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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胡傑新片：文革非自文革始
邵建
Saturday, October 21, 2006

10月15日下午兩點，去胡傑那裡看他今年拍的新片《我雖死去》。這部片子屬於口述影像紀錄，悲劇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女校長卞仲耘，主述者則是死者的丈夫、時年八十五歲的王晶堯老先生。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的黨總支書記、副校長。1966年8月5日，被本校紅衛兵在批鬥會上毆打致死。用帶釘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個人，而且是她們的校長；致死者居然是學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放在哪裡這都是一個詭異的事實！對此，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當時也在現場的王友琴女士有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女性的野蠻」。

「野蠻」似乎更多和男性有關，女性又何以野蠻？王友琴女士的解釋是：「這類行為所隱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屬於所謂『原始思維』」。又及：「女性是溫柔的。然而，這溫柔主要是在某種文化環境中薰陶培育出來的。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原始的野蠻壓過了女性的溫柔。」

也許我的看法不同。女性的溫柔並不需要某種文化的薰陶，她們天性如此。倒是某種文化的薰陶才使她們不但違逆原始天性，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線，做出類似法西斯的行為。

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薰陶呢？「目的論」文化。

看片時，我很注意片中她們的表情，那些女紅衛兵的臉上充滿了正義感，就是在打人時，她們的表情也是那麼單純、激昂、亢奮，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犯罪。甚至，她們的眼睛告訴我她們正在行使正義。

自己的目的是對的，動機是崇高的，意圖是正義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於死。這就是「目的論」文化。「目的論」又稱「目的倫理」或「意圖倫理」，它的邏輯是：為了正義實現，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倫理」對正義的衡量又僅僅在於目的。如果手段不正義而目的正義，目的就可以為手段「漂白」。此即西諺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證明手段正當）。

在我看來，打死卞仲耘，這正是女學生行兇時非但不自覺反而以為自己正當的潛在緣由。否則，沒有一個自以為崇高的目的把人活活打死，常情下女孩子下不了這個手。

這是一個紅衛兵為自己當年行為的辯解，它活生生地顯示了在「目的論」的邏輯中罪惡如何轉化為正義：

「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的原因畢竟不是醜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是愚昧、盲從、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思的幽靈，是壯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

如果說文革的罪惡是這樣鍊成的（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那麼，富有歷史意味的是，文革非自文革始。胡傑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作家林莽），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鬥及死亡的全過程。這位歷史在場者有一句話使片子產生了歷史的縱深，他說：「這師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師範大學」。

是的，就是這所女子師範大學，早在1925年就上演過學生衝擊校長的一幕，那就是當時震驚北京教育界的「女師大風潮」。一邊是以許廣平為代表的女學生，一邊是女校長楊蔭榆。雙方互相激化矛盾，以至不可收拾（保守的楊當負更多的責任）。在「驅楊」運動中，學生多有過激舉動。長期以來，我們總是一面倒地指責楊蔭榆，卻從未對學生採用的手段做過哪怕是稍微的反思。過程不必描述，我們只消看許廣平給魯迅的信，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師彙報的：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條大街，迎面看見楊婆子笑瞇瞇的瞅著我們大隊時，我登即無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楊蔭榆，打倒楊蔭榆，驅逐楊蔭榆！同儕聞聲響應，直喊至楊車離開了我們。這雖則似乎因公濟私，公私混淆，而當時迎頭一擊的痛快，實在比遊過午門的高興快活可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先生，您看這匹「害群之馬」簡直不羈到不可收拾了。這可怎麼辦？」

聲口如見其人。然而，這只是一斑。至於她們把校長轟下台來、趕出會場，繼而給校長室貼上封條，把東西扔出來，又在校門口貼大字報，警告校長不准進學校大門，且專門派人看守等，總之，如果讀過一通「女師大風潮」，那麼，即使在同情她們、並認可其一定正義性的同時，我也不得不指出其變態所在。就她們的語言和行為方式來說，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而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在某種意義上未必不是當年「許廣平們」的變本加厲。

古人云「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任何事都有一個過程，楊蔭榆和卞仲耘雖然命運不同，又分屬不同時代；但在她們倆人相隔的這幾十年間並不難尋繹其中歷史發變的「草蛇灰線」。

年輕的許廣平無疑認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沒有問題，因為她的老師就是這樣教導她的。魯迅給許廣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

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國版。不僅如此，魯迅對年輕人多次表述過同樣的意思：

「只要能達目的，無論什麼手段都敢用……。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

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有什麼樣的教育，就有什麼樣的收穫。女師大附中的女生們為了革命，為什麼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長？

「目的論」文化是二十世紀左翼激進主義文化的一部分。就這個世紀而言，它源遠流長，並形成一種持續的精神遺傳。文革有「目的論」的荼毒，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發。所謂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終。上述那個紅衛兵為自己的辯白是在文革三十年後的90年代。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文化，有這樣的價值支撐，便從體制和民間兩方面潛伏了文革或類似文革的可能。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歷史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觀胡傑新片，我的讀感是，從「目的論」到「法西斯」有時只有一步之遙。這是胡傑片中的一個定格：紅色恐怖萬歲！它坐實了「目的論」的邏輯：為了正義實現哪怕血流成河；因為它恰是用人血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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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2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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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革命左派徐叔叔--文革點滴記憶之一
姜和平
Monday, November 20, 2006

徐叔叔名叫徐非光，和我們住鄰居。他文革前是教育部政治教育司的處長。院裡人都知道徐叔叔是紅小鬼出身。雖然沒上過多少學，但是理論水平特高，政治嗅覺特靈，對毛澤東思想理解得也特深。他中等個，戴眼鏡，長相頗似張春橋。文革中，他在教育部大院是有名的「堅定的革命左派」。這是因為1966年6月初，文革剛開始，徐叔叔是率先揭發批判高教部長蔣南翔的五大反蔣英雄之一。他是這五大左派中唯一的處級幹部，另外四位都是司局級。但是徐叔叔因此受到對立面派別的攻擊，被安上「反革命黑手」、「政治扒手」、和「跳樑小丑」等罪名。他為此挨了不少鬥，也挨了拳打腳踢。在鬥爭會上，儘管他被反扭雙臂坐「噴氣式」，兩手還被潑上了墨汁，徐叔叔還在頑強地高呼「毛主席萬歲！」

左派歸左派，徐叔叔對院裡我們這些小孩兒很和藹。他說話又風趣又有水平，小孩們都挺喜歡他。文革前夕，我得到過一次徐叔叔的教誨。那是1966年5月的一天，陽光明媚。我在朋友小寧家玩抓羊拐。我們正玩得高興，和小寧爸爸談論國家大事的徐叔叔走過來，笑盈盈地和我們打招呼，說有重要的事要跟我們說。

徐叔叔先給我們講當前形勢。他說，現在我們正在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家村。「你們知道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嗎？」徐叔叔開導式地提問。我們張口結舌說不上來。

「因為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不搞文化大革命，我們國家就會變修！」徐叔叔嚴肅地說。

