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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著者：張戎、哈利戴
譯者：張戎
開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9月，初版
香港

第九章〈第一個紅色中國〉
1931~1934年，37~40歲

國中之國的首都瑞金位於江西省南邊陲，坐落在三面環山的紅土盆地裡。這裡屬亞熱帶氣候，農產品豐富，到處是杉、松、楓、樟、櫟，椿樹華蓋如雲。政治環境也很理想：國民黨手中的省會南昌遠在三百公里以外，無大路可通。紅區內有繁華的都市汀州，與外界通航。

紅色政府設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歷史的祠堂裏。祠堂大得足以容納幾百人，正好適合共產黨開會。供祖宗牌位的位置如今按蘇聯式樣搭了個檯子，上面掛著木刻的馬克思和列寧的像。這兩位共產黨老祖宗之間是一面紅旗，旗上照例是金星加鐮刀斧頭。再往上懸掛著用金線繡在紅布上的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旁邊有一副銀線繡的標語：階級鬥爭。大廳兩側用木板隔成十五間屋子，作政府辦公的地方。部門的名字都是從俄語直譯過來的，十分拗口，像什麼「內務人民委員部」。

祠堂後面開出廣場，造了些建築物，像帶鄉土氣息的紅場。廣場一端是磚木結構的檢閱台，作軍事檢閱之用。另一端是紅軍烈士紀念塔，形狀像一顆矗立的巨大子彈，上面嵌著數不清的石頭小子彈。遠處樹林裏有座色彩鮮艷的大禮堂，狀似紅軍八角形軍帽。大門上鑄著一顆巨大的紅五星，正中是由鐮刀斧頭鎖住的凸出的地球。正面有點像歐洲教堂，窗戶是百葉窗。禮堂可容兩千人，緊貼著它有一個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兩側。

領導人的住宅曾屬於當地最富有的人家，位於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寬敞的房間，面對祠堂的那面牆上沒有窗戶，從前的屋主出於對祠堂的尊重，不讓在那裏造窗。但毛為了採光，新開了一扇窗戶。他叫工人在地板上砌上磚，以防耗子的騷擾。

整個地方封了起來，常人不能進去，只住著警衛部隊、通訊服務人員。金庫、電話總機、電台也設在這裏。黨的領導跟本地人沒什麼來往，他們基本上都不會說當地話，也不打算學，需要時用本地幹部作翻譯就行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瑞金舉行隆重儀式，慶祝國中之國的成立。黃昏後成千上萬的人被組織起來參加提燈遊行，手執竹竿和篾索做的火把，提著五角星、鐮刀斧頭形狀的燈籠。人們敲鑼打鼓放鞭炮，踩著高蹺，有扮作「英帝國主義」的，趕著一群戴鎖鏈的「囚犯」，背上寫著「印度」、「愛爾蘭」。一串串用於手電筒的小電珠，懸掛在大木柱之間的鐵絲上，晃來晃去。到處是彩旗和五顏六色的標語。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一隊隊按指定路線遊行的人群拍手、呼口號，這是他將來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大眾的預演。

毛此時還不是至高無上的君主。莫斯科雖然讓他作了「主席」但並不想要他做獨裁者，在他周圍擺了一大批聽話的中共領導。最高軍事指揮現在是朱德，職務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在蘇聯受過訓，蘇聯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誠。莫斯科曾考慮過讓毛當軍委主席，後來改變了主意，只讓毛當十五個委員之一。

毛這個「主席」還有個頂頭上司：周恩來。周十二月從上海來到瑞金，做蘇區中央局書記，換下了毛(毛當時是代理書記)。在共產黨制度裏，黨的書記是頭號人物。周走後，上海組成「臨時中央」，由年輕的博古(本名秦邦憲)坐鎮，主要職責是在莫斯科與各根據地之間上傳下達。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向忠發，那年六月由於有人告密被國民黨逮捕後槍斃。逮捕向的國民黨情報機關首腦徐恩曾認為，告密者「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

* 徐說：「一天，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地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抓住了向忠發。「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

