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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51100341,00.html>
鯊魚瀕危 航產欣榮
2006.05.11　 中國時報  ◎方博亮、傅強（方博亮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與電腦學院教授，並為Economic Analysis Associates LLP合夥人之一；傅強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筆者的一位同事一直感到好奇：為什麼在中國很多奢侈品商店都設在酒店。直至某一天，他在一家中國酒店結帳時偶然聽到一位住客與服務人員的對話，他的謎團才得以解開。這位服務人員問：「先生，您買手袋、鞋子、領帶等物品的帳怎麼算？」住客答：「就把它們放在房費裡好了。」

    在中國的帳目中，娛樂與差旅費用是一項常規性的支出，這本不讓人吃驚。但是這項開支數額之巨，卻要令人瞠目了。世界銀行所作的一項調研指出，在三四七○家中國企業中，娛樂與差旅開支高達工資總額的二○％，或者銷售總額的二．六％。

    儘管如此，娛樂與差旅費用仍用作為合理的商務開支。企業主管可以在觥籌交錯之際，完成大額交易，也需要四處奔波以尋訪商機，或與未來的客戶或供應商會面。

    為何中國的企業在娛樂與差旅上有如此龐大的開支呢？這是在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中發展企業的必需？還是公司職員們中飽私囊的免稅福利？或許企業是在通過娛樂與差旅費來賄賂政府官員？中國政府曾經下令政府官員的工作餐菜品不能超過四碟。結果如何呢？尺寸空前的巨型菜盤就應運而生了。

    三位經濟學家－蔡洪濱（ＵＣＬＡ）、方漢明（耶魯大學）、徐立新（世界銀行）－最近發布了一項對中國企業娛樂與差旅開支的分析報告。他們利用了世界銀行所作的調研，所調研包括全中國十八個城市以及遼寧省至十五個城市。其有趣之處在於對兩座城市的比較。其一是深圳，這個毗鄰香港充滿活力的經濟特區，其二則是貴陽，位於相對落後的西南地區的貴州省的省府。

    根據世界銀行的這項調查，深圳企業的平均娛樂與差旅費用佔銷售總額的一．二％，而貴陽企業的該項支出則達到了銷售總額的五％，相差三．八％。貴陽企業的花銷高達深圳企業的四倍還不止。

    蔡、方、徐三位經濟學家面臨的難題在於如何區分導致娛樂與差旅開支的種種原因。世界銀行的調查請各個城市的企業呈報他們認為有助益的政府官員的比例。這項資訊就成了評估「官員助益指數」的根據。如果城市裡的政府官員助益較多，那麼企業就少了以行賄來尋求庇護或協助的必要：這項官員助益指數就基於這樣一項理論。

    深圳的官員助益指數被評定為三六．七％，而貴陽則為二二．六％，比深圳低了三分之一還多。

    世界銀行的調查還報告了企業的稅賦。中國的稅收政策之隨意專斷已是聲名狼藉了。即便在同一城市之內，地方政府的稅率也可能因人而異。而且徵稅力度在全國範圍之內、乃至城市之間，也會大相徑庭。以銷售總額來衡量，深圳的平均稅賦最輕，僅為三．八％，而貴陽則為一一．二％，幾乎三倍於深圳。平均稅賦越重，企業向政府官員行賄的動機以求減免稅收的動機也就越強。

    深圳與貴陽之間娛樂與差旅開支的差異中，有多少可以歸咎於腐敗呢？三位經濟學家通過統計分析發現，在稅率較高的城市，企業在娛樂與差旅上花費相對較高。而且，在政府官員助益指數較低的城市，企業的此項支出也相對較多。

    以上已提出，貴陽企業的娛樂與差旅開支出對銷售總額比率為五％，與深圳的差異為三．八％。根據統計分析，深圳與貴陽之間娛樂與差旅開支的差異，其中略超一半，等於一．九％，可以歸因於貴陽的高稅率以及政府官員助益低劣。這意味著貴陽企業的娛樂與差旅開支中，至少有三八％（1.9/5.0% = 38%）的金額流向了政府官員。

    難怪中國的鯊魚已經成為了瀕危物種，而民航產業卻在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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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5/12/23/commentary_eco/
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下）
胡少江
2005.12.23

我們在前兩周的評論中談到了財富的代際分配的概念，同時也具體解釋了中國的高速發展是如何以上兩代人的巨大犧牲作為代價的。當然，上兩代人的犧牲是毛澤東的荒謬政策的結果。當前這一代人雖然從他們的父輩甚至祖父輩的慘痛的犧牲中得到了好處，但是對他們的犧牲並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責任。問題在於，由於有了上兩代人的這種「饋贈」，這一代人本應該更有條件選擇一種對歷史負責的經濟發展道路，從而使得中國的發展能夠得以長期延續，造福於子孫後代。但是，這一代中國政治家，卻採取了竭澤而漁的發展戰略，一條沒有理性的以掠奪下一代甚至數代中國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發展戰略。

當前中國的發展對後代中國人的掠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顯性的掠奪，另一種是隱性的掠奪。

顯性的掠奪主要包括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實行掠奪式的開採。對這一點不難理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所有中國人的，不僅僅是當代所有的中國人的，也是屬於子孫萬代的中國人的。因此，這塊土地上的資源應該由這一代和今後所有的中國人共享。對於那些可再生的資源，例如與人類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動植物資源等等，人們應該控制開採和使用的速度，並且不斷地進行補償，使之不斷增長。對那些不可再生的資源，例如土地、礦藏等，人類更應該採取謹慎的態度，既要使之造福於這一代人，又要為子孫後代著想。

中國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開採和使用完全是掠奪式的。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曾經在今年六月舉行的「環境與發展中國論壇」上介紹，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他引用世界銀行的測算數據說，一九九五年，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佔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到二零零三年，則佔到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對環境的破壞，中國的經濟實際上是負增長。換一句話來說，這一代人實際上是在通過破壞環境的方式消耗下一代人的福利。

