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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6042100072,00.html>
胡錦濤實象
2006.04.21　 中國時報  朱建陵

    從一九九二年胡錦濤以四十九歲之齡受鄧小平「欽選」，在中共「十四大」上進入政治局常委序列，排隊準備接班開始，至今已經十四年，西方始終沒停止對外詢問或自問著：「誰是胡錦濤（WHO IS HU）？」

不信馬克思 對西式民主不以為然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昨天就說，胡錦濤看來並不真的相信馬克思主義，也不熱中開放市場；他既不為世界革命埋單，也不以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為然。據稱，人們只知道他不相信什麼，卻不知道他相信什麼。

    這裡面，說胡錦濤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似乎並不盡然，大陸社科院新設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就是在胡錦濤的直接授意下成立。該機構的志向非常遠大，準備把中共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切施政都放在馬列主義的框架下進行解釋，預計擘劃出一個合理的、可自圓其說的「中國特色」馬列主義理論。

    但另一方面，從「正統」馬列主張來看，大陸的改革開放施政，已經離共產主義甚至社會主義越來越遠，根本就是「黨國資本主義」。這也是大陸近期關於改革開放第三次辯論的焦點之一，許多大陸民眾因為「越改越窮」在網路上牢騷滿腹。因此，如果說胡錦濤還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恐怕沒幾個人相信。

    此外，說胡錦濤不以西方民主政治為然，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對的部分，是胡和毛、鄧、江以降的中共領導人一樣，並不認同西方的兩黨或多黨政治，還是相信中共目前由共產黨領導、民主黨派參與協商的體制。至於不對的部分，胡錦濤可能是中共歷任領導者中間對於推動中共黨內民主方面比較積極主動者，雖然目前的成果仍十分有限。

    但另一方面，胡錦濤對於共產黨外的不同聲音，確實顯示出毫不手軟的強硬態度。對於知識分子，當「公共知識分子」的名頭才剛喊響，馬上遭到壓制，一些大陸敢言知識分子屢屢遭到打壓，一些民間自組的「非政府組織」也曾被以各種迂迴的手段刁難。此外，對於大陸政治言論的「公共空間」，包含報紙、雜誌、網路等，中共一律進行嚴格審查，無一例外。從去年底、今年初中共對「新京報」及「中國青年報」下屬「冰點」專版的處理手法，即可見識到胡錦濤的政治立場及手段。

堅持共產黨領導 態度明確手段強硬

    在各種混淆甚且自相矛盾的圖像中，關於「誰是胡錦濤」的問題，首先可以確定的是胡錦濤最堅持、最相信的一條原則即「共產黨領導」。由於堅持「共產黨領導」，因此企圖推動黨內民主延緩大陸民主呼聲，強化中共統治的合法合理性；拒絕黨外言論自由空間；企圖將一切異議精英吸納進入中共體制。

    其次，堅持共黨領導與堅持馬列主義，事實上可說是兩回事，胡錦濤要求大陸專家研究「中國特色」馬列主義的目的，在於強化共黨領導意識形態根基，而不是強化馬列主義。可以說，胡錦濤相信黨員是「先鋒隊」，相信當代的黨員不但是無產階級甚至可以是小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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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2/10/commentary_eco/>
自由亞洲電臺

城市裡的兩極分化更具有爆炸性
胡少江
2006.02.10

本週一，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發佈一份報告，承認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不斷加大，而且已經達到相當不合理的程度。這份報告的結論是基於「全國城市居民綜合社會調查」及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資料得出的。

報告稱，中國城市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為零點四左右，已達到合理值的上限。而且這一計算並沒有包括富裕階層的人們的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等等。如果把這些額外收入也計算在內，中國城市居民的實際基尼係數肯定要更大一些。

其實，關於中國社會迅速向貧富兩極分化的報導並不始自今日。例如，去年中國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研究所完成的一份調研報告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實際上已經達到零點四六，處於所謂「黃燈警戒」區域。更早一些時候，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對收入差別的描述則更加令人擔心，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實際上已經高於零點五，即已經處於危險區域。

這次發改委發表的報告與其他報告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一份由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門提出的報告，而不同於過去的學術機構的研究報告，這表明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貧富分化給中國帶來的危險越來越現實。此外，過去的報告都是將城市和農村放在一起計算基尼係數的。而此次報告則是專門針對城市的兩極分化的。

這後一點則更加凸現了中國社會出現崩潰的危險日益逼近。兩年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李石等人的一份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居民的戶均收入是農村的三倍多，如果將各種社會福利和國家補貼計算在內，實際上可能高達六倍左右。這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堪稱世界之最。當然，這種城鄉差距正是中國總基尼係數日見增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有不少中國學者對這一現象並不十分在意。認為世界上流行的關於基尼係數超過零點四五或是零點五將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曾經有一些學者發表文章，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基尼係數雖然很高，但是仍不足以構成對社會穩定的威脅。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城鄉分割的社會，人們對城鄉之間的差別已經司空見慣；不僅如此，農村中最窮的人可能永遠不會看到、甚至也無法想像到城市裡最富有的人們的生活是什麼個樣子，正可謂眼不見心不煩，所以農村的貧困人口並不會輕易揭竿而起。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的政策也的確將注意力放在維持城鄉分割的局面上。從毛澤東時代開始，中國政府就刻意將城市和農村分割開來，當時城市居民的生活雖然貧困，但是與農民們比較起來，也確有天上與地下之分。物質供應雖然匱乏，但是城裡人總的說來還有計劃供應保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這種政策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的年代。例如，每當物價上漲，城裡人便會得到物價補貼。