「咱們國家變修是什麼樣啊？」我們問。

「那就是千百萬人頭落地。像你、我，咱們都得人頭落地！」徐叔叔異常嚴峻。我們感到形勢如此嚴重。

「我們要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寫的《燕山夜話》。他們藉著寫雜文來反黨，多惡毒！」徐叔叔拿過最近的一期《中國少年報》，誨人不倦地啟發，「你們看，這篇文章寫得多好，『批判吳晗為《我和姐姐爭冠軍》寫的序言』。你們雖然年紀小，也應該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搞好革命大批判，長大才能接無產階級的班。」

《我和姐姐爭冠軍》是北京市少年優秀作文選第二集，是我最喜歡看的書之一。「那我們怎麼參加革命大批判呀？」我們迫不及待地問。

「你們來看，《今天我喂雞》少年作文選第一集的序言也是吳晗寫的，現在還沒人批。如果你們寫篇批判稿，你們就是打頭炮、搶頭功囉！」

徐叔叔一番話，激勵得我們亢奮無比。「好！我們長大了要接無產階級的班。我們現在就要反修防修，批判吳晗。」我們堅決地表示。

「你們看看，能看出吳晗這裡放什麼毒嗎？」徐叔叔拿出一本早已準備好的《今天我喂雞》，循循善誘地繼續引導。

我仔細讀了兩遍吳晗為《今天我喂雞》寫的序言，說，「看不出來有什麼毒哇。」

「這就需要政治嗅覺靈敏，才能識別香花和毒草。」徐叔叔說。

「怎麼才能把政治嗅覺弄得靈一點兒呢？」我們都有點急了。

「看看吳晗寫的這句話：『從這些小作者中，將來會出現作家、畫家、工程師……』什麼這個家、那個家的，這不是鼓勵你們長大以後成名成家嗎？他怎麼不讓你們學習毛主席著作呢！他怎麼沒說讓你們長大當工農兵呢！這就是毒害少年兒童嘛！吳晗寫的這個序言是一棵大毒草！你們應該寫一篇批判稿，投給少年報，用實際行動參加文化大革命。」徐叔叔口氣堅定地鼓勵著我們。

我頓時感到天降大任。於是，由我執筆寫了一篇稿子，題目是「徹底批判《今天我喂雞》的序言」。徐叔叔說，「要想把他批倒、批臭，就一定要點出吳晗的名字來」。他建議加個副標題「少先隊員要堅決和吳晗作鬥爭」。我按照徐叔叔的指點鄭重其事地寫了一篇大批判，比平時做作業都更加認真。這是生平第一次寫批判稿。寄給少年報社後，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事。

十二年以後的1978年，我上大學後又見到了徐叔叔，他風采依舊。

我問，「您現在還在教育部工作嗎？」

徐說，「不，我在文化部政研室工作，負責起草文化部的重要文件。」

「那您工作很忙吧？」我問。

「忙啊！十年動亂，積重難返啊！」徐叔叔語氣十分沉重。

「您見過文化部長王蒙嗎？」我又問。

「文化部長何止見過，很熟哇！我們的辦公室就是裡外間嘛。」徐叔叔以自豪的口吻回答。

四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文革前夕徐叔叔給我們的這次絕妙教育，他不僅教我們文革式大批判，而且教我們政治投機。

寫於2006年3月22日，文革四十週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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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2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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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註：歷史真相今日已明，九一八未抵抗的責任應該“完全”由張學良來承擔。老蔣當時的長期基本方針是以忍為上，藉以爭取籌備抗戰的時間，這個政策後世看來沒有問題。東北當時的軍政全權全責在張學良身上，老蔣在九一八之前以及事起當時都沒有給張學良“不抵抗”的命令，“不抵抗”乃是張學良本人的長期方針，事起之前早有徵兆，張學良反而撤出軍隊，事起當時首當其衝的東北軍部隊毫無準備，迅速潰散撤退，張學良認為地區指揮官處置得當，事起之後張學良不但未籌劃下令所部反攻，反而下令一路撤退，連華北門戶錦州都屢次抗命不肯守，東北遂失。史事簡述及史實歸真歷程見以下鏈結：

城市討論區：【張學良】朱長超2006-10-1〈九一八事變與張學良功過〉
SCFtw2　　政治社會∕其他　　反共反獨　　2006/11/08 2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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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6/09/21/history_china/?simple=1>
《自由亞洲電臺》今是昨非

國恥與國難
寒山
2006.09.21

1931年九月十八日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日子，那一天日本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後來建立了傀儡政府滿洲國。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一天是中國的國恥日是名副其實的。據報導說，中國已有好幾十個城市在這一天拉響警報，提醒人們勿忘國恥，尤其在東北。「從1996年開始，每年9月18日這天晚上，瀋陽市各界代表和市領導一起撞響警鐘，全市鳴響防空警報，電視節目中插播「勿忘國恥」畫面，車輛停駛，拉響汽笛三分鐘。」

自九十年代以來，對日本侵華歷史在民族記憶中的強調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越來越有民間自發性的趨勢。例如，2005年的九一八因為是中秋節，按照近年來對「盛世」大事渲染的慣例，北京的中央電視台早就安排了一台叫做「中華情」的大型歌舞，預備在九一八當晚黃金時段向全球推出。但是中央台此舉受到很多網民的指責，說「央視在『九一八』這個敏感日子搞『盛世派對』，不但與全國隆重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氣氛格格不入，更是對六十年前被日軍屠殺的數千萬同胞的褻瀆。」結果中央電視台做出妥協，把晚會提前一天播出。

據報導，很多網民認為，「這個看似很小的變動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因為它是網民的勝利、是民意的勝利，作為中央喉舌，『巨無霸』級傳媒中央電視台從來都是眼光向上，漠視平民，但這回在民眾的力量面前不得不低頭，因為它最初的安排不僅背離了民意，也與中央精神背道而馳。」

我們這裡不說這裡究竟說的是「民意」大還是「中央精神」大，或者「民意」衹有在和「中央精神」相一致時才變得「大」了。我們也不說中國現代史上除了外國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值得紀念外，統治者自己的胡作非為和暴政給人民帶來的浩劫應不應該設立專門的紀念日，讓它們永遠留存在民族記憶中。我們衹就如何紀念「國恥日」這個題目作一些討論。

首先，我們要區分國恥與國難。凡是外國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都是國難，而不一定是國恥。例如，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以及日本佔領南京的日子都應該是國難日，但「九一八」不同。「九一八」是和「不抵抗」聯繫在一起的，而其他事變都不過是戰敗。一個國家難免戰敗，但面對外國侵略不敢或不能抵抗，或者甚至不戰而降，那就不僅僅是國難，而且是國恥。

在這個意義上，紀念國恥的重點就不是譴責侵略者，而是反思自己的無能或無奈。這和紀念南京大屠殺不一樣。紀念南京大屠殺主要是對屠殺者的控訴。而紀念「九一八」重點應該放在為什麼當時中國政府不抵抗上面。無論是不能抵抗還是不願抵抗，都應該作為一個民族應該吸取的教訓。