對後代人的隱性掠奪主要包括社會制度和人文環境方面。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發展是硬道理」成為一句時髦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下面，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後退。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千方百計地迴避解決制度性問題。在這種短視的政策下，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壓制民眾，剝奪工人罷工的權利，剝奪農民組織起來的權利，剝奪失去土地者抗議的權利。總之一句話，剝奪公民自由表達意志的權利。這樣做，可以換取一時的穩定，甚至也可能為短期的經濟發展創造一定的條件。但是，這樣做卻導致社會矛盾的集聚，從而將危機留給後人。

近來，不少中外學者對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道路進行了對比。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數十年裡高於印度，但是大多數學者們則對印度的前景更為看好。中國學者張軍說，「中印兩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區別在於，我們對中國的現在比對她的未來知道的更多；而印度的情況則恰恰相反。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要緊的不確定因素。」

經濟學家傅勇在國際金融報的一篇文章中列舉了這些不確定因素，它們包括：「中國銀行信貸的大部分都貸給了國有部門，股市債市這兩大資本市場遠不完善，利率尚未市場化；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仍然無法自由流動；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場原則實現流轉。因而資本、勞動力、土地這三大生產要素都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至於商品市場，地區保護主義的盛行和地區間的產業趨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

與中國相反，印度經濟具備了實現長期增長的所有重要條件：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健全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及其政治框架。印度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犯下了許多錯誤，尤其是在對外開放方面步伐太慢。但是，印度沒有以犧牲下一代人的福利為代價來謀求當前的發展，他們堅持在一個民主的政治框架中謀求發展。在這個框架下，出現錯誤在所難免，但是社會不會出現崩潰，從而為長期穩定的發展留下了空間。

財富的代際分配和財富在同一時代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是密切相關的。中國之所以採取一種短視的以掠奪未來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發展道路，主要是因為決策者能夠從這種發展模式中得到好處。那些破壞資源者可能因為省去了環保投資而獲取更加高額的利潤。那些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人們正在以空前的貪婪在這個腐敗的制度下集聚財富。當未來的中國人飽受環境污染之苦時，當中國由於危機的過度集聚而崩潰之時，這些富人們的後代則可能早已經逃離中國，到環境清新和社會穩定的其他國家去享受生活了。

在毛澤東時代，做出犧牲的不是所有的中國人；今後的中國，承受短視的發展政策的惡果的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遭受厄運和犧牲的永遠是普通的中國人，那些人數眾多的無權無勢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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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5/laogai_huiyi/>
自由亞洲電臺
蘇聯的古拉格和中國的勞改
2006.05.05貼出

美國國會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佩羅希與關注中國勞改制度的學者、人權活動人士、以及勞改制度倖存者一起，強烈譴責中國的勞改制度，呼籲中國政府釋放所有被關押的人。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華的報導。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5/m0505-lh.mp3>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5/m0505-lh.mp3>

長期以來一直為改善世界各國人權狀況搖旗吶喊的南希•佩羅希五月四號在華盛頓舉行的「蘇聯古拉格和中國勞改」的國際會議上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勞改犯，並接受國際社會監督：

……

3:50 ~ 4:58
原上海戲劇學院的教師、演員吳亞山1958年被打成右派，在青海的勞改農場度過了二十年艱難的歲月。他說起六十年代初大饑荒時的經歷：（錄音）『中國的勞改農場最殘酷的是青海省。青海1958年衹有三百萬人口，我們勞改[犯]佔兩百萬。我們那個農場是青海第二大農場，叫香日德農場，四萬個人，到三年○○人完畢，衹有兩千多人了。我們去○○○演出，當時兩千多人看到我們來了，場長領著我們來，就馬上上前就跪下了，「場長，快救命啦！我們快餓死啦！」兩年後，這個[分]場衹剩一百多人了。』吳亞山說，他在勞改隊裡經常挨批鬥。有時一連一百多天天天挨鬥挨打，後來被打得受不了了，夏天批鬥他時，他都要穿上棉衣棉褲。他還說，他有兩次差點被餓死，兩次差點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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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註：吳亞山現居美國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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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極個別的領導人裝模做樣地有那麼幾天不吃肉以外，……』

這些『裝模做樣地有那麼幾天不吃肉』的『極個別的領導人』就是毛主覡一個人(有主覡的鐵衛兵聽到主覡不吃肉了，心裡憂愁，隨後跟進，這是“忠於主覡”，這不算)。他可能是全國最後一個“知道”已經有數以百萬計的公民在三面紅旗下餓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官老爺。他認為他在這件事上犯了一點錯，為了懲罰自己，他下令“家廚”以後菜盤子裡不得有肉，維持了大概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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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5/12/09/commentary_eco/>
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中）
胡少江
2005.12.09

從社會財富的代際分配的角度看，中國經濟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高速增長是歷史對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的一個遲到的回報；只不過得到這個回報的並不是承受苦難的那一代人。

眾所周知，中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增長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經濟增長的外向型。從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四年，中國的年均出口增長率是整體經濟增長率的兩倍。這意味著出口增長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十分強勁。而出口增長中，大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由外國投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型企業創造的。

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和外資企業的大量在華投資有著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從客觀上看，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快為中國創造了加入國際分工的良好客觀條件；從主觀上看，中國改革派領導人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自毛澤東去世後選擇了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正確的政策。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取收益，則得益於中國的特殊的產業和社會結構。

中國的產業和社會結構呈現出濃厚的二元色彩，一方面是中國在改革之前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工業基礎，或者說是工業化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程度。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卻大大低於同等工業化水平的國家，而且中國人口的城鄉分佈結構也大大落後於工業化水平。正是這種特殊的特點時的中國在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具有比較優勢。然而，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結構是毛澤東時代的不人道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結果。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通過壓制人民消費來強制推行高積累，從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個政策是通過同時對工人和農民的進行剝奪來實現的：一是在城市地區實行人為的低工資政策。城市工人的工資實際上從一九五七年以後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沒有增長。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項政策是，中央計劃部門長期壓低農產品的價格，強迫農民進行不等價交換。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