中國政府之所以對城市裡的兩極分化比對城鄉之間的差別更警惕，這是因為城市裡人口居住集中，信息流動迅速，一旦群眾中的不滿情緒爆發，非常容易蔓延成政府無法控制的社會動盪。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面對城市裡日益加速的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中國政府正在失去控制能力。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人口來到城市，他們一到城市，便成為收入最低的城市人。即使是與最窮的「老城裡人」相比，他們也是無法企及的。毫無疑問，他們加大了城市內人群兩極分化的程度。

二是隨著經濟中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政府所能動用的資源相對縮小，所以像過去那樣對城裡人全面補貼已經是無能為力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那就是在二十年來經濟增長和腐敗墮落的比賽中，看來腐敗墮落已經穩操勝券了。城市內貧富分化急劇的一個重要原因並不是那些勤勞致富的私有企業家造成的。而是腐敗的政府官員大肆貪瀆國有資產造成的。例如，國有企業高級主管工資的大幅度上升和利用各種途徑掠奪國家財產，便是城市兩極分化近年來加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城市裡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人，他們的收入佔到全部城市人口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最富有的四百個人的收入，竟然佔到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而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十的人，他們的收入只佔全部城市人口收入的不到百分之一。如此看來，一場大風暴的到來的確為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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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3/24/commentary_eco/>
自由亞洲電臺

職務消費貨幣化的實質是腐敗合法化
胡少江
2006.03.24

近年來，中國各地的行政管理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將官員們的所謂「職務消費」貨幣化。例如，有的省市已經開始實行試點，取消廳局級以下的幹部用車，將原來用於公車開支的經費改變成用車補貼，發放給個人。據說這樣做可以大幅度降低過去的「職務消費」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各級行政經費開支的壓力。

在中國大陸，所謂的「職務消費」的確已經成為各級財政的一項重頭開支。從每年的政府財政預、決算中，並沒有「職務消費」這一項。它與其他的行政開支一起，統統列在公共行政開支的項目下。因此從官方的文件中，人們無從知道中國的「職務消費」究竟有多大的規模。但是，在官方有關「職務消費」改革成果的報導中，人們不難看出其令人吃驚的規模。

前不久，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透露中國的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一年的總數高達六千億元以上。當然，這還只是所謂「職務消費」的一部分；並沒有將諸如公費旅遊、公費通訊、公費補貼職務住房標準等計算在內。如果將這些都包括在內，中國用於支付官員們「職務消費」的開支，一年至少需要八千億元。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都比不上「職務消費」增長來得迅速。一九七八年，中國的職務消費大約為五十億元左右，相當於當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現在，所謂的職務消費已經相當於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左右。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的經濟增長被我們的官員們吃掉了、喝掉了、或者用屁股坐掉了。

換一個角度看，當今中國的「職務消費」相當於上海市國有資產總量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或者相當於四個三峽工程的投資總額；或者相當於今年中央財政中用於免除農業稅支出的四十倍。至於國家用於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投入等等，更是無法與官員們的「職務消費」規模相比。

中國「職務消費」貨幣化的改革缺乏合法性。這首先是因為「職務消費」貨幣化的前提是不正確的。這個改革的前提假定是，現有的「職務消費」是正當的，只是支出的方式不正確而已。因此，需要改革的只是如何支出這樣一筆開支。問題是，中國的所謂「職務消費「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從根本上來講應該完全取消。

在總的「職務消費」中，有一部分是正常的行政開支。從國外的情況看，職務消費大約佔到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左右。如果按照百分之六的標準，中國的非正常「職務消費」大約為正常職務消費的三倍到四倍左右。這些不正常的「職務消費」本來就是一種腐敗的體現。中國應該做的，是制止這種「職務腐敗」，而不是利用貨幣化來使這種非法的「職務消費」合法化。

其次，利用「職務消費」貨幣化來減輕財政負擔的目標也是不現實的。在職務消費貨幣化的設計者們看來，實行貨幣化能夠遏制職務消費的增長勢頭，從而減輕對財政開支的壓力。在我看來，職務消費貨幣化對財政壓力的減輕只能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貨幣化的部分已經變成了官員們的合法個人收入。只要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手中握有權力的官員們仍將會創造出 「職務消費」的新名目來。不僅如此，即使是已經控制的開支，例如公車支出等等，也會捲土重來。