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國中之國建成一個斯大林模式的極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不一而足。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毛澤東觀察到這一切，讚許說這是一張無所不包的「網」。從前他管轄的紅區還有點土匪習氣，對老百姓還沒有組織得這麼嚴密。奪取政權後，毛把這一套極權機制完善到天衣無縫、滴水不漏，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遠超過瑞金，甚至超過斯大林的蘇聯。他用周恩來作總理，直用到周的最後一口氣。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時叫政治保衛局)的創始人。他和毛一樣，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為的是個人權力，周更多的是為共產黨的統治。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佈「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在這個國中之國，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搾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此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穀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成年男子大都被徵入紅軍，或徵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裏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幹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員、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幹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劃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裏最好的醫院原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裏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時總是自帶茶碗。他搬去沙洲壩時，發現暍的水來自池塘的死水。為了有乾淨的水飲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們也都跟著沾光。後來這口井成了共產黨宣傳「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聖地，要人們記住毛澤東無意中施與的恩德。有了毛的開頭，共產黨機關興起了打井熱潮，沒住共產黨幹部的村子無此福分。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

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毛澤東對這個政權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裏。「牛棚」作為準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儘管關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廁所、電影院等等。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搾乾了。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裏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裏的傢俱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裏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裏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裏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裏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裏，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

毛的「查田運動」也為中共嚇唬出不少士兵。張聞天夫人劉英「擴紅」擴不到足夠的人數，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們害怕，只好參軍。另一個女幹部回憶道，她所在區的軍事部長蔡墩松被認為不積極徵兵，毛叫她把蔡抓起來，押送到他那裏。經過一天的拷問，蔡墩松「在毛澤東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們組織「反共團」的罪行，供認他是反共團的團長，並把該反革命組織的全部成員名單都交出來了。

隨後是照例的群眾大會，毛「在會上宣佈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當眾處死。會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按要求擴紅「一百名，實際完成一百五十多名。」龔楚的回憶錄於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後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在小範圍內承認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儘管回憶錄不能在大陸出版，龔楚本人在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齡時回大陸定居。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

自殺屢見不鮮，為後來毛統治的一大特徵開了先河。自殺數量在共產黨幹部中也十分驚人，致使官方在報刊上公開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稍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

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裏，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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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8051&ad=2/28/2006>
《新世紀》網站(2/28/2006 13:14)

建議修憲除去「共產黨的領導」
孫文廣(山東大學教授)
2006-2-28

「共產黨領導」進入中國憲法，說明這個政黨想成為不接受競爭的永久領導者，享受終身制。這在當代是很荒謬的事情，建議修憲，將「共產黨領導」從憲法中刪除。

（一）為什麼「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1954年制定之後，經過75年，78年，82年三次大修改，但是關於「共產黨領導」的內容，卻一直沒有取消，而且每部憲法中都不只一次的出現。1978年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公民如果不擁護黨的領導，就是違憲，所以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在中國「反黨」就是「反革命」，就是「右派」，就可以判刑，勞教。

1975憲法，在〈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一章中，第一段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說中國公民沒有權利？公民的權利就是「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按這條憲法條文如果誰要維權，就去維護「黨的領導」。這就是共產黨領導下制定的憲法，它規定公民必須擁護共產黨，把「擁護共產黨」規定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這些憲法內容和制作過程，當然很荒唐。

（二）我在監獄中建議修憲

我認為的憲法中不應保留「共產黨領導」的內容，這思想產生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當時我被關在冤獄中（74年被捕，78年判七年刑，82年平反），關押中的犯人只能看《毛選》、馬列，和憲法，勞改隊還把背誦憲法作為考試內容。我在獄中面對憲法，反覆思考，發現憲法中有太多內容需要修改，曾經多次上書中共中央建議修改憲法。

1977年在獄中寫了《對75年憲法的修改意見》（《獄中上書中共中央》2002年香港版P33），建議刪去憲法中的序言，因為「共產黨的領導」的主要內容多寫在序言之中。1981年我在獄中寫了《修改1978年憲法的建議》，其中提出：「應該刪去在憲法中規定某一個政黨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權利，這違背了各政黨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也不符合人民民主的原則」。（《獄中上書》P406）

在這封修改憲法建議中還寫了：「對國家領導人不搞終身制，對政黨也不該搞終身制。在憲法中不能規定必須擁護某一個政黨的領導」。（見《獄中上書》P406頁）。

這也是對憲法第五十六條「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意見。

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產黨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我先後寫了《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0年9月）和《要真理還是要極左--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1年1月）（見《獄中上書》P261，P314）對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提出了批評意見。

現在看來道理十分清楚，「共產黨領導」入憲，黨權成了國家最高權力，而這種權力並非公民授予。共產黨員在國民中是少數，黨員不是由公民選舉產生，共產黨也不是經過公民選舉產生的群體，共產黨在國家中不應該享受特權，在憲法中確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是無視基本人權，違背民主基本原則的行徑，這是荒唐、是荒謬。

