現代化」。蕭功秦教授還把韓國的朴正熙也供奉為新權威主義的偶像,卻不提韓國的民主浪潮如何一次次以勇氣和鮮血衝擊專制,並帶來真正的社會進步。他似乎也忘了,袁世凱和朴正熙一個憂懼而死,一個被刺身亡,做這用命換來的新權威,誰願意?

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繡花做文章,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主要強調其暴力的一面;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的狂歡節,符合其娛樂性的形式一面。儘管革命常常帶有暴力內涵,革命的本意,卻絕不僅僅是在暴力中狂歡,這樣的定義,無疑也是對革命的歪曲。在不列顛百科全書中,革命(revolution)一詞指的是「既有制度的根本的,快速的,不可逆轉的改變」(Fundamental, rapid, and often irreversible change in the established order)如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不似在中國,只要農民造反狂歡,就稱為革命。不具備根本變革內涵的,英文中只能叫反叛(rebellion)。因此,英文的中國史著作中,將洪秀全們和義和拳們的活動,一概叫做rebellion。從這一定義看,革命不一定意味著暴力,而暴力也不一定就是革命,但革命一定意味著對一個違背人性的舊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構。和平地改變政權的性質,如捷克不流血的天鵝絨革命終結了共產黨的統治,無疑就是一場偉大的政治和社會革命。這樣看來,中國歷史上不過是一哄而起的反叛太多,貨真價實的革命並不是太多,其實是太少。

美國的政治學者對革命的起源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強調社會基礎,有的關注革命者的心理驅動和意識形態,有的則注重政權本身的適應能力。例如,Theda Skocpal認為,現代革命是否發生,並不是革命家進行有意識煽動的結果,而是舊政權軍事和行政自行崩潰與國際環境綜合作用帶來的。不論從何種意義上,革命都將是客觀存在的。當某種專制制度已經衰朽,而又實在無法自我更新的時候,終究會出現一場民主革命,以除舊佈新。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並不是革命者,但他在1870年代的《文明論概略》一書中論及中國時就已經提到,滿清不滅亡,再來一百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對一個不可救藥的政權的道德判決和對大革命的預言,可是一百多年後的中國學者還在嘀嘀咕咕:假如就按康有為那樣改良下去……好像剝奪了康有為改良機會,而且到處追殺他的不是清王朝,倒是革命派。是啊,中國人為什麼不再早點「告別革命」?假如還有半口剩飯吃,那就在西太后的領導下這樣變革下去,或者就緊密團結在袁世凱的週圍那樣改良下去,直到他們毫不浪漫的屠刀落下來。

變革和革命是在發展中相互交織的,並沒有絕對的模式。和平的發展會為革命性的變革準備物質和心理條件,但未必能替代一次根本的劇烈改變。今天,中國革命的終極目的 -- 建立一個民主的,享有充份民權的現代社會 -- 並沒有實現,也就是說,革命尚未真正成功,何來告別一說?當數以千萬計的人命連革命的力氣都沒有就被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連革命的念頭都不敢有就被掃射而死時,不見教授們呼籲告別這暴虐,警惕這殘忍,卻面對著偷生的倖存者宣佈從今以後告別革命。這是什麼邏輯和理論?當專制的牢籠套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站起來反抗專制的,是每一個身受其害的人,這種反抗的力量深深地蘊藏在民眾中間,而同時,專制也同樣地腐蝕和戕害著政權本身,減弱政權化解局部危機的能力,促使它在全面危機中自行崩潰。革命基本上來源於這兩種力量。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社會經濟也曾經進步,也曾經有一點一滴改良的可能,終究是積重難返,擋不住崩潰的大潮。革命的發生與否,絕不是幾個勸大家回家吃吃飯或夢想權威賜與穩定的學者說了算,也不是他們一廂情願告別得了的。最終,李澤厚們恐怕告別不了革命,革命倒一定會告別李澤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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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寒山2005-8-18〈胡平和他的《論言論自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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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胡平和他的《論言論自由》(上)
寒山
2005.08.18