任何公共事業都會有預算的約束。這種預算約束當然首先來自於經濟資源的制約，因為任何國家用於公共事業的支出都是有限的。一個好的政府，實際上就是能夠在預算約束下提供盡可能有效的公共服務。

如何使政府在有限的預算制約下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呢？這需要有一個法治化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政府的官員們都是凡人，而不是所謂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們也會像市場中的任何一個人一樣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努力。如果他們這種自利的行為得不到約束，有限的政府開支被官員們用掉的就會越來越多，而用於公共事業的就會越來越少。而能夠防止這種行為的唯一辦法就是約束官員們的權利。這種約束來自完備的財政立法、獨立的司法監督、和自由的新聞媒體。這三條辦不到，任何改革都無法真正地將中國的不正常「職務消費」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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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鳳凰蛋理性】的大腦“按理”“應該”如何面對這麼一個“穩定的”“和諧社會”裡的賤民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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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永久的城市賤民？
梁京
2006.04.03

大陸政府最近正式公佈了《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件，因為通過這個文件，大陸當局第一次明確地認定了外出打工農民的法律地位和權利，把「農民工」這個本來沒有法律意義的民間稱謂變成了一個具有明確法律意義的權利主體。

這個文件的積極方面在於改變多年來外出打工農民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的狀況。與江澤民朱鎔基時代對農民工的無權狀況完全視而不見相比，胡溫自接班以來確實一直在試圖改善外出打工農民的處境。正是由於這一點，胡溫贏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大陸農民工的境遇與大陸飛速的城市建設形成極大反差，已經造成越來越大的國際輿論壓力，這也是促使胡溫作出反應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胡溫對打工農民的關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好皇帝對順民的關懷，而並非出於人人生而平等的現代價值理念。胡溫的治國理念是要建設一個專制大一統的和諧社會，而不是建設一個民主自治的公民社會。大一統下的和諧社會是一個以承認身份不平等為前提的和諧社會。這一次大陸當局關於農民工問題的文件就體現了這種不平等的和諧社會理念。

根據這個文件，那些長期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實際上被正式剝奪了一個重要的權利，就是通過自己的長期勞動獲得向城市和發達地區移民的權利。在當今世界，這種權利即使在眾多國與國之間都得到承認，但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農民工卻因出生於貧困農村而被剝奪了這一權利。

大陸的城市與發達地區現在的移民規則是只認資本不認勞動。只要有錢或有比較高的人力資本，就可以馬上成為當地的正式居民，而一般的非技能勞動者累計工作幾十年也白搭。這種對農民工非技能勞動的制度化歧視是對大陸廣大農民極大的不公平，也是大陸今天貧富和城鄉差距迅速擴大的一個主要根源。

有人測算，目前大陸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水平不到六百元，相當於城市居民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一。考慮到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比城市居民長得多，兩者之間的真實工資率差別要更大。以目前大約有一億兩千萬農民工計算，大陸農民工一年的總收入約五、六千億人民幣，城市和發達地區通過工資歧視，每年對農民工的剝奪超過萬億人民幣。再加上農民工不得不在外地消費，工資經常被剋扣和拖欠，真正能夠帶回家的錢一年可能只有一、兩千億元。這點錢與大陸政府官員一年九千億公款消費相比，實在少得可憐。更令人不平的是，農民工為了這一點有限的收入，付出的健康和生命代價難以估量。如果對他們健康的損害和失去的生命都按照現在大陸少數成功的維權案例所承認的標準作補償，則一年的總額很可能高達數千億人民幣，超過農民工帶回家裡的工資收入。

郭飛雄曾經指出，中國大一統的重負歷來都是由廣大農民承受的。此話不假。不過，今天大一統剝奪農民的方式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在農產品短缺的時代，大一統剝奪農民的主要手段是用國家的力量直接從農民口中奪糧，後來，包產到戶之後，糧食越來越不值錢，國家就向農民要錢，要農民承受比城裡人高得多的稅率，讓農民承擔各種公共服務，包括義務教育的費用和龐大的基層政府的開支。現在，留在農村的農民已經不堪重負，國家向農民徵稅的成本超過了收入，於是，農業稅被取消。但這並不等於農民不再向大一統繼續作貢獻。

從以上的估算不難看出，農民最後的資產 -- 他們的勞動力 -- 越來越成為大一統主要的徵斂對象。大陸政府頒布《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這一重要文件，說明大陸政府決定把農民只能外出打工不能移民的安排制度化、永久化。這顯然非常有利於大一統對農民的勞動力進行長期徵斂。這一意圖如果實現，將在中國的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形成一個龐大的被稱之為農民工的永久的城市賤民階層。這個永久化的城市賤民階層的基本經濟權利可能得到一定的保障，但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權利與當地居民不能平等，也是法律所確認的。這個沒有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賤民階層，被大陸當局的新文件承諾有權利回到自己出生的家鄉建設小城鎮和新農村。但是，如果多年的血汗已變成他鄉的財富，農民工還能有多少餘力來建設自己的故鄉呢？如果農民工的子女也在外地出生長大，他們會願意回到陌生而貧窮的故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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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的歷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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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社會權力階層主導的改革
胡少江
2006.03.03