與這兩項經濟政策配套的還有一整套剝奪人民擁有財產權利、限制人民自由選擇工作和自由遷徙的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強制性的戶口制度使得本來應該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向城市轉移的農村人口長期滯留在農村，不僅如此，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被強制性地控制在基本生存的程度。正是這種特殊的產業和社會結構，使得中國一方面具有起碼的工業基礎加入最低等的國際產業分工鏈，同時又具有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後備軍。

有人可能會說，正是毛的這些政策奠定了中國工業的基礎，因此中國上一代人的犧牲是必需的。問題是，誰有權力要求人民做出這樣的犧牲？當時制定政策的領導人沒有權力要求人民作出犧牲。因為他們並沒有做出犧牲。除了極個別的領導人裝模做樣地有那麼幾天不吃肉以外，實際上他們從始至終有特供商店去消費。不僅如此，他們始終有小汽車，有洋房，甚至有美女相陪的舞會。生活在今天的這一代人也沒有權力要求上一代人做出犧牲。因為一代人如果有權剝奪另一代人，這無異於讓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去剝奪另一部分人。

同時，後代人所得到的收益與上一、兩代人的犧牲相比不成比例。換言之，許多犧牲在沒有效益的集權機制下白白浪費掉了。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工業的資金/產出比例、人員/產出比例、以及能源/產出比例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也大大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毛時代的工業化完完全全是靠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汗水換來的。打一個比方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本來一隻燒雞值十塊錢，一顆雞蛋值一塊錢。毛澤東剝奪了上一代人消費一隻燒雞的權利，留給了下一代人一顆雞蛋。

更何況，上一、兩代中國人被迫作出的犧牲絕對不是一隻燒雞所能比喻的。在毛澤東時代，消費品的供應長期匱乏，所有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額憑票供應，所有的普通百姓只能為了基本的生存而辛勤奔波。由於沒有選擇工作和遷徙的自由，中國有數百萬的夫妻不得不長年兩地分居，連基本的性生活權利也被剝奪了。更令人髮指的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國至少有三千萬人由於人為的饑荒失去了生命，這比歷史上所有的外國軍隊所殺戮的中國人還要多。試問這一代中國人，如果讓你作出如此的犧牲，你同意嗎？

這一代中國人是幸運的，但是他們的幸運是建立在他們的祖父輩和父輩的犧牲之上的。更重要的是，上兩代人的犧牲並不是他們自願選擇的結果，而是被一種十分不人道的制度所強加的。十分明顯，這樣的發展道路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能夠推廣或者重複的。那些侈談中國特有發展模式的人，不是缺乏起碼的歷史常識，就是別有他圖。

今天我們談到的是中國當前的發展如何建立在過去一、兩代人的犧牲之上；在下篇評論中，我將進一步分析中國今天的發展如何以剝奪下一代人作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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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4/debt/>
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的銀行壞帳高達九千億美元
2006.05.04貼出  4:08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中國各個銀行的壞帳數額已經高達九千億美元，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並且還在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石山的報導。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4/m0503-xql.mp3>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4/m0503-xql.mp3>

金融時報星期三的報導引述來自國際知名會計師行「致遠」會計師事務所2004年全球壞帳調查的數據指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的壞帳總額達到三千五百八十億美元，是官方統計的兩倍，而全中國各銀行總的壞帳額則達到九千億美元，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報導同時指出，自從2002年以來的三年，中國的銀行壞帳數額幾乎增加了一倍，並且正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

美國泛美投資集團副總裁、評論人士草庵居士表示，這個數字並不令人吃驚，而近年來中國的銀行壞帳迅速增加也並不是秘密。（錄音）

草庵居士表示，2007年是中國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最後期限，對中國金融業來說，既是機會，也存在巨大的挑戰。他認為，未來兩年是中國金融和經濟危機最可能爆發的時期。（錄音）

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則認為，中國的銀行正處在解決壞帳問題的十字路口。另一家國際著名會計師行「資誠」上星期也發表報告，對中國快速增加的銀行壞帳表示關注。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經濟學教授蘇展表示，中國的銀行壞帳是財經界都知道的事實，未來如何演化，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卻沒有人知道。（錄音）

蘇展教授表示，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決銀行的壞帳問題，但結果是問題越來越嚴重。他分析說，中國的銀行壞帳不僅僅是金融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和中國整個經濟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密切相關的。他認為，由於中國的經濟正在和世界經濟相融合，所以，一旦中國爆發經濟危機，受損害的不僅是中國，很可能會波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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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三篇合起來是一篇極好的通俗論文，把“大道理”講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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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5/12/02/commentary_eco/>
自由亞洲電臺

中國發展：幾代人的代價（上）
胡少江
2005.12.02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已經持續了二十七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如果單純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來測量，中國的增長似乎還可以持續若干年。這一增長使得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在世界舞台上變得飄飄然起來。雖然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只有一千四百美元左右，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急不可待地向全世界炫耀「中國經驗」。

有人說，中國走出了一條新的持續高速增長的道路，這條道路又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不僅如此，中國的道路解決了資本主義制度沒能解決的問題，值得其他國家倣傚。甚至有人呼籲：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其實中國的發展道路完全不像他們描述的那般美妙。我的學生曾經要求我用一句話來解釋什麼是中國增長模式。我的回答是：一代人中的少數人消耗幾代人的財富。換言之，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是以改革開放前的近兩代人的痛苦作為基礎的；同時中國還正在以剝奪下一代、兩代升值更多代人的權利的方式維持當前的高速增長。不僅如此，享受絕大部分經濟增長成果的只是人口中的一部分人。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對有限的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的學問。這種研究可以從不同的方向來進行。例如，它既可以從橫向來研究資源的使用和財富的分配是否合理，即資源和財富在同時代不同階級和階層中的分配；也可以從縱向來研究資源的使用和財富的分配是否合理，即在同一地區或者國家不同時代的人們中間的分配，或者說代際分配。在同一時點上對資源和財富進行合理的分配，對於保證社會公正和提高經濟效率十分重要；對資源和財富在不同時代的人們中間的分配同樣重要。