當年誰要「反黨」誰就是「反革命」，1957年儲安平因為提出「黨天下」概括「共產黨的領導」，被打成「極右分子」，在全國大批判，「文革」批鬥，最後死不見屍。

（三）黨的領導遍及各行各業自上而下

憲法中確立了「共產黨的領導」，因此在各行各業中都建立了黨的領導體制，事業單位如學校、政府機關都要建立黨的組織，大學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大學裡黨委書記是一把手，在政府部門各部委都要建立黨組。在傳媒、出版、文藝等機構，更要建立「黨的領導」，建立黨委，國有的工礦企業更不能例外。黨委一旦建立就要設立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機構。領導著人事任免，大政方針。

1）共產黨領導司法

共產黨的至高無上地位不但反映在憲法中確立的「共產黨領導」的字句，而且還反映在憲法的其他一些條文中，如：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條涉及檢察院，也有同樣的規定。在這裡規定司法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為何迴避「政黨」二字呢？這不是無意的疏忽，根本原因是要保障共產黨對司法操控（或曰領導）。

「政黨」在中國是影響最大的政治團體，在憲法中規定共產黨領導又不限制「政黨」對司法的干涉。這實際就是說，共產黨可以干涉司法，共產黨的領導要深入到司法之中。我認為這是中國司法不能獨立的根本法制來源。為此1982年我在監獄中寫了〈對82憲法草案的修改意見〉。（見《獄中上書》P473），提出在憲法的以上兩條中應該加上「政黨」兩字，即司法機關行使職權不受「政黨」干涉，但是時至今日一直未被接受。

長期以來共產黨內的「政法委員會」實際上是法院和檢察院的太上皇，不得「政法委」批准重大案件、敏感案件根本不能立案。這種體制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就是一黨專政下的司法體制。

2）共產黨管幹部

78年憲法確定：「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78憲法第二十二條）

「黨管幹部」是共產黨的一貫傳統，重要的人事任免一定要黨委決定，全國各級政府部門的官員的任免，企事業單位的官員，軍隊幹部的任免都要由黨委決定。即使名義上由選舉產生的幹部，候選人的提名權也都牢牢的掌握在「黨的領導」手中。

3）共產黨領導軍隊

75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

78憲法的第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

後來國家軍委主席雖然改為全國人大投票，但提名權牢牢掌握在中共中央手中。這也體現了中共的「黨必須掌握槍桿子」的原則。

4）共產黨領導「民主黨派」

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新增加了憲法內容：「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限存在和發展」，這反映了經過1989年六四運動之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共產黨領導」又得到加強。

中國大陸有八個民主黨派，每個民主黨派都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選舉負責人，候選人名單都要經過共產黨統戰部同意。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也要經過中共統戰部。很多民主黨派中都有共產黨員坐鎮（以雙重黨員的身份）。

為了限制民主黨派的發展，中共還制定了很多的清規戒律，如民主黨派只能發展中高級知識分子，不能發展工人、農民、軍人，也不能發展大學生。

而且還給一些政黨劃出發展的界別，如農工黨要在醫務界發展，民主建國會要在經濟界中發展。

5）共產黨對出版、傳媒、文藝的領導

中共對出版傳媒的領導首先是意識形態的領導。中共在1945年和1981年分別作出過兩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來又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包括黨的領導），這些都成了文化人的枷鎖，凡有出格即被懲處，可以封報刊，抓編輯。至於撤換社長主編，更是家常便飯。中國的社會科學也是掙扎在高壓下求生存。能夠發表出來的「成果」多是些蒼白無力、歌功頌德的內容。

中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要在體制內發表點有價值的作品，說幾句真話，結果絞盡腦汁，費盡心機，想打擦邊球，最後運氣好的，作品被大砍大刪之後，發表出一篇面目已非的東西，更多的是遭遇退稿、禁演或者發表作品後連累編輯被撤職，報刊被查封。

6）「黨的領導」無孔不入，自上而下**

「黨的領導」不但是無孔不入而且是自上而下。軍隊中支部建在連上，是毛澤東的名言，軍隊連以上軍、師、團、營，都要建黨委，設黨委書記。教育系統，大學有黨委，院、系由分黨委和支部，小學有黨支部，各級政府部門設黨組，黨委，

7）「黨的領導」阻礙農村民主化

農村每個村莊都要設黨支部。199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即黨支部）要「發揮核心作用」。因為有了這個規定，很多村的黨支部都要操縱控制村委會選舉，一旦村支書沒有選上村委會主任，在一個小小的村莊就會出現兩個中心。在農村「黨的領導」成了阻礙鄉村民主化的主要障礙。

