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精神障礙的朋友，陳坤明夫妻和「劉俠之友基金會」合作，開了「糕菲膳工坊」成為更多身心障礙者的庇護工廠。
記者陳瑞源/攝影

上網談憂鬱 多一分自在

【記者林進修／報導】

一提起憂鬱症，不僅病患自己退避三舍，家屬也不願觸及，致使憂鬱症更加「憂鬱」。台北市衛生局及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聯手架構的台北e大「聆聽憂鬱的心～談憂鬱症」網路學習課程，少了面對面談話的尷尬，卻多了一分自在，為憂鬱防治邁出步伐。

憂鬱是情緒反應的具體表現，更是精神官能症的成員之一，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利用「台灣人憂鬱量表」所做的調查，15歲以上台北市民眾中，4.7％男性有憂鬱傾向，6.8％女性有憂鬱傾向，但曾因憂鬱而求醫或求助生命線的比率，男女只有1.5％及3.3％，向外求助比率偏低，仍有改善空間。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社區精神科醫師劉宗憲表示，憂鬱和憂鬱情緒不一樣，前者是精神病，而後者只是情緒反應之一，但一般憂鬱症患者不是不願去了解真相，就是搞不清楚，此時即有賴家屬透過此一學習網站去蒐集相關資料。

劉宗憲強調，憂鬱症防治除了病患的自助外，還要家屬及周遭朋友的他助。和憂鬱症病患相處時，他建議親友以聆聽代替鼓勵，因為積極的鼓勵，不僅不易得到預期效果，反而會對病患造成更大的壓力，致使病情更加惡化。

白領勞工壓力大 靠安眠藥入睡漸普遍

【記者黃靜宜／報導】

國內勞工平均每天睡7.3小時，其中白領階級又睡得比藍領階級少，精神科醫師表示，一點都不意外，現在上班族因為工作壓力大，得靠安眠藥入睡的情形愈來愈普遍，而白領階級受困於無形的壓力，比起以出賣勞力為主的藍領來得更難入睡，的確是值得正視的現象。

花蓮玉里醫院萬寧園區主任呂元惟表示，勞工平均睡7.3小時，這個數字勉強可以接受，不過，睡眠時間長短不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標，有些人睡滿8小時，一樣感到睡不飽、精神不濟。

玉里醫院成人精神科主任孔繁錦也指出，其實7小時不算少，但得進一步分析勞工的睡眠品質，睡得好，心情才會愉快，工作起來才有衝勁。

呂元惟表示，過去門診多半是50、60歲的中老年人有睡眠障礙，現在20、30歲上班族有失眠問題的愈來愈多，多半都是不易入睡，或是太早醒轉。一間辦公室裡，往往有一大票人都得吃安眠藥幫助入睡。他說，白領勞工經常得挖空心思撰寫企畫案、思考一些工作計畫，勞心的成分比較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經常到了該睡覺的時間還無法安然入睡。而藍領的工作多半是固定的，只需付出體力，即可把事情做好，入睡比較容易。

醫師指出，一天若睡7到8小時，對一般人來說已經足夠了，重點在於品質好不好。老是覺得睡不好、睡不飽的人，試著找一個不用特別熬夜的晚上，睡意來襲時，就讓自己上床休息，隔天依照預定時間起床，看看自己的精神如何，是否有睡飽的感覺。多試驗幾天，找出最理想的上床時間和起床時刻，力促自己養成習慣。

【2005/08/09 民生報】  ＠ http://udn.com 

平均每天睡7.3小時 3成勞工喊不夠

【記者高泉錫／報導】

台灣地區勞工每天睡7.3小時，30.8%認為睡眠不夠，其中，69.2%受訪勞工認為睡眠足夠，28.4%認為睡眠不夠但不會影響生活，2.4%認為睡眠不夠且會影響生活。就睡眠不夠的比率來看，女性之中有33.4%，比男性的28.7%高，白領(34.4%)比藍領(26.1%)高，服務業比工業高，教育程度越高、年紀越輕比率越高。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配合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辦理勞工工作環境感受調查，調查時間是2004年9月，調查對象為「在職勞工」，實際回收有效問卷1萬7321份。