中國財富在當前這一代人之間的分配十分不合理。對這一點，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例如，城鄉之間，城市家庭的年均總收入是農村家庭的六倍；地區之間，西部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東部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貧富之間，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擁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儲蓄存款，且不說富人們的海外存款和其他財富。但是，當前對中國的資源和財富分配在代際之間的不合理問題及其後果的研究則有待進一步加強。

代際之間的資源使用的合理性問題並不難理解，尤其是從有限資源的使用看，這一代人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其實就是對下一代人的剝奪。例如，這一代人過度砍伐了森林，下一代人、甚至下好幾代人就會為水土流失和洪澇災害所困擾；這一代人耗盡了煤炭、石油資源，除非能發現或者發明新的能源，後代就會為能源付出高昂的代價。反之，如果這一代人很好地保護環境和資源，後代們就能從中得到好處。

代際之間的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常常表現得不像資源使用那樣直觀。但是，代際之間財富分配是否合理對一個國家不同時代的人們的生活水平有著十分直接而且重要的影響。例如，這一代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向國外大量借貸用於享受，那麼下一代人有可能不得不將他們創造的財富用來為上一代人還債。這一代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進行了大量的財富積累，那麼下一代人則很可能因此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

根據經濟人假設，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都會在給定的條件下盡可能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根據對人的行為的觀察，人們也發現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假如知道自己的終身收入，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的消費在有生之年能夠平穩。他們在計劃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時是要考慮到整個有生之年的，不僅如此，一個負責任的人也常常將自己的子女和後代的福利作為自己的利益考慮進去。

個人是這樣，作為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從常理上看，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推行經濟政策時，應該在當代人和未來數代人的福祉之間選擇一個明智的平衡。無論是人為地壓制當代人的福祉還是剝奪後代的權利都是不合理的。壓制當代人的福祉之所以不可取，是因為當代人與後代人具有同等的權利，他們的權利不應該受到剝奪。不僅如此，只有一個集權的政府才有可能剝奪人民的這一權利。壓制後代人的福祉也是不可取的。那種竭澤而漁的短視的政策雖然可以為當代人贏得一時的福利，但是卻可能給一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未來。

總而言之，財富的代際分配，不僅僅涉及當代和下幾代人的生產、消費模式問題，也涉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它不僅僅與當代人的道德和社會責任密切相關，也影響到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長遠發展實力。與此同時，財富的代際分配實際上也有可能對當前財富的階級和地區分配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中國經濟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高速增長與中國資源和財富的代際分配的不合理模式密切相關。具體地說，它是歷史對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的一個遲到的回報；只不過得到這個回報的並不是承受苦難的那一代人。同時，當前這一代中國人正在濫用自己的權力對下一代、乃至下幾代中國人進行歷史上罕見的極度自私的剝奪。這樣的經濟發展道路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複製和無法持續的。我將在下一篇評論裡對這個觀點進行具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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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3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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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首發

掠奪死囚器官何時了
廖天琪
Thursday, April 27, 2006

中國的人權問題就如阿Q頭上那塊癩痢，主兒愈不叫人看，旁人看得愈起勁兒，甚至還要上去摸一把。胡錦濤訪美期間，這塊癩痢簡直就成為人人得而摸之的亮點了。胡來華府的頭一天，國會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非洲與人權小組舉行了一場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聽證會，其中一個主題是中國政府對死囚器官的掠奪。十多年來，這個嚴重侵犯人權的問題在中國幾乎人盡皆知，人們卻渾然無覺，不以為恥，不以為惡，而國際社會則認為它踐踏人權、野蠻非常，給予很大的關注。美國國會為此多次聽證，甚至通過法令，禁止參與摘取死囚器官的中國醫師入境美國。歐洲議會1998年就通過了決議，要求中國立即停止這種違反人倫的做法。

胡來期間，癩痢備受關注，顯得格外靚麗。28位參眾兩院的議員聯署了一封信，要求中國政府立刻禁止掠奪死囚器官的行為。他們指出「中國政府鼓勵並核准這種做法已經數十年，摘取死囚器官進行移植違背了國際醫學倫理原則，這種令人不齒的做法導致司法官員的貪慾融合市場對人體器官的需要，左右了司法制度的公正程序。不僅影響到判決，而且還影響到執刑的時間。」

的確，各種證明顯示，在中國，一名重犯何時被判刑，何時處死，當事人和家屬往往得不到事前通知，機靈的囚犯一被進行驗血和體檢，就知道「漢式天葬」的日子快到，屆時挖心掏肝割腎，家屬只能領到一盒骨灰。地方中級人民法院佈告牌上公佈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名單上，自己的名字會出現，通知上巨大的大紅勾，為一條條生命劃上句點。中國老百姓對這種身邊發生的事習以為常，一般人的心理是「惡政府殺壞人 - 痛快」。曠日持久，人們對於生命不再有敬畏之心，別人的命反正如草芥，自己的命也就那麼回事兒，更不用提個人的權利、尊嚴云云了。

事實上，人權問題的確是中國人的恥辱和痛點，不僅中共政府在犯罪，那些容忍和縱容政府犯罪的中國人民，在某種意義上是共犯。拿摘取死囚器官的問題來看，直接參與的醫務人員罔顧醫學倫理，背棄了治病救人的職業道德，為了金錢利益，把人體器官從一個人體移植到另一個人體內，只因前者是弱勢者，而後者能出大價錢，這種行為不僅可恥，也是犯罪。

