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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首發
我說國際華語廣播
尼斯勒
Friday, March 10, 2006
關於美國之音
1966年殺人如麻的「紅八月」，在北京西四六合胡同6號院，發生了一起一夜打死兩人的慘劇。院子裡有李姓和王姓兩家的兩位老人，他們平時很要好。李姓老人有親戚在日本，親戚送給了他一台日本產的短波半導體收音機。每天傍晚，兩位老人吃過晚飯就在一起收聽美國之音的華語廣播。沒承想這引來了殺身之禍。有人告發他們「偷聽敵台廣播」，招引來一群北京41中學的紅衛兵。紅衛兵用沾水的籐條抽打老人，進行徹夜的酷刑審問。老人的哀號聲旁邊的院落都聽得真楚。到清晨，兩位老人的叫聲漸漸變小，最後全都斷了氣。
在大陸，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因收聽國際華語廣播而慘遭厄運。這一數字一定是非常驚人的。二戰時，法西斯德國的蓋世太保也禁止被佔領國的人民收聽BBC，那是在戰爭狀態。中共是在和平時期對所有已知的所謂收聽「敵台廣播」的人進行殘酷的無產階級專政。然而，追求真實是人的天性，這是無論怎樣的虐殺也壓止不了的。毛澤東死後，人們收聽美國之音、BBC成了半公開的秘密，官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默認是無數人的鮮血換來的。
大陸民眾收聽美國之音在1989年春夏之交民主運動時達到高潮。在北京，那時去串門，很容易就會發現主人收聽美國之音。人們在工作單位談論著從美國之音獲得的消息。晚上在天安門廣場，我看到，一邊學生在絕食，另一邊北京市民們圍坐個大圈，中心放著台大型的收錄兩用機，放大音量，在播送美國之音的新聞。那麼多人毫無顧忌地在天安門廣場「聚眾」收聽美國之音，真是一道難忘的風景。不遠處就是毛主席紀念堂，毛主席若地下有靈，聽到人們在他老人家耳朵邊吹放美國之音，一定又會被氣死一回。
信息傳播是流動的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美國之音在中國的影響最經典的範例是1989年6月2日。6月2日以前，戒嚴大軍被學生市民嚴嚴實實擋在了城外。6月2日晚，人們發現有三三兩兩一幫一夥穿便裝的可疑人員從各條街道向長安街滲透。突然，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像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湧向長安街及鄰近街道，把便裝的戒嚴大兵分割包圍，統統趕出長安街。問那些男女老少是怎麼知道戒嚴部隊偷襲進城的？大都說是聽了美國之音。真實的信息傳播成了顛覆謊言鼓動千軍萬馬的力量。美國之音在大陸民眾中建立的信任在關鍵時刻凸顯出來。戒嚴大兵像沒有得逞的、被抓破臉的強姦犯（強姦民意），斯文掃地。
1989年6月4日上午11時，大屠殺已經結束，長安街陽光普照。戒嚴部隊在長安街歷史博物館北門靠東的位置設了一道警戒線，大兵們成散兵線臥倒，以交通水泥隔離墩為依托，持自動步槍向外瞄準。有一條無形的紅線在槍手的掌控中，誰靠近了便被一槍打倒。這時，我看到有個高個子男老外騎著自行車，雙腿點地往前蹭。我腦袋一熱也騎車跟了上去，緊貼在老外的身後，一點一點往警戒線靠近。我想，你要開槍得先打死老外才輪到我。老外身上的氣味我都聞得到。我順著老外的肩膀上望過去，在槍手的後面，有兩個當官的，一腳踩在清理出的障礙堆彎曲的鐵條上，領口解開，鋼盔閃亮，臉色黝黑，大口抽著煙，得意地獰笑著，露出一口白牙。這形象我在哪兒見過？猛然想起來，電影裡的日本鬼子。