安衛所分析，近年來工作競爭激烈、工作量及壓力大，白領勞工「自動加班」蔚為風氣；此外，職業婦女為兼顧家庭、工作「蠟燭兩頭燒」，影響睡眠時間及睡眠品質。

根據調查，台灣地區勞工工作型態，固定日班79.3%，輪班制為8.7%，不固定班別為7.8%，固定小夜班為2.7%，固定大夜班為1.5%，輪班勞工約16.5%，相較於日本占16.8%，歐盟20%，台灣輪班勞工比率可能會再增加。安衛所指出，對於此工作類型勞工，睡眠問題可能需要特別注意。

對照日本情形，台灣勞工睡眠時間較長，通勤時間也較短。日本勞工每天平均只睡6.3小時，高達39.2%每天睡眠不超過6小時，每趟通勤時間34.4分，男性36.4分，女性31.5分，39.6%超過30分鐘。

不過，勞工睡眠時間減少及睡眠品質惡化將成為趨勢，安衛所認為，未來應投入更多研究資源，避免勞工因睡眠困擾影響工作的安全衛生。

勞委會指出，就行業來看睡眠不足問題，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比率較高；就縣市來看，基隆市、新竹市、台北市比率較高。而上班日睡眠時間，台灣勞工平均每天睡7.3小時，3.1%不超過6小時，學歷越高時間越短，白領比藍領短。對於休息日睡眠時間，台灣勞工為8.4小時，比上班日多1.1小時，18.5%超過10小時，年紀越輕休息日睡眠時間越長。

調查結果顯示，勞工每天每趟通勤時間為28.7分鐘(每天57.4分鐘)，29.1%超過30分鐘。男性比女性、白領比藍領花較長交通時間，教育程度越高也花較長時間。若採用每趟30分鐘交通時間來分類，交通時間較久，上班睡眠時間較短，認為睡眠不夠比率也較高。

【2005/08/09 民生報】  ＠ http://udn.com 

自殺者家屬的錐心之痛

【羅浚晅／西園醫院身心科主任醫師】

洪太太（化名），48歲，先生事業有成，兩個兒子都是竹科工程師，不過半年前，小女兒的一場「意外」，卻讓這一切的美好，隨風而逝。

當年小女兒的婚事，洪太太一開始就反對；果然，婚後一年不到，「不才」女婿就開始酗酒、搞外遇，小女兒因此罹患了憂鬱症。

洪太太帶著女兒四處求醫，但病情始終起起伏伏。半年前的一個午夜，小女兒從高樓上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年輕而短暫的生命。

從那時起，洪太太便不再快樂。對於女兒的死，她充滿愧疚與罪惡感，總覺得當年不夠「堅持」，不該讓女兒結婚；她把女兒遺物擺置在臥房中，不准任何人搬動；她變得足不出戶、面容憔悴、身形消瘦，家人擔心老媽媽是不是也得了憂鬱症……。

近年來，社會大眾逐漸重視憂鬱症、自殺等議題，但自殺者家屬的情緒問題，反而容易受到忽略。雖然，「哀慟」是喪親者正常的情緒反應，但像洪太太這樣深陷在悲傷、內疚與罪惡感當中，久久無法恢復「自殺事件」發生前的生活，就很可能是一種過度的「病理性悲傷反應」。

臨床上發現，自殺者家屬常存有特殊的情緒壓力。除了愧疚與自責（未能即時救援、警覺心太低、與逝者生前衝突不斷）外，自我貶抑、羞恥感也相當強烈；因為在華人傳統文化中，自殺往往意味著不名譽、失敗者的表現，所以家屬總是承受著社會負向的評價與異樣的眼光；再者，許多家屬也可能潛藏著深層的憤怒，因為自殺行為意味著自殺者拒絕與家屬溝通，家人在其心中已無足輕重。

