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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張愷帆無為放糧、解散食堂"事件的前前後後 b

壞了！張愷帆雖然想到過，他在無為的言行會遭到曾希聖為首的左派英雄們的反對，他根本沒有想到會案驚最高，成了真正逆龍鱗的欽犯！本來他以為改變無為大量餓死人的艱難時世，和執政者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是曾希聖好大喜功不顧百姓死活，才會支持姚奎甲們幹出這種逼死大批農民的惡行，怎會想到曾也是在執行毛的指示，他們正在廬山會議上上下其手，打倒了彭德懷等對毛的極左路線提出批評的人哩。張愷帆有點清醒了，他知道了在無為的放糧救人之事，原來最惱恨的竟是毛澤東本人，違背了他這些年鐵腕手段，強制推行的以三面紅旗為代表的極左路線，豈能不因此大做文章！張愷帆觸犯了一言九鼎的最高權威，只有引頸受戮的份了！不過他也還有點犯渾，怎麼竟成了高崗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

（近日查《張愷帆回憶錄》第399頁記載："七千人大會之前，傳說很多，街談巷議的是餓死了多少多少人。毛主席和中央委員會對辦食堂的錯誤已有了認識，據說，1961年在北戴河，談到農村辦食堂、層層剋扣、加劇饑荒的問題，毛主席說：『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解散了農村食堂，他要是早一點提出來，不就更好了嗎？』毛澤東真是反覆無常，口是心非，虛偽狡詐史無前例的小人！1959年秋就提出來還嫌遲嗎？中國各地大批餓死人，可主要是他對張愷帆的嚴詞批示通報全國後發生的！他能辭其咎嗎？他反省過嗎？懺悔過嗎？七千人大會上，面對全國空前的人禍大災難，不得不說了幾句要什麼承擔責任的話，從此憋了一肚子氣。當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就重彈階級鬥爭的老調，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接著就搞什麼『大革文化命』，打倒逼死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大批在七千人大會上對他提出過批評的人，重新奪回第一線指揮權。文革只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什麼主義路線理論之爭，欺世盜名，愚弄百姓而已！"）

成了"欽犯"命運可想而知，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毛的批示還說給工作機會哩，曾希聖親自主持對張愷帆的殘酷批鬥，連續51天，再關進大牢200餘天，並株連大量無辜者。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後，曾希聖倒台，張愷帆平反出獄，官復原職。是年秋，中央監委書記錢瑛同志來無為視察時，說了句公正話："如果你們安徽多有幾個張愷帆就好了。"

後來張愷帆曾就自己在無為事件中所蒙的不白之冤，做過一首七律詩：

神差鬼使到無城
為報真情獲罪名
五十一天傷亂箭
萬千張口說曾參
無心偏惹"三還"恨
有口難吹"七字"塵
北望京城泥首拜
不難化骨見忠貞

所謂"三還"是指房屋還原、自留地還原、伙食還原(解散食堂)。所謂"七字"塵，是指"反黨反社會主義"。

順便一說，這首詩有兩個版本，上述一版見於丁人卜大著的60頁，和網上流傳的一字不差，而且此書張省長生前已過目，未作改動，應是信本無疑。但是，在丁學章著《無為古今人物誌》(准印證號：皖內部圖書2003-013號)一書中，這首詩有了另一版本，其實就是第一句有了變動："豈能鄉土不關心"，餘下全同。我想這一句可能是丁學章先生改動的，目的可能是表彰張愷帆是主動來無為，為解民生於倒懸，不顧個人安危而作此真正的驚天動地之舉的。如是這樣，我理解也尊重這一位丁先生的好意。其實保留原稿，更能看出張愷帆在做艱難抉擇時的無畏精神，更能表達他的真實心情。事實的經過也正是這樣：1959年7月4日之前，他正在巢縣農村視察，巢縣也受到共產風肆虐，農村情況也很困難，但巢縣的頭頭沒有姚奎甲那麼霸道，還不想餓死更多的人，張省長正和他們一件件落實補救措施，而且胡蘿蔔等瓜菜已經收上來了，情況正在好轉。作為巢縣的近鄰無為卻依然共產風愈刮愈烈，廣大農村正生活在類似地獄的困境中，當然每天都會有人來訴苦告狀，更盼著張省長回到家鄉無為救百姓一命。張愷帆當時心裡很清楚，無為的惡劣境況包括姚奎甲的橫行霸道，他早已瞭然心中，他要是去了必然會有一場正面交鋒，姚奎甲算老幾，張看到的是站在姚奎甲背後的以曾希聖為代表的省委極左路線，那將矛盾公開化，作為與曾希聖朝夕相處的人，他是領略過的霸王之氣的，是絕對的一言堂，在他面前是無黨內民主可言的。所以在去無為之前張愷帆是猶豫過的，他是個成熟的政治家，是深諳體制規則的，不到非常時期，他不會意氣用事，逞一時的匹夫之勇。那豈止是於事無補，可能結果更糟。而無為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實在是太大太大了，關係到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生靈的生死存亡！張愷帆再也顧不得官場規則和頭上的烏紗了。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都是相等的，都應該尊重愛護，對生者應該這樣，對死於共產風的冤魂，也要有起碼的敬畏態度！所以張詩所寫：神差鬼使到無城，這個"神"可以理解為道義，那個"鬼"無疑是屈死的冤魂了。

半個世紀後我們反思什麼張老K大鬧無為城，其實是一次可貴的黨內民主實驗過程，雖然只由一位副省級官員主導的，在一個縣級範圍內施行過，又是以完全失敗告終的，依然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想起三十年前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時，奉行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真的能奉行這樣的標準，就無為事件而言，曾希聖們奉行的對農村的狂徵暴斂殺雞取蛋的坑農方針，其結果必然是先殃民後也禍國；如果黨內可以有民主，能按照張愷帆所做的惜農，愛民兼顧國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的辦法，就不會發生大批餓死人的悲劇，國家也終將受益。可惜當時根本就無黨內民主可言，中央大反彭黃張周，地方則抓張愷帆入獄。三十年後今天，謝韜提出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依然被視為異端，遭到圍攻和聲討。民主真的是洪水猛獸嗎？

我特別關注張愷帆事件之後，丁著中無為境況的描述，因為無為發生了如此全縣境內的缺糧餓死人事件，已經案驚中央了，那麼即使中央沒有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化既定方針的根本舉措，也會派調查組下來，瞭解虛實。張愷帆既成了"欽犯"要鬥要逮都不重要了，也就是一個人和受牽連者的事，是對是錯以後還可再議。關鍵是無為的近百萬老百姓怎麼辦？他們可正在生死存亡線上掙扎，已經餓死很多人了，還有更多的人正在被餓死，只因為張省長的救贖措施，情況剛有點好轉，你們居然捏造罪名把好人張愷帆逮了，那麼也該給百姓一條活路呀，我們幾十萬農民就該被餓死嗎？那天理何在？！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何時何地發生了諸如大量餓死人這樣的重大事件，上峰為了緩和矛盾安撫人心，常常會採取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具體點說吧，可以在批捕張愷帆的同時，向農民讓點步，不再那麼緊的逼糧，讓農民喘口氣，少死點人，最好把姚奎甲也調走，那善良的農民們也會對聖上感恩戴德的，儘管這逼死人的制度是聖上親自制定的。要是那樣張愷帆無為之行，雖然犧牲了自己，也還使農民得到了一點好處，他也會心安的。可是我們的聖上毛澤東是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是無所畏懼的，什麼天地良心全不在話下，他只相信實力，相信自己有實力控制全國的任何情況！所以好心人期待的無為能少逼點糧，讓農民能喘口氣的溫和一點的政策並未發生，姚奎甲作惡不僅沒有一點收斂，反而更加有恃無恐，手段更加凶狠毒辣，如上文所述姚於1959年12月10日到紅廟公社連開13天會逼糧，竟逼死了7600人！這時距毛對張愷帆的批示正好是兩個月之後，而且姚奎甲罵人又多了一個詞："小張愷帆分子！"姚奎甲固然罪不可赦，曾希聖乃至毛澤東能逃脫責任嗎？不要忘記了，毛澤東對張愷帆的批示是發向全國的，而那三年餓死人最多的時間正是1959年底至1960年底，今天我們應該怎樣評判毛澤東對張愷帆嚴詞批示的威力和嚴重後果呢？！