「孤獨感是人生之鹽 -- 既不可少,又不可太多。所以,少年人玩味孤獨,中年人排遣孤獨,老年人逃避孤獨。」

「二十歲時離家遠行,你不想家家想你;六十歲時離家遠行,家不想你你想家。」

「兒童從故事中理解生活;老人從生活中理解故事。」

「有的人受不了牙痛而去拔牙。有的人害怕拔牙而忍受牙痛。大致上講,世間之人就這麼兩種。」

「有關男人的標準太高,所以男人唯恐別人說他還不夠男人。有關女人的標準太低,所以女人唯恐別人說她只是個女人。」

「悲劇之後常常是空虛。喜劇之後免不了是無聊。」

如果我們喜歡這些對人生世故簡樸而精妙的議論,那麼不妨再聽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另一些話:

「公民的第一權利是言論自由;公民的第一義務是自由言論。」

「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

「有太多的人只願和自由偷情而不願和自由結婚。這就是為什麼自由在中國還沒安家的原因。」

「傳統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屠嬰。極權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避孕。」

「當極權統治存在時,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可能垮臺?當極權統治垮臺後,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還能存在?」

「過去,共產黨要我們把毛澤東奉為神,因此對他的指示必須絕對服從。如今,共產黨又要我們把毛澤東當作人,因此對他的過錯必須多加原諒。這真是太愜意了:毛享有神的權力,但只負人的責任。天下的便宜事都讓他佔完了。」

在今天的中國,這位作者對人生世故的議論不難被當作漢語散文寫作的名篇,但是那些對專制政治的尖銳批判卻不會在公開的出版物上找到一席之地。而正是因為出自同一個作者,而這個作者又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在大陸,這些典雅的的人生哲理和犀利的政論文字一起被排斥在中文閱讀的範圍之外。

這位作者就是胡平。如果你是在八十年代經歷了思想上的成熟期,那麼你很可能知道這個名字。胡平出生於中共建政之前,高中畢業時趕上文化大革命,在四川下鄉插隊五年,又當了五年臨時工。文革結束後,他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參加了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從此和中國民主運動同呼吸共命運。他在1975年寫作、1980年修訂完畢的《論言論自由》中,把言論自由作為發展民主、保障人權的偉大事業的支點。如果我們承認今天的中國在物質上已經變得和八十年代面目全非、但在有關政治問題的言論控制上並沒有實質性進步的話,那麼我們對言論自由這個支點的需求的緊迫感恐怕超過了八十年代。

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很像一個不幸的兒童,它既有歷史積澱的缺乏所造成的先天不足,更有現實政治的嚴酷摧殘所導致的發育中斷。回顧歷史,尤其是自1949年以來,每一代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差不多要在思想的荒原上從頭開始耕耘,其開創者往往在思想深度和邏輯進展上不得不孤軍奮戰,承擔在正常社會中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生和被接受特別有賴於開創者的素質。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由於自己也生活在一個封閉的思想文化環境下,沒有條件用人類文明的綜合元素來培養自己的獨立思想,很多批判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人選擇了以身殉道,是自由思想的戰士和烈士,但卻沒有條件成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今天我們與其說是重讀他們的作品,不如說是重溫他們的人生。我們在道義上受到的震撼要大於思想上的啟迪。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平的作品是寶貴的。胡平的文字所表達的是自由主義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但在這個批判的背後是深厚的教養和文明。讀他的作品,我們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在毛選四卷,馬恩選集、革命文學和樣板戲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在文化荒原一般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能有一種古典的優雅和從容,能從內涵豐富的歷史掌故中信手拈來最妥貼的譬喻,用簡練樸素的語言把被扭曲的最基本的真實和被掩蓋的最樸素的真理帶回到我們的思想和生活中。