如果凡是外國侵略就都是國恥，凡是被外國打敗更是國恥，那麼從兩次鴉片戰爭開始，到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後來的抗日戰爭等等，就都可以算上國恥了。這樣每年中國應該紀念的國恥日就數不過來了。負擔這麼沉重的恥辱，中國人還抬得起頭嗎？而實際上，中國確實有過那麼多的災難，但並沒有那麼多的恥辱。因為中國人每一次都抵抗過，中國人的勇氣和犧牲為民族贏得了光榮，保持了民族的獨立。

今天回顧「九一八」事件，國民政府為什麼「不抵抗」是一個全民族應該反思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回答為什麼中華民族會蒙受那樣的恥辱。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形形色色的地方割據勢力，如果是他們的判斷和作為使得中國不抵抗，他們都要承擔歷史的責任。但更進一步來說，如果有誰把這個民族的奇恥大辱當作是自己發展勢力的絕好機會，對日本帝國主義當年的侵略在心底充滿感激，甚至當面向日本人表示他們不用向中國道歉，因為沒有他們，自己就搶不到江山，那才是更大的國恥。把這樣的人奉為中國抗戰的領袖，中華民族的救星，說他「始終警惕地捍衛著中華民族的利益」，那等於是自己把恥辱強加在自己頭上。

回到開始時的話題。在紀念「九一八」的時候，中央電視台載歌載舞固然有失考慮，但實際上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畢竟中秋節也是中國人的傳統大節，何況是難得和國恥日重合。如果真正要把對「九一八」的紀念落到實處，與其對這台歌舞大動干戈，不如深究一下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中國領導人那裡對日本侵華的譴責就變成了一種官樣文章，在心底、在私下，對日本的感激幾乎無人不知。這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大概也是公開的秘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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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天府暢言

少先隊是怎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
王怡
2006.04.25

最近見到一個搞民運的朋友，發現他兒子加入了一個叫「中國少年先鋒隊」的非法組織。2005年的全國抽樣調查，七到十四歲的人口大約有1.3億人，其中99％以上都隸屬於這個未在民政部門登記的非法社團。包括大部分自由知識分子、拆遷戶、上訪者、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們的子女。那些渴望自由民主的人們啊，仍然一代又一代把自己的子女交出去，和那些少先隊輔導員們一起表演兒童版的「激情燃燒的歲月」。一部分中國家庭開始進入多黨制的時代。由一個或兩個反對共產主義的父母領導一個「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兒女。可到底誰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那個人呢？是老子還是兒子？

在今天的中國，政治上最具有煽動性的言論是什麼？是民主自由嗎，是維權運動嗎，是關於憲政改革、土地私有、言論自由、或結束一黨專制的呼籲嗎？這些話都太溫和了，缺乏血腥氣，不能夠讓大多數人對社會的未來產生某種恐懼感，反倒使人們對未來萌生希望。所謂政治煽動性言論，是讓大家產生恐懼，而不是產生希望的。以此衡量，中國社會中最赤裸裸的政治煽動性言論不是別的，就是來自1.3億兒童宣誓加入少先隊的這句口號，「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這句話在每一個家庭、每一所學校、每一個星期的上空響徹雲霄。對中國當前的政權和憲法構成了赤裸裸的挑戰和持之以恆的顛覆。

曹思源先生曾建議中共改名為「社會民主黨」，因為中共的黨魁也多次說「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共憲法對現政權的性質也有清楚的政治學和憲法學上的界定。不管我們怎麼評價這個性質，「共產主義」一詞都意味著一種與現政權相反的政治共同體的構造。因此「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就是煽動顛覆目前的國家政權。

但僅僅這樣還不足以定少先隊的罪。杜導斌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是合法的》，他說公民有反對政府的言論自由，而民主和選舉制度的意思就是以合法的方式定期地顛覆政府。台灣黨外運動時有一張競選台北市議員的海報，上面就寫著「大家一起來政變」。如果將來少先隊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建議他們聘請杜導斌作辯護人。儘管杜先生自己因為這篇文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三年徒刑。但我想他一定會願意捍衛少先隊員的言論自由的。

如果進一步考察人類歷史上最具煽動性的言論，就莫過於《共產主義宣言》了。因為裡面煽動無產階級進行武裝暴動，說你們除了一條命別無所有，所以「你們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全世界。」意思就是一本萬利。聖經裡面撒旦煽動夏娃吃禁果，說你們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們吃了就能「如神一樣」。除了這句話，我想不出還有比馬克思這本小冊子更險惡的煽動性言論了。但聖經中這句話是蛇說的，不是人說的。所以人類史上最具煽動性的言論，《共產主義宣言》中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和中國少先隊的誓詞「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仍然可以穩居排行榜的冠亞軍。

共產主義一詞意味著未來的暴力革命，進一步解釋「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這句話，就是煽動以暴力方式顛覆目前的國家政權。這就可能不在言論自由的範圍內了，杜導斌的辯護已經愛莫能助了。以共產黨的邏輯來說，這1.3億人就必須全部抓起來才行。但我的思路比共產黨要文明和謹慎得多，我認為還不足以定少先隊的罪。按美國最高法院的憲法判例，即使是主張暴力的煽動性言論，如果沒有造成「明顯而迫切」的危險，就仍然應當保持寬容。

但少先隊的誓詞中「時刻準備著」是一個真正令人恐懼的煽動性言論。意味著共產主義並不是少先隊的遙遠目標，而是隨時都準備動手。符合「明顯而迫切」的司法標準。而「時刻準備著」僅僅是一句口號，還是真的有所準備呢？請注意以下事實：

1、從1955年提出「積極大量地發展」的方針「讓更多的孩子戴上紅領巾」以來，少先隊長期熱衷於發展成員，以各種方式脅迫、引誘中小學生加入其組織。席捲了99％以上的少年兒童，其規模遠遠超過了法輪功、基督教、共產黨、下崗工人等任何社會群體。沒有宣誓入伙的兒童在所在學校會受到考試考察、品德鑒定、座位安排、獎勵評選、福利機會等方面的歧視和羞辱。很多受害家庭甚至連續幾代人都在童年時被裹脅加入這個組織。

2、少先隊的輔導員和各級領導機構都由背後長鬍子的人組成，強迫那些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兒童作出明顯不符合其責任年齡的承諾和宣誓。是一個明顯的由成年人利用其智力和政治優勢操縱未成年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組織。比照與十四歲以下兒童發生性關係，無論對方是否自願，一律以強姦論處的原則，追究其刑事責任。

3、那些背後長鬍子的人還與基督教、天主教等三自愛國教會勾結，嚴禁教會向十八歲以下的人傳播信仰，以保障少先隊對未成年人的精神實施獨家的控制和壟斷。

4、少先隊發展出一套成熟的準軍事化組織，分設大隊、中隊、和小隊，有統一的隊旗、隊服、隊歌，有類似軍銜的等級制度，有嚴格的紀律管理，有辦公場所和經費。定期學習暴力革命的理論，弘揚和鼓勵革命者的犧牲精神。並定期進行集會和軍事化的集合列隊的操練。