感謝丁人卜先生在他的編著中，全文收錄了張愷帆的兩次發言的全文，歷史必將證明，它們一定會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萬言書一起，記錄在國家歷史裡，作為非常時期的真實記錄，警戒後世！

說是作序是言過了，是一篇讀後感吧。

2008年8月9日初稿於蕪湖
2008年11月14日二稿於蕪湖

作者茆家升的E-mail：mjs.tc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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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張愷帆無為放糧、解散食堂"事件的前前後後 a

丁人卜先生的大著還有一個重要貢獻，是較全面的介紹了，當時全國曾沸沸揚揚，直到毛澤東長文批示的，張愷帆無為放糧和解散食堂的全過程。應該說這是一段有極高的歷史價值的事件，半個世紀後研究它，依然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往大處說關係到中國向何處去？因為半個世紀前所謂的張老K大鬧無為城，實際上是一次黨內民主實施的極好範例。

所謂"無為事件"據本書介紹："1959年春天以來，身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的張愷帆同志，不斷得悉無為縣共產風後的"田園荒蕪"、"災情嚴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後，於1959年7月4日到無為，後因得悉一些難測風聲，於7月23日返回省城。"這短短的20天，張愷帆究竟在無為幹了什麼說了什麼，會掀起那樣的滔天巨浪，以至案驚中央，毛澤東龍顏大怒，嚴詞批示，震驚中國！一個省一級的副職，有那麼大的能量與膽量，真的敢逆龍鱗，做出與中央大政方針相忤逆的驚人之舉！他是未認清當時的形勢，糊塗膽大一回呢，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明知是禍，依然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一往無前呢？

要先從張愷帆說起：張1908年出生於無為縣忠台鄉，1928年20歲時即加入了共產黨，是真正的老革命。1930年組織領導了無為六州農民暴動。暴動失敗後去江蘇省委工作，在任上海滬西區委書記時被捕，關進上海龍華看守所，同監的有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李求實等左聯五作家。1933年五作家被害時，張愷帆即興寫了著名的七絕詩一首題於龍華監獄壁上："龍華千載仰高峰，壯士身亡志未終。牆外桃花牆裡血，一般鮮艷一般紅。"上世記五十年代蕭三先生編《革命烈士詩抄》時，曾將此詩以無名烈士遺作收入該書中，後經當事人說明真相而確定為張愷帆所作。筆者今春去無為時，曾拜謁了張墓，墓碑上即刻著這首名作。張寫這首詩時，剛25歲，表明了張愷帆不僅是革命立場堅定的早期共產黨人，也是思想成熟文化層次很高的革命者。他在共產風肆虐之際，敢於逆流而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是一時衝動率性為之。

張愷帆到無為後，走村串戶，深入察訪官情、民情、災情。知道無為情況十分嚴重："人們臉如黃蠟，骨瘦如柴，有的已臥床不起，餓死人現象已有所聞所見 ----- 禾苗生長很差，猶如枯香直立。 ----- 而有的社隊幹部，面對受難農民，不加憐憫，動輒打罵。---- 當時紅旗公社王福大隊書記張定根，橫行霸道，欺壓群眾，打人罵人無計其數，且一次即逼死三條性命。"而張定根這樣的新惡霸，只因受姚奎甲的寵愛，居然可以逍遙法外！張愷帆眼見家鄉的父老鄉親，在一個無大的自然災害的歲月裡，因為人禍而遭受如此災難，憂心如焚，義憤填膺！再不能只做壁上觀了，那樣不僅對不起三十年代和他一起鬧革命而犧牲的烈士們，也對不起在共產風肆虐中餓死的鄉親們，更對不起已經餓得奄奄待斃的善良百姓，他們亟待救援，稍有遲疑，就會有更多百姓被餓死！他不還是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政府副省長嗎，他要憑借手中僅有的權力，做一點救贖工作，盡可能減輕災難，能少餓死一個人也是好的。為此他抓住一切機會，召集各種層次的會議，也包括和依然大權在握的惡吏姚奎甲溝通。張愷帆於1959年7月7日，在無為縣召開五級幹部會議上，和1959年7月22日在無為縣公社書記會議上的兩次重要發言，則集中體現了他的憂國憂民之心，和對當時無為農村嚴酷現實的深入瞭解，特別是他在廣大農民於生死存亡關頭，採取救農民於水火的果斷措施。他要辦哪些事呢？兩份發言都真真實實有了記錄：頭一件事就是解散公社食堂，和發放確保農民不會餓死的糧食到每戶農民手中！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公社食堂化之後，農民已家家無糧，一些度命口糧集中到食堂後，又被層層剝削 ---- 特別是姚奎甲這樣的惡吏，又搞什麼反瞞產私分的殘酷鬥爭，把僅有的一點點糧食都要調走，已經逼得農民被餓死，照此下去，必定還會有更多的農民被餓死！人命關天，世上還有比大批最善良最忠厚老實的農民被餓死和即將被餓死的事大嗎？而要阻止這樣的大悲劇繼續擴大，唯一的辦法就是解散公社食堂和發給農民足以度命的口糧了！為此張省長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措施：比如不能挖人家的墳瑩找燃料，那叫"刨祖墳"；也不能拆人家鍋灶，那是"扳鍋台"！都是老百姓最忌諱的。要體恤百姓，幹部不准打罵群眾，有病的社員和挨餓路都走不動的人，不要下地幹活！糧食不夠，可以請求上級補助返銷，產量浮誇報高了可以更正。購糧買鍋砌灶無錢可貸款，被共產風共走的房屋傢俱要歸還。那些魚肉百姓橫行鄉里的幹部要依法嚴懲！要鼓勵社員種好晚秋作物，要歸還農民自留地，邊邊角角都可種糧種菜誰種誰收，要開放市場開放魚塘。在要肚皮還是要面皮的選擇上，首先是要肚皮，要讓農民吃飽飯！