研究顯示，文化或家庭背景較不允許情緒表達、長期與配偶關係不佳、缺少人際支持網絡者，都是產生上述「病理性悲傷反應」的高危險群。這些自殺者家屬，雖然經歷了令人錐心刺骨的傷痛，但始終無法真正接受親人「失落」的事實，許多人在適應新生活上有嚴重的困難，無法將生命活力重新投注在新的事物上。

因此，身心問題逐漸顯現出來，許多個案面臨憂鬱、焦慮、恐懼、自責等心理障礙，失眠、心悸、胸悶、容易疲累、體重減輕等身體症狀也將陸續產生；像洪太太這樣瀕臨憂鬱症的個案，臨床上並不少見。

傳統上，華人藉由家庭聚會、葬禮、祭祀、信仰等活動來完成「哀慟」；但不可諱言的，還是有許多個案無法有效、完整地走過悲傷過程，而需要積極、專業的「悲傷」治療與輔導。

藉由個別治療與團體治療，這些揮之不去的情緒夢魘、心理創痛是可以逐漸緩解的，少數個案在治療過程中可能需要輔以短暫的藥物治療，但一般而言都是相當安全有效的。

成功的悲傷治療，可以協助個案正向地表達並處理潛在的情緒壓力，克服對於新生活的恐懼與不安，鼓勵個案向逝者正式告別，並以健康、堅毅、開朗的生命活力，投注在嶄新的人際關係與生活事物中，勇往直前，迎向未來。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5/07/22
《觀念平台》憂鬱症不見了
【陳俊欽】

　　海棠颱風過境，處處是殘破家園，有待重建。但讀者是否曾注意：似乎不曾出現颱風夜或者是面對殘破家園而自殺的報導。走一趟醫院急診，也會發現心臟病、中風、車禍等疾病依舊，唯獨憂鬱症通通不見了。為什麼？

　　事實上，經過這些年的宣導，憂鬱狂潮已經開始質變。第一個現象就是：「憂鬱症」彷彿變成了一個垃圾桶，人們一遇到問題，就認定是「憂鬱症」，而精神科門診也因為健保關係，大量使用這診斷，審核官員在憂鬱症的大帽子下，也不敢怎樣。但筆者專攻心理治療，經過精神病理學分析，發現相當多的憂鬱症患者根本就是社會弱勢者：無論是被同事排擠的、婚暴的、被詐騙的或遭逢精神虐待的婦女，常常在求助無門之餘，還被扣上憂鬱症這個大帽子。這是一種社會集體造病的過程，也是合理化社會不正義的手段。所以，當颱風來臨與之後重建，人們完全投入抗災，社會管制力量轉向，憂鬱症自然不藥而癒。

　　第二個現象是：憂鬱症雖然已經引起廣泛的注意，而政府也願意投入大量的防治經費。但是荒唐的是，政府寧願研究工作者，而捨棄臨床工作者，結果成效當然不彰。早個五年，憂鬱症往往是因為無人注意而走上絕路，而如今竟然是被一波又一波的關心親友團擊倒。

　　曾有個案說：「我只不過說我有點憂鬱，結果接連一個禮拜，每天要接五十多通電話，還有人是照三餐打的。為了親友擔心，我得不斷裝笑臉，講笑話，難道要我去跳樓他們才心滿意足嗎？」錯誤的關懷方式堂而皇之走上文宣，帶來的是亂七八糟的關懷，以及民眾對於憂鬱症的驚恐，這一切，最後都得由患者承擔。有個案的話一針見血：「我真希望天天是颱風，那就沒有人會來煩我了。」

　　第三個現象，卻是具有正面的教育價值。所有研究憂鬱症的學者都會發現：天災與戰爭發生的時候，自殺率快速下降。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但非常重要－憂鬱的情緒不是靠關懷可以解決的，憂鬱必須由更強烈的情緒才能趕走。

　　在位階上，比憂鬱較強的情緒有：高度焦慮、憤怒，而所有的「行動」，幾乎都比憂鬱的位階高。只有「理智」的位階比憂鬱低。這就告訴我們，要別人想開點，是沒用的，因為這是理智的層次；但是適當的使用憤怒，卻能把憂鬱給燒光。而颱風天的高度焦慮將會完全壓抑憂鬱，災後重建則會引發「行動」，更是憂鬱的剋星。當然，災難帶來的生離死別並不能計算在內，因為那是一種正常的人性反應。

