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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昕" "被遺忘的" "暴徒" "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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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網站
(讀者推薦) August 1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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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2005年9月號（總第148期）
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群體
被遺忘的「六四暴徒」群體
趙昕（北京）
2005 August
一、有些事絕不能遺忘
有些事絕不能遺忘，有些話不得不說。可是在這樣一個功利追星、娛樂至死的世代，太多不該遺忘的事情被遺忘，太多應該說的話沒人說，太多的傷痛留在了這些本來絕不該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受難者心頭--即使他們是那樣的高尚善良，即使他們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難，即使他們正是為了苟活至今的我們才挺身而出的！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國各地)的社會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幹部、學生，為了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血腥屠殺無辜學生和知識份子，甚至還懷著對人民子弟兵及共產黨的善良幻想，自發地趕赴各個交通要道，企圖憑著自己的血肉之軀，手無寸鐵地勸阻戒嚴部隊入城屠殺--結果不言而喻，他們中的許多人死不瞑目地倒在了劊子手的槍口下，至死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成為了「六四死難者」；另一部份人受傷致殘，僥倖留下一條活命，這麼多年來一直艱難而屈辱地活著，成為「六四傷殘者」，如齊志勇、方圓、龐梅青、黃林、張斌；還有很多人僥倖逃離屠殺現場，卻在「秋後算帳」和舉報中無端成為「反革命六四暴徒」，紛紛被抓進各地監獄重判快判，刑期或長或短，有期、無期、死緩，甚至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成為「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慘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十六年來，這最少達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體孤苦無助地承受了無盡的苦難，卻幾乎徹底地被自由世界的我們遺忘殆盡。
二、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
在這些被自由陽光遺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筆者親自接觸過的，和根據多年的訪談記錄下來的，殘缺不全的案例如下：
北京師範大學的趙剛、許敬、史虹揮等學生，他們僅僅是因為把市民撿來的槍枝展覽後，交給了學校的保衛部，就被誣告為「反革命暴徒」，打入鐵牢：趙剛被判刑五年，江蘇高考狀元許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揮被關了一年後釋放。目前，趙剛和史虹揮都在北京生活，許敬在江蘇服刑後現況不詳；
北京一個化工廠的青年工人齊輝，「六四」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正好與我在204號樓19監號一起關過兩個月時間。因為是「六四暴徒」，長時間被戴著十幾斤的大號腳鐐。據齊輝在秦城監獄時跟我講，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途中時，還被戒嚴部隊戰士從軍車上拖到野地裡，毒打之後又澆上汽油準備活活燒死他，幸而他極力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來了，才得免一死。調整監號後，我就再沒有他的消息，只是聽說齊輝又被轉監獄了；
孫傳恆、劉子厚、胡忠喜、李寶芹、侯軍，被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重刑，當時判這種罪名的人並不多見。孫傳恆是「工自聯」骨幹，被判最重，無期徒刑，屬於「六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長的之一。在難友眼中，他為人謙和，勤學不輟，又是硬骨頭，多次和韓罡等「反革命」抗議勞改產品出口，向獄方提出改善獄內政治犯待遇的問題。孫傳恆常講：「我們的權利是爭來的，不是恩賜來的。」這些年孫傳恆身體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腸結核、貧血等綜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紀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水電費和看望傳恆的開銷之外，所剩無幾；