張愷帆是真正能體恤民情的好官，也是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知這些舉措，雖然是逆轉大批農民已被餓死和正在被餓死的必須要辦的唯一措施，但作為黨的高官，他也知道他的所作所為，與當時全國都在發瘋似的鼓吹三面紅旗的大政方針相違背的。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輿論喉舌，每天都在鼓噪，躍進再躍進，糧食衛星滿天飛，糧食已經多到吃不完，要大批出口支援亞非拉革命；正在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公社食堂化是共產主義萌芽，社員們都是自覺的加入，是"雷打不散的食堂！"在這一片空前的大好形勢下，你張愷帆居然敢誣蔑三面紅旗，說農村形式壞到一團糟，農民已經有很多人被餓死了，還有更多人正在被餓死！竟然膽敢解散食堂，發糧食到農民手中！你這不是在對抗中央嗎？你張愷帆有幾個腦袋夠砍的？！其實這麼分析，實在是冤枉了張愷帆，也高看了他。他一副省級官員哪有這樣的膽量？他也只是就無為當地當時的情況，就事論事辦事而已。不信可以讀讀本書中張愷帆兩次發言的全文。他口口聲聲都在說大躍進好的很，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是如何正確英明偉大！決沒有半句不敬之辭！這並非是張愷帆在說假話，是一個早期共產黨人的由衷之言，所謂堅強黨性決定的。但是講話中張愷帆沒有大概也說不出當時政策正確英明偉大在什麼地方。而張愷帆在無為的救贖措施，又確實在否定那些正確英明偉大，這就形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大弔詭，而這樣的弔詭曾迫使張愷帆在無為之行前處於兩難之境。半個世紀後研究這樣的弔詭，應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張愷帆在無為邊說邊做，公社食堂解散了，糧食分到戶了，鍋台又砌起來了，共產共掉的房屋財產部分歸還了，小市場熱鬧起來了，農民們正忙著補種晚秋作物和少量自留地的瓜菜了，一句話農民們又開始有點像人一樣活著了。百姓們能不歡欣鼓舞感激不盡嗎？可是有人高興就有人惱火，百姓們為不再會被餓死高興了，頭一個不高興的就是可以肆意殘害百姓的惡吏姚奎甲！別看他只是個區區小縣令，本來夠不上和省長叫板的，但那時的所謂促進派，個個政治嗅覺都是極其敏感的，比如姚奎甲雖然在無為作惡多端，但並非個人別出心裁，而是忠實執行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的指示，而曾的指示又來自最高領袖，所以姚奎甲有恃無恐，一紙整張愷帆的黑材料飛報給正在廬山開會的曾希聖。曾希聖當時正充當圍攻彭德懷的急先鋒，一見此材料又惱火又高興，惱的是後院起火，"誣蔑"他治下的安徽大好形勢；高興的是他又有了向最高領袖表忠心和堅持正確路線的機會，於是馬上上報毛澤東，毛澤東一見此材料，更是龍顏大怒，很快做出了如下的嚴詞批示：

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下令解散無為食堂的報告"的批語：

印發各同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佈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高崗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達到其反動目的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急待的急於發作。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揭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一定要執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還要給他們革命與工作的出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毛澤東
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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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毛澤東在放糧食高產衛星活動中的權謀之術

這話題也許太沉重，現在討論為時尚早，但我相信，所有的惡人都逃脫不了歷史的審判，而且這一天不會太遠。現在我想說一點關於放糧食高產衛星一事，因為有了它才有高指標高徵購，以致發生各地的所謂反瞞產私分的殘酷鬥爭。

什麼叫糧食高產衛星？就是在原先主要小麥水稻畝產只有幾百斤的基礎上，突然各地出現了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乃至十幾萬斤一事。如果說畝產幾百斤還是地上生產出來的，那上萬斤十幾萬斤只能是天上掉下來的了，如此看說成是衛星真是妙比！可惜從來就沒有過"天雨粟"的事，說白了就是天上不會下餡餅！不過下不了餡餅不要緊，這樣的空話大話依然可以為執政者所用，最淺白的道理就是，你們的糧食產量已經幾十倍幾百倍的提高了，多徵收你們一些還不是順理成章嗎？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想，毛澤東作為一個大國領袖，又出身農家，他是知道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的。因為僅僅在大躍進的前兩年，即1956年毛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發展農業的綱要，上面提出的糧食畝產目標，還是四、五、八。即黃河以北400斤，黃河以南長江以北500斤，長江以南800斤。為何短短的兩三年之後，就會一躍而成幾千幾萬十餘萬斤呢？我相信毛澤東知道這些都是謊言，那麼既然知道是謊言，為何還要大加讚賞和竭力推廣呢，甚至推波助瀾呢？毛澤東是一代梟雄，也有人說他是一個暴君、一個無賴！梟雄、暴君、無賴自有迥異於常人的思維，我有個不成熟的思考，依我看在放衛星高指標高徵購等一系列問題上，他腦子一直是清醒的，一天也未糊塗過。這是他鐵腕治國的一部分，僅就放糧食高產衛星一事，毛澤東起碼可以收到這樣的一石三鳥效果：

一是為從農村抽血做輿論準備，你們的糧食已經成百倍的增長了，我們只徵收，或是說只從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糧倉裡，比前一年多運走三、五倍的糧食，還能算多嗎！那麼幹嗎要以謊言為依據，不顧農民死活，逼著從已經十分貧困的農村，調走那麼多糧食呢？這是因為這些糧食對毛澤東來說是太重要了！國際上他要爭共產主義領袖的地位，國內要盡快顯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怎麼爭怎麼顯，是要拿事實說話的！比如要支援亞非拉革命，拿什麼支援？工業產品沒有，科技產品沒有，礦藏很少，唯一能拿出的就是農副產品了。產品哪裡來，當然只能來自農村！國內全面大躍進，處處要錢要糧，錢糧哪裡來？主要還是靠農村！所以別把那畝產幾萬斤當笑話看，那都是要拿黃澄澄的稻子麥子兌現的！兌不了現咋辦？還能咋辦？餓死唄！反正中國人多。

二是盡快實現思想一元化，或曰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統率一切，而毛思想的核心，就是打倒思想敵人，或曰掃除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也包括震懾反對派！毛澤東和所有極權者一樣，都不願聽到耳邊有人嘁嘁喳喳，必須達到一言九鼎的迷人境界。要達到這一點，靠事實善於雄辯是遠遠不夠的，常識是沒什麼威力的。舉一個人所共知的例子，趙高如果不是指鹿為馬，而是指鹿為鹿，群臣們還會有那麼恐懼嗎？毛這麼做，就是要通過這種特殊方式，向一切反對者懷疑者嘁嘁喳喳者，乃至躍進步伐緩慢者宣告，朕即國家朕即真理，你們要想過幾天平安的日子，只能俯首貼耳山呼萬歲！如毛自己說的，你們不是說獨裁嗎！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比如你要說糧食衛星是假的，沒那麼多，毛也不說是真的，只說你是促退派，是右傾，就足以把你打入另冊了！連周總理都誠惶誠恐檢查了，遑論他人！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了這麼多人，到人相食的地步，你我都是要上書的！毛也不說該不該餓死人，只對劉說："怎麼樣，頂不住了！"劉一走，毛說："什麼國家主席，我動一個小指頭他就倒！"歷史證明，毛是說到做到的。劉少奇也是大躍進和放糧食衛星的積極鼓吹者和推動者，對數千萬農民被餓死也罪不容赦，但在他生命的關鍵時刻，還能對枉死生靈心存敬畏，多少也體現了一點的人性回歸。僅憑這一點就能評判毛劉之間政治品格的優劣，到歷史清算餓死人的滔天罪行時，人們還會因劉少奇的最後的醒悟和慘死，而對他有所寬恕。