這時，我們後面的人群大聲喊，快回來，危險！很顯然，也就是因為有個老外大兵們才沒開槍。這個老外不慌不忙地後撤，拐進南池子（大街）裡去了。我也順勢跟了過去。南池子大街的老百姓一看來了個老外，呼拉一下就圍了上來。這個時候能在這裡的老外只有新聞記者！這個老外說中國話，說他是美國記者。他的中國話並不很棒；有的外國人一張嘴滿嘴「京片子」，嚇人一跳。這時我冒出一個想法，我老收聽美國之音，卻從沒見過美國記者在現場採訪，我得跟著他，看看他的採訪和報導有沒有出入。老百姓激動地向美國記者哭訴著，有個看來文化不高穿著和尚領大背心的大老娘們使勁拍著美國記者的手，要他轉告布什總統，快派聯合國軍來消滅戒嚴部隊。這個美國記者拿個本記著，一路採訪，穿出南池子大街，到了北海前門。這時，我看有跟著的人像是便衣（特務），我怕了，別給自己惹事，我打道回府了。
很快，美國之音就播出了這個記者寫的新聞報導，完全令我信服。連那個穿和尚領大背心的大老娘們的話也寫進去了。我親眼看到了美國記者為了新聞的真實性所具有的獻身精神。大約一、兩年後，我在朋友家偶然看到一本書，兩個美國人合寫的，作者的中文名字是紀思道和伍潔芳。寫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書的扉頁上有作者夫婦的彩色照片。我一看，呦，原來是他，六四時我跟著的那個騎自行車採訪的美國記者。紀思道因為對1989年中國事件的報導獲得了普利策獎。
我最喜歡美國之音的《焦點對話》。兩個不同觀點的人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尤其喜歡聽胡平先生手執邏輯的小鞭子輕輕抽打那些大陸訪美的體制內御用學者，把對方「黨文化」的思想迅速解體、分類、清掃。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曹長青機關槍似的語速和嫉惡如仇的鮮明觀點令人如痛飲了一杯燒酒。美國之音關於台灣問題的報導是大陸民眾瞭解台灣真實情況的十分重要的渠道。因為藍綠兩營各說各話，大陸媒體又把台灣問題攪成一片渾水，所以，有一條客觀、清晰、醒目的渠道非常重要。
中國大陸的聽眾與美國之音一起成長，理論見識不斷深化，審美情趣不斷提升。美國之音顯然已經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如，為了找「平衡」，《時事大家談》最常見到的嘉賓是孟X、李X、高X，這些人一張嘴就是「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想一想吧，大陸人對身邊的黨八股唯恐避之不及，若是從千萬里之外出口轉內銷，會是什麼感覺？這些人的到來，是把清楚的問題弄糊塗了，降低了人們的審美。最讓我不解的是，在我印象中，美國之音好像從來也沒有請過辛灝年做嘉賓，而《誰是新中國》已經在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之音對法輪功問題的報導遠遠不夠，在這一歷史的重大事件上是缺席者。及至2005年初，我聽到美國之音在播報新聞時稱「一個有法輪功背景的媒體」，它都不願說出大紀元媒體的名字，使聽眾好像在參加化妝舞會，還得猜面具後面的是誰。當然，美國之音還承擔著《人民日報》的「喉舌」作用，因為在大陸沒人看《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發社論只有經過美國之音的報導國內才有人重視。
幾年前，我在大陸《強國論壇》上看到一篇文章：《為什麼收聽美國之音的人越來越少》。看到標題我就樂了，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只要有新聞封鎖，收聽美國之音的人就只多不少。我都能估計到這種文章一定是中宣部那幫人弄出來的，表現出他們的無奈、無力、和無趣。既然「收聽美國之音的人越來越少」，為什麼還動用龐大的國家資源實施干擾？有一回，中國駐美大使館一位主管宣傳的官員宋先生到美國之音做客，並參加現場「與美國對話」節目。一位大陸的聽眾打進電話問宋先生：「既然您也到美國之音做客，並回答聽眾提問，說明美國之音是友台不是敵台，可是中國政府為什麼還要干擾美國之音」？並通過電話把收音機的干擾聲傳了回來。宋先生一時支支吾吾答不上來，可以想像他的窘態有多麼難堪。中共的做法使中共的外交官在道義上、道德上見人矮三分。
我與自由亞洲電台
