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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蘊暉，1932年12月出生，江蘇省丹陽市人。國防大學政工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總編輯。

1949年11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92年退休前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任教。1995—1998年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聘為特約研究員。1999年以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總編輯。學術專長為中共黨史、當代中國史。林蘊暉是原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的27冊大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21冊的主編，這是國內篇幅最大、學術界廣為引用的一部資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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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饑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
林蘊暉
2009年第5期 炎黃春秋雜誌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導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其嚴重後果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一直為國內外學人所關注，有關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現多種數據。筆者根據趙發生主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等國內出版的權威著作，以及與此相關的書籍資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糧食狀況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導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嚴重困難」，以1960年為最甚。據《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一書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糧食的平均產量3073億斤，比1957年減產21.2％。三年年平均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少827.6億斤，而平均每年徵購的糧食則比1957年增加95.8億斤，糧食徵購占總產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達34.4％，其中1959年高達39.6％。這就在廣大農村購了過頭糧。1960年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彙報提綱》分析說：「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徵購貿易糧200億斤左右。」連續三年的高徵購，導致農村佔有糧食大幅度減少。全國農村平均每人全年糧食佔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兩年，農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糧不足1斤，重災地區每人每天只有幾兩口糧。由於沒有了飼料糧，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騾、馬、驢、牛的存欄頭數為6949萬頭，比1957年末存欄8382萬頭減少17.1％；1961年末生豬存欄只有7227萬頭，比1957年末存欄14590萬頭減少一半以上。

　　對當年餓飯的情景：飢餓 —— 浮腫 —— 死亡，顧準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記」中留有如下記載：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隊來買菜的人說，村裡的紅薯已經吃光了，這應該是真的。
　　劉引芝的父親死了。
　　腫病 —— 勞動過度，營養不良。
　　縫紉室張的哥嫂同時死亡，也是腫病。

　　11月13日
　　紅薯收穫……。薯塊水分多而澱粉少，脆弱極了，一碰就斷……。民工路過，欣羨不已。都到地頭來撿殘屑，揮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頓均以紅薯葉當菜。在冀魯豫時不能下嚥的。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紅薯葉，三頓，每飯一碗。晚間菜稀飯，加大碗紅薯葉，翌晨拉肚子。20日吃紅薯葉，量減半。

　　12月2日
　　我的胡蘿蔔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幾個。蘿蔔種至少又有一個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個婦女當著下棚許多人，偷胡蘿蔔。當群眾饑餓的時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頓乾飯，而早飯特稀。可以補充的食物了然無存，清晨傍午，頗為饑餓所苦。
　　徐家斷炊，趙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鍋，都是徵購中的事。……估產過程中間，大力開展反對富裕農民路線，鬥爭私藏糧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劇……。

　　12月17日
　　勞動隊的腫病病員，一下子在一個月中，從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來時，腫病是極個別的，不過李國慶之類真有心臟腎臟病的而已。九十月間，七組：岳正中、李學海、劉代勤全腫了，人數增到四十餘人。而今，一個月，一下加了三十餘人。六組，除一二人外，全部腫了。
　　昨晚，附近路倒屍二起……。
　　八組黃渤家中，老婆，父親，哥哥，二小孩，在一個半月中相繼死亡。這個家庭也特別大，未死人前連黃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則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連死幾人之例，已聽到的有：
　　柳學冠，母親和弟弟。
　　張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間大批腫死而外，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內公審，據說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楊顯惠在《夾邊溝記事》一書中，記述了當年震動中央的另一餓死人事件 —— 甘肅「夾邊溝事件」。位於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夾邊溝勞改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1957年後專事「收容」右派分子(被開除公職判以勞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7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他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在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如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後，這些人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人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彙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也就在這個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國路透社轉發了倫敦《新快訊報》的一則報導，稱為「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事件，配發的照片是一名小個男子，手提白色燈籠，在天安門廣場旁若無人地行走。照片旁註：這個男子顯然是用這種方式來抗議中國大陸的「暗無天日」。這則被稱為「白日點燈」的事件迅速反映給了周恩來，周隨即指示北京市委進行調查。這個「白日點燈」的人很快被查獲，此人名叫何明淵，四川省達縣人，審訊時供認，對當地的糧食徵購政策和經辦幹部的作風不滿，同村和鄰村出現不少農民因饑餓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蹤。何明淵稱，曾為當地情況先後到專區和省城三次上訪，均遭無理拘押。無奈之下，到京製造「白日點燈」案，以影射現實形勢「暗無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專人到四川省達縣調查，證明情況屬實。當彭真將調查結果向劉少奇報告時。劉少奇聽後，難過得久久不語，最後說：「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這是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啊！」

有關非正常死亡數字的種種說法

　　對這場災難主要源於天災還是人禍？人們仍有不同的認識。國內有研究者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1958年、1959年、1960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氣象部門把全國氣象狀況劃為五個等級，叫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就是說，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佈的從1954年到1972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裡，1958年、1959年、1960年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這個統計是根據水文總站歷年的歷史資料來說的，應該是有說服力的。因此，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薄一波在30年後回顧這段歷史，就曾坦誠地承認：

　　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

　　中國從1959年到1961年所發生的全國範圍的大饑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總數究竟是多少，迄今還沒有一份官方