就算按最自由、寬容的法治標準，少先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嫌疑，甚至顛覆國家政權的嫌疑，看上去都是難以洗刷的。如果少先隊沒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中國就再也找不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人了。這樣長期、大規模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宣傳和組織應當受到法律的制止。那些躲在少先隊背後的所有無恥的成年人也必須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我要鼓勵中國所有的父母有勇氣拒絕讓子女加入這一反社會、反民主的非法組織，並積極向有關部門舉報。我們這一代算了，不要再害自己的孩子。

王怡
200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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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

「帝國主義究竟在中國掠奪了什麼？」
寒山
2006.08.23

作為中國人，「帝國主義在中國掠奪什麼？」聽上去似乎是一個很初級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說中國在近代史上是吃虧的，是受害的，我們被迫打開國門，被侵略，被掠奪，被佔領。

這些都不錯，但都衹不過是歷史的一部分，但卻是黨的歷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把歷史的其他部分輕描淡寫後用強光照射出的那一部分。在大陸歷史教育中，一直到1949年，一百多年來中國都是挨打受氣，一百多年的中國政府都是窩囊廢，衹有共產黨才使中國「獨立」了。學生對國民黨政府領導下從20年代末開始的爭取民族權利和國際承認的艱苦鬥爭毫無瞭解，他們衹知道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對它們在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被廢除毫無印象，他們對中國如何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五大常任理事國的意義完全茫然，他們對國民政府在從清王朝和北洋軍閥那裡繼承下來的爛攤子上的十年建設和同形形色色分裂國家的勢力作鬥爭的歷史一無所知。

即使是對於那段「被掠奪」的歷史，大陸的歷史教育也迴避西方給中國帶來的近代化和歷史的進步。別的不說，像鐵路、郵局、電報、電力、自來水、警察等等現代便利和制度都是在中國被打開國門後介紹進來的。雖然它們得以建立的物質和人力資源都基本上取自中國本土，但有基本常識的人都會明白，在這些現代便利和制度的發展中，最重要的並不是物質條件，而是技術創新和運作管理。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西方國家也用中共的邏輯闡述歷史，它們完全可以說這些成就和制度都是中國從西方「掠奪」去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中國普及的以電視機、洗衣機、空調機等等為象徵的現代生活設施的觀念和設計都是從西方「掠奪」來的。

那麼，回到文章開始時的問題：帝國主義在中國掠奪什麼？如果在鴉片戰爭以前，這很好說，那是用鴉片換中國的白銀。但那發生於中國國門仍然緊閉的時候。中國國門被打開後，尤其是進入了所謂「帝國主義」時代後，中國被「掠奪」走的究竟是些什麼呢？中國究竟有什麼寶貨值得帝國主義 -- 尤其是西方帝國主義 -- 來「掠奪」呢？

最應該知道這個答案的不是別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因為正是他們把中國定義為半殖民地，聲討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為革命製造合法性。那麼，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毛澤東和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吧。

那是在1968年11月，正是在文革時期，也是中國受「帝國主義」掠奪的歷史被誇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為「世界革命」火上加油的關口，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了前來中國要援助的越南總理范文同。在會見中很自然地出現了「帝國主義」這個話題，毛澤東於是說：「過去中國當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當了一百多年，他們究竟掠奪走了什麼東西？中國工業不發達，農業也不發達。」在座的大概都想不出答案，冷場半晌後周恩來含含糊糊地回答說：「他們掠奪原料。」毛接著再問：「什麼原料？」。周恩來實在想不出什麼原料，急中生智說：「大豆。」毛想來想去，補充說：「英國開採中國的煤，美國不需要中國煤，他們說中國沒有石油。」

以上對話是根據越南方面的記錄。中方的記錄有些不一樣：「毛主席說：『什麼原料？有大豆，那主要是日本要。周總理：『石油還沒有開採。』毛主席說：『他們說中國根本沒有石油，鋼鐵也不搞，機械更不搞。日本搞了點紡織，英國人搞煤。』」

從毛澤東和周恩來以上的對話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相反的結論。第一，要麼「帝國主義掠奪」基本上是無中生有，因為「掠奪大豆」聽上去更像是在開玩笑，而「英國人搞煤」聽上去有點像「掠奪」，但很可能這些煤都用在英國在中國的企業了，因為鐵路、電力等等都是要煤的，剩下來的就算運到英國，又能有多少？沒有石油，沒有機械，中國也不在非洲，沒有黃金和鑽石，因此，毛、周一問一答，相互補充，但還是想不出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究竟掠奪了什麼」。第二，要麼「帝國主義的掠奪」是確有其事的，但毛澤東和周恩來卻不是一無所知就是知之甚少，所以想來想去，除了大豆和一點煤以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東西被掠奪走了。

如果第一個結論是對的，那麼所謂「帝國主義掠奪」從何說起呢？如果第二個結論是對的，那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初級歷史考試沒有及格。用毛訓斥別人的話來說這就叫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從這段對話來看，這個問題窩在毛澤東心裡不是一天兩天甚至一年兩年了，所以一有適當的場合他就興之所至地發問：「帝國主義在中國究竟掠奪走了什麼？」

請注意毛的語氣。「究竟」兩個字非常傳神。這很像一個賭徒贏了一大筆以後，過了很多年仍然十分茫然，不明白自己的運氣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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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網站

「帝國主義究竟在中國掠奪了什麼？」（修訂稿）
-- 一個毛澤東茫然、周恩來含糊的問題
寒山
2006-8-23, 16:31

作為中國人，「帝國主義在中國掠奪什麼？」聽上去似乎是一個很初級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說中國在近代史上是吃虧的，是受害的，我們被迫打開國門，被侵略，被掠奪，被佔領。

這些都不錯，但都只不過是歷史的一部分，但卻是黨的歷史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把歷史的其他部分輕描淡寫後用強光照射出的那一部分。在大陸歷史教育中，一直到1949年，一百多年來中國都是挨打受氣，一百多年的中國政府都是窩囊廢，只有共產黨才使中國「獨立」了。學生對國民黨政府領導下從20年代末開始的爭取民族權利和國際承認的艱苦鬥爭毫無瞭解，他們只知道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對它們在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被廢除毫無印象，他們對中國如何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五大常任理事國的意義完全茫然，他們對國民政府在從清王朝和北洋軍閥那裡繼承下來的爛攤子上的十年建設和同形形色色分裂國家的勢力作鬥爭的歷史一無所知。

就算是「被掠奪」吧，西方不也給中國帶來了歷史的進步嗎？像鐵路、郵局、電報、電力、自來水、警察等等現代便利和制度都是在中國被打開國門後介紹進來的。雖然它們得以建立的物質和人力資源都基本上取自中國本土，但有基本常識的人都會明白，這些現代技術和制度的發展中，最重要的並不是物質條件，而是技術創新和運作管理。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西方國家也用中共的邏輯闡述歷史，它們完全可以說這些成就和制度都是中國從西方「掠奪」去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今天中國普及的那些家用電器不都是從西方「掠奪」來的嗎？