難能可貴的是,胡平對極權主義制度以及它在觀念上的形形色色的派生物的刻骨憎惡絲毫沒有妨害他對這個人性的產物所具有的充滿人性的理解,因此他的批判不但是尖銳辛辣、毫不妥協的,而且更是充滿洞察力的,從容不迫的,有時甚至是趣味盎然的。他的戲謔和嘲諷也因此而比許多聲色俱厲的批判和譴責更具有判決的力量。

正是這種厚度和力度,使得胡平的作品的意義超出了政論的範圍,成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本土資源中最具有原創性和根深葉茂的一部份,能夠匯入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的那一部份。幸運的是,一個關起門來把一切都扼殺掉的社會已經不符合哪怕是統治者自己的利益。因此,儘管在中國大陸,胡平的文字不能見諸天日,但通過海內外的種種途徑,胡平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一切嚮往自由的中國人中仍然發揮著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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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
SCFtw2, 2005-12-15.


種子無聲地飄飛,季節到了,風來了,種子像水滴,灑播到人心裡。

種子什麼時候發芽?這些芽什麼時候會在人世間開成花海或者蔚然成林?

沒有人知道。

十六年前,黃花崗上第二次開遍了黃花,這些黃花什麼時候會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共和國紀念堂裡?

沒有人知道。 -- 正如黃花崗上第一次開遍了黃花之後沒有人知道下一個辛亥年裡武昌的一次小動亂會標誌著共和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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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訊檔] 自由亞洲電臺2005-1-14〈前公安人員張人文帶頭反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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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butongdeshengyin/2005/01/14/050114/>
自由亞洲電臺
《不同的聲音》節目
前公安人員張人文帶頭反腐敗
2005.01.14

在線聆聽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butongdeshengyin/2005/01/14/050114jkdv.mp3>

下載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butongdeshengyin/2005/01/14/050114jkdv.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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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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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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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寒山2005-4-7〈從史景遷紀念趙紫陽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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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 "趙紫陽" "英烈文化"


<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5/04/07/cccp_zhaoziyang/>
RFA《自由亞洲電台》
寒山專題:《今是昨非》

從史景遷紀念趙紫陽談起
寒山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
2005.04.07


史景遷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去年是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只有一年的任期,實際上是一個榮譽性的頭銜,具體工作由三位副主席來做,因此他們的任期是三年。在美國歷史學會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只有兩個漢學家擔任過這個職務。

史景遷的英文名字叫JONATHAN SPENCE,因為他研究中國歷史並崇拜司馬遷,所以取了這個中文名字。這裡我們要說的不是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的心得,而是不久前趙紫陽去世後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最近有人翻譯成中文,題目叫「趙紫陽逝世:對英烈的恐懼古已有之」。

史景遷在文章中說,中國歷史上在關鍵時刻一直有仁人義士為改革和反對暴政而獻身,他們的名字使統治者們感到恐懼,例如戊戌六君子、宋教仁和聞一多。趙紫陽當年因為反對鎮壓學生而被中共廢絀,後來雖然沒有被殺,但長期被軟禁。他逝世後中共竭力壓制對他的紀念,正表現了這個政權對英烈的恐懼。

史景遷的這篇文章就內容來說,在眾多的對趙紫陽的評論和褒揚中毫不起眼,但他的身份卻使得這篇文章有點非同一般。美國有難以計數的人在研究中國,很多人不但以此當上了教授和研究員,而且常常申請到數萬甚至數十萬上百萬的研究基金。他們並不是不瞭解中國的現狀,但願意公開在重大問題上發表批判中共政權文字的人是少數。很多人不但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名字被中共列入「對中國人民不友好」的黑名單上,而且根本就不願意捲入政治問題。特別是那些不研究中國當代歷史和現實的人,本來就沒有必要非要去談中國的政治。

但問題是,即使在那些專門研究二十世紀甚至當代中國的學者中,在課堂討論、學術會議和私下談話中他們可以暢所欲言,但對於在新聞媒體上拋頭露面則是敬而遠之。即使在報刊上發表政治評論,他們也常常「客觀中立」地探討中國問題的來龍去脈,迴避價值判斷和道義裁決。