毛的一石擊中的第三隻鳥，就是美其名曰鍛鍊幹部培養人才！每次政治運動都是培育忠心為極權政治服務，勇當階級鬥爭急先鋒，說白了就是培育政治打手最好的課堂。要推行一整套的極權體制，沒有一大批效忠者是不行的。正所謂"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應該說毛澤東這一點是成功的，他也確實善待了一大批緊跟他的那些執行極左路線的急先鋒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大批餓死人的那些年，問題暴露後，罪惡最深的在本省都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們，如四川李井泉河南吳芝圃安徽曾希聖甘肅張仲良山東舒同，都未受什麼處理，有的如李井泉還升了官。其中曾希聖的垮臺，很重要的因素還是推行責任田違背了人民公社制的根本原則。而對犯有所謂右傾錯誤的幹部則是既絕情又嚴厲的，比如無為事件中的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這就徹底的改變了人們的道德觀價值觀是非觀！良心，道德，信仰，友愛，忠誠，信義，文化，傳統，全漚爛了做了醬油！廉恥心，同情心，正義感，實事求是等傳統美德漸漸被人們淡化了，忘卻了；人們關心的追求的，是一切以獲得最大私利為目的，為此不惜投機鑽營、顛倒黑白、拍馬逢迎、甚至栽髒誣陷！最近有人說，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發展是以犧牲環境和人性喪失為代價的，其實，就人性的喪失而言，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一系列的整人的政治運動中，已經嚴重發生了。與培育政治運動骨幹同時發生的，就是進一步整肅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執政者認為對三面紅旗運動，包括放糧食衛星等瘋狂荒唐之舉，持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豢養了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奴才，先打斷這些人的脊樑骨，再通過他們去打斷別的文藝家和科學家的脊樑骨。從此中國再沒有挺起腰桿說話的人了！舉國之人都生活在整人者的亢奮和挨整者及擔心挨整的恐懼與驚悚之中，還有什麼道德修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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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謂反瞞產私分鬥爭就是逼糧！逼糧就是逼命！！

何曰反瞞產私分鬥爭？它是扎扎實實戳在農民身上的一把刀，是插進農民身上的一根吸血管道！這把刀雖然"殺"人不見血(少數農民因逼糧被捆綁毆打致死的也可見血)，那根吸血管道則可以把貧苦農民身上的血肉吸乾，倒地成餓殍！在無為縣攥刀把子的，開動吸血管道的是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在背後給他撐腰的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而姚也好曾也好，執行的都是最高執政者毛澤東的旨意！這都是有據可查的：59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時，曾希聖是急先鋒；張愷帆無為放糧救農民於生死存亡之際，毛澤東有專批，而逮捕張入獄的就是曾希聖！

如此看來，因反瞞私分鬥爭而大量逼死農民的事件，就不該是無為一縣或安徽一省的事了。是的，事實正是這樣！這樣的災難確實是全國性的，否則的話，全國那三年怎能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所區別的只是從姚奎甲到曾希聖，在所謂反瞞產私產鬥爭中心腸更狠毒，手段更凶殘而已。所以無為縣才會是安徽省乃至全國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那麼，這個反瞞產私分的鬥爭，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何有那麼大的殺傷力？其實此事要概括的說，也很簡單，就兩個字：逼糧！！可要說清它的來龍去脈，則頗為不易，因為它畢竟是餓死農民的具體的手段，故有一說價值。中國數千年農耕立國，春耕秋收，如何耕種是說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秋收了如何分配，則關係到產品的歸屬權。其實理論上說來說去，根本問題就是土地歸誰所有，和土地上生產出來的糧食歸誰所有的事。按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原則，一個公平的社會，以種田為生的農民，就該是他耕種的這塊土地的主人，當然這塊土地上生產出來的糧食，就該歸耕種者所有，他有無可爭議的支配權。正如一個開布店為生的小商人，這個店舖當然歸他所有，營利所得商人也有無可爭議的支配權。當然農民商人，為了能夠安全的務農經商，必須向他們所在地的行政主管部門就是政府，交付一定的稅賦，而靠納稅人養活的政府有責任保障納稅人的安全和經營的順利進行，這就是"公僕"的使命和權限。任何時候這些手中握有權力的"公僕"們，認為他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佔有農民的土地商人的店舖，或是佔有農民土地上生產出來的糧食，或商舖裡的商品，甚至生產者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時，不管他們說的再好聽，都是強盜行徑！

可憐的善良的貧窮的數億中國農民，幾千年來都未能成為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主人，近半個多世紀來，有一段時間，他們還失去了自己勞動果實的支配權，甚至度命的口糧都被搜刮乾淨，而活活餓死！這個被逼糧到餓死的過程，就是手中握有無限權力的執政者開展的所謂反瞞產私分過程！

這個過程是體制的罪惡，是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體制下強制推行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從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報告，中國農民們交出土地開始，直到公社食堂化完全失去了個人勞動所得的支配權，幾億農民本來已經一無所有，不存在什麼瞞產不瞞產之事了，既已無產，分從何來。所以說所謂反瞞產的對象主要還不是社員，而是手中還掌握了部分糧食支配權的基層隊、社幹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之一，就是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很多的管理者，他們本來也是農業勞動者，什麼時候書記、主任、隊長官帽一戴，就可以不勞而獲並享受特權了。這些新貴不少人是受難農民的加害者，如作家浩然所說，很多人是地痞流氓多有惡行。但是在面對執政者要以反瞞產私分為名，搜括走農村幾乎全部糧食時，他們中有些人，還是有所動作的，因為這也關乎到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再怎麼說也不能眼見他們活活被餓死，農民們都餓死了，他這個書記主任隊長還存在嗎？所以基層社隊幹部，除極少數品質極為惡劣，只顧自己官帽，不管百姓死活者外，面對早晚都見的鄉里鄉親，大部分還不願把事情做絕，還想留一點做人的後路。我本人在基層生活多年，這類人也曾見過，有一個姓張的矮子大隊書記，平日憑手中權力霸佔民女，幾乎把大隊裡很多稍有姿色的女人全睡了，但是他依然多年不倒，憑的就是大刮共產風上級逼糧最緊時，他巧於周旋也擔當了風險，護住了農民們度命的基本口糧，安全的過了60年糧食關。善良的農民們多年後還在感激張書記的所謂活命之恩，而寬恕了他的惡行。可惜連這樣有惡行的好人也不多，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基層大大小小書記隊長們，本來就是農民，好不容易做上了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官，可以不勞而獲，甚至橫行鄉里，他們都清楚，自己的官帽並不是老百姓選的，是上級恩賜的，要保住它甚至換上大一點的官帽，重要的不是百姓的評述，而是上級的取捨，所以邀寵上司是根本的選擇。否則隨時可以丟掉官帽，再下地幹活。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活是很苦很累的，還要受層層剝削，誰願意從剝削者的地位下降為受剝削者呢？所以基層幹部們對上級指示，一般只能惟命是從，即使在面對上級逼糧這樣的所謂反瞞產私分鬥爭中，儘管主觀願望上他們也不願所管轄下的農民被大批餓死，可是現實中在權力高壓輿論高壓下，要他們做出公開的反抗是不現實也不可能的，頂多也就像那個矮子書記那樣，玩玩捉迷藏，盡量多藏一點糧食而已。

我為何要顛來倒去說基層幹部如何面對逼糧一事，實在是因為茲事體大，中國必定會有清算數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的那一天，到那時一定會糾纏這樣的滔天大罪，究竟誰是主犯誰是脅從？誰在有意作惡誰是被動參與？誰在大難臨頭時，變本加厲惡上加惡？誰還有一點惻隱之心，做過一點緩解的好事？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作惡者，誰至死也不改悔，誰有了良心發現？原本也是情況有別的，不能一概而論。