人們通常認為中國今天的改革是一九七八年開始的那個改革的延續。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正如我在上週的評論中所談到的，在過去二十八年裡，中國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改革」。一個是給中國普通民眾切實帶來了福利的改革；一個是腐敗的官方和主流菁英們聚財暴富的「改革」。

這兩個改革雖然在時間上前後交錯，但是在本質上卻迥然而異。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毛澤東主導的中國發展道路，是一個浪費資源和壓抑人性的發展道路。這一條道路不僅僅具有前蘇聯中央計劃經濟的特徵──通過壓制農業和消費來強制實現低效率和無法持續的工業化，而且在實際操作上更加極端，勞民喪財的大躍進和舉國上下共同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鮮明的例證。毛的路線不僅以革命的名義欺騙和損害了中國的普通民眾，連執政黨內那些瘋狂得不夠的領導人也遭到清洗。這就造成了人心思變的局面，從而為中國一九七八年的改革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發端於民間，這個過程得到了執政黨內長期受到壓制的派別的支持。這個改革具有以下的特點：

首先，它是一種自發的從瘋狂返回常態的過程。經過二十多年的折騰，中國老百姓認識到「革命」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平等社會主義的理想將他們帶到了平等的貧窮。直覺告訴他們，只需要回到常態，生活就能夠得到改善。以農村改革為例，包產到戶，分田單幹，都不是什麼新玩藝兒，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就是這樣種田的。城市裡最初的改革也是如此，擴大企業的管理權、實行物質刺激等等都是回到常識的舉動。這裡不存在什麼「英明領導」，需要的只是執政黨放棄瘋狂。

從改革的內容上看，它是一個綜合性、不完善、但是朝著正確方向行進的改革。八十年代初期，改革不僅僅局限在國內，中國也以極大的勇氣開始試圖推行對外開放；改革不僅僅侷限在經濟領域，在新聞、文藝、政治文化等方面上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早春天氣。當然，這時的改革仍然具有極大的歷史和意識形態的侷限性，除了經濟發展外，在別的方面的進展都極其有限。但是它使人們感到了希望，似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從改革的結果看，這一階段的改革是一個帕雷托改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使得一部份人的利益得到改善而沒有人的利益受到損害的過程。通過分田單幹，農業生產效率得到了提高。這不僅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農產品和為輕工業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原料。這是一個農村和城市雙贏的改革。

不幸的是，這個充滿生機的改革，從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走下坡路。到了那個災難的一九八九年，它更如同患上了絕症。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試圖為這個改革最後注射一劑強心針。從表面上看，改革似乎找回了最初的動力，但是那只不過是一種迴光返照而已。

在這個最初的改革逐漸消亡的同時，另一性質完全不同的「改革」悄然而生。更確切地說，正是這個後來的「改革」加速了前一個改革的死亡。

這個後來的「改革」是一個社會權力階層主導的改革。這種權力主導的「改革」開始於八十年代中期。這時，那些曾經被毛澤東的極端主義清洗的老共產黨人已經鞏固了權力，於是他們與中國老百姓的結盟開始瓦解。他們一方面意識到一種全方位的改革最終會危及他們對社會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從初步市場化的改革中看到，一種延伸他們的權利、並且將其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利益的條件正在形成。於是，他們一方面打壓任何有可能損害其政治權利的改革企圖，另一方面極力地推動「權力變金錢」的新遊戲。

這個遊戲在八十年代中期表現為「皮包公司」，權力的擁有者利用「半市場化」的經濟制度，幫助親屬和朋友們從國家計劃中用低廉的價格獲取緊缺資源，然後轉手倒賣獲取暴利。到了九十年代，「權力變金錢」的主戰場轉向了資本市場，尤其是新興的股票市場和銀行的貸款業務。他們利用權力撈取了大量價格低廉的「原始股」，同時從管理混亂的銀行業竊取了大量的資金。從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權力者獲取財富的主戰場又迅速轉向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倒賣國有土地。

權力主導的「改革」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暴富的人群，同時也向中國民眾轉嫁了巨大的成本。七千萬的中小股民在股市上被洗劫得欲哭無淚，大量城市和農村的民眾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園而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巨額的銀行壞賬等著政府使用國庫的金錢去充填。顯然，這個「改革」是一個財富流向權力者個人腰包的過程，是一個導致兩極分化的過程，因而也是一個導致民眾普遍不滿的過程。

從後一個「改革」中得到好處的人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權力是財富的源泉。這正是他們態度堅決地防止任何可能導致喪失權利的政治改革的原因。他們煞費心機地創造了一個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美麗詞彙，不遺餘力地將民主自由等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描繪成西方特有的非我族類的思想文化，然後不惜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抵禦那些所謂的外來文化。說到底，這些統統只不過是為了延續權利、從而延續掠奪財富而已。