　　颱風已經遠離，以台灣民眾的記性，很快就會忘記，但願，她所帶來的啟示，真正能造福後續遊走在鬼門關的朋友。

工商時報    44/醫療生技專輯3           2005/07/29
考試失利 注意情緒指數 精神科醫師呼籲重視考後身心耗竭症候群，推動六項生活公約，事前防範可以避免憂鬱症上身。

【記者陳昭宏／台北報導】
　　大學考試成績前一陣子揭曉，失利的考生及家庭，此刻卻因所承受壓力可能導致憂鬱。為此，憂鬱症防治協會喜博樂小組特別呼籲，家長應重視考生情緒指數，避免發生「考後身心耗竭症候群」，造成家庭衝突及個人健康問題。
　　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喜博樂推動小組委員李明濱教授表示，據衛生署最新資料，國內平均每天有十人自殺，自殺是我國十五至二十四歲及二十五至四十四歲的青壯年主要死因的前三名，原因多以男女感情因素為主，其次就是課業與升學壓力，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經濟也造成很大衝擊。
　　李明濱指出，有「考後身心耗竭症候群」的家庭，通常家長會出現擔心、失眠、情緒失控、想哭等症狀；而考生則會有患得患失、自責、失去信心、逃避等狀況，若二代之間無法適時疏解，家庭情緒指數悄悄高漲，甚至造成悲劇，這都是應該避免的。
　　喜博樂（SEBoD）推動小組臺灣分會會長賴德仁教授指出，在門診經驗中，最常出現「考後身心耗竭症候群」現象，前三高包括情緒低落及失望、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失眠或睡眠過度等。
　　賴德仁教授說，從門診經驗來看，媽媽最多、其次為考生，這是因為女性比較願意就醫；男性較壓抑憂鬱情緒，且會濫用酒精或藥物，同時女性承受較多的社會家庭壓力，或是賀爾蒙的變化
　　賴德仁教授建議有「考後身心耗竭症候群」聯考家庭，應推動六項生活公約「養成正常作息、注意睡眠習慣、做適當的運動、參加社交活動、不要責怪家人、尋求專業協助」，讓生活盡早恢復正常。但若是「考後身心耗竭症候群」的症狀持續且超過二週，就應尋求醫師協助，因有可能憂鬱上身。

中國時報    C2/北市新聞           2005/07/20
自殺死亡率 壯年增幅最多

【鄭心媚／台北報導】
　　台北市衛生局統計，台北市自殺死亡人數逐年增加，最新的十大死因統計發現，去年自殺死亡率較九十二年增加7.1%，以年齡層來看，以25到44歲的壯年人口死亡率增加幅度最大，共增加22.49%。
　　衛生局指出，北市民自殺死亡自八十三年起進入十大死因之列，去年較九十二年上升一名，為第八大死因，九十三年北市共有346人自殺死亡，較九十二年增加26人，在台閩地區僅高於澎湖、金門、連江縣，為第四低縣市。
　　如果以各年齡層比較，年齡愈高，自殺死亡率也就愈高，65歲以上老年每10萬人口自殺死亡26人最多，其次為45到64歲中年，每十萬人口自殺死亡18人。若以成長幅度來說，以25到44為壯年增加幅度最大，與九十二年相較，增加了22.5%。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李明濱指出，很多人認為自殺是一時之間的決定，無法預防，研究顯示，30%的自殺不成功者會繼續嘗試自殺，其中更有20%曾經自殺者於一年內再度自殺身亡，因此若能在自殺發生時介入輔導治療，可有效防止自殺死亡率攀升。
　　李明濱說，過去都單純的將自殺原因歸類為憂鬱症、久病厭世、情傷等，其實自殺的原因很多，重度憂鬱症自殺者因為從自殺的念頭形成到真正採取的時間較長，死亡率僅佔自殺者的16%，其他自殺者原因可能為適應障礙或者壓力過大。