那麼，回到文章開始時的問題：帝國主義在中國掠奪什麼？如果在鴉片戰爭以前，這很好說，那是用鴉片換中國的白銀。但那發生於中國國門仍然緊閉的時候。中國國門被打開後，尤其是進入了所謂「帝國主義」時代後，中國被「掠奪」走的究竟是些什麼呢？中國究竟有什麼寶貨值得帝國主義 -- 尤其是西方帝國主義 -- 來「掠奪」呢？

最應該知道這個答案的不是別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因為正是他們把中國定義為半殖民地，聲討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為革命製造合法性。那麼，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毛澤東和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吧。

那是在1968年11月，正是在文革時期，也是中國受「帝國主義」掠奪的歷史被誇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為「世界革命」火上加油的關口，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了前來中國要援助的越南總理范文同。在談到「帝國主義」時，毛澤東忽然說：「過去中國當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當了一百多年，他們究竟掠奪走了什麼東西？中國工業不發達，農業也不發達。」在座的大概都想不出答案，冷場半晌後周恩來含含糊糊地回答說：「他們掠奪原料。」毛接著再問：「什麼原料？」。周恩來說：「大豆。」毛想來想去，補充說：「英國開採中國的煤，美國不需要中國煤，他們說中國沒有石油。」

以上對話是根據越南方面的記錄。中方的記錄有些不一樣：「毛主席說：『什麼原料？有大豆，那主要是日本要。周總理：『石油還沒有開採。』毛主席說：『他們說中國根本沒有石油，鋼鐵也不搞，機械更不搞。日本搞了點紡織，英國人搞煤。』」

從毛澤東和周恩來以上的對話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相反的結論。第一，要麼「帝國主義掠奪」基本上是無中生有，因為「掠奪大豆」聽上去更像是在開玩笑，而「英國人搞煤」聽上去有點像「掠奪」，但很可能這些煤都用在英國在中國的企業了，因為鐵路、電力等等都是要煤的，剩下來的就算運到英國，又能有多少？沒有石油，沒有機械，中國也不在非洲，沒有黃金和鑽石，因此，毛、周一問一答，相互補充，但還是回答不了「掠奪什麼」的問題。第二，要麼「帝國主義的掠奪」是確有其事的，但毛澤東和周恩來卻不是一無所知就是知之甚少，所以想來想去，除了大豆和一點煤以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東西被掠奪走了。

如果第一個結論是對的，那麼所謂「帝國主義掠奪」就無從說起。如果第二個結論是對的，那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初級歷史考試沒有及格。但無論是哪個結論，都不能否定一個事實：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知道中國到底有什麼值得帝國主義來「掠奪」，但他們卻一邊高喊「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一邊「掠奪」了中國的政權。

從這段對話來看，這個問題很可能在毛澤東心裡憋了有一個時候了。我們不知道的是，除了這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究竟掠奪走了什麼？」，毛澤東會不會還有類似的問題，例如「地主究竟剝削了農民什麼？」，或者「買辦資產階級究竟出賣了中國什麼？」

請注意毛的語氣。「究竟」兩個字非常傳神。這很像一個賭徒贏了一大筆以後，過了很多年仍然十分茫然，不明白自己的運氣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8/23/2006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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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那些人的意思大致是臺灣/中華民國的民主體制得來不易，應該努力維持，所以臺灣社會最好不要“鬧”不要“亂”，要做人民共和國的好榜樣。他們是龍應台李家同的知音。範圍擴大一點，這些人的概略立場主張和態度相當貼近臺灣民意的主流。

王希哲是文革中紅衛兵的名筆，〈李一哲大字報〉的主要作者，今天主張民主，但是擁護人民共和國為正宗，“臺灣”在他的眼裡差不多等於“臺獨”。聯網【天下縱橫談】那一幫人應該很喜歡王希哲。

這兩類“滯美加中國人”【愛中國】的態度不一樣。至於“滯美加中國人”【愛臺灣】的態度，曹長青林保華(=凌峰)那一類又不同，他們是李登輝呂秀蓮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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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網站

中華民國憲政民主體制就在台灣
張三一言
2006-9-2

王希哲問：「（台灣是）哪一國的「憲政民主」？」

答案明白、確定、真實：在台灣的是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

首先，世界民主國家、政黨都認同台灣是憲政民主體制。中華民國及其政黨參與或主辦了如新建和復興民主國家會議、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簡稱IDU）暨太平洋民主聯盟（Pacific Democrat Union，簡稱PDU）。可見其民主體制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你就問一下網上網下的民主人士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不是民主憲政體制，大概十個有九個給出肯定的回答。當然王希哲有權獨樹異幟判定台灣不是憲政民主體制。問題只是你的理論有多少事實根據有多少邏輯根據，你的判定有多少說服力，有多少人信服。

以下，我將給出證明，王希哲對在台灣的是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提出的質疑理據沒有一條是站得住腳的。

王希哲質疑理據一：「實現「憲政民主」的絕對要求和前提是什麼？是特定政治區域人民對他們所屬的國家有一致的認同，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認同一個共同的憲法，才可能置這個憲法於他們共同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才可能有了「憲政民主」。」「台灣有嗎？沒有！」

中華民國現管轄有台澎金馬地區，在這個「特定政治區域人民對他們所屬的國家有一致的認同」一個共同的憲法──中華民國憲法。「這個憲法於他們共同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完全符合王希哲提出的符合憲政民主的前提和結論。

以上是以文字概念和邏輯回應王希哲的文字概念和邏輯。

但是王希哲的實質意思是：「特定政治區域」指的是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中共現時統治的大陸和中華民國管轄的台澎金馬地區。就是說這個「特定政治區域」縮小了（在邏輯和理論上擴大了也是）就不是「特定政治區域」，因為不是「特定政治區域」，所以它具有的憲政民主實體也不算數了。

若王希哲這個理論成立的話，那麼請王希哲回答如下問題：

其一、既然不是憲政民主體制，那是甚麼體制？

叫它做專制體制可以嗎？可是，請不要忘記了：它也是原「特定政治區域」縮小了的啊！你總不能說縮小了的專制體制可以算是專制體制，縮小了的憲政民主體制就不是憲政民主體制吧！只能得出荒唐的結論：中華民國是一種沒有體制的體制。

其一、倘若在兩岸統一之前，大陸今天實現了民主化，訂立了民主的憲法，總之做足了憲政民主體制應有的事。請問王希哲，這時大陸的中國是不是憲政民主體制？

按照王希哲的邏輯只能是「非憲政民主體制」，因為它不符合給出的「特定政治區域」定義──它的國土少了台澎金馬地區，縮小了。按王希哲邏輯，縮小了就不叫做「憲政民主」。

還可以再進一步。在兩岸統一了，中華民國憲法實施於「全中國」了，那麼這時的中國是不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國家了呢？按照王希哲理論，仍然不是憲政民主國家。理由是它缺少了中華民國憲法中的外蒙那一大塊。

看來若按王希哲邏輯，民運當務之急是統一台蒙，然後才是民主。因為不這麼樣做，即使憲政民主化仍然是非憲政民主體制。可見民族主義之荒唐。

其一，請王希哲回答：

南宋是不是因為國土縮小了就不是趙家皇朝了？兩德統一前的西德、今天的韓國、捷克、可能的明天北獨後的加拿大、領土比初始十三州擴大數倍後的美國，其「特定政治區域」都（或可能）變了，那麼他們是不是憲政民主體制？

