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末，程曉農在普林斯頓大學與一位美國教授聊天時，這位教授指著桌上《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太令人震驚了。當了10年總理，家裡就撈了27億美元，難以想像」。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溫氏家族與平安崛起」，是《紐約時報》繼10月25日〈總理家人的秘密財富〉一文之後的第二篇深度報導。這些報導揭露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利用平安保險公司斂財高達27億美元的骯髒故事。與這些報導同時發表的，還有美國彭博社關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姐夫鄧家貴，以及中國百餘位紅二代利用權力斂財的故事。

一、紅二代以權營商，在江、胡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幾乎遠播五大洲，只是由於這屬於「國家機密」，中國人只能通過香港的一些政治時評雜誌了解這些故事。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官倒」，靶子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1980年代前半期，中國還實行計劃經濟，但開始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石油、汽油、鋼材、電視機等緊俏物資，物資一部分仍按計劃價格供應，同時政府機構可以批准某些有「關係」的人（比如紅二代）獲得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讓他們按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可以獲取這樣的物資，有時甚至不必自己銷售商品，而只是把准許提貨的政府文件轉手賣出，無需任何商業成本就可以獲得大量利潤。因為非權貴子弟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所以民間稱這種現象為「官倒」。

紅二代及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成功地進入金融、能源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紅色家族及江、胡兩代領導層的子弟、親屬公開瓜分國有資源與公共財產，既為中低級官員的腐敗起了極其惡劣的示範作用，也讓中國民眾憤憤不平。

表面上，這種分贓體制是中共宣示的「黨的紀律」所禁止的。早在1985年，中國黨政兩大最高權力機構就明確規定：「凡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國營、集體、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在為解決職工子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經商。所有幹部子女，特別是在經濟部門工作的幹部子女，都不得憑藉家庭關係和影響，參與或受人指派，利用牌價議價差別，拉扯關係，非法倒買倒賣，牟取暴利。」但這個黨內規則對紅二代形同虛設，中共從不認真查處違反黨紀的高官及其親屬子女，只是在民間輿論壓力較大時重申一下、強調自己建立了規則而已。僅從1979年到2011年，就有58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全會強調這個文件的規定，還有110餘項法律法規及政策要求防止幹部的親屬從事官商利益關聯之類的活動。中紀委2012年開設網站時，該網站公布的關於反腐敗的第一個中央文件就是1985年的這個文件。顯然，這些文件、規定其實只是障眼法。事實證明，絕大多數中共高層家屬子女都利用丈夫、父母之權牟取財富。

中國開始改革以後，出現了一大批富豪。據報導 ，2009年中國1萬個富豪家族的財富總值為2萬1057億人民幣，平均每戶2億元。其中最富的3000個家族的財富總值是1萬6963億，平均每戶5.7億。這些富豪大致分三類，除了從草根階層崛起（以浙江的商人和廣東的商人為主），以及亦官亦商的「紅帽商人」這兩類之外，紅色家族是很重要的一個類型。這三類富豪當中，草根型商人主要依靠能力；「紅帽商人」除擁有官場人脈之外，也需要經商的技巧和決策判斷力；而紅色家族的富豪們則未必都有足夠的經營能力，但他們擁有與生俱來的獨特優勢，即紅色家族深厚的政治背景和關係網，在中國這塊生長紅色資本主義的土地上，他們的家族資源比任何其他資源都更有價值。紅色家族往往從事需要政府審批的貿易、能源、金融、房地產行業，而他們的商業夥伴則是前兩類商人。

紅色家族致富的主要方法是「一家兩制」，即一家之主擔任共產黨政權（社會主義）的高官，而妻子、兒女與近親則利用家主的權勢撈錢，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這種利用政治特權給家族直接輸送財富的現象，筆者曾概括為「以權力市場化為基礎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許多紅色家族還直接控制或參與了中國的壟斷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例如，前總理李鵬的子女控制了中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號稱「亞洲電王」；其女兒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2001年11月，《中國證券市場週刊》刊登了一篇題為「『神奇』的華能國際」的文章，此文提到，中國的幾家大型壟斷電力公司已基本上變成李家企業，李鵬之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其子李小鵬是華能國際主管。此文引起李鵬震怒。該文作者馬海林被捕，下落至今不明。李鵬家族利用「家國一體利益輸送」體制，公然將三峽集團變為自家提款機，被稱為「紅色公主CEO」的李小琳，對自家的財富毫不避諱，不僅身穿各種名貴品牌時裝招搖於各種會議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後，出現一批利用近親權勢撈財的「紅色家族」富豪，許多更直接控制或參與了中國的壟斷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女兒、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的李小琳即被點名。（取自新華網）