「中國特色」的提出，標誌著前一個改革走向死亡、後一個「改革」走向猖獗。我希望，中國的民眾在反思改革的時候，不應該忘記對這個重要分水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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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3/20/commentary_rights/>
自由亞洲電臺

大陸道德重建困難的根源
梁京
2006.03.20

在最近的兩會上，胡錦濤提出了「八榮八恥」的所謂社會主義榮辱觀，多數人對此無動於衷，只是那些一貫在人們心目中厚顏無恥的「黨的喉舌」們急忙進行吹捧。

胡錦濤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提出八榮八恥？除了顯示自己已經確立了君臨天下的至尊地位，提出八榮八恥等於事實上承認，他搞了兩年的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大陸面對的依然是一個寡廉鮮恥、道德缺失的社會。

提出八榮八恥，說明胡錦濤對當今大陸社會道德狀況的憂慮，也表明他想利用自己的權威來改變這一點。應該說，比起三個代表和共產黨員先進性這些狂妄和偏見十足的口號，八榮八恥是一個進步，因為其中多數價值是社會能夠普遍認同的。當然，胡錦濤還是要戴上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而且，他所謂的祖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產黨政權的同義語。

撇開這些不論，真正的問題是，胡錦濤提出八榮八恥，能否達到推動大陸社會道德重建的目的？多數人之所以對胡錦濤的八榮八恥無動於衷，說明他們對此不抱幻想，而他們的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

有人把大陸道德淪亡的現狀歸咎於市場化，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事實上，在許多市場遠比大陸發達的國家，一般道德水準也遠比大陸要高。把市場與道德對立起來，是一些當權者保護自己對權力壟斷的論調。

成王敗寇一直是中華帝國合法性的基礎，這種合法性基礎本身就有缺乏道德資源的問題。為了彌補這一點，中國人發明了天命說，同時還發展了一套「弱德」的哲學和文化。所謂「弱德」，是弱者之德。有學者說，儒教倫理的核心就是強調弱者之德，也就是強調地位低下者要忍讓而不要抗爭。雖然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但是大陸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依然是用暴力改朝換代。正因為如此，現在有一些大陸學者，鼓吹恢復儒教的仁政傳統，而要實現這一點，前提就是多數國民願意接受弱者之德。這恐怕也是胡錦濤提出八榮八恥的一個背景吧。

中國能否通過恢復「弱德」的傳統重建道德，會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但就眼下的大陸而言，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礙，就在於九十年代以來形成的一套逼良為娼的激勵體制。所謂逼良為娼的體制，就是這種體制的激勵導向與道德要求完全相反，好人沒有好報，壞人得實惠。

大陸激勵系統的這種逆向道德選擇，並非如大陸學者所說，是出於對市場認識的偏差，而是大陸當權者在合法性危機的壓力下，自覺地利用經濟利益的誘惑收買菁英階層的結果。大陸的菁英階層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你要堅持公正和正義，那你就可能丟飯碗，受窮，而如果你要願意以犧牲公共利益來謀私利，那我就睜一眼，閉一眼，放你一條路。

九十年代初的稅制改革，把整個國家的財政資源向中央和上級集中，而把各種公共服務的支出負擔甩給了基層和農村。當權者怎麼可能不知道這樣做對百姓的後果呢？但他們需要錢來收買那些更有政治能量的階層和集團。

在九十年代以前，大陸政府官員以及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的事業機構的收入，與勞工階層的收入差別並不十分懸殊，但從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無論是名義的還是實際的收入差距都迅速拉開了。正是當權者對官員以權謀私、醫生盤剝病人、學校盤剝學生採取了放縱的態度，才使得九十年代後期大批國營企業工人的大規模下崗沒有了政治抵抗的能力，因為菁英階層的利益已經與工人分離了。

大陸當權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幾乎把整個大陸的知識和菁英階層都拉下了水。教師必須在課堂上留一手，因為不能沒有課外補習的收入，醫生則不能不亂開處方，因為不能沒有回扣，警察不能不吃罰款，法官則不能不吃原告和被告，而學者和專家要想不受窮，就不能不招搖撞騙。當道德的選擇已經普遍與個人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寄希望於個人的羞恥感來重建道德是不可能的。

要從這個道德淪喪的泥潭中拔出來，需要普遍地引入自治，比如地方的自治，大學的自治，但這樣一來，共產黨的位置又放在哪裡呢？我不懷疑胡錦濤推動道德重建的真心，但我確實懷疑他能否明白許多人早已明白的道理：只要共產黨不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中國的道德建設就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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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博客網" "具體數額由強姦犯決定"有6項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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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27項符合"具體數額由強姦犯決定"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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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哪些領域最「黑」？
anonymous
2006-3-24

當前國內最黑暗的領域是哪些個？每個人熟悉的領域不同，所以不同的人恐怕有不同的答案。我這裡列舉的，是我的看法，歡迎大家提出新的見解。

首先應該說明的是，我們找出黑暗的領域，目的是根治。「選舉」出最黑暗的來，是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所謂黑暗，我看重的是性質方面「特黑」，有悖常情常理，不是數量方面的巨大驚人。