中國時報    A9/社會脈動           2005/07/12
黑色星期一 自殺率最高

【張（王黎）文／台北報導】
　　「藍色星期一」居然也是「黑色星期一」？衛生署統計過去四年的死亡資料發現，周一自殺死亡人數明顯比其他天多，周六和周日自殺 死亡人數較少，周日最少。
　　衛生署認為，周末有家人陪伴，發揮避免自殺的效果。但專家看法不同，認為家人陪伴不見得是有利因素，周一排山倒海的工作壓力可能是自殺促發因子之一。
　　衛生署統計民國九十年至九十三年自殺死亡資料，發現明顯的「周一效應」。這四年在周一自殺死亡的人數依序是五○五、四八二、四二六和五五九人；周六只有四三四、三九六、三六六和四七四人；周日有四二○、三九八、三六八和四二四人。
　　若單看去年一年，周一自殺死亡人數五五九人，平均每周一為十．七五人，高於平均每天九．五人；每周日有八．一五人，較周一少二．六人。周二至周六的自殺死亡人數也都不如周一高。
　　衛生署統計室主任黃旭明表示，統計資料明顯看出，周一自殺身亡人數最多，周末明顯減少，周日最少。他認為，可能周末有家人陪伴，當事人比較不容易沮喪。周一家人上班上課，當事人容易一下子覺得失落，一時心生尋短念頭。
　　不過，萬芳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鄧惠文表示，這項資料是全國性統計，顯現周一自殺高峰的「事實」、並非推論，成因絕非周一沒家人陪伴這麼簡單。
　　她指出，門診許多精神科病例發病促發因子之一是跟家人起衝突，許多精神科病人與家人團聚時，特別容易凸顯自己有問題，也容易跟家人起衝突，有家人陪伴不見得是好事。就算家人陪伴真能避免當事人沮喪，這種效應應可持續好幾天，不會一到周一就心情盪到谷底。
　　鄧惠文表示，自殺的周一效應成因必須進一步研究，最明顯的可能是周一面臨工作壓力，其他如感情、經濟或家庭壓力也都必須考量。振興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嚴烽彰也認為，工商社會本來就有「藍色星期一」的壓力，尤其心情沮喪的憂鬱症患者有可能因面臨工作壓力而出現輕生念頭。

2005.08.07　 中國時報
故意不談自殺 反而造成不幸
林志成/台北報導

    阿明（化名）是某大學的學生，因故曾經燒炭自殺；他的家人請求學校老師及同學，不要跟阿明提起自殺的事，以免刺激到他。但當藝人倪敏然新聞吵得火熱時，阿明學倪敏然上吊自殺，並且真的死了。
    這是成大醫學院教授，也是該校學務長柯慧貞在各大學訪查實際發現的自殺個案，但阿明為何要兩度自殺？因為導師及同學沒有實際跟他談過，迄今仍原因不明。

    柯慧貞說，學校或家長遇到學生有憂鬱或自殺傾向時，不能故意不去碰，而是應該介入輔導，聽聽這位學生心裡鬱悶的理由，幫他解開心結。家長或老師有愛心沒專業，不能解決問題；故意不提自殺的事，不幸還是會再發生。
    另一個案例是，小英大部分時間都過得不快樂，覺得自己不如別人，沒有自信。小英高中在補習班補習時，認識了一位大她十五歲的兼差王老師，在王老師鼓勵下順利考上大學，兩人並墜入愛河。不過小英的爸爸不同意這段感情，並威脅要告王老師。
    小英非常絕望，認為連累了王老師，又害怕失去父女關係。後來她晚上常睡不著覺，即使睡著了，作夢也常夢到自己死掉，甚至每天清晨四、五點就醒過來。小英覺得活在世界上沒有意義，就吃安眠藥自殺，所幸被救回來。
    近日較為人知的大學生自殺案，則是陽明大學醫學系嚴姓資優女學生燒炭自殺案，由其遺書看來即使考上大家都認為是熱門的校系，但她並不快樂。
    柯慧貞表示，以「憂鬱程度」、「想用自殺來解決問題與痛苦之念頭」兩個指標來檢驗是否會自殺，準確率高達七二．四九％。對身邊有憂鬱傾向或是想用自殺解決問題的人多投以關注，隨時開導，可以有效降低自殺事件。
   