對比之下,史景遷雖然寫過很多和二十世紀中國有關的著述,但他更是一個明代和清代歷史學家。以他的學術地位和研究領域,換一個人或許會愛惜自己的羽毛,對現實政治持所謂「超脫」的態度。但這一次他在世界性大報上鮮明地表達出自己的好惡,把中共和歷史上那些屠殺仁人志士和扼殺改革的腐朽政權並列,表現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良知。

看到史景遷這篇文章時,正是清明時分,加上史景遷文章中提到了中國的「英烈文化」,不由得引起了一些聯想。史景遷說,中國腐朽的統治者一貫害怕「英烈文化」,這一次他們也害怕趙紫陽的名字被列入「留名青史的歷代改革者的行列」。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我想說的是,對於所謂「英烈文化」,中共不但不陌生,反而是中國歷史上運用得最為登峰造極的一個政權。

中共建政以來的一大特色就是無處不在的「英烈文化」。從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到各個省市自治區直到縣一級的「烈士陵園」和紀念碑,可以說遍佈全中國。過去每到清明節,所有的學校和單位都要組織去掃墓,還常常在這些墓地舉行新黨員新團員的宣誓儀式。當我在小學和中學時,記得每年清明節那一天都要在墓地外面等上好幾個鐘頭才能輪到排隊入場,在宣讀誓詞後還要繞著那些死人的墳墓走上一圈。掃墓不過是「英烈文化」的一個部份,學校教育和各種出版物上更是充斥著中共「烈士」的事蹟。這個局面直到今天還沒有大的改變。在九十年代初,面對「六四」造成的統治危機,中共忽然發下文件,要全國各個城市建造當地的「革命歷史博物館」,一時全國大興土木,數年間幾百所此類博物館拔地而起,成了當地「革命傳統教育」的場所。而與此同時,成百上千萬學齡兒童卻因為沒有校舍而讀不了書。

中共的「英烈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多年苦心經營的。它有兩個目的。一是用「成千成萬」的死人來證明它的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的邏輯是:有那麼多人為我黨獻身,難道還不說明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嗎?二是讓中國人民子孫萬代都覺得欠了共產黨還不完的債,因為我們現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換來的。

中國人要從中共的心靈奴役下解放出來,就必須拒絕中共的「英烈文化」。總有一天,清明節時人們不用再被迫前往那些「烈士陵園」,而是去悼念數千萬中共極權統治受難者的英靈和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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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胡平2005-11-3〈巴金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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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去世了" "肯定他的不勇敢"


<http://asiademo.org/2005/11/20051103a.htm>
《民主論壇》首發

巴金與說真話
胡平
2005-11-3


我在《哲思手札》裡寫過一段話在生活中當一個人人稱道的好人並不難,只消做到以下兩點──善良而不勇敢。」

巴金去世了,各方人士紛紛發表講話或文章,都對這位老人表示哀悼和讚揚。這看上去很奇怪:如今的中國是高度分裂的,對同樣的事情,當局與民間的看法往往不一樣,有時甚至截然相反;那麼何以在對巴金的評價上又如此一致呢?其實,我們和共產黨對巴金的看法並不一致。我們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善良;共產黨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不勇敢。

不久前我寫過一篇文章祝賀劉賓雁八十華誕,其中有一段提到巴金。我提到去年十一月巴金過一百歲生日,中共以罕見的高規格為老人祝壽,還特地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我寫道:「由一個屠殺人民的政府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這決不是什麼榮耀。這是荒謬,是諷刺。尤其是對巴金。盡人皆知,巴金的文學生命硬是生生地毀在共產黨手上,就連李長春在提到巴金文學創作的成就時,也只是提到《家》、《春》、《秋》和《霧》、《雨》、《電》這幾部『解放前』的作品。晚年的巴金力倡『講真話』,可是在『六•四』之後這許多年,他究竟講了幾句真話呢?以他的年齡和地位,就是講了真話當局又能把他怎麼樣呢?記得在83年的作家代表大會上,巴金和劉賓雁以高票當選為作協的主席和副主席,一時傳為文壇佳話。二十多年過去了,一個成了被專制者利用當作點綴『盛世』的花瓶,一個成了獨立知識份子的象徵。我無意苛責巴金這位老人。我只是說,在一個至今依然盛行文字獄的國度,作為一個以筆為生、以講真話自命的作家,被專制當局寵幸不是證明你的幸運,而是證明你的不幸。」

