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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山樵夫2012的博客 07/05/2015〈人類空前大劫難的元兇鄧小平 —— 餓死人事件之我見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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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山樵夫2012的博客 07/05/2015〈人類空前大劫難的元兇鄧小平 —— 餓死人事件之我見之八〉


居士的按語

該文自一年前發表以來,受到廣大博友、網友的普遍關注與好評,被轉載次數就高達500次以上。

該文曾先後七次被無端刪除。由於我將發表《餓死人事件罪犯排行榜 —— 餓死人事件我之見之十一》一文,為便於讀者閱讀、理解,今天(2015年8月3日,即居士開博三週年紀念日)再次發表,敬請關注。

餓死人事件,作為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難辭其咎。其實,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一、浮誇風始作俑者之一

令人深惡痛絕的浮誇風,始作俑者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而鄧小平與劉少奇相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1、1958年9月底,鄧小平視察了哈爾濱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雙城縣的幸福人民公社、蓋平縣的太陽升人民公社後指出:「目前是一個出奇跡的時代,全國糧食產量今年可能增產100%以上,而東北三省糧食產量增長不過百分之幾十甚至只有二、三十。這樣一比較,東北的農業就還沒有翻身。(《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

2、鄧小平到吉林永吉縣視察時,對該縣作出明確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達到三千斤糧食,收入三百元錢。搶在封凍前翻完秋茬地,東北三省要堅決執行農業『憲法』,力爭明年糧食產量至少翻一番。」(《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2日)

3、1958年10月18日,鄧小平在林鐵、于彤軒陪同下,前往天津霸氣參觀畝產十一萬斤的「衛星田」,且由人托扶,竟站在稻子上與人合影留念。下圖自左至右分別是林鐵、劉瀾濤、鄧小平、楊尚昆。

4、還有一幅鄧小平等人站在稻穗上的照片,同樣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照片下面標有「鄧小平同志與畝產萬斤糧的有功人員合影留念」的字體。

照片不同於文章,醒目、直觀,一目瞭然。這兩幅照片,對於當年全國愈刮愈烈的浮誇風無疑是火上澆油,產生的影響極為惡劣。

二、城市人民公社的創始人

鄧小平與劉少奇同為共產風的始作俑者。他還是城市人民公社的創始人。如果說當年大辦農村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集中意志的體現,那麼,城市人民公社的「藍圖」則出自鄧小平一人之手筆。城市人民公社的設想就是鄧小平理論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處女開篇。

1958年9月底,鄧小平在李富春、李雪峰、劉瀾濤、楊尚昆、蔡暢等人陪同下,視察了東北三省。視察中,他竟突發奇想,談到城市人民公社問題。他說:「全國6億農村人口都實行公社化了,只剩下5000萬城市人口,形勢逼人,公社非辦不可。」他要求各地對城市組織人民公社作出規劃,積極進行試點,總結研究經驗。(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城市人民公社係一新生事物,試問如此重大決策,政治局討論過沒有?有沒有形成決議?就現有材料來看,這完全是鄧小平一時心血來潮。既然未經政治局討論,更未形成決議,緣何通過《人民日報》向全國胡亂指示?!鄧小平的黨性、原則、霸氣,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城市人民公社這幅藍圖,對於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來說,早已成竹在胸。他是這樣描繪的:「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種形式。即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全民結合的所有制。但是歸根到底,城市公社總應該盡快的實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辦工廠,如果一開始就能實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經過集體所有制的過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採取不同形式,以後再逐步統一。」(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報》)

眾所周知,在中國第一個鼓吹共產主義近在咫尺的是劉少奇(參看我的博文《禍首劉少奇 —— 餓死人事件之我見之五》,劉少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國婦聯黨組領導的談話),再聯想起毛澤東說過「鄧小平是給劉少奇搖鵝毛扇的」這句話,加之鄧小平談及城市人民公社說話沒商量的那種語氣,樵夫懷疑共產風的第一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鄧小平而不是劉少奇。所幸由於後來的經濟形勢,尤其是糧食形勢日趨險惡,鄧小平不得不把他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宏偉藍圖」藏掖,否則,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的災難。

三、「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罪惡言論炮製者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寫道:「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面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有了鄧小平這句話,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鼓吹「丟卒保車」的歪理邪說。當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對此質疑時,李井泉竟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參看王東渝(化名車伕)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草 —— 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李井泉對他的主子的話,可謂心領神會,活學活用。