1996年8月初，我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BC展台上同BBC中文部的任雁輝先生聊天，他告訴我：「自由亞洲電台快開播了」。早就知道美國參議院通過了設立「自由亞洲電台」的議案，美國總統克林頓也撰文指出：「我們將把自由的消息告訴中國人民。我們將辦『自由亞洲電台』」。但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我問任雁輝先生自由亞洲電台具體的開播時間，他也不清楚。
打這以後，我在收聽短波國際華語廣播時，就有意識地找一找，希望能發現「新大陸」。1996年9月30日，早晨7點鐘，我躺在床上調弄收音機，當我調到短波22米的位置時，突然，一個陌生的聲音響起：「這裡是自由亞洲電台，這是我台對中國大陸的首次播音」。聲音清晰、純淨，沒有一絲干擾，彷彿天籟之音。女播音員聲音清亮，男播音員音色渾厚，女播音員是李亞，男播音員是魯南。一股欣喜湧上心頭，我捧著半導體收音機靜靜地聽，自由亞洲電台播出了半小時的節目，新聞中有魏京生的消息，後15分鐘重播前15分鐘的內容。最後播出了自由亞洲電台的聯繫地址：香港郵政信箱28840號。
聽完廣播，7點30分，我隨手撕下了床頭活頁夾上的一張小活頁紙，給自由亞洲電台寫了一封信。內容是收聽效果和祝福的話，並署上了我的真名。從我家到東四郵局只有五分鐘的路程，郵局8點30分營業。我等在郵局門口，郵局一開門，我第一個走進郵局，買了寄往香港的航空信封，抬頭寫的是：李亞小姐收。也就是說，在自由亞洲電台首次開播一小時後，來自中國大陸聽眾的信已寄往自由亞洲電台香港郵政信箱。我想，這是第一封中國大陸聽眾寄給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的聽眾來信，它雖然文字不多，紙頁很小，但滿含了感動、感懷、和感激。自由亞洲電台的誕生是在創造歷史，作為一種互動，我也在創造歷史，我為自己創造的「第一」而感到欣慰。我希望自己的信能打了一個「時間差」，躲過「黑手」的阻截，平安飛抵大洋彼岸。
1997年，自由亞洲電台谷季柔小姐到香港採訪香港回歸。自由亞洲電台首次在香港設立了聽眾熱線電話，記得熱線開通時間是在傍晚，我想，我還要做第一個打聽眾熱線的人。熱線開通整點，我就撥通了電話，那邊有人接起來，突然，我媽媽進屋了，把我嚇壞了，我趕緊把電話掛上了。媽媽是離休老幹部，反對我聽國外廣播，更不用說打電話了。媽媽文革時下放到工廠，常給我講工廠裡的一件事。有個青年工人，聽國外廣播（無非就是VOA、BBC）聽得入了迷，就給「敵台」寫信。很快就被公安局發現，找到廠裡來，判了三年勞教。三年後人出來時，已經精神失常了。這件事媽媽跟我說了無數遍，可每回說起來都好像在說剛發生的事那麼認真。但我把這全當成了耳旁風。一個在鐵屋子裡看到一角藍天的人怎麼可能再閉上眼睛。
自由亞洲電台開播至今，其內容之豐富節目之精彩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無數人在強大的干擾聲中徹夜地收聽，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哪兒還有這樣的事？採訪「右派活化石」林希翎的系列節目每一次我都是含著熱淚聽完的，使我感動，引我深思。林希翎被關押後，劉少奇在「五一」節上問羅瑞卿：聽說林希翎還不老實？羅瑞卿說：我來教育她。回去就給弱女子林希翎戴了反銬。我看過羅瑞卿被抬在筐裡批鬥的情景，也讀過羅點點回憶父親的血淚文章。可羅瑞卿對待其他無辜者更殘酷更沒人性。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的文膽姚文元的一段話，他在評論《白毛女》時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不對，是新社會把鬼變成獸。鬼還好，只嚇唬人，不吃人。而一旦成為獸，就一定要吃人的。