中國器官移植技術的起步始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然而傳統的「全屍」觀念和中國人缺乏利他的胸懷，使得社會上少有遺體捐贈的習慣，因此除了少量的親屬之間的活體器官移植外，供體奇缺。然而醫學界和醫院非法摘取死囚器官進行醫學實驗和為病患進行移植手術從八十年代已開始了。最近十多年來，器官移植不再限於「利用死囚器官」，而成為赤裸裸的、並且是在政府主導下的商業行為。中國社會貧富懸殊，走投無路的窮人往往願意出售可以部分割捨的器官，來解決生計上的燃眉之急。大陸城鎮的電線桿、大醫院鄰近的告示牌上都貼有出售器官的廣告，這對一個「和諧社會」而言，可謂莫大的諷刺。

器官移植醫院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地崛起，這些醫院就像經常發生礦難的不合格礦井一樣，由於沒有合格的醫師、人員配備、和器械設備，往往令病人魂歸離恨天。有些退休的醫師，因為貪圖厚利，明明知道這些設備簡陋的三四流醫院不夠格，也依然願意操刀，因為病人一般較少直接死於手術台上，多半是出院後護理不足，發生異體排斥而死亡，那時候醫院或醫師就不必承擔責任了。很多退休醫師像原廣東中山醫院的朱蘭英大夫一樣，以離休返聘的方式到小醫院去賺外快。朱大夫於2002年通過關係，為設備簡陋的廣東燕嶺醫院弄到一隻腎，匆忙為港人王年穩作了手術，結果病人術後死亡，引出一場官司。這種缺乏醫德的醫師充斥社會，出了人命，他們只會想法買通路子，開脫責任，自己內心怕是沒有一丁點兒的愧疚。

近年來，除了港台人士，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東南亞、和歐美、乃至以色列的病患，由於本國的器官難求，都紛紛前往中國換器官，「器官移植旅遊業」成為一種火紅的行業。1983年開始的「嚴打」製造了無數的冤死鬼，每年有數千罪犯被草率處死。他們的身體和器官經常被非法地盜取和掠奪，醫學界摘取死囚器官的現象因而氾濫開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民政部公佈了「關於利用死刑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按照規定，無人收斂的屍體、死刑犯自願或家屬同意捐獻的情況下，屍體或器官可以供利用。

這個臨時規定，沿用了二十多年至今，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去年11月7日 - 9日在馬尼拉世界衛生組織(WHO)分部召開的會議上承認中國大量利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活體來源不到5%，95%以上的供體是屍體，而屍體幾乎全部來自死刑犯。據衛生部統計，1993年至2005年年底，中國共實施了59,540例腎移植、6,125例肝移植、和248例心臟移植，數量呈逐年增長態勢。僅2004年一年的肝移植手術達到2,700多例，腎移植手術近6,000例；加之骨髓移植、角膜移植、以及其他臟器的移植手術，全年的器官移植手術已近萬例。眾所周知，器官移植由於無法可依，因此公、檢、法、醫、獄之間串通，駭人聽聞的盜取、搶奪、黑市買賣行為層出不窮，器官成為商品。死囚犯淪為任人宰割的豬狗。這不是社會的恥辱和悲劇，又是什麼？

2006年三月新華網的消息說衛生部制定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並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乍看之下，以為政府終於訂出法令來，這種混亂的叢林法則也許可以由國家的法律來取代。其實，頒布「暫行規定」是中共的文化特色之一，政府沒有誠意，又被情勢所迫時，就拋出一個「暫行規定」，這是種逃避責任、見風使舵的投機辦法。這個「暫行規定」充其量是個「電線桿」規定，只是針對那些黑市上的活體買賣和許多亂給病人移植的小醫院進行整頓，對於整個問題癥結所在的死囚器官的處理沒有任何觸及。

「暫行規定」首先明確了衛生部是最高的負責器官移植的機構，它成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委員會，由省到縣負責器官移植的管理和監督事宜。其中對於醫院和醫師的資格有所界定，只有三級甲等醫院和有執照的醫師，經過省級衛生部門評價合格才能從事移植手術。醫院和醫師的名單應向社會公佈。規定指出「醫療機構應當建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與倫理委員會」，並規定委員會成員如何組成。下面一段規定很是冠冕堂皇：「醫療機構每例次人體器官移植前，必須將人體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醫療機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與倫理委員會進行充分討論，並說明人體器官來源合法性及配型情況，經同意後方可為患者實施人體器官移植。」這樣的規定在未來真能結束器官移植的黑箱作業嗎？這是十分值得懷疑的。中國社會的運作，特別是器官移植事業是公檢法醫等機構一環扣一環，腐化貪慾已經浸入每個環節，到處都有紕漏，這樣的倫理委員會大約一成立，裡面就有內線，如何能保持它的公正性？

規定的第二十七條「人體器官不得買賣。醫療機構用於移植的人體器官必須經捐贈者書面同意。捐贈者有權在人體器官移植前拒絕捐贈器官」。這種內容其實在1984年的「關於利用死刑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中就有白紙黑字的規定：「死刑罪犯自願將屍體交醫療單位利用的，應有由死刑罪犯簽名的正式書面證明或記載存人民法院備查。」然而這二十年來的實際情況說明，各大醫院中所利用的死囚犯器官泰半都是沒有當事人簽字的同意書的。屍體被任意盜走了器官，家人只領取了骨灰，根本死無對證，欲哭無淚，欲告無門。按照法律和情理，犯人犯法若判死罪，處死後法律程序就走完了，屍體應由家屬收回處理。在中國，政府各部門就像藏俗「天葬」的貪婪禿鷹，一見屍體，就要爭相搶奪，猙獰殘酷，斯文掃地。

新的「暫行規定」的29及30 條說明了活體移植的規定：「器官摘取前，應當由本醫療機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與倫理委員會主持聽證，邀請醫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專家和活體器官捐贈者本人及其家屬參加，」，同時要確認「是活體器官捐贈者本人真實意願、無買賣人體器官或者變相買賣人體器官」的狀況。由於中國現在逐漸採用「注射毒針」的方式來處死囚犯，觀察家們擔心這種行刑一旦監督不嚴，就可能發生弊端。即死囚並未死去，他的器官就被摘除。從中國社會的道德綱常的紊亂和物慾橫流之氾濫看來，這樣盜取死囚器官是更為便利、也更難被抓住犯罪證據的。