（四）「共產黨領導」進入憲法禍害無窮**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部憲法（54、75、78、82）都有「共產黨領導」的內容，這種做法帶來無窮禍害。

1）這使得中共享受了不受約束杜絕對權力，而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必然帶來絕對的腐敗。

2）因為「共產黨領導」進入憲法，使得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無法開展競爭，其他政黨只能在中共領導下活動，這種壟斷的、沒有競爭的政治只能帶來政治上的停滯、倒退、專制。

3）「一黨專政」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大障礙。要改變一黨專政，必須在憲法中廢去「共產黨領導」。

4）憲法中規定「共產黨領導」，造成很多選舉都沒有實質的意義。不管選出什麼官員，他必須接受黨的領導，那麼選舉還有多大的意義呢？而且共產黨還利用黑箱作業，極力操縱、控制選舉過程（特別是提名過程）。

5）「共產黨入憲」使得我國司法不能獨立，國民無法依靠法制渠道解決根本問題。因此必定會不斷發生群體的抗爭，維權，最後會出現動亂，所以說一黨專政是動亂之源。

6）「共產黨領導」寫入憲法，造成共產黨掌權的終身制，共產黨員只是中國人口中的少數，這種制度的長期延續必然形成少數的特權階層，特權階層和廣大國民的利益衝突將不可避免，在這種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建立和諧社會。

7）中共的一黨專政最後形成少數特權者的專政，他們從少數人的利益出發，為了樹立個人的權勢，重大決策既不民主，又不透明，在國家的重大決策上，頻頻製造重大災難和失誤。像57年的反右派、58年的大躍進、後來的「文革」，文革後的鎮壓六四，鎮壓信仰自由，都給中國造成災難。如果一黨專政不停，中共還會給中國帶來更多的災難。

（五）世界潮流與修改憲法

環顧世界，有哪個民主國家會在憲法中確立某國政黨的領導地位？像美國、法國、二戰後的日本、意大利的憲法中都找不到任何政黨的名字。蘇聯憲法中有關「共產黨領導」的內容，存在了七十餘年，在戈爾巴喬夫倡導政治改革，葉利欽大力號召，全國響應之下，最後只能在憲法上作出重大修改。羅馬尼亞的憲法第三條規定「羅馬尼亞共產黨是整個社會的政治領導力量」，一直連續數十年，最後群眾奮起抗爭，共產黨黨魁齊奧塞斯庫開槍鎮壓群眾，結果被起義者活捉處死，在這之後，該國的憲法中才得以除去「共產黨領導」。

（六）修憲法廢去「共產黨領導」要長期爭取**

在中國要修改憲法廢除「共產黨領導」是全體國民的利益所在。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修改憲法涉及很多人的權益，決不是輕而易舉之事，一項修改往往要經過幾年、幾十年的爭取；甚至最後要採取公投的辦法，這需要全民的爭取。一旦重要的憲法條文得以修改，會帶來社會的重大進步，成為有標誌性的重大歷史事件。1990年原來的蘇聯通過修改憲法，廢去第六條「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從此開始了蘇聯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新紀元。以後的蘇聯徹底開放了黨禁、報禁，建立了一個多黨競爭、總統通過競爭直選產生的制度。史家多認為，蘇聯修改憲法廢去第六條「共產黨領導」是一個里程碑，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從中國的現狀來看，要在憲法中除去「共產黨領導」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項內容保留了五十多年，現在要將其清除談何容易？一些既得利益者，一些現在中國有權有勢的人，肯定會使用各種手段阻止這項修改。

為了完成這項修改，首先是讓大眾知道憲法的重要性，讓大家知道憲法是可以修改的，公民人人有提出修改憲法的權利。其次是要讓公眾知道，憲法中現在還保留某個政黨特權內容的國家已經極其稀少。要讓民眾知道，中國憲法修改的重要性、迫切性。要喚醒民眾的權利意識、法制觀念，要用各種方式各種條件爭取修改憲法，廢去「共產黨領導」。相信只要大家持之以恆，年復一年的爭取，最後這個目標一定能夠達到。要讓大眾知道，修改憲法的建議不應該只是少數人某個政黨的特權。