王希哲質疑理據二：「是「台灣共和國」的「憲政民主」嗎？這個「國」，島上的藍色群眾承認它存在嗎？全世界承認它存在嗎？是「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嗎？這個「國」，島上的綠色群眾，甚至島上的執政黨集團承認它存在嗎？」

王希哲的邏輯是：不承認就不存在，承認就存在。

一錯。按照王希哲的邏輯，藍色群眾眼中雖則「台灣共和國」不存在，但是島上的藍色群眾承認中華民國獨立地存在，可見，中華民國存在，中華民國憲政民主體制也存在。同樣因為綠色群眾承認「台灣共和國」，所以台灣共和國存在。或者辯稱：只有不承認就不存在，「承認就存在」不是王希哲觀點。那麼，大多數國家都有「不承認這個國家」、「不承認這個政府」、「不承認現行制度」的群體，是不是這個國家、這個政府、這個制度就不存在了？

二錯，承認不承認和存在不存在並不是可以恆等的。王希哲現在承認並認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曾經被絕大多數國家不承認，但是，你不能據此認為它不存在。它是存在的。同理中華民國也是存在的。

三錯，不是國家並不等於就一定沒有體制。瑞金國誰也不把它當作一個國家，但是它確確實實由一種體制支撐著。香港和澳門也不是一個國家，但你不能說它們是沒有政治體制的。

所以，王希哲的結論：「既然「國」都不知道哪個國，還能有什麼「憲政民主」嗎？」不真實，因為事實上並不是別人不知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哪一個國家，而是王希哲故意裝作看不到。中華民國這個憲政民主體制不用到「海內外大學裡」學，全世界現實的類似國家多的是。

從這裡可以看到，用漢族大一統的極端民族主義去評論兩岸事務和說道理幾乎無處不錯。也可見民族主義危害性的一斑。

2006/9/1
2006/8/31

(9/2/2006 3:11)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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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憲政民主體制」在哪裡？ -- 就教胡平、王丹、王軍濤、盛雪、張偉國諸先生
王希哲

子題：
一、哪一國的「憲政民主」？
二、「台獨圖騰」是當前台灣凌駕於憲法之上的威權
三、中共當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什麼不是「憲政民主」？
四、對泛藍的否定
五、「台灣的民主」恰是最不能成為大陸的榜樣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22%E6%86%B2%E6%94%BF%E6%B0%91%E4%B8%BB%E9%AB%94%E5%88%B6%22+%22%E5%8F%B0%E7%8D%A8%E5%9C%96%E9%A8%B0%22&btnG=%E6%90%9C%E5%B0%8B&meta>=
約有22項符合"憲政民主體制" "台獨圖騰"的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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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飛雄是當今著名的維權鬥士。張鶴慈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哲學教授自由主義者張東蓀的孫子，青少年時代飽讀祖父藏書，1963年在大學生年代即被捕，直到1978年才被釋放，被“勞動教養”了十五年。張鶴慈的文字非常不講究，但是思維久經鍛鍊，準確有力，見事很透。

郭飛雄人很正直，然而脫不開狼奶教育的影響。

這一杯狼奶是用來培養中國悲情老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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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q=%22%E9%83%AD%E9%A3%9B%22+%22%E8%88%87%E4%B8%AD%E6%97%A5%E7%BE%8E%E4%B8%89%E8%A7%92%E4%BA%92%E5%8B%95%22&meta>=
約有107項符合"郭飛" "與中日美三角互動"的查詢結果

是郭飛雄還是郭飛熊？

我最早留意到的是“熊”。後來“雄”愈來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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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8761&ad=6/1/2006>
《新世紀》

郭飛雄寫的人民日報社論
張鶴慈
2006-6-1

看了郭飛雄〈日本“入常”與中日美三角互動〉，真的感到啼笑皆非。

這篇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是絕對可以刊登的。我們不是對所有中共的提法做法全部的反對，但是，一個所謂的不同政見者，在中共的外交的最主要的部分 -- 中共和美國日本的關係 -- 居然能夠和中共完全的一致，是不可能被理解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一個對中共內政幾乎是全面反對的異議人士會百分之百的肯定中共的外交路線在邏輯上說不通的。

為什麼會如此？答案很簡單：狹隘和狂熱的民族主義使郭飛雄和中共走到了一起。在今天的中共，馬列主義已經沒有什麼凝聚力。中共的最後的一根救命的稻草就是民族主義。郭飛雄文章中的最為致命的缺點就是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國完全可以用中共兩個字替代。中共現在是借用民族主義來打造它的統治的合法性。我們也一直在努力揭穿中共想代表中國的做法，指出中共不代表中國，愛中國不等於愛中共的獨裁政權。

在中國的外交路線中，如何定位美國日本，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郭飛雄對美國日本的定位是：一個是霸權主義中的霸主，一個是想作為副霸主。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美國擔當什麼角色？是敵？是我？是友？就郭文章中提到的朝鮮戰爭，現在前蘇聯的檔案已經解密。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策動的朝鮮戰爭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美國的介入是為了統治世界，還是為了防止共產主義赤化全球？

我們先拋開中國，這樣可以沒有民族主義的情緒，我們看看東歐，一個波蘭的自由主義者是如何看待美國的。一個團結工會的成員，一個布拉格之春的參與者是如何看待美國的。美國的社會制度並不是完美的社會制度，但它是目前世界所存在的最好的社會制度之一。你可以非議美國的內外政策，但歷史的看，特別在二戰以後，美國在維護民主推動人權上功不可沒。今天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可以先不談，但美國在今天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的角色，我不知道郭飛雄是肯定，還是否定的。郭飛雄筆下的中國、美國、和日本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即社會制度的不同。

如果郭飛雄是和中共一樣，認為美國是為了世界霸權對崛起的中國圍堵，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的敵人【美國長期玩耍著這樣的戰略遊戲：或聯合日本圍堵中國，或聯合中國限制日本。】我不明白郭飛雄到美國去幹什麼 -- 是去抗議？

郭的文章，我是看不懂，到底是日本要復活軍國主義，美國幫中國封住了瓶口，還是美國要日本重新武裝，日本不入其圈套。文章同時提的這兩點，只能是其中的一個能夠成立吧？類似的混亂我不想多說，但有一個問題我實在是不得不說上幾句。這是有關日本的獨立的問題。郭飛雄的歷史和常識的水平我是實在不敢恭維。郭飛雄居然認為現在的日本是個主權不獨立的國家，理由是因為現在的日本仍然有美國的駐軍。郭文中至少有五處提到：【它的超級經濟實力與它的國家主權的不完整（因為美國的佔領）】【美國對日關係的重心大致有三層：首先是控制之，這主要由軍事佔領來實現】【日本卻受制於它的軍事佔領者美國】【這個“普通國家”表面是針對和平憲法，深層卻是針對其身為被佔領國的地位而言，】【擁有了核武器的日本只需借助幾場遊行便可將美軍從其領土上趕走。美國是不能丟失日本的，因為美國在東亞的霸權秩序核心便在於其對日本的佔領】。今天的美國在日本的駐軍和半個世紀前的美國佔領日本是一回事？如果只因為有外國駐軍就可以看成是主權不完整，是軍事佔領。那麼，在聯合國成立時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當時英法有美國的駐軍，中國有美國和蘇聯的駐軍。這些國家都是主權不完整？都是被佔領？北約的美國駐軍現在仍然在不少的歐洲國家，郭飛雄是不是也認為這些都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在古巴的關塔拿莫的軍事基地一直駐有軍隊，是不是郭也認為古巴現在也是美國的被佔領國？卡斯特羅現在也是聽命於美國？郭飛雄認為今天的日本仍然是美國軍事佔領下的一個主權不獨立的國家。基於這樣的認識，再談什麼中美日的三角互動，我實在是不知道應該再說什麼了。