中國社會上也並非完全沒有反對盜取死囚器官進行移植的呼聲，早些年執器官移植牛耳的大夫如裘法祖就曾經要求政府立法。因此從去年8月開始，北京政府就醞釀要通過一個正式的法令來規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這個即將在7月1日實施的「暫行法規」純粹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它主要是對不合規格的醫院和醫師進行較為嚴格的限制，以減少醫藥手術事故（否則外國的大款病人不來啦），同時對電線桿上的一些買賣器官的廣告伸出了倫理和法理上的戒尺，因為這太有礙中國的國際瞻觀。這種障眼法對於中國醫院每年盜取數千死囚犯器官的嚴重侵權野蠻行為幾乎沒有絲毫的觸及。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中共政權是這個血腥行業的最大受惠者。看來，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這方面的監督依然絲毫不能鬆懈。

作者為《觀察》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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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pril 2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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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稍微注釋一下。

作者筆下的“文化底蘊”顯然有兩個應該明確分開的意思，一個是【高級文化的素養與陶冶】，另一個是【治國安天下的才能與格局】。

作者筆下的【話語】隱然有兩個可以分開的意思，一個是能使說話者以才服人以理服人的【語言(language)思維能力】，另一個是說話者會給受話者巨大的心理壓迫乃至於使受話者欲拒乏力的強橫霸道的【說話(speech)習慣】。就算拋開有關的知識基礎不論，前者還是緣於說話者超邁眾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後者包括措辭和氣勢兩方面；受話者如果太有“教養”，又無法脫離或改變與說話者相處的環境，那麼很快就會變成惡婆婆手底下低聲下氣唯命是從自歎命苦的“孝順的”“可靠的”小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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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eweekly.com/big5/viewarticle_big5.aspx?vID=3296>
《議報》第247期(2006年4月24日)

感歎周恩來之哭
梁契林（美國）
2006年4月24日

據當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回憶，1971年9‧13事件之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專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九人包括林彪在內全部身亡的確切消息之後，號啕大哭，捶胸頓足。足足過了二十多分鐘，方才平靜。

另有民主人士回憶，周恩來以前也當眾哭過一次。那是在國共內戰時期。一群民主黨人找到周恩來，準備提問有關解放軍的動向。不料，周恩來當場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痛斥，國民黨那麼欺負我們，沒想到你們也如此欺負我們。大意如此。

此哭決非那哭。周恩來這兩場哭，對比鮮明。周恩來的那場哭，無疑是在做戲，把那些在國共兩黨之間煞有介事地斡旋不已的民主人士準備出口的種種質疑一古腦兒地哭回進他們的嘴裡去。面對一群被他哭得目瞪口呆的民主人士，周恩來臉上在哭，心裡卻在暗暗好笑。這時候的周恩來既像《三國演義》裡的曹操，又像《尚書‧大誥》裡的周公姬旦。這個場面充滿戲劇性，也充滿喜劇性。周恩來哭得有滋有味，宛如年青時在舞台上的演戲。

然而，周恩來二十多年之後的這場哭，卻沒有絲毫戲劇因素，並且悲愴到了比戲劇史上所有的悲劇還要悲。周恩來臉上在哭，心裡也在哭。這是一場憋了很久很久的失聲慟哭。假如那次是假哭，這次絕對是真哭。既哭林彪，又哭自己；既哭自己的處境，又哭國家的命運；還可能既哭毛澤東、又哭所有被毛澤東整肅的同志戰友 ‧‧‧‧‧‧內容豐富得足以蘊含整整一部共產黨革命和共產黨執政的歷史。

周恩來之哭當然主要是哭林彪和哭自己。哭林彪的悲劇結局，哭自己沒有林彪那樣的勇氣、卻最後又難免林彪那樣的結局。伴君如伴虎。就連毛澤東十分寵信的張春橋都如此感慨，更不用說被毛澤東始終猜疑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總是善待沒有權力的女人相反，毛澤東從來不善待擁有權力的男人；哪怕像周恩來這樣溫柔體貼到了比女人還女人的地步，也不肯放過。周恩來對此只能一哭了之。

周恩來一生當中，最為精彩的，可能就是這場痛哭。周恩來這場哭，比得上李後主的全部詞作。問君能有幾多愁，豈是一江春水向東流？簡直就是白浪滔天，一片汪洋，無邊無際。

面對林彪的拍案而起，傲然抗爭，寧死不屈，周恩來於悲痛之外，更多的是慚愧。縱觀林彪一生，每次反對毛澤東都是立場明確的主動出擊。從質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到長征途中寫信要求毛澤東交出兵權；從東北戰場上糾正毛澤東瞎指揮，到拒絕帶兵赴朝鮮與美國對抗；從當面抗議秦始皇焚書坑儒，到最後與毛澤東分道揚鑣。將來的歷史學家寫到林彪，結論一定會是雖死猶榮。相比之下，周恩來在毛澤東的陰影底下，卻活得極其窩囊。鄧小平被打倒之後復出，尚且都敢大刀闊斧地全面整頓，雖然激進有餘一點，卻做得毫無懼色。可是周恩來在亦步亦趨地追隨毛澤東時，哪怕只是還點良心債務，都會縮手縮腳。面對林彪的寧死不屈，周恩來怎麼能不對自己的如此窩囊慟哭失聲？最近網上披露的二張攝於1971年五一勞動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實在是饒有意味。周恩來看著林彪拂袖而去之後那張空空蕩蕩的座位，眼神之憂鬱之焦慮之悲傷之無奈，比莎士比亞舞台上的哈姆雷特還要哈姆雷特。而毛澤東昂首禮花的那種冷酷，又確實比秦始皇還秦始皇。

雖然同樣的說違心話，同樣的為虎作倀，但林彪是有底線的，內心深處是不贊同的。正是這樣的底線，使毛澤東聽出了林彪高舉話語中的反諷意味。四個偉大，三個副詞，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確實把毛澤東捧到了足以跌得粉身碎骨的高度。從毛澤東1967年給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對林彪那種難以言說的怨恨。