公眾持續地爭取修改憲法，也是一個增強公民法制意識、權利觀念的自我教育過程。

中共如果要堅持在憲法中保留「共產黨領導」，請讓公民授權，舉行全國公決。中共如果一定要利用手中奪來的資源把「共產黨領導」賴在憲法中，不肯清除，保持他在政壇上的終身霸權地位，那麼下場肯定是很不光彩的。

2006年2月28日於山東大學
（0531－88365021）

(2/28/2006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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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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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

“根據中央檔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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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註： 

圓括號（X）本身及其內容物皆為原油印件中原有。 

方括號〔X〕係刊印時用以更正明顯的錯別字。 

角括號〈X〉係刊印時用以補入明顯的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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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僅〔謹〕向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勞動群眾，宣佈它在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 

這些任務，在現在的蘇維埃區域內已經開始實現。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這些任務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統治之後。而且在那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才更能具體化，而成為詳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謹號召全中國的工農勞動群眾，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指導之下，為這些基本任務在全中國的實現而鬥爭。 

一、中國〔華〕蘇維埃共和國家根本法（憲法）的任務，在於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群眾在它的週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二、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的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佈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四、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漢，滿，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國的台灣，高麗，安南人等），宗教，在蘇維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為使工農兵勞苦民眾真正掌握著自己的政權，蘇維埃選舉法特規定：凡上述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代表產生方法是以產業工人的工廠和手工業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所居住的區域為選舉單位；這種基本單位選出的地方蘇維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參加城市或鄉村蘇維埃各種組織和委員會中工作，這種代表須按期的向其選舉人做報告，選舉人無論何時，皆有撤回被選舉人及實行新選舉的權利。為著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廣大的農民與勞苦群眾走向社會主義，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的比例名額。 

五、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制定勞動法，宣佈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並宣佈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 

六、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頒佈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並以實現土地國有為目的。 

七、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障工農利益，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更使勞苦群眾脫離資本主義的剝削，走向社會主義制度去為目的，宣佈取消一切反革命統治時代的苛捐雜稅，徵收統一的累進稅，嚴厲的鎮壓一切中外資本家的怠工和破壞的陰謀，採取一切有利於工農群眾並為工農群眾瞭解的走向社會主義去的經濟政策。 

八、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將中國從帝國主義榨壓之下解放出來為目的。宣佈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佈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無效，否認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債。在蘇維埃領域內，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絕不容許駐紮，帝國主義的租界租借地無條件的收回，帝國主義手中的銀行，海關，鐵路，航業，礦山，工廠等一律收歸國有，在目前，可允許外國企業重新訂立租借條約繼續生產，但必須遵守蘇維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極力發展和保障工農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為目的，宣告擁護和參加革命的階級戰爭為一切勞苦民眾的責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義務，由志願兵役過渡到徵兵制度。惟手執武器，參加階級戰爭的權利，只能屬於工農勞苦民眾。蘇維埃政權下，反革命和一切剝削者的武裝，必須全部解除。 

十、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為目的，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主張工人農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資產階級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以除去反動社會束縛勞動者和農民自由的一切障礙，並用群眾政權的力量，取得印刷機關（報館，印刷所等）開會場所及一切必要的設備，給予工農勞苦民眾，以保障他們取得這些自由的物質基礎。同時，反革命的一切宣傳和活動，一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 

十一、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澈底的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戰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並保障青年勞動群眾的一切權利，積極的引導他們參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 

十三、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實際為目的，絕對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之自由，帝國主義的教會只有在服從蘇維埃法律時，才能許其存在。 

十四、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 

十五、中國蘇維埃政權對於凡因革命行動而受到反動統治迫害的中國民眾以及世界的革命戰士給予托庇於蘇維埃區域的權利，並幫助和領導他們重新恢復鬥爭的力量，一直達到革命的勝利。 

十六、中國蘇維埃政權對於居住蘇維埃區域內從事勞動的外國人，一律使其享有蘇維埃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權利。 

十七、中國蘇維埃政權宣告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是與它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鞏固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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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照片。不夠慈眉善目。

貳角鈔票正面

上面那一張貳角鈔票的背面

壹圓鈔票正面。列寧爺爺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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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西京東京北京南京中京上京，今則有瑞京，祥光萬道瑞氣千條之京也，可惜衹是個縣的等級，第一任縣委書記鄧氏，名小平，古之京兆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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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借穀票
此票專為一九三四年向群眾借穀充足紅軍給養之用
糧食人民委員陳潭秋
(發行時間：1934年6月8日)
9.8 x 7.8 cm

乾穀伍拾斤

乾穀壹百斤
瑞京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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