丁人卜先生的大著在這方面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事實回答，他在書中真實地記錄了各級幹部，在所謂的反瞞產私分，也就是在農村逼糧過程中，究竟誰誰都幹了些什麼，才會使長江岸邊魚米之鄉的無為縣發生餓死了三十萬人的驚天慘劇！也正是通過書中的一件件嚇人聽聞慘不忍睹的真實記錄，讓我們瞭解到在極權體制和輿論被封鎖的情況下，一個縣委書記作起惡來，有多大的殺傷力！

就以姚奎甲在反瞞產私分搜刮餘糧過程中所作所為而言，姚稱得上心腸是極其狠毒，手段是極其殘忍的！可以舉書中的幾個例子：1959年12月18日，姚到紅廟公社逼糧，當場撤了公社書記吳定誠的職，連續開了十三天小隊長會議逼糧。結果會中及會後全公社即死了7,600人，其中閘北大隊4,944人中，死去2,260人；全家死光的七戶共33人；徐崗大隊3,625人中，死了2,023人。19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關河公社。該公社有六個大隊斷炊，其中雙泉大隊已有一個多月未有供應，每天死六、七人；石崗大隊一天即死16個人。公社拿出4000斤糧食安排生活，姚知道此一情況，拍桌大發公社書記徐明理的脾氣說："你如果不把4000斤的糧食收回來就是瞞產私分的頭頭。"第二天還好意思在生產隊長會議上開玩笑似的說："我今天來給大家帶來了三個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雙空手，要糧食一粒沒有。"人命算什麼，仕途第一，姚奎甲還有一點人性嗎，真是禽獸不如！

那麼，究竟要上調出多少糧食，才不算瞞產私分呢？書中沒有具體數字，只知道永無止境！如上所述連種子糧和度命口糧都調走了，姚奎甲還在逼！人們不禁要問，再惡的官吏，怎不能不想到農民兄弟也是人，是人總要有吃的才能生存下去，即使是罪惡滔天的死刑犯，處決前也要給飯吃。這樣的難題如果只從局部看，真的說不清，當時也無法說清，只知道上面催糧催的緊！半個世紀後，很多資料公開了，我們才知道，幾近無限量的催糧，原來始作俑者是執政者的最高層！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估計了當年糧食的總產量，從1957年的1850億公斤，增加到3000---3500億公斤。既然糧食已經成倍增長到吃不完了，所以決定大辦鋼鐵了！關於糧食產量的估計，當然來自從上到下的浮誇風，和各地也包括無為縣放的糧食高產的所謂衛星！那麼全國1958年究竟實際生產了多少糧食呢？雖然還沒有準確數字，但沒有超過1957年的應該是可靠的。這裡不妨抄錄一下本書中無為縣那幾年糧食產量的數字：57年6.7億斤；58年6.2億斤；59年4.4億斤；60年4億斤，與57年比，減少36.5%。糧食產量大幅降低，徵購量卻無限增長，農民焉有不被餓死之理！

那麼，既然在逼著農民把糧食一點點往外調，沒糧食了農民吃什麼呢？總得有個說法，不能說你們為了國家心甘情願被餓死吧？有呀！請看姚奎甲是如何向上回報的，姚說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究竟安排了一些什麼？此書第35頁披露，除了安排一些諸如藕、荸薺、茨菇、菱角、芡實、毛栗等尚可勉強作為代食品外，而且也不可能有幾百萬斤、幾千萬斤的數量。此外就是如下的一些代食品：玉米葉皮芯，七萬畝，總產1890萬斤，高粱稈子400萬斤，黃豆桿子1400萬斤，芝麻桿子180萬斤，花生籐殼1120萬斤。此外還有野紅花草40萬斤，馬蘭草300萬斤，鵝兒腸草27.5萬斤 --，這是在給人吃呢，還是在餵豬？很多東西是豬都不吃的，姚奎甲真是喪盡天良，居然敢把魚米之鄉的糧食全逼走，去邀功請賞，逼著農民吃豬狗都不吃的雜物，農民焉有不被餓死之理！姚奎甲該槍斃一萬次！

餓死了三十萬人，該槍斃一萬次的姚奎甲最終還是逃脫了，作個檢討調走了事；餓死全省五百萬人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逃脫了，三面紅旗的總設計師，餓死全國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的始作俑者，不是也逃脫了嗎？！那麼究竟誰該對千百萬餓死的冤魂負責呢？

我不懂經濟學理論，但近日讀到了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的幾句話，覺得很有道理。他說："飢餓從來沒有發生在以下國家：獨立，經常舉行選舉，有反對黨提出批評，允許報界自由報導，並可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不受審查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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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酷吏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是餓死三十萬人的一線作惡者該一死謝罪

人禍重災地區必有酷吏！這是一個規律，在同樣的三面紅旗照耀下，各地受難程度可以大不一樣。它比因自然災難輕重不同而受災不一樣，更有甚之。很多事實都可證明人禍是大於天災的。在一個極權社會，出一個清官保一方平安，頗為不易；而出一個酷吏，借助極權作惡為害一方，則是很容易也是常見的。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清官少貪官污吏惡吏多的原因，所謂制度使然。而大躍進時期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傑就是典型的一個酷吏惡吏，是無為縣餓死30多萬人的第一線作惡者！稱得上是罪惡滔天！血債纍纍！正如本書作者所說："姚奎甲就是無為縣百萬人口大縣最大的惡主！"

姚奎甲1957年初秋才從本省安慶地區調來無為任縣委第一書記，如姚自己在公社第一書記會上所說："你們是第一把手，等於是一把刀子掌握在你們手裡，要怎樣砍就怎樣砍。其他書記、副書記提意見要頂回去，嚴重的要給他們處分。"好一付活脫脫書記專政的嘴臉，不過正名應該叫無產階級專政！姚第一書記或如姚自稱為的姚政委，可不是心口不一的人，他是雷厲風行說砍就砍的人，一到任就全面出擊，心狠手辣，步步緊逼，短短三年多一點的時間，就"砍"死了無為縣三十萬人！創造了空前的也應是絕後的准人類滅絕大慘案，也為專制極權的殘暴性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標本，是一分難得的教材，值得認真研究，引以為訓。

姚因無為大量餓死人問題被揭露，1960年底即調往徽州。姚在無為執政三年多時間，正是全國大躍進共產風肆虐的三年，也是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的三年。公正一點說，一項全國性的決策失誤，僅追究地方官員的責任是不公正的。但不能忽略問題的另一面，就是儘管全國都在所謂三面紅旗的照耀下，各地執政者的政治品格和良心人性的不同，大致相等的條件下，災難的程度也會有很大差異的。比如和安徽鄰近的江蘇浙江兩省，那三年餓死人數，就比安徽省少得多。就是同在安徽，和無為縣毗鄰的巢縣及廬江縣，那裡的第一書記沒有姚奎甲那麼惡，那裡餓死的人也比無為少得多。所以把中央的決策失誤推給地方是不公正的，把地方官的作惡全怪罪上級也是不公正的，各有各的責任，誰也逃脫不了歷史的審判！