相似的情況還有若干例，例如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壟斷了電信行業。江綿恆曾擔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鋪設光纖及開辦網絡電話的服務，其勢力接近國營的電信業霸王「中國電信」。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則插手石油行業；曾偉夫婦用320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購買了澳大利亞悉尼市（City of Sidney）Point Piper區的著名豪宅，也是澳洲第三昂貴的房子。此事2010年就被澳大利亞媒體披露。

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獲取了大量財富。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太子黨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占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家資產和為私有公司提供融資獲取暴利。」例如，前總理朱镕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收購了官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朱鎔基之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而新天域公司最值錢的「資產」則是溫雲松本人

紅色權貴們去世之時，官方悼詞中必加上一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號稱「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們卻能夠讓子女成為擁有數億、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階層，所依賴的「點金石」就是父輩的權力和資源。

二、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2010年以前，中國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是處於耳語狀態的公開秘密。2010年之後，由於中共十八大接班人之爭，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人相繼入獄。為了在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中占上風，權力鬥爭的雙方都不顧一切地將這類「國家最高機密」通過各種渠道透露給外國媒體，於是薄家、習家、溫家等眾多紅色家族及權貴家庭的斂財故事成了美英媒體上的中國政治話題。除了習近平姐姐、姐夫家的財富故事被《彭博》、《紐約時報》相繼曝光之外，位於紐約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從2014年以來發布了兩個調查報告，報告揭露的中國高層腐敗讓世界為之震驚。

2014年1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涉及將近2萬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5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和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此外，中國三大國有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與ICIJ密檔中的數十家設在BVI的公司有關聯。2016年4月3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The Panama Papers），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包括各國的143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家庭，其中有72個前任和現任國家元首。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上。這些人當中，有習近平姐夫鄧家貴，還有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5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4188家境外公司。在資料庫中搜尋，發現不少榜上之人的姓名與中國高級官員的拼音相同，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巴拿馬文件》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數名中國高層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上，包括習近平姐夫鄧家貴、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等，中國網民紛紛以圖文創作諷刺。（作者提供）

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的所謂「離岸公司」，早就墮落成了國際社會臭名昭著的洗錢工具。參與洗錢的包括有意逃稅的各國富豪以及黑社會、恐怖組織成員。那麼，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岸公司，究竟是為什麼？很簡單，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巨額財富來源依賴權力，一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很可能被查抄沒收，因此，他們必須藏金海外，同時還讓自己成為外國公民，於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成為中國權貴子弟熱愛的築巢之地。針對那些讓家屬子女攜帶資產移民外國，而本人繼續留在國內的官員，中國有個專門詞彙，叫做「裸官」。

中國人民銀行200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萬6000至1萬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據此估算，平均每人外逃攜帶的資產高達4440多萬到5000多萬人民幣。2010年2月22日，中國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首次把「監管裸官」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同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披露：從1995到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

中國的資本外逃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有關資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最早研究是王軍1996年寫的〈中國資本流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一文。本書作者何清漣在《中國的陷阱》（1997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1998年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以《現代化的陷阱》為書名出版）的第五章專列一節「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資本外逃」，將貪官攜大量資金外逃這一中國問題帶入中國公眾視野。此後，中國媒體有關這一話題的報導甚多，但由於嚴苛的政治限制，任何媒體團隊都無法完成深入的調查研究。不僅如此，在中國，關於資本外逃的研究還經歷了跌宕起伏的命運。2004年，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離岸金融中心成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的相關信息，當時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該報告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報告《中國與離岸金融中心跨境資本流動問題研究》中的一部分」，結論是，「4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並言之鑿鑿地談到總理溫家寶、副總理黃菊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門盡快洽商提出解決辦法。此後，這份報告的內容成為中國媒體報導反覆徵引的權威內容。

奇怪的是，2010年4月27日，梅新育發表博文〈4000貪官卷走500億美元謠言始末〉，聲稱當年對他的採訪是某記者造謠。如此大事，時過6年，梅新育才出面否定，顯然是政治壓力所致。此後，直到2012年中共召開十八大完成權力交接，王岐山接掌中紀委書記並於2014年推出「獵狐專項行動」，追捕逃往世界各國包括香港、澳門的貪官之後，大量貪官攜款潛逃才再度成為在中國大陸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但是，ICIJ發布的《中國離岸金融報告解密》與《巴拿馬文件》，因其中涉及的中國權貴數量龐大，10餘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家屬牽涉其中，因而在國內互聯網上被徹底封殺。如果說世界原來對中共這個盜賊型政權的本質了解得還不夠，那麼這兩份報告可以讓外界充分認清：中國的「紅色富豪」就是雷蒙･菲斯曼（Ramond Fisman）與愛德華･米格爾（Edward Miguel）描繪的「經濟匪徒」。

何清漣與程曉農新著《中國：潰而不崩》封面。（八旗）

＊作者何清漣為流亡美國的中國社會經濟學者，著有《中國的陷阱》等書；程曉農曾任職於趙紫陽時代的經經智庫，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