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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 炎黃春秋雜誌(北京) 楊繼繩〈通渭問題 ─「大躍進」五十週年祭〉 e. 揭蓋刨根運動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品136噸，還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資。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群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8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1200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恢復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和補助款142萬元，無償投資270多萬元，購買了牲畜4700多頭，添置修補農具4萬多件。工作組還在口糧、棉衣供應，疾病治療等方面做了安排。這些措施對扭轉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饑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志》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的吃問題。」這一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農作物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認為西北局的蘭州會議是扭轉局面的一次會議。蘭州會議是1960年12月開的，正是在毛澤東批示信陽事件之後。毛澤東在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認為信陽的問題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要搞「民主革命補課」。蘭州會議認為，通渭問題的出現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破壞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肅省委報送西北局的《甘肅省委報送「通渭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寫通渭問題有原因時認為：「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權落到了壞人手裡。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一貫道等24名，占15.2%，30名縣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種種政治歷史問題的人8名，占22.6%。」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根據。因此，將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補課是以整風整社的名義進行的。在整風整社過程中，開展了全面的奪權鬥爭。1961年1月19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360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1962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在各地餓死人問題上減輕了地方幹部的責任。1962年5月13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17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責任編輯　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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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 炎黃春秋雜誌(北京) 楊繼繩〈通渭問題 ─「大躍進」五十週年祭〉 d. 省委工作組繼續反右傾

　　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一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經中共中央指示，甘肅省委對通渭採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來看，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佈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並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縣委擴大會議結束的當晚，立即召開全縣廣播大會，向全縣宣佈「以席道隆為首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嚴重違法亂紀分子，勾結一起所造成的惡果。號召全縣廣大群眾和幹部，一起起來向壞人壞事作鬥爭」。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說：「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一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李坤潤2月19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制上實行四級制，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1959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饑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告中批評這個縣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深入，將自己的錯誤露出來，因此在去年10月縣委擴大會議上，只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後，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1960年3月10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群眾對「有嚴重問題的」78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劃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一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是非常嚴重。以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子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一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發放了一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成的，省委工作組卻大反右傾，這加劇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縣的死亡人數相當於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反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施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歷年來在鎮反、審幹、肅反、反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面，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面貌不會改變。」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0]364號）。中共中央的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對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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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 炎黃春秋雜誌(北京) 楊繼繩〈通渭問題 ─「大躍進」五十週年祭〉 c. 「完不成徵購任務，提頭來見！」

　　在糧食產量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徵購任務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其實，早在1957年糧食徵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農業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衣草、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1959年8月開始「反右傾」鬥爭，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10月18日，縣委召開擴大會議，重點揭發批判縣長田步霄等「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頑固不化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准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批判屍體。

　　大批農民因饑餓而死，中共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註：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進行打擊。」「鬧糧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團。」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通渭縣委這麼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徵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是一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糧食徵購指標高，不敢講徵購糧食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說：「黨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反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反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徵購糧食時，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採取非常手段。」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省志大事記》）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繫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都揪出了霍維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閉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面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已經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徵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到現場講話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徵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裡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

　　會後，縣裡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裡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麼拿什麼，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裡擋住，哪裡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裡。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在這些鬥爭中，對被鬥的幹部群眾實施各種酷刑：竹籤子插指頭、站冰塊、雪裡埋人、打夯、拔鬍子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發佈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准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定西分院：《關於對通渭搞勞教隊的情況檢察報告》，[60]檢二字第054號，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和學生，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50多枝和土槍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0]364號：《中央批轉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的情況報告》，1960年4月）

　　在農民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雞蛋260多個，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在大批人餓死的時候，席道隆開始允許農民自找生路；將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餵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彙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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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 炎黃春秋雜誌(北京) 楊繼繩〈通渭問題 ─「大躍進」五十週年祭〉 b. 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

　　1958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是席道隆，山西人，時年35歲，早年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陝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一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1958年，他們響應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併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社。在一個月之內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一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公社化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裡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開鬥爭會）。僅1958年，全縣共「拔白旗」565人。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1959年複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熱。中共通渭縣委1965年7月5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批判鬥爭農民10360多人。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價值990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麼，不種什麼，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1958年春，抽調勞動力17900多人（占總勞動力的19.7%）大搞工業。5月，又抽調18000多個勞動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當莊稼成熟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佔全縣勞動力總數的51.4%），從劉家嶺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60公里的長蛇陣，紮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調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年，又調5萬多個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一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16423萬斤，1958年11576萬斤，1959年8386萬斤，1960年3632萬斤。（《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一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一方面向上級浮誇糧食豐收。1958年計劃總產38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26000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25倍），徵購任務定為4360萬斤（實際入庫4154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36%）。1959年計劃總產24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18000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15倍），徵購任務為5400萬斤（實際入庫3958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47.2%）。（《中共甘肅省委文件》甘發[65]347號：《甘肅省委關於報送「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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