下面我們來看看，在丁人卜先生的大著中，惡吏姚奎甲在短短三年中，是如何把一個魚米之鄉變成人間地獄的。書中記載，無為縣有近百萬人口，有1,369,302畝耕地。人均佔有耕地近1.4畝，遠高於全國人均耕地佔有率。因在長江之濱，水網縱橫多為良田。1958年在有部分地區受災的情況下，糧食總產尚有6.2億斤，按農業人口80%計算，人均佔有原糧仍在800斤左右，加上自留地和田埂地角自種的豆類雜糧，雖談不上富裕，衣食無憂還是有保證的。有兩句民謠："家住無為州，鍋粑蓋牆頭。"可見一般。

真的難以想像，這樣的魚米之鄉，姚奎甲三年執政，在基本無大的自然災難情況下，會餓死全縣近三分之一人口三十萬人！他是土匪嗎？是強盜嗎？當然不是，但確確實實是"匪來如篦，官來如剃！"姚奎甲剛到無為執政，正趕上反右取得"偉大"勝利，農業合作社由小社並大社再大辦人民公社的瘋狂時期，或曰正是執政者施行思想一元化和經濟體制一元化取得"偉大"勝利時刻，用當時形象化的說法是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在這種所謂大好形勢下，姚奎甲當然也跟著小社並大社再成立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調，搞稻田並顆放什麼糧食畝產衛星。接著高指標的當然是高徵購了！沒有那麼多糧食怎麼辦？要求官員們承認自己是說了空話，請求減少徵購任務，是不現實也不可能的，右傾的帽子在等著敢說真話的人哩，官位仕途比百姓疾苦重要多了，要保住官位再榮升一級只能繼續說假話了！可是假話變不成糧食，那怎辦？只有向農民們逼了！結果是糧食往上越調越多，農民們口糧越來越少，到最後連大鍋清水湯也沒得喝了，只有等著餓死了！雖說當時是全國一盤棋！主要責任人應該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最高執政者！但姚奎甲作為推行這種殺人的農業合作化制度一個強大的推手，也罪不容赦！

惡吏也如惡犬，惡犬作惡與主子是分不開的。這並非我的發現，首創者是江青。現在說此事已不是機密，網上早已廣為流傳了。就是在審判四人幫主犯時，江青當場的大聲嚎叫："我只是毛澤東的一條狗，毛澤東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姚奎甲這條惡犬是太小了，他咬不了開國元勳，咬不了封疆大吏，咬不了無為縣治以外的任何地方，但是在百萬人口的大縣無為縣內，卻是兇惡無比！惡犬當然是有主子的，區區縣官雖說攀不上最高，但不妨礙他能領悟最高的意圖，並發揚光大！

無為縣的父老鄉親至今提起姚奎甲依然咬牙切齒，滿懷深仇大恨，主要原因是在無為縣農村因共產風肆慮處於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姚奎甲毫無體恤百姓疾苦之心，草菅人命，仗著上有政策，有遠遠超出地方承受能力的糧食調撥任務，肆意妄為，左的出奇，玩數十萬農民生命於股掌之中，才把自己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本來無為58年只生產了糧食6.2億斤，當時縣委虛報為9億斤，已是極大的浮誇，如果姚那時有一點實事求是之心，認真核實產量，除去浮誇之數，按實際產量上報，無為當然不會有一個人餓死，那這個要求就太高了，在當時是不現實的。那麼退而求其次，就按9億斤報吧，按比例浮誇數也就還在50%以下，上級按此比例徵糧，農民口糧大幅縮減，肯定要吃大虧，可能發生餓死人事件。即使如此，那無為縣的災難還不能算最嚴重的，和鄰近縣比不會有大差異。那樣當歷史真相逐漸披露後，受難的農民還可能客觀一點對待姚奎甲的惡行。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姚奎甲對已經虛報了近3億斤的數字依然十分不滿，大罵縣委一班人："沒有靈魂，看不到問題實質，--- 只要肚皮，不要國家。"扛著所謂為國家這面大紅旗，姚奎甲把善良的無為農民一步步往死路逼了，亙古未有的大悲劇揭幕了，這場大悲劇的核心內容就是：開展反瞞產私分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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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產風肆虐時期農民兄弟已一無所有

丁先生此著的另一重大貢獻，就是對共產風作了最好的詮釋。關於共產風災難這句話，長期以來我也一直認為是個悖論。既然執政者每時每刻都在宣傳，共產主義制度是人類最完善最美好的社會制度，那刮起的共產之風，應該是一個進步之風理想之風，走的是一條通向極樂世界的必由之路，為什麼會是一場重大災難呢？誰敢反對共產之風，豈不是螳臂擋車！誰有這個膽子？除非來自最高層。果然，我上網搜索了一下，網上對大躍進期間，中國全國範圍內，因共產風肆虐造成的巨大傷害，倒沒有什麼迴避。明確記載："『共產風』是毛澤東在1958年2月第二次鄭州會議的講話中首次使用的。基本內容有三條：一是貧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毛澤東把這概括為『一平二調三收款』"(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67頁)。應該說毛澤東的這樣概括是符合當時現實的，暫不說為何毛澤東58年2月就看出了一些問題的嚴重性，還要一意孤行，把幾千萬農民一步步往死路上逼！先探討一下為何在怙惡不悛的共產風三字上要特別加上引號？開始我以為是否有著重之義，再一看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同一篇材料上提到的當時刮五風："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只有共產風是加引號的，其餘皆無此待遇。此又為何呢？我想應該是共產風是好事，是執政者既定目標，只是做過了點，加個引號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就像形左實右的左字加個引號一樣。執政者歷來就是奉行左就是比右好的根本方針的，左的問題只是方法問題，右卻是立場問題。對待所謂共產風的問題也是一樣，打上引號的只是執行方法上有點過頭，但不帶引號的共產風則是既定方針，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的。我並非在此咬文嚼字，拿什麼引號做文章，而是在毛澤東58年2月即指出不要刮"共產風"之後，為何共產風愈刮愈烈？災難愈來愈重，引發我的思考。

我們且就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提出的，所謂"『共』各種『產』"一事，看看丁先生大著中，給我們提供了那些實例。恕我見聞譾陋，在我所見到的這類資料中，談到"共" "產"之事，概括性的談論較多，談的具體的較少。而在丁人卜的著作中，全書主要著重點，特別是前半部，幾乎都在共產風中所"共"之"產"的具體實錄上，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只有真實的記錄下，已經非常貧困的農民父老兄弟，僅有的一點點私產，是如何被"共"掉的，才能理解為何公社一實行食堂化，控制了糧食，農民們就會馬上被餓死！"民以食為天"，如果農民家中還有一點私產，都會拿出來求活命的。人間地獄不是一兩天一兩項措施就能煉成的，它是一項立體工程！他們究竟"共"去了農民兄弟什麼東西呢？請看本書第25頁的記載：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房屋、家俱、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籮、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一個家連柴草、棉被、魚、藕都被"共"掉了，農民們還有活路嗎？那麼是誰有這大權力，來"共"農民們的幾乎是全部的資產呢？僅以房屋為例，據本書同一頁記載，經袁乃平、吳克明、朱宗新三同志於1960年12月12日調查的紅旗公社新民大隊情況："全大隊共平調的房屋471間，屬縣調的167間，公社調的64間，大隊調的37間，社員自拆的20間。另外大隊、生產隊佔用社員房屋167間。拆掉的房屋大部分用於大辦鋼鐵。大隊調的一般都作為糧食倉庫、加工廠、供銷部、養豬場。1959年2月，鄭州會議提出糾正共產風後，到60年3月又平調土地119.9畝。其中公安局農場佔用52.8畝；無為中學佔用31.5畝；無為師範佔用21畝。佔用的土地既未折價付款，條子都未曾打過。"小房生產隊社員任翠林，三間房屋被大隊占作倉庫，一家人無處安身，悲哀的說："鳥有窩，蛇有洞，我們連個住處都沒有。"(25頁)