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廠的工人。「六四」那天，他正趕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他看見到處是火光衝天，到處是喧鬧的人群，到處是人們的哭喊聲，董盛坤被慘烈場面驚呆了。當時，他最惦記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剛剛降生不久的孩子。於是，他不顧一切衝開雜亂的人群，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往家趕。但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隊軍人。擁擠在道路上的人群還沒有反應過來，軍人們已經向著密集的人群開火了。許多人倒下了，從此就再也沒有站起來。由於董盛坤當過兵，知道一些軍事常識，為了保護自己，他沒有跟著人群亂跑，而是甩掉自行車臥伏在路邊的花壇中。槍聲停了，軍人走了，他才從地上爬起來，狂奔進一條胡同，坐在街上的一個門樓下面歇斯底里地狂笑不止……沒過幾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燒軍車，證據是據說有一個公安特工記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車牌號。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後法官留情，把董盛坤判了個死緩，留了一條命。終日生活在恐怖環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著自己的人格未變，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國北京市崇文區龍潭西里16樓3單元8號。只是提起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慄。
劉玉生，北京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劉玉生平時就是一個熱心人，「6．4」時就更閒不住了。用他的話講：「解放軍都圍在城邊上了，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怎麼著也得盡一份！」當誰都沒想到的屠殺終於發生的時候，劉玉生也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頭頂上密集的子彈，不時劃過漆黑的夜空；街頭到處都是隆隆的坦克聲。軍隊過後，道路兩側的牆壁上佈滿了彈孔。一些癱瘓了的裝甲運兵車、坦克車還停在路邊。軍人早已隨著大部隊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機關槍還可怕地對著街頭的市民。為了不使這些武器成為殺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機關槍從坦克車上卸下來，扔在了路邊。沒過幾天鄰里舉報，他就被軍人們抓走了。
三、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
當時，軍人們對待「暴徒」的態度是「往死裡打」，他也只能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結果，他被定為「破壞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關押在第一監獄時，由於生存條件惡劣，他身上許多處發生了腐爛。最大的患處，直徑達12厘米。由於「醫務所」惡劣，難友們只能自己「治療」--方法是：先讓幾個人把他按住，然後由「主治大夫」用撿回的碎玻璃把他患處的爛肉刮掉，直到見到粉色的新肉來；最後，在整理好的傷口上塗上食用鹽，用衛生紙縛住，「手術」就算完成。生命力真是強大，幾天後，他的傷口竟然奇跡般痊癒了。98年，劉玉生又大病一場，命最後保住，但小腦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認為「六四」那一晚他做了這一輩子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其他資料不詳的「六四暴徒」還有：
「苗大俠」，因為燒軍車被以「反革命破壞罪」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死緩，在監獄裡曾經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長時間用七根電棍電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難友們尊稱為「苗大俠」，真名反而都記不住了；
王稼祥，年齡最大的「六四暴徒」，出於義憤，七十多歲的老人參與了燒軍車的行為，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1997年八十多歲時，死於北京第二監獄；
朱文義，因燒公共汽車阻止戒嚴部隊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緩，關押在北京二監；
張燕生，因為在家裡抄出幾件軍衣，被以「搶劫罪」判處無期；
高亮，因為用磚頭砸爛軍車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無期徒刑；
蔣生，因為在家裡抄出一些軍用設備，被以「搶劫罪」判處20年有期徒刑；
孫燕才兩親兄弟，家住大興縣，因為用石頭砸入城戒嚴部隊，被交通攝像機拍到，被以「破壞罪」，一個被判處十七年，一個被判處十五年；
路洪澤，一個所謂「六四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沒幾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18日）；
另外，還有孫伯光、劉洪、宗景山等等被稱為「六四暴徒」的數百名良心犯--