第一個領域是基層政府。一般是在鄉鎮政府這一層，到縣一級政府這樣的就少見了。最常見的是白吃白喝打白條。一些鄉鎮幹部在本地飯店裡吃飯打白條，卻長期不能報銷，實際上白條成了廢紙。若干年後領導幹部一更換，再想要錢更是牆上掛簾兒，沒門兒！這些白條吃垮了多少飯店，農民始終無處兌現。其它諸如扶貧救濟款，你要想得到一千元的救濟，至少要先給幹部送三百元的禮，不然這救濟款就沒你的份了。一家農民住在河邊，河水看著要沖到房基下了。找政府，縣政府讓他先自己出資修一道攔水壩，事後縣政府撥款給他。後來，壩是修了，縣政府的款也確實撥下給鄉裡了，但農民到鄉政府去，這錢居然硬是幾年來找不著了！類似的事情想必很多。這類事情的性質，就是俗話說的「吃飯不給錢，純粹的無賴」。

第二個領域是建築工程領域拖欠工資。一些領導幹部為了吃「回扣」接受賄賂，沒錢或錢根本不夠就蓋樓搞工程。工程結束的時候，別的錢都不一定拖欠，惟有民工的工資拖欠不給。於是三年五年，甚至時間更長地拖欠下來。儘管如此，只因民工們沒有別的辦法，所以建築公司仍然不愁找不到人幹活兒。這一領域還不算太黑，因為拖欠並不是賴帳。只是因為民工最窮，最迫切需要錢，所以拖欠他們的錢，還是夠黑的。這類問題導致幾起殺人案件發生，可見不可輕視。論性質，只是幹活兒拖欠工資，但事情演變得黑暗程度經常超出人們的想像。工人常以跳樓自殺為威脅手段，政府則每每以「惡意討薪」的罪名懲治要賬的民工。地方政府的立場很鮮明，它只發明了「惡意討薪」的罪名，卻從來沒有責備過那些官員「惡意拖欠」。政府的立場由此可見一斑。這類事情，經常發生在縣市級地區，大都市和較發達地區一般較少發生這樣的事。論性質，是幹活兒不給現錢，長期拖欠。

第三個領域是對付下崗工人的政府與黑社會勾結現象。一些企業賣給私人的時候，簽了合同由私人老闆負責工人今後的就業安排和退休養老等等。但私人老闆轉眼之間變了嘴臉，把工人往家裡一趕，什麼也不負責，什麼工資、失業救濟、退休金等等，統統沒有！工人自然要上告，但私人老闆早與官府勾結起來，不怕你告到天涯海角！實在抗不過去，他們就用收買的辦法，偷偷地給領頭鬧事的人塞點兒錢，這領頭的人立即就蔫了。告狀的大部隊群龍無首，再成不了氣候。時間一長，工人眼看沒了指望，自然四散，再無人提起，認命了，黑心老闆和沒良心的官員就這樣陰謀得逞了。這種事情的性質，與強盜搶劫沒有區別。

第四個領域是新聞出版系統，你要出書得買書號，你寫了文章想發表要交「版面費」。就是說，你的腦力勞動成果，不僅要經過它們的審查、刪改、批准，而且你必須向他們付費方可。這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黑暗領域，從來只聽說勞動之後理應獲得報酬，沒聽說過勞動之後反倒要付報酬給別人的，但中國的出版界就是這樣。為什麼中國的出版界會如此是非顛倒？中國的出版界究竟是運行的什麼機制？原來是許多人為評職稱需要發表文章。一旦評上了職稱，好處多多，誰也不比誰傻，雖然發表文章付費，評上了職稱可是有待遇的，堤裡損失堤外補，只要合算就行。大家一競爭，供需關係決定是非原則，於是報刊雜誌不但不向作者付稿酬，反而作者必須向報刊雜誌付版面費，一切就這樣顛倒過來了。至於不為評職稱而寫的文章和書稿，在這樣的大環境裡，當然要「一視同仁」。你若不想付費，那麼就別想發表。用主流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活該你倒霉！更有甚者，你買了書號自費出版，出版社若看比較容易銷售，還要盜你的版，公開發行，這條件甚至堂皇地寫在雙方的協議書裡，你必須如期把片子交給它！這裡的黑暗最反常，最出奇。我認為，論性質，好比你被強姦了還必須向對方說謝謝，說感謝你強姦我，並且必須付給強姦犯不菲的「配種費」或「精液費」，具體數額由強姦犯決定。

我在這裡提出四個領域，希望廣大網友補充訂正。如果我們能引起政府的重視來解決，那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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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的國民教育經費和警察經費都由鄉鎮政府負責，而鄉鎮政府行政冗員極多，還要負擔“太上寄生蟲”黨委幹部的薪資，而這些黨政小官又鋪張浪費公款自肥，所以，即便這些鄉官鎮官“沒有污”或者污不到大錢，鄉下國民教育的水準如何？鄉下警察會不會魚肉農民撈油水？拿不到薪水的小公務員會不會利用自己手上的小小職權為自己謀一點小小的利？書唸不好的鄉下小孩長大了是不是會進城謀生，男的成為二等公民農民工女的從娼？他們的父母三等公民農民生了大病是不是衹能等死？