丁人卜先生對共產風問題未作任何理論上的闡述與探討，只擺事實，那一件件無可辯駁的事實，真真切切地告訴人們，共產風的肆虐是怎麼回事，它帶給農民父老兄弟的究竟是福是禍？慘絕人寰的事實告訴人們，億萬百姓的福祉，才應該是執政者應該首先考慮的，它比任何思想主義理論都要貴重一百萬倍！想起過去多年曾有過一種說法，說什麼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其實真正的萬惡之源是憑權力硬性消滅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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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人卜先生是研究"無為事件"的開拓者

正是在這種幾近失望的情況下，一個偶然機會，我讀到了丁人卜先生的遺著：《難忘的歲月 -- 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跡》一書。這本只有幾萬字的實錄(簡本。繁本十五萬餘言，三冊，現僅存上冊，中、下冊遺失於香港已倒閉的某出版社)，卻堪稱是現代人寫現代史的傑作，具有重大的開拓意義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當事人逐漸離開人世，歷史的真相愈來愈模糊時，這本記錄於幾近當時的史料，尤為難能可貴。

本朝人寫本朝史本是難事，正如丁人卜先生在他的著作的前言中，引述毛澤東的話："本朝人編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說，也可以叫做不敢說。不好說的事，大抵是不敢說的事。所以歷史上的書，本朝寫本朝的大抵不實，往往要由後一代去寫。"我們不知道毛澤東這幾句話是何時何地對誰說的，背景是什麼？但它客觀上反映了兩件事，一是本朝事是不能隨便說的，弄得不好別說罷官了，掉腦袋也不足為奇。如果毛此言發在反右和大躍進之前，那中國以後事態的發展，正證明毛的警告是多麼強硬：彭德懷張聞天不是要在廬山會議上說本朝的事嗎，後果如何，世人盡知；劉少奇不是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本朝的事嗎，後果是慘死於文革中，比彭更慘。有了劉、彭、張的前車之鑒，還有人敢說本朝的事嗎？不過毛澤東這幾句話還有第二個內容，就是："往往由後一代去寫。"毛大概也能感覺到，在他執政期間，主要是他的倒行逆施、專制獨裁，釀成的亙古未有的大慘案，雖然本朝人不好說不敢說，但後一代人肯定要說的！這是不能以他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也是那些所謂旗幟派的大人先生們，想竭力摀住終將失敗的必然結果。

丁人卜此書的出現，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且我相信，隨著社會的進步，類似的著作和比它價值更高的作品，還會不斷出現，歷史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的那一天，不會太遠。(近日讀到的楊繼繩先生的大作《墓碑》，就是證明)正如美國第十任總統林肯所言："你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騙一個人，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騙所有的人。"那三年的人禍大災難，是遍及全國的！

《難忘的歲月》一書最可貴之處，首先是它無可辯駁的真實性。書前作者詳細交待了成書的經過和資料的來源。書成之後還送交中國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省農委，安徽日報社，無為縣經委等官方機構有關人士審閱。還送給無為事件主要當事人之一的張愷帆副省長過目，對所列舉的事實均無異議。此外我們還可以從作者寫作的社會環境和心路歷程，來考證本書寫作的真實性和可貴的使命感。

丁人卜先生已經故去五年了，生前作為無為縣委研究室調研科長，又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特約作家，他恪盡職守，關心的研究的和發表過的都是關於農村農業和農民最有關的事，特別是那三年農民們受苦難的實況，影響深遠。《難忘的歲月》一書初稿曾經李銳老先生過目，備受讚賞，復函曰："這是留給當代並後人的一段痛苦歲月，決不應當忘記。"書中部分章節曾在《炎黃春秋》上刊布，引起過多方面的關注。惜全書輾轉過數家出版社，終未能出版。知內情的人告訴我，丁先生為寫這本書，奔波勞累耗盡心血擔當風險不說，僅經濟負擔方面，他也竭盡了全力。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和妻子月工資只有幾十元，四個孩子，生活夠堅苦的了。僅自費打印就花費了兩千五百元，對他們無啻於天文數字，是夫妻倆兩年多工資收入的總和。丁先生做的這項工作，從不計較報酬，為此他和全家人皆無怨無悔。這些都證明了丁先生此項工作的非功利性，只有正義與公德。

再說一點意識形態對本書的影響。在意識形態統領一切的時代，任何作品要不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是不可能的。此書也未能免俗。用當時的套話說，丁人卜也是在黨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任何時候黨的利益總歸是第一位的。縱觀本書可以鮮明地看出，即使丁先生已經通過周密的調查，因共產風的肆虐，致使農村成了幾近地獄的現實。丁先生依然認為黨是正確偉大的，只是基層如縣委書記姚奎甲之流，歪曲了黨的政策，工作中背離了黨的方針路線，才會出現這樣惡果。隨著歷史真相的披露，今天我們知道了，那場大災難的始作俑者，主要是權力的最高集中者毛澤東竭力推行極左路線的惡果，只指責地方官員是不公正的。但是，我們完全不能指責丁先生在三十年前寫作此書時，認識上的片面性。相反的，正是丁先生基於當時的思想認識，寫出了此書，才能不被指責為攻擊黨和否定社會主義，才能得到有關方面的認可。

綜合以上所述，本書的真實性應該是無可非議的。

丁人卜先生的這本編著中究竟寫了些什麼呢？我們當然不能說，作為一個普通的業餘作者的業餘之作，這本小書已經很完美了，不足之處依然很多。因為共產風肆虐的那幾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瘋狂最悲慘的幾年，是一段不折不扣的痛史。要全面深刻地記述反映它，遠不是像丁人卜這樣的基層幹部能完成的。更別說當代人寫當代史的極大風險性了。這一點丁仁卜先生在開始做這項工作時，就有了清醒的認識，如他在前言中所說的："我不想，也不敢做大量的調查、搜集、充實工作。因為歷史上諸如方苞、戴名世等人，吃盡了文字獄的苦頭很多。"但是，丁人卜先生畢竟是有良心有正義感，視百姓的疾苦更重於自身安全的知識分子，也如他所說的："但畢竟由於我一直是從事農村工作的，對農村的情況，比較瞭解；對農民的艱辛，深有體會；特別是對『三年困難』時期農村中的可悲慘狀，可算是耳聞目睹。我覺得，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把這點材料拿出來，讓人們來接受這方面的歷史教訓，使它不再重演。特別是想讓領導同志們，在今後領導工作中，引起注意。"(本書前言)

丁人卜先生的自剖式的表白，說的非常好，樸實無華，真情實意，毫無譁眾取寵之心，也未想過要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業。只是想把那幾年的真實情況，如實的記錄下來，作為今後的工作中的借鑒而已。他大概未想到，他的這分真實記錄，會成為一本反映那段非常時期歷史的極為珍貴的史料。