01。06﹑06墨爾本。

(6/1/2006 20:47)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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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5/08/11/china_history/>
《自由亞洲電臺》

決定論的神話和中國的現實
寒山
2005.08.11

胡平先生最近強調了一個問題：在觀察中國的發展時破除經濟決定論的神話。所謂經濟決定論就是相信「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既然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很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胡平認為，這種觀點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為從理論上說，它忽視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創造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在實踐上，它忽視了很多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政治民主的事例。

具體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演變，有人認為台灣民主的經驗證明了經濟起飛會自然推動政治民主化，胡平認為這種觀點沒有看到國共兩黨的一個根本區別：國民黨無論歷史上如何獨裁過，在理論上從來沒有否定民主的普世價值；而中共則不同，除了在抗戰末期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它對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民主制度和個人自由的價值觀從來就是否定的。因此，在國民黨制度下，經濟的發展最終把民主憲政推上了議事日程，而在中共體制下恰好相反，經濟的發展使得一黨專制更理直氣壯。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也提出了另外兩個和決定論有關的問題。一個是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滲透性和平民性決定了它能夠打破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實現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然而何清漣通過她的研究證明，不但互聯網的革命性潛力在實際運作中被政府對技術資源的壟斷所消解，而且互聯網還會成為專制政府手中加強社會控制的工具。因此互聯網和民主之間並沒有一種決定論意義上的聯繫。

另一個問題是中產階級的發展會促進民主化，這是很多人根據西方經驗所得出的結論。何清漣說她過去也相信這一點，但自從90年代後期開始，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觀察使她改變了想法。她認為當人們談論中國的中產階級時，主要是從經濟收入出發，忽視了它的社會特性。

何清漣說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殊性，這就使得它的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沒有一種必然的連帶關係。這三個特點是，第一，中產階級的財富對政治權力的依附，就是說中產階級的很大一部份是在現存政治體制內部產生的，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第二是中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集體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第三是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務的途徑和能力。從這三個方面來看，中國中產階級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使中國的政治變革。

實際上，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一些需要破除的決定論的神話。例如，對外開放必然會促進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必然會消減在封閉環境下產生的排外心理和對西方民主自由制度敵對的態度，必然會使得人們在和民主政體的比較下質疑專制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和對外開放關係最密切的群體 -- 例如大學生 -- 最容易接受普世性的價值觀並成為自由化的先鋒，等等。

中國近年來的發展證明，對外開放固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到了上述的效果，但在一些最根本的問題上它並沒有產生預期中「必然」會達到的那個水平。例如對政治問題的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不包括在對外開放之中，開放的是商業、娛樂、和體育方面的內容，而很多中國人似乎已經接受了這種「開放」模式，認為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社會。盲目排外是不多見了，但狂熱的反日情緒和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是中國發展和統一的最大威脅的想法自90年代以來在青年學生中非常普遍。至於為中國式的專制政體的辯護更是在隨著全球化一起到來的文化多元論中找到了根據，就像一些知識菁英所分析的：民主和個人自由在過去是西方歷史的產物，在今天是西方用來消解非西方文化傳統、用西方價值一統天下的陰謀。

再有一個決定論的神話就是隨著領導人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隨著他們對國外情況越來越多的瞭解，他們必然會和打江山坐江山的那一代領導人不同，會越來越傾向於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但是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對外開放固然開闊了中國各級領導人的眼界，但並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的民主觀念和自由思想隨著他們眼界的開闊而增長。相反，在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上，他們遠遠不如胡耀邦、趙紫陽這些很晚才接觸到外部世界的老牌共產黨人。對於更多的高中級官員來說，對外開放只不過讓他們進一步嘗到了權力的滋味，加速了他們的腐敗。現在的中共各級領導人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見多識廣的，但卻是最腐敗、最不擇手段、對權勢最迷戀的。甚至可以這麼說：正因為他們見多識廣，所以他們才更不願意放棄專制，實行民主。

在人類歷史上，自由和民主從來都不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瓜熟蒂落的。從理念到行動，從行動到形成制度，再到捍衛和完善這個制度，這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與其說是實現了歷史的必然性，不如說是見證了體現在追求和奮鬥中的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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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5/02/24/china_moral/>
《自由亞洲電臺》

道義良知與所謂「歷史的必然性」
寒山
2005.02.24

我們在前幾週圍繞著和聽眾李小姐對話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著重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上台有沒有歷史的必然性，另一個是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道德水平的急劇下降是不是告別毛澤東時代、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必然後果。我們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不但如此，我們還談到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用「歷史的必然性」來解釋歷史和現實問題，聽上去似乎很有哲理，但並不是理性的思維方式，而是共產黨教育的結果，是在共產黨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人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它不但把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歷史合理化，而且為它今天的腐敗和專制辯護。這種思維方式在今天的中國人中還是很普遍的。今天我們就這個問題再作一些深入的探討。

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建立在一系列「決定論」的說教之上，從我們小的時候就通過學校教育灌輸進我們的頭腦，直到我們對黨的現實和歷史中的很多具體問題產生懷疑和否定的時候，這些「決定論」的概念還在我們內心為共產黨的合理性辯護。

這些「決定論」的說教包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存在決定意識，階級立場決定政治態度等等。而最根本的一條是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為人類歷史提供了決定論的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將遵循這條必由之路，從低級發展到高級，從無階級的社會演化到有階級的社會，再發展到無階級的社會，經歷一個否定之否定。

這種決定論的哲學能不能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呢？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西方思想界確實有很多人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步的，因為他們相信人類的理性會利用物質的進步為自己謀福利，這是和決定論哲學有關聯的。但到了二十世紀末，在全球範圍內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對人的暴力和對文明的毀滅以後，人們所確信的，與其說是歷史不斷進步，不如說是自由時刻有可能被奴役所取代。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了人類的理性並不能保證物質的力量會用於人道的目的。相信至今為止，大概只有馬克思主義和宗教理論還認為人類社會有一個終結目的，會朝著一個確定不移的方向演變。

至於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論，今天不但西方社會科學界，就連中國社會科學界也有很多人認為那完全是根據西方到資本主義社會為止的歷史經驗得出來的，根本套不進非西方國家的歷史框架。例如中國的封建社會到秦朝以前就已經結束了，從那以後中國不但經歷了漫長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社會，而且沒有證據說明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一定會演變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無法解釋的。