四川作家冉雲飛對巴金去世發表評論說:49年後的中國,在我看來,名聲不只是誤會的總和,還是一種被政權利用的總和。」80年代以降,巴老倡導講真話、建文革博物館,主張懺悔。說實在的,當時我真是很佩服他老人家。但到後來,逐漸被政權拿來作裝飾品,到昏庸不知的2003年,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不能建白一二,直到被利用至死。他不能說話這幾年,也許這不是他內心的想法,但他能說話那幾年,成了裝點品,只能說他是默許的。巴老在八九年以前都可算時代的良心,這以後恐怕應該不算。」

上海學者朱學勤在幾年前的一次採訪中,談到巴金時說:「他迎合很多他這個年紀可以避免說的話,但是他還是參與合作。我覺得他晚年是應該後悔的,他在病榻上說了多少不該說的話呀!說到他,你想他的《隨想錄》,他號召人們講真話……」「是,他懺悔了,我覺得他的懺悔還比較感動人,但,他說,他最後的十年,他是以三個字活過來的──說真話。這十年該說的真話太多了,您老人家說幾句吧!不要說一百句,你說一句行不行?說一句沒人拿你怎麼樣。一個人不能以號召別人說真話為滿足,而是應該身體力行,你自己說幾句真話來留給後人。我對他這個說真話,我內心特別不滿意就在這個地方,該說的真話何其多啊?!號召年輕人說,你自己躺在病榻上:『你們說啊,說啊。』為什麼你自己不說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他雖然是最早翻譯赫爾岑的人,但是他離赫爾岑的境界何止十萬八千里。」記者問:「像你剛才通過這本書拷問巴老,這樣對一個老人公平嗎?」朱學勤回答說:「好!這裡面有一個標準,當巴老不號召人們說真話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要求他這樣,當一個人以說真話為這十年生活的軸心,反覆地說、不斷地說的時候,不要說我,就是街頭一個修自行車的老頭都有權利對這位要求說真話的老人說一句:『你就說一、二句真話吧!』他自己把要求提出來了,人們要求他兌現這個要求。」

朱學勤的批評邏輯嚴謹,無可反駁。也許你會說:就算老人自己沒有做到說真話,他提出說真話本身總還是對的吧。當然,當然。只是,那你又何必把說真話這句話和巴金聯繫在一起呢?難道這以前你就沒聽說有人提倡說真話嗎?幼兒園的阿姨不是個個都教孩子們說真話嗎(美國出過一本講為人處世之道的暢銷書,書名就叫《我所知道的都是從幼兒園學來的》)?你幹嘛只說巴金教導我們要說真話,不說幼兒園阿姨教導我們要說真話?這不是勢利眼嗎?當我們把某一句話和某一個人聯繫在一起,那無非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要嘛,是這個人最先提出這句話,或者是對這句話做過最精闢的闡述發揮;要嘛,這個人是這句話的最好的實踐者,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就「說真話」這句話而論,顯然,巴金兩條都不佔。

不錯,對巴金這樣的老人我們不應該苛求;但前提是,你們也不應該過譽。不要再讚美巴金如何、如何提倡說真話了。我們可以、也應該讚美巴金早年的文學成就,讚美他的善良,讚美《隨想錄》裡的懺悔,但不要去讚美巴金的說真話。也許現在你還沒感覺,以為這是誇他。只怕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後人那裡,人家覺得你哪壺不開提哪壺,還以為你是在諷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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