這就是五十六年前賣命為中共取得政權的農民的子輩孫輩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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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4/06/debt/>
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鄉村政府債務超過萬億
2006.04.06貼出  3:39

近年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農村基層政府的財政狀況卻急劇惡化。有消息透露，中國鄉村級政府的債務高達一萬億元人民幣。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的報導。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4/06/m0405-xql.mp3>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4/06/m0405-xql.mp3>

「國家財政蒸蒸日上，省級財政穩穩當當，市級財政搖搖晃晃，鄉級財政精精光光。」這是目前在中國鄉村公務人員中流行的順口溜。《中國經濟週報》報導說，根據中國財政部官員的估計，2005年中國鄉村政府機構的債務，已經高達一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共有五萬多個鄉鎮，平均每個鄉鎮負債二千萬元，如果按照每個鄉鎮每年財政收入一百萬元計算，鄉村兩級政府機構什麼都不作，也要二十年才能付清。報導更透露，如果加上縣級財政的赤字，中國農民每人平均負債600到1,000元。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經濟學教授蘇展說，中國鄉村級政府負債嚴重，主要是由於機構疊床架屋，人員過多，另一方面，也是許多基層政府機構鋪張浪費所造成的。（錄音）

報導說，中國三千多個縣當中，有一千零八十個發不出工資，鄉鎮政府機構則更為困難。《中國經濟週報》引述一位中國基層官員的話說，鄉村債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教育，二是鄉鎮企業的債務，第三才是政府支出的赤字。蘇展教授表示，鄉鎮企業曾經一度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後來因為各種原因逐漸蕭條，反而成為政府的財政包袱。（錄音）

從1994年中國財稅改革以來，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連年以兩位數字的百分比增長，但縣級以下的政府部門卻難以維持，許多只能靠借債度日。關心中國鄉村問題的學者、在加拿大的杜智富說，中國財政稅收大部分被中央拿走是形成鄉村基層政府財政問題的主要原因。（錄音）「在所有正常的也就是說其他的國家，它們一般的財政稅收比率的對比是：地方佔70%，中央佔30%。在中國，我們中央是拿70%的，而地方拿30%。」

有中國專家認為，隨著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及農業特產稅，以及其他減輕農民經濟負擔的措施出台，中國縣鄉基層政府的財政危機將日益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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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常委反對比例：2/9 -- 22%

中央政治局委員反對比例：9/16 -- 56%

中央委員反對比例：120+/188 -- 66%

省（區）、直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班子的一百名一把手反對比例：78/100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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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22%E8%AD%B0%E6%94%BF%E5%A0%B1%22+%22%E5%B9%B9%E9%83%A8%E5%85%AC%E9%96%8B%E8%B2%A1%E7%94%A2%22+%22%E9%83%BD%E5%A4%AD%E6%8A%98%22&meta>=
約有73項符合"議政報" "幹部公開財產" "都夭折"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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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2006-3-23《議政報》

究竟是哪十一名政治局委員拒絕公開自己的財產？

中央最高領導機構拒絕公開自己的財產。他們的理由依然是：如果領導幹部都公開公佈財產，社會承受不了，黨政機關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會陷入癱瘓、無政府主義，發生文化大革命式的內戰，社會組織紛紛建立，到那時，政局一定失控，這個局面由誰來承擔？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年年都公佈億萬富豪排行榜。美國富豪很多，比爾蓋茲一個人的財產大概就比中國領導人財產的總和還要多！怎麼沒見美國因此發生動亂？為什麼中國領導人的財產一公佈就會激起民憤，發生動亂呢？

三月十五日，中紀委再度發出一份幹部公開財產的文件（意見稿）並要求在三月二十八日以前實施，但又遭到高官們的抗拒而擱淺。有關黨政機關幹部向社會公開本人及配偶和家屬財產的議題，已經研究了近二十年，也曾局部搞過試點，但都夭折了。

此後，中紀委、中辦、國辦、中組部等，又先後推出類似文件，也有五、六次之多，但又全部流產了。中共中央懷孕二十年仍舊生不出一個智力健全的孩子。

今年三月十五日，中紀委再度發出關於公開財產的《致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全國省一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負責人的意見稿》，該意見稿提出了時間限制，要求在三月二十八日以前實施。

但是，二十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中，有十一人對此意見稿未簽署接受，用行動表態「反對」，其中有兩名政治局常委黃菊、李長春，和九名政治局委員王兆國、劉淇、張德江、陳良宇、賀國強、俞正聲、張立昌、回良玉、王樂泉。在一百八十八名中央委員中，僅有六十餘名簽署接受此《意見稿》，其餘的一百二十餘名中央委員則拒絕《意見稿》，也就是反對公開財產。在一百五十八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八十三名拒絕簽署，表示不接受此《意見稿》。在三十一個省（區）、直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班子的一百名一把手中，不簽署支持《意見稿》的有七十八名。