據從北京市各大監獄服刑出來的韓罡、王國齊、陳晏彬、劉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難友回憶，北京市各個監獄服刑的所謂「六四暴徒」，加起來最起碼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單是在1990年12月25日，中國政府為了便於對「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六四暴徒」從北京第一監獄轉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從此，一般只關押十年以上重刑犯的北京市第二監獄多了個通稱為「暴徒隊」的犯人中隊，長期關押有120個至130個「六四暴徒」，進行集中勞動改造。而在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茶澱分局，由十四個小監獄組成的監獄群中，還有三、四個所謂「暴徒隊」，每個隊一般有140個至160個「六四暴徒」，都是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經被槍斃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幾天後即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斃，中央電視台進行了全國直播的七個「反革命暴徒」，分散關押在北京其他各個監獄的「六四暴徒」，以及許多「失蹤」的學生市民和關押在全國各地的「暴徒」，那就實在不知道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到底總數有多少了！
四、真相被捂得死死的
必須指出，目前真相被捂得死死的，遠遠還沒有被揭示出來，筆者上述記載的，也僅只是遍及全國的眾多所謂「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極少的二十多個人而已。由於筆者無法去司法部門查找資料，只能找剛出監獄的政治犯瞭解情況，而政治犯與「六四暴徒」又是分開關押的，所以他們的接觸面也有限，並且記憶也會有失誤之處。網路上也僅僅只有韓罡、韓東方等人寫的幾篇相關文章，更多的受難者需要被人們所記錄。而真相大白之日，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國實現之後了。
記得一九八九年我剛進長春鐵北監獄時，為了抗議一個監獄管教無端毆打同號刑事犯，當即被他暴聲喝問：「你是什麼人？」我回答說：「我是大學生！」那個高猛如野獸的「政府」即獰笑道：「好啊，又一個反革命暴徒！」六個管教、武警拖我出監號，拳打腳踢槍托砸，真的把我打得「屎都打出來了」，奄奄一息後，才把我拖回監號，像死人一樣扔在地上，揚長而去。及至後來被轉送到秦城監獄單獨關押時，實在孤獨難耐，才大喊：「管教啊，再派一個暴徒來陪我吧！」博了難友們一笑，還被王丹先生寫進《秦城回憶錄》裡，自己也絕不以被管教「政府」貶斥為所謂「反革命暴徒」為恥。
這些人數眾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幾個共同特點：
一、他們僅僅只是出於良知和道義，做了一些義憤之下的勇毅之舉(甚至許多人還是被刑訊逼供的)，就被當局當作「反革命暴亂」的替罪羔羊了！
二、由於當局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從重從快」嚴加懲處，他們所被判處的刑期都非常重非常長，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暴徒隊」，就長期關押有120個至130個「六四暴徒」，很多人現在還被關押著，甚至一些人已經死在監獄裡。
三、幾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來判處的，不是「破壞罪」就是「搶劫犯」，不是「故意傷害」就是「殺人犯」，只有極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的，有些政治犯也區別對待他們，給這些真正的良心犯留下很大陰影。
四、十六年來，外界極為缺少對他們的瞭解和關注，也極少給予應有的救助和溫暖，更別說是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著執政當局的殘酷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遺忘。
「六四死難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張先玲女士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在進行不懈的吶喊呼喚，「六四傷殘者」有以齊志勇、龐梅青等勇士為代表在不斷的抗爭，「學生領袖」、「民運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應！這些群體都或多或少為自由的陽光所照耀，為人世間的關懷所溫暖，雖然仍舊艱難，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況也算正常。可是問題在於，這些被「從重從快」判處了重刑、死刑的所謂「六四暴徒」群體呢，又有誰在替他們呼籲？！又有誰在為他們伸張正義？！又有誰在關心和幫助他們的家小？！沒有，幾乎沒有--十六年來，他們在監獄中承受了無盡的苦難，付出了極為慘痛的犧牲，他們的親人也陷入無際的迫害和痛苦之中！而包括趙昕在內的我們，最不應該遺忘的我們，卻把這些為了同樣的信念和理想，在良知的驅使下為我們去抵擋刺刀與坦克的勇士，幾乎遺忘殆盡--
在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維林了，因為他隻身擋坦克，突顯了作為公民的不屈良知和道義勇氣--可是十六年了，這麼多年來他在哪裡？他還活著嗎？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有人關心。成都廖鬍子說：「這世界新聞太多，轉眼又被人遺忘了。」
在「六四慘案」十六週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羅地網中，無力掙扎。除了絕食自省24小時以悼念「六四」死難英靈以外，我只能在飄曳黯淡的燭光下寫下這些文字，為這些同樣善良無辜卻最為孤苦無助的「六四暴徒」群體講兩句應有的公道話，權作一個可恥的遺忘者微不足道的一點贖罪。
寫於2005年6月4日上海 修改於2005年7月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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