2005.08.07　 中國時報
身心健康調查 14％醫學院生曾鬧自殺
林志成/台北報導

    成大學務長、醫學院教授柯慧貞領導的研究團隊進行「全國大學院校身心健康行為抽樣調查」發現，過去一年，國內四分之一大學生有自殺念頭，真正嘗試自殺過的學生比例也高達一○．二一％。醫學院學生過去一年自殺過的比例一四％最高，工學院學生七．七％最低。
    因應學生自殺情況愈來愈嚴重，教育部及衛生署共同推動修訂《學校衛生法》，明訂校園內應按學生人數設置一定數目的專業心理師，遇到學生有憂鬱或自殺傾向時，及時出面輔導，以降低學生自殺比例。

    柯慧貞的團隊在北、中、南各大學進行課堂問卷調查，取得三五九四個有效樣本，其中男生一六九三人，女生一九○一人。調查發現，過去一年中曾以吃藥、燒炭及割腕等方式自殺過的學生有三六七人，佔所有樣本的一○．二一％，其中男生一四九人（占男生樣本八．八％），女生則有二一八人（占女生樣本）。調查顯示，醫學院學生曾經嘗試自殺比例是一四％、法商學院一一％、農學院一○．四％、文學院一○．三％、理學院九％、工學院七．七％。
    柯慧貞表示，國外自殺的人中，有五成是憂鬱症患者；國內調查顯示，高達九成嘗試自殺的人，同時患有憂鬱症。要防範自殺行為，學校或家長在發現學生有憂鬱傾向時，就應該介入輔導，以避免之後發生不幸。
    哪些人容易憂鬱？柯慧貞指出，在感情、人際關係、學業或工作上遇挫折容易自我否定的人，較容易得到憂鬱症。這些人總認為別人看不起自己，活在世上沒有意義，就會想要以自殺來解決痛苦。媒體對名人自殺事件的報導也有擴大效應。柯慧貞說，在倪敏然自殺新聞火熱那段時間，她到各大學訪查發現，學生自殺比例明顯增加，而且大都學倪敏然以上吊方式嘗試了結自己。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5/07/12
《咱的社會》她們，正在絕處掙扎

【傅耀祖／台中大里／退休人士】
　　媒體不斷宣揚豪門財勢、家暴醜聞；名模藝人的艷事，貪官奸商生活腐爛，一擲千金，但是，誰知道在我們周遭，有多少單親家長，貧無立錐之地呢？
　　近日在我住區發生兩位單親媽媽，因貧困，要不是遇到義俠，可能為數百元逼出人命來。大里市健康國宅四樓一位單親媽媽，打零工扶養十一、九、四歲三個子女，困於房貸，又無法付出一連五十個月未繳共計兩萬五千元的管理費。房子經法院查封，台中地院女書記官與仁化派出所員警到場執行，目睹家徒四壁的三十七歲宋姓婦人一直哭。女書記官見狀流著同情淚掏出三千元資助，並協調管委會讓宋婦打掃社區以抵國宅管理費每月五百元。宋婦說：無處棲身，不知如何是好，親友見面如路人，鄰居敬而遠之。
　　另位四十二歲洪姓單親媽媽，當雜貨店員，誤把八百元之高粱酒賣六百元，老闆責怪，怕被解雇，凌晨跑到大里市大峰路天橋自殺。成功派出所據報及時救回，並陪同她向老闆說情，老闆答應不追究不解雇。洪婦破涕為笑，直說：「碰到活菩薩搭救我，要努力工作，不再尋死了。」
　　五年多前，九二一地震那場浩劫的大里市屋倒的災戶，繳不起房貸失業待救的災民，何只兩位單親媽媽！拜託！請媒體少報導些富貴人家及藝人名模、政客的芝麻蒜皮瑣事，多報導些陋巷貧賤、生活實情、懿德俠義感人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