中紀委《意見稿》下達後，以廣東、福建、上海、江蘇、山東、浙江、河南、遼寧、黑龍江、山西等地方諸侯的抗拒最為激烈，有的甚至以「領導幹部集體請辭」的風潮來威脅胡錦濤。他們知道共產黨沒有貪官撐著，連今天都熬不到。紀委、監察部門對公開財產也有憂慮，擔心引起幹部向境外逃亡潮、紀委和政法部門面臨舉報潮、社會民眾掀起造反潮。為何「人民公僕」如此強烈地抗拒公開財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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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4/01/bingdian/>
自由亞洲電臺
冰點拒刊袁偉時文章
2006.04.01貼出  4:10

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復刊號刊登了文章批駁《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該文作者袁偉時撰寫了反批評要求冰點刊登卻遭到拒絕。他對本台簡述了文章的內容。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燕明的報導。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4/01/m0331ym1.mp3>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4/01/m0331ym1.mp3>

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刊登廣東中山大學哲學教授袁偉時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導致其受批改組後，在三月一日復刊號上刊出了中國社科院張海鵬的文章對袁文進行批評。據日本《朝日新聞》星期三報導，袁偉時上星期五通過《冰點》原主編李大同，把一篇反批評交給編輯部要求刊登，但遭到拒絕。李大同星期五對本台表示：（錄音）「報社馬上回覆不準備再進行這方面問題的討論啦。我的理解是這個問題就不再登啦，當然我也不認為會繼續批，那也不大可能。我們看到了三月二十五號香港《文匯報》的報導，國務院新聞辦六局局長參加在京香港記者的聯誼會，專門提到冰點事件是怎麼回事兒，另外說得很清楚，袁偉時先生可以發表反批評文章，我們是有言論自由的。這個報導我也發給報社了，請他們參閱，相關負責人已經作了這樣的表示，但是還是沒有用，當然報社也有自己的考慮啦，我想是不想再形成焦點吧。」

袁偉時教授對於《中國青年報》的做法表示遺憾，他對本台表示：（錄音）「我想這件事可能不是《冰點》編輯部自己能決定的，但是我感覺到很可惜，喪失掉一個推動中國學術文化討論定常化的機遇。」

未能公開發表的文章標題是「為何、何時、如何反帝反封建」，全長一萬五千字．針對《冰點》張海鵬的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作出反駁：（錄音）「我說你這個提法本身就錯了，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應該就是從前現代的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個才是歷史主題，其它都是方法。需要拿起武器的時候就拿起武器，當不是那麼一個情況的話你亂打你亂殺那簡直是犯罪了，義和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張海鵬的文章認為義和團殺人放火是被迫的。袁偉時認為，義和團仇洋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屠殺混血的中國人，反對一切帶洋字的東西，是野蠻落後的表現，應該予以否定。另一個爭論點是關於戰爭的起因。袁偉時認為，總體上帝國主義是侵略者，但是從現有的檔案來看，列強沒有入侵中國的計劃。

袁偉時進一步表示，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在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並不是說完全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做好內部的改革，所有不平等的條約、帝國主義特權都是可能逐步消除的，歷史已經作出證明：（錄音）「以日本為例，日本十九世紀五○年代打開國門以後也有類似租界的東西、也有治外法權、甚至連對馬島也給沙俄佔領了、等等不平等的東西他都有，他怎麼辦？經過內部的改革，經過明治維新，到了十九世紀九○年代，這些問題就逐步解決了。如以中國來講，我們的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在１９４３年就已經基本上解決了，除掉香港澳門問題以外都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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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6033100078,00.html>
袁偉時回應批評 冰點拒刊登
2006.03.31　 中國時報  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北京「中國青年報」改組後的《冰點》周刊編輯部，日前拒絕刊登袁偉時的反駁文章，並答覆稱，往後「不再登刊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袁偉時是在本月二十四日透過《冰點》原主編李大同，將他寫好的反駁文章交給編輯部，並要求刊登，但遭到拒絕。

    由於刊登袁偉時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冰點》遭中共停刊，台灣作家龍應台專門寫了一篇「請以文明說服我」批評此事，引發海外諸多議論。其後，《冰點》的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遭到撤換，但不久之後《冰點》即復刊，並刊登一篇批評袁偉時的長文。

    該篇批評袁偉時的文章，是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所寫，題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長達萬言。

    對此，袁偉時早前即表示，這篇文章雖然不能說服他，但這是正常的學術討論，他將再寫一篇文章做反駁，希望《冰點》能刊出來。

    袁偉時早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下一步，我們應該爭取讓不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文章，比如我寫的或其他人寫的，也能正常發表出來，那樣的話，對整個中國學術文化發展會有很好的作用。」但袁偉時並沒有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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