在這本資料裡，最大的價值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了，在那場人患為主的災難中，一個縣餓死人的最為接近真實的數字：320,422人。對這個數字的來源，丁人卜先生做了令人信服的交待："實際情況是57年底全縣人口為982,979人，60年底為662,557人，減少320,422人。(1961年之後未統計。糾偏工作是從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會後才開始的，61年的農村情況應和前三年大體相似。)其中有一部分外流，但另有一部分虛報人口數。因多報現有人口多算口糧、多領布票。例如62年無為城區四個公社上報的人口為54,214人(不包括無城鎮)，到63年經核實為53,201人，多報了1,013人：據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鮑永祥於62年12月間在開城區進行重點核糧工作中瞭解，該公社牌坊大隊實有1,338人，上報公社1,474人，多報了136人-----。當時多報人口的情況普遍皆是，實際上虛報的人口足足可以抵充外流人口。因此三年共產風中全縣死人有30萬以上。"

安徽省無為縣是位於長江之濱水網縱橫的產糧大縣，那三年又基本無大的自然災害。鐵的事實證明了人禍之烈是遠勝於天災的，而對無為縣來說，幾乎全是人禍！丁人卜先生祖祖輩輩生於斯長於斯，與農民兄弟血肉相聯，可以想見他做這項工作時，是如何的悲傷和沉痛。正如他在本書正文開頭所記錄的："--- 他們臨死前都是瘦骨伶仃，非人非鬼。他們斷氣前的共同遺言，只有發出一句微弱得難以聽清的呼救聲：『給我一點吃的吧！(前言)』其慘狀無法形容。""給我一點吃的吧！""給我一點吃的吧！""給我一點吃的吧！"三十萬冤魂氣若游絲般的呼救聲，匯成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時代最悲音，震憾了神州大地，從半個世紀前一直呼喊到今天，還會千秋萬代的呼喊下去！一萬年之後，人們還會聽到，還會為之動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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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披露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真相的任務仍任重道遠

過去不久的二十世紀，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上發生過許多大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一千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到八十一個國家，死了五千多萬人。其中中國經過八年浴血奮戰，死了兩千多萬人，終於取得了勝利。所以說戰爭尤其是世界級的大戰，是一場大災難。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都該攜起手來，避免大戰再次發生，過上安定的日子。

然而，就中國而言，上個世紀還發生過比八年抗戰，死亡兩千萬人更大的劫難，那就是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期間，在全國基本無大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主要是人禍，導致三千七百五十五萬百姓，主要是農民被餓死！(見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導言2007年香港書作坊出版社出版)而這樣亙古未有的大災難，居然是在全國報刊大吹大擂，已經跑步進入了人間樂園共產主義時，旋即發生的。正所謂從烏托邦到了人間地獄！

說起二戰的災難，在戰後對戰爭罪犯作了正義的審判和懲處，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了回來。這些不僅有正史的記載，還有大量的實物證明，比如以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代表的，世界各地有關戰爭博物館的真實記錄。還有大量的文學藝術，和電影電視等作品，來記述表達那場大劫難，以伸張正義鞭笞邪惡，防止納粹和軍國主義復活，保障人民安寧。當今世界儘管還有許多黑暗和罪惡，但再也未發生世界級的大戰，多少也說明了是對二戰的反思和經驗教訓總結的成效。

但是，比起對二戰的反思記述和評判，國人對那三年發生的大災難，無論是真相的披露，起因的分析，是非的評判，教訓的總結，責任的追究，乃至對整體事件的反思，都是一筆糊塗賬！不僅愧對歷史，更對不起那三千多萬枉死的生靈，那可都是最善良最聽話最貧窮最無助的農民父老鄉親啊！他們有何不是，該遭此荼毒，而且至今依然沒有一個說法呢！

百密總有一疏，再嚴密厚重的帷幔，總有徐徐開啟的一天。上世記末，作家楊顯惠先生，首先在上海文學上發表系列小說《告別夾邊溝》，首次披露了在那不毛之地兩千多被錯劃的右派是如何被逼餓死的，揭示了一場人禍導致蒙冤受屈者慘死的真相，堪稱是振聾發聵之作。繼後楊顯惠先生又出版了《定西孤兒院記事》一書，書中記載的人相食的慘烈現實，事隔近半個世紀後，讀之依然毛骨悚然。楊先生的大作，體現了一個有良知作家的社會責任和悲憫情懷，令人敬重。

感謝互聯網的發展，使我們能獲得更多的資訊。關於那場災難，印象較深的是河南省"信陽事件"的披露，和湖北麻城廣西環江四川郫縣安徽繁昌等地大放糧食衛星的瘋狂，以及詩人郭沫若等的醜惡表演。所謂信陽事件是指大躍進期間，河南省信陽地區強制推行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一條極左路線，高指標高徵購，實行公社食堂化，家家戶戶不准生火冒煙，不准逃荒，不准上訪，導致數以百萬農民被餓死，很多人家死絕了戶，幾乎村村有人相食之事。案驚中央，但並未接受教訓，毛澤東1962年還要搞民主革命補課。

大躍進放衛星，可以說是五十年前今天的一道亮麗風景，神州大地舉國歡騰了，真的以為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的極樂世界了。誰能料道這場由最高領袖導演的大鬧劇，竟然是以餓死三千多萬農民為結局。我經常在思索，作為農家子弟出身的毛澤東，他真的能相信，一塊長30多米寬20多米的一畝地，真的能長出五萬八萬直到十三萬多斤的稻穀嗎？既然知道不可能，幹嘛還要推波助瀾，把農民往死路上逼？我想毛澤東一定還另有考慮，這話題太沉重，後面再作分析。近日網上讀到斯大林統治蘇聯期間，曾有過三次大饑荒，只有第一次是自然發生的，後兩次是斯大林有意製造的。斯大林為何要製造大饑荒？想來也是為了掠奪！和中國大饑荒有何關聯？向老師取經？是可以作為一個問題來研究的。

我作為那場大災難的親身經歷者，也作為倖存者，幾十年來，我一直在關心那場大災難的所有資訊，也可以說我在尋求這一類的史料，已經很久很久了，前幾十年幾乎一無所獲。近十餘年來，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特別是互聯網的普及，使我們能逐漸獲悉，曾被執政者竭力閉鎖的資訊，當然是可喜的進步。但是，這樣有價值的資訊，還是少了又少，和那場波及全國的大災難，遠不成比例。以致很多公開出版物，談到如此嚴峻話題時，大體上還在文過飾非，或是遮遮掩掩，或是迴避問題實質。對已發表披露了部分真像的文章書籍，還在繼續實行封鎖。使得這一重大的歷史慘案，依然在雲山霧罩之中。而且，即使是已知資訊，公開發表的也好，網絡上流傳的也好，固然價值很高，但依然未能達到史著的要求。對那場災難，時至今日，所以遠遠沒有達到全民共識的程度，原因當然很多，除了執政者竭力掩蓋，許多參與者，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僅在掩飾迴避，甚至不惜偽造歷史美化災難！此外主要就是史料的缺乏了！沒有翔實的史料，沒有深入到基層，對當時具體的政策的剖析，和在當時政策指導下，百姓生活主要是農民生活狀態的具體描述，不能拿出起碼是一個縣的餓死人較為可靠的統計數字，是很難看清那場災難的實質和前因後果的。即使是前面提到的辛子陵先生的大著，境內只能在介紹文章中，得知一鱗半爪，難窺全豹，想來也非來自底層。要基本弄清那三年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任務依然十分艱巨，我們的研究工作，只能是剛剛起步，正任重又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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