正是鄧小平的這一「說教」,造成了農村與城市餓死人現象壤天之異的不平衡性。京、津、滬得救了,而幾千萬農民則遭殃了。其結果,京、津、滬及所有城鎮戶口的全都拿到了生牌,而幾千萬農民同胞則死定了。統計數據表明,全國餓死率最高的我們安徽省,活活餓死了600多萬(實際餓死人數超過800萬),而天府之國的四川則餓死了800多萬(實際餓死人數超過1100萬)。我是安徽宣城人,宣城,江南著名的魚米之鄉,在那風調雨順的幾年中,活活餓死的亦多達幾十萬之眾。我是農民的兒子,難道農民該死嗎?!這筆血債我們要永遠記在鄧小平等人的頭上。

四、把狂熱進行到底

自1958年9月以來,毛澤東不遺餘力地糾「左」。然而,正如吳冷西所說:當時毛主席在中央處於少數,聲音微弱。故在反「共產風」、「浮誇風」等「五風」的鬥爭中,毛澤東只能或大聲疾呼,或「氣急敗壞」地罵娘,或公然與劉少奇、鄧小平分庭抗禮,甚至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直接下書給包括生產小隊隊長在內的六級幹部。毛澤東聲言,他要站在五億多農民和一千多萬生產隊長一邊,「右傾」到底,直到被開除黨籍(出處請參看本系列博文的其他博文),甚至揚言:「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34頁)......多麼英明的領袖,何其穩健的「艄公」(七千人大會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尊稱,樵夫將發表一篇題為《第二次遵義會議 —— 七千人大會》的博文)!毛澤東的這些言論無疑將作為經典文獻永載史冊。樵夫有言,在七大領袖中(林彪除外),在那瘋年魔月的日子裡,眾人皆醉,唯毛獨醒。

毛澤東的這些語重心長的話主要針對劉少奇、鄧小平二人的。然而,那位不可一世的自稱「非常時期大總統」的劉少奇怎會理會毛澤東的正義之聲。至於鄧小平更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早在1956年八大上,他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裡,就刪除了毛澤東思想,不再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在1966年10月24日政治局彙報會議上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他無視毛澤東對他的多次警告,我行我素,非把禍國殃民的浮誇狂熱進行到底。他公然反對八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與毛澤東對著幹。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官方當時及現在都不得不承認:「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還同有關同志談了宣傳工作問題。他提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始終保持冷靜的頭腦,要實事求是,反對虛誇作風。」(吳冷西在《憶毛主席》一書中亦有相同的記載,博主注)各位博友、網友如今都可以在關於八屆六中全會的詞條或中央政府門戶網站看到如下完全相同的定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自『大躍進』運動開展以來,在毛澤東領導下,主動糾正工作中『左』的錯誤的一次重要會議。」(天下反毛者,看到這些白紙黑字時,該閉嘴了。博主注)然而,鄧小平卻無視八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和毛澤東的重要講話,竟然於1959年2月向第一線的助手們下達指示「要熱不要冷,要有與去年一樣的幹勁。」(引自伍晉南1959年2月14日的講話,見紀要,廣西X1-25-316,PP.8-9)八屆六中全會後的這一時期一直被歷史學家稱之為「撤退」或「冷卻」期(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第86頁)。然而,在這一節骨眼上,鄧小平竟大肆鼓吹「要熱不要冷」,居心何在?!鄧小平貴為總書記,「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鄧小平的這一胡言亂語將給中國帶來多麼深重的災難啊!

五、權力大得驚人的鄧小平

在「七大領袖」中,鄧小平排行老七,是唯一不是副主席的常委,可他的權力卻大得驚人。「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權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大躍進中許多決策就是出於中央書記處。」(司馬清揚:《周恩來與林彪》(上),明鏡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102頁)連毛澤東都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頁)「大躍進期間,中央決定成立各專業小組,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實際上削減了總理的許可權,架空了周恩來和國務院。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國務院成了書記處的辦事機構。」(司馬清揚:《周恩來與林彪》(上),第103頁)周恩來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承認:「我們是在中央書記處領導下做具體工作的。」(《七千人大會資料》,油印本,哈佛大學費正清圖書館收藏)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正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權力可謂大矣!

實際上,鄧小平不只是書記處總書記,他還身「兼」多職:「農業部長」,「計委主任」,「國務院總理」,他還是當時世界上兩家最大的「謊言公司」——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真正掌門。眾所周知,諸多荒誕不經、天方夜譚的「新聞」,如「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畝產十一萬斤」的特大新聞、題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奇文以及上文提及的鄧小平站在稻穗上留影的兩幅照片全都刊登在1958年的《人民日報》上。對此負全責的當數劉少奇、鄧小平,尤其是鄧小平。(詳情請參看吳冷西的《憶毛主席》)

樵夫在撰寫本系列博文時,曾把劉少奇、周恩來列為餓死人事件的第一、第二買單人。現在,通過對當時三大一線主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綜合考量,仔細比對,樵夫以為,餓死人事件的真正的第一買單人,非鄧小平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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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8日,林鐵、鄧小平、楊尚昆在河北視察,鼓吹畝產萬斤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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