廣播的最高境界是聞其聲如見其人，經年累月久久難忘。谷季柔採訪陸鏗--真是一次難忘的廣播享受。問得精彩，答得幽默；一問一答，段段出彩。把我聽得如醉如癡。人只有在思想衝破牢籠，像鳥兒自由飛翔，才能撞擊出如此的五彩七色，讓我也感受到自由的心靈。聽國際廣播是要聽我看不到的。黃翔的詩大陸看不到，自由亞洲電台朗誦給我們聽。鄭義的新書大陸看不到，自由亞洲電台播送給我們聽。聽自由亞洲電台還有一種「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樂趣和快感。
由於大陸人在中共統治下從小接受的是謊言教育，長大以後，要通過各種途徑如讀禁書、老人回憶、口述歷史、上網等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我清楚記得我在知道朝鮮戰爭是北朝鮮發動的是多麼吃驚；馬上發問：給我們灌輸的歷史還有多少謊言？在這一廓清歷史的「再教育」過程中，國際華語廣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這方面，自由亞洲電台是做得最好的，可以說是功德無量。要知道，在大陸，所有媒體都被黨控制，根本沒有管道去講述真實的歷史。我認識一位91歲的黃埔老人石懷瑜，參加過南京保衛戰。他拖著病體寫成了一篇《南京保衛戰》，但在國內根本沒有媒體給他發聲。在他重病時，他的文章在海外雜誌發表了，臨終前，他說他只想把真實的歷史告訴後人。
大陸有兩份有名的極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中流》雜誌停刊前曾發過一篇長文評論自由亞洲電台。用文革筆法大點名、大批判，各主持人都逐一點到，細到連經常給《聽眾熱線》打電話的大陸聽眾都上榜。說是「韋廉培養的反共分子」。通篇都是謾罵。問題就怕具體，你具體說出自由亞洲電台哪個報導不真實，是「造謠散謠」，沒有。一個具體的指摘都沒有。這些「黨棍」們不敢面對現實誠實地討論問題，他們喪失了最後的思辯勇氣。即使這樣的文章，在中共的媒體上也十分罕見，因為中共宣傳大員們知道「罵誰捧誰」「越罵越有名」，等於為自由亞洲電台打廣告呢。
聽廣播本是文明世界裡一件很愜意尋常的事。它太方便了，做著飯，幹著家務，拖著地就聽了，什麼都不耽誤，毫不分心。但收聽自由亞洲電台非得有一股「頭懸樑、錐刺骨」的自虐精神不可。強大的干擾與時俱進，自由亞洲電台主持人的聲音與狼共舞。真是一個充滿嘶聲的戰場。1998發大水那年，官方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夜間節目結束後開始一遍遍播放《黃河大合唱》，竄台干擾自由亞洲電台的播音。天天如此，月月如此。本來《黃河大合唱》是我喜歡的曲子，經此一折騰，我再也不聽《黃河大合唱》了，看見「黃」字就反胃。有一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兩位名主持到《強國論壇》做嘉賓，很是熱情，有問必答。我問：「能不能把干擾自由亞洲電台的曲子，每天換換樣，別老是《黃河大合唱》好不好？」對方不回答。這兩年，干擾的曲子改成了民樂鑼鼓點，我想，又有多少聽眾該遠離民樂了。
近來中共領導人出國訪問總是信誓旦旦地說要做負責任的政府。他們說這種話本身就是不負責任。一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還在幹著違背世界文明干擾國際廣播的原始罪惡。中國政府違背了三大國際人權公約──《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國際電信公約》。同時，干擾國際廣播還符合恐怖主義的本質特徵，這就是：手段的暴力性、目標的無辜性、和目的的政治性。干擾國際廣播屬於非暴力恐怖主義。
克林頓總統任內幹了兩件事使海峽兩岸人民長期受益。這就是批准創辦自由亞洲電台，在96年台海導彈危機時派出特遣艦隊。民主與和平這兩件事的意義已經完全顯現出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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