那麼在現實政治中，強調決定論和必然性對共產黨統治有什麼作用呢？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它從根本上論證了黨的歷史合理性，因為黨代表了歷史，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自覺地用歷史必然性去指導實踐的政治集團，它在用行動實現歷史規律，因此反對黨就是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共產黨固然也用為人民或者民族謀福利來論證自己的合理性，但那種論證不但相比較而言是淺層次的，而且它不能總是用來為黨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辯護。

而站在所謂歷史的高度，即使是災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歷史必然性包括了歷史發展的曲折性，或者說歷史的曲折也是歷史的必然，這樣毛澤東革命成功固然是歷史的必然，他的大躍進和文革的失敗也是歷史的必然。這就一筆勾銷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歷史責任。

第二，對很多參加革命的人來說，這種必然性和決定論徹底排除了他們用一般道德準則來衡量黨的政策的可能，使得他們在執行黨的政策時不但沒有道德顧忌，而且逐漸培養起一種犬儒主義，從而對非人道的現實麻木不仁。

例如，很多參加了土改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幹部在一開始不能接受把很多因為辛勤勞動而致富的農民打成地主，不但剝奪財產甚至處決的做法。但一旦他們在黨的教育下認識到土改的偉大歷史意義後，他們就會把無辜者的犧牲看作是為實現歷史必然性所付的代價。

再比如反右時，很多人對每個單位必須按比例劃出右派感到不解，但他們強迫自己相信這種小範圍內的冤枉好人是為了在全國範圍內粉碎右派進攻，因此是必然的。經過幾次類似的政治運動，人的道義良知就會麻木，就會被「黨性」所代替，而「黨性」說到底就是黨自稱所代表的歷史必然性。

那麼，這種必然性和決定論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大影響呢？網上近年來有一種在一部份青年人中流行的論點說：「『六四』時我要是鄧小平，我也鎮壓」就是一個事例。它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六四」的開槍鎮壓雖然在道義上是錯的，但卻是符合歷史必然性的。

因此，只有當我們能用人最基本的道義良知來取代所謂「歷史的必然性」的時候，我們才能看清很多被扭曲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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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理性”與“道德的意志”。

在“不道德”面前，道德律令是絕對的，發自內心，然而是理性的產物。

在誘惑或壓力面前，實踐道德維護道德經常需要意志。

在一個人，道德理性的存在先於道德意志。在現實的考驗中，道德理性需要道德意志來撐持。

道德理性間接源於良知。道德意志直接呼叫良知。

【良知的自由活動】是成就道德理性與道德意志的先決條件。

不允許、甚至壓制、甚至殺滅【良知的自由活動】就是戕賊道德。

統治者藉著從小灌輸國民“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來壓制全體國民的【良知的自由活動】於未然，國民因此難以成就道德理性與道德意志。

作為以上理論分析的結果，戕賊道德到如此地步的統治者在國內不會有“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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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jinshizuofei/2005/02/03/history/>
《自由亞洲電臺》

共產黨在中國上臺是必然還是偶然？
寒山
2005.02.03

上個星期和國內一位李小姐在對話節目中談到了一系列和國際共運有關的問題，其中有一個是「共產黨在中國上台究竟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

對於任何在共產黨教育下長大的人，這個問題不但難以迴避，而且常常會遇到兩次：第一次是接受黨的教育，黨告訴你說它在中國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是歷史的必然，這是被灌輸的；第二次是當瞭解了黨的種種陰暗面以後，人們不由得會問：這樣一個政黨，怎麼能在這樣大一個國家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呢？這到底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因此第二次是自覺的。

所謂歷史的必然和偶然是共產黨的歷史觀。按照這種歷史觀，凡是歷史上發生的大事，好的也罷，壞的也罷，都是必然會發生的。至於它們發生的具體時間和具體方式，那是偶然的。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不但導致了我們接受共產黨統治的合理性，而且在我們思維方式中扎根，就像病毒一樣，當你產生了對黨的懷疑和否定時從你內心發作，讓你從另一個角度承認黨統治的合理性。

很多人在第二次遇到這個問題時，他們往往會以為是在獨立思考，黨並沒有灌輸給他們一個結論，因為他們正是從對黨的懷疑和不滿出發來思考的。但是如果他們堅持用「歷史的必然和偶然」來解釋共產黨在中國的上台和維護統治，那麼可以肯定地說，十有八九他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雖然在奪取和維護政權的過程中幹下了許多傷天害理的事，但是沒有辦法，這一切都是歷史的必然。

而當你承認這是歷史的必然時，你就會放棄對歷史事件的道德評判：因為所謂必然就是沒有選擇，而只有在多種選擇並存的時候，人類的道德良知才會在選擇過程中起作用。而當你放棄了對歷史的道德評判時，你也就喪失了人類良知。

那麼為什麼接受了「歷史的必然和偶然」這種思維方式的人常常會自發地得出和共產黨一樣的結論呢？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如果「必然和偶然」確實是存在的，那麼我們怎麼能想像這麼大的一個政黨和這麼漫長的革命是歷史的偶然呢？這是稍有理性和常識的人都會明白的。因此，當一旦人們用「必然和偶然」來思考問題時，就已經隱含著對黨有利的結論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我們接受了「必然和偶然」這個邏輯，那麼無論我們對共產黨的歷史和現實在感情上多麼厭惡，在理性上我們離承認它的合理性並不遠。

說到底，所謂「必然和偶然」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源之一黑格爾那裡來的，是黑格爾的歷史具有客觀意志的另一種說法。

在哲學家那裡這是一種思想的偷懶：只要用這個公式來套，那麼結論就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政治家那裡這是為自己辯護的最方便的藉口，是成王敗寇的玄學版本：只要政權在我手上，我就可以說這是歷史的必然。

而到了廣大群眾那裡它則變成了用哲學語言包裝的現代宿命論：我命中註定被這樣一個政黨所統治，我沒有別的選擇。

當這種現代宿命論被一個獨裁政黨利用和強化的時候，就成了維護它的統治的意識形態。

世界上不止中國一個國家發生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是從「必然和偶然」的角度來解釋歷史，則恐怕只有在中國才如此普及。翻開美國的歷史教科書，我們看不到美國的獨立和黑奴的解放是「歷史的必然」這樣的說法，連「必然和偶然」這樣的哲學詞彙都看不到。我們看到的只是形形色色的人的奮鬥。

西方的歷史教科書在介紹反法西斯戰爭的時候，從來不說冥冥之中有一個歷史規律或者歷史的必然性決定了法西斯必敗，民主國家必勝，只是說捍衛自由的意志最終壓倒了極權主義消滅自由的意志。

歷史是人創造的，自由和奴役都是這種活動的結果。如果我們缺乏爭取自由的意志，相信自由會隨著「歷史的必然性」而到來，那麼歷史就會倒退。我們在推翻清王朝以後又被遠比清王朝更專制的毛澤東王朝統治了三十年就是例證；我們在總算等到江澤民下台後又迎來了要以古巴和北朝鮮為榜樣的胡錦濤則是最新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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