相比之下，周恩來從不誇張，更不用說暗含反諷之意。周恩來把他對毛澤東的每一句表忠都說得實在懇切，煞有介事。林彪的表忠充滿無可奈何，而周恩來的表忠卻是一種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樣的死心塌地。林彪生前已經看透了毛澤東，可是周恩來至死都沒有穿越毛澤東的陰影。彌留之際的周恩來，沉浸在越劇《紅樓夢》的「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裡。越劇把心氣高傲的林黛玉寫成一個悲悲切切的棄婦，已經與《紅樓夢》差之千里。而周恩來內心的全部委屈卻恰恰與棄婦相近，絲毫沒有林黛玉那種「人向廣寒奔」的高潔和瀟灑。周恩來下意識裡可能還盼望著死後能夠讓毛澤東如同寶玉哭靈那樣地哭上一場，殊不知，毛澤東非但沒有出席他的葬禮，還讓身邊的女人和衛士大放鞭炮。周恩來終其一生都沒有向毛澤東抬起高貴的頭顱。風度翩翩的周恩來內心深處像個在封建禮教底下苟活著的小女人。究其原因，除了個人性格侷限，應該歸結於文化底蘊上的了無內涵。

林彪雖然是個軍人，但因為是個天才的軍事家，所以具有過人的洞察力。在毛澤東的話語強勢底下，照樣能夠看出其秦始皇式的專制本相。林彪在私底下流露的幾句對毛澤東整肅彭德懷的不滿，可謂一語中的：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毛澤東「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比起林彪的才華橫溢，周恩來謹慎得令人扼腕。周恩來的教養和其文化底蘊，形成極其鮮明的反差。周恩來太有教養，卻又太沒有文化底蘊。周恩來的教養是孔儒傳統的教養，周恩來的沒有文化，則是精神底蘊的嚴重匱乏。貴為宰相的周恩來，其文化底蘊可能還及不上《紅樓夢》中大觀園裡的隨便哪個小姑娘。薛小妹新編的懷古詩周恩來是絕對讀不懂的。按理說，毛澤東應該經常問問周恩來《紅樓夢》讀了幾遍了。可是毛澤東偏偏把這麼重要的問題賜給了許世友，就像要求許世友學會跳芭蕾舞一樣的可笑，並且可惡。

周恩來的個人秉賦最接近中國歷史上的二個人物，一個是周公姬旦，一個是諸葛孔明。但比起這二個人物，周恩來的欠缺都在於文化底蘊。周公建制在文化上具有十分明確的指向，《尚書》中記載的幾個誥令，雖然時不時地要高舉一下先考文王，但也確實具有獨當一面的文化心胸和歷史視野。至於諸葛亮，儘管其兩份出師表上道出的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儘管其「隆中對策」可能出自《三國演義》的虛構，並且所謂的神機妙算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但其治蜀成就卻表明此君並非僅僅是個周恩來式的事務主義者，而是個出眾的治平英才。

假如說創造力來自想像力，那麼周恩來的沒有創造力正好在於他的毫無想像力。周恩來能夠成為一個出眾的演員，卻絕對做不了成功的導演。從帶著季米特洛夫的推薦信到黃埔軍校任職開始，周恩來一直是在別人的指揮下做事，而從來沒有做過真正的指揮者。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服膺，除了毛在話語上的絕對強勢，毛的指揮能力應該是很重要的原因。被父親欺壓，可能會欺壓出一種陽剛之氣十足的強橫，比如毛澤東。而被母愛哺育，卻只能造成一種柔弱的和藹可親。周恩來的這種溫馨，做個賢妻良母綽綽有餘，做個成功的首相，卻缺少應有的主心骨。周恩來內心深處的這種空洞，導致了他太需要聖上，從而不得不依賴聖上。

很難想像沒有毛澤東的周恩來時代會是一部什麼樣的歷史。會是周公的歷史麼？會是諸葛亮的歷史麼？誰也無法回答。當然，比起周公和諸葛亮，周恩來也實在是太不幸了。周公的幸運在於，其兄長周武王打下朝歌之後沒有多久就去世了，從而得到了一個大顯身手的歷史機遇。諸葛亮的幸運在於，劉備只知道用人，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話語力量。除了為關羽報仇攻打東吳一事上沒有聽從諸葛亮之外，其它事情基本上都對諸葛亮言聽計從。但周恩來面對的毛澤東不僅沒有在打下江山之後馬上死去，而且還擁有一整套的話語。被毛澤東打倒的同僚們是被毛澤東的權力置於死地的，而周恩來卻是被毛澤東的話語給壓死的。毛澤東的話語如同一個緊箍咒，把周恩來活活箍死。就權力而言，周恩來有足夠的權力與毛澤東分庭抗禮。周恩來缺的是話語。沒有話語的周恩來，再有權力，再有勢力，也無法與毛澤東匹敵。此乃替周恩來作傳的眾多作者所不曾察覺到的。

在權力相等的前提之下，話語的有無乃是決定性的。從「五四」啟蒙話語中崛起的中國共產黨馳騁天下所爭奪的是權力，而黨內角逐所定奪的是話語。毛澤東的最終勝出，首先是話語，其次才是權術。要說權術，周恩來的太極推手並不下於毛澤東的摧心毒掌。但周恩來沒有話語，就好比內功不濟的武師，怎麼個玩法，總是落敗。從周恩來的這種先天不足，可以想見他的慟哭聲裡蘊含著何等的悲痛。就因為沒有話語，周恩來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而且還怕被休，晚節不保。這樣的命運，這樣的悲劇，周恩來不哭誰哭？

就毛澤東上演的一場歷史悲劇而言，幾乎人人都是悲劇的主角。毛澤東也是個悲劇人物。鄧小平本來是有希望成為喜劇形象的，可惜一夜之間，掉進了悲劇的輪迴。比起毛澤東的這場悲劇，古希臘悲劇似乎都變得清淡了。遺憾的只是，人們至今沒有品出這場悲劇的文化意味和歷史內容。周恩來當然也沒有領會，但他卻哭了出來。所以說，這其中的悲切，豈是一江春水能夠流得盡的。時至今日，中國民眾依然生活在周恩來的哭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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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30505+132006042400794,00.html>
陳日君：中梵建交存在最關鍵的第三條件
2006.04.24　 今日晚報  中央社

    新任天主教樞機主教陳日君接受香港「經濟日報」專訪時表示，中梵建交的真正阻力，不在於梵蒂岡跟台灣的邦交或主教任命權，而是北京不肯放棄對中國教會運作的控制權。

    陳日君指出，在中梵建交問題上，北京所提出的兩大條件，包括教廷任命主教權以及與台灣斷交，這兩個條件已沒有什麼大問題，最關鍵的其實是較少提到的第三項條件，就是中國堅持繼續控制教會運作。

    他以中國教會最高權力機構「天主教代表大會」作例子，說明鮮為外人所知的中國政府控制力。

    陳日君表示，代表大會數年開一次，由主教、神父、修女、及教友代表組成。開會時，主教神父修女坐在一邊，對面則整排都是共產黨幹部，看著他們開會。選主席、副主席時都說出名字，然後問大家是不是選這個人，「大家一起拍手說是是是，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這是政府要的人選，誰敢說不？」

    陳日君認為，中國不願意交出控制權，無論目前情況如何改善，都不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就像被一條很長的繩子綁著的狗，仍可以在很大的範圍內走，但始終是被綁著的，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對於提及二零零八年中梵建交，他澄清說，這只是舉例，他並不能確定，建交可以瞬間來臨，也可久久沒有進展，要看中國政府是否「看得通」。

    陳日君四月底啟程赴梵蒂岡商討中梵建交的具體問題之前，可能會與北京在香港的中央聯絡辦公室官員會面，瞭解他們的看法。此外，他透露，這次並非與教宗單獨會面，而是與負責中梵建交問題的成員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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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2006/04/19/chen_jinsong/>
自由亞洲電臺

中共金援柬埔寨，用心良苦
陳勁松
2006.04.19

最近，溫家寶訪問柬埔寨，宣佈向柬埔寨提供6億美元經濟援助。國際間聞訊吃驚，因為，中共如此大方，竟相當於其他各國（包括歐盟和日本）給予柬埔寨的援助總和。去年，中共在柬埔寨投資2.4億美元，也居各國之冠。

無論如何，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遠遠不及歐盟和日本。6億美元，相當於近50億人民幣，如果用在中國農民身上，至少可以補貼一千萬農民（以每人500元計）；如果用在中國失學兒童身上，至少可以讓500萬孩童回到課堂（以每人1,000元計）；如果用在中國乞丐身上，至少可以讓50萬人有家可歸（以每人1萬元計）……

有人說溫家寶「親民」，然而，在中國，人們看到，溫家寶下基層，至多也不過就是與礦工和農民握握手、吃吃飯、照照相，甚至掉幾滴眼淚，但從未見他對國內那些弱勢群體提供多麼慷慨的援助或者捐助，不要說50億，就是幾億，幾千萬、幾百萬，幾十萬，都沒有。

四年前，朱鎔基訪問柬埔寨，大筆一揮，就免去了柬埔寨所欠中國的全部2.2億美元債務。中共兩任總理對待柬埔寨何其慷慨？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不約而同地秀出這等「大手筆」？

經濟上而言，柬埔寨固然是亞洲最貧困國家之一，值得他國同情和援助。但中共「打腫臉充胖子」，竟提供相當於其他國際援助的總和，卻又何必？況且，這次援助中的部分款項，竟用於興建柬埔寨首相洪森及其副手辦公的新政府大樓，與柬埔寨人民的疾苦又有何干？

也有分析家猜測，中共強出頭，出於軍事目的。比如，去年，中共向柬埔寨當局贈送6艘海軍巡邏艇，表面上是為了幫助後者打擊毒品走私與販賣人口。但中共明顯期望中柬關係朝著軍事合作方向發展。中共用心於此，豈不又是授人以柄，為「中國威脅論」（應為「中共威脅論」）製造口實？

實際上，政治目的才是中共慷慨援助柬埔寨的最大動機。上世紀末期，中共支持和慫恿柬埔寨共產黨 ---- 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奪取政權，並大肆屠殺柬國人民，製造了二十世紀震驚世界的大屠殺之一：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共計170萬人，被殘暴的紅色高棉屠殺。

待到紅色高棉被推翻和剷除之後，聯合國力主設立國際法庭，將殘餘的紅色高棉頭目繩之以法，以期為死難的柬埔寨人民討回公道。然而，由於中共的百般阻撓，聯合國的計劃始終未能實現。

中共恐懼審判紅色高棉將連帶扯出中共的罪行，故而死命反對聯合國專設審判紅色高棉的國際法庭。與此同時，中共竭力討好柬埔寨洪森當局，又是大舉投資，又是大量援助，甚至不惜為洪森修建豪華的政府大樓，目的無非在於要洪森當局放過中共一馬，在審判紅色高棉問題上盡量拖延和淡化。

洪森當局果然見錢眼開，對中共投桃報李。不僅拒絕將紅色高棉頭目送交國際法庭，而且包庇這些頭目，讓他們在柬國境內逍遙自在，過著安逸的養老生活。洪森因此被中共讚為「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儘管從前洪森曾經是紅色高棉的死對頭，也曾經就是中共的死對頭。

在中共和洪森政權的聯手遮蓋下，紅色高棉得以逃脫清算，這固然是柬埔寨人民的天大不幸。然而，中國人民又何辜？竟然要為中共的歷史罪行「買單」：無數中國人民的血汗錢，竟被中共隨意挪用，用以討好柬埔寨洪森當局，並為中共的歷史罪行縫製昂貴的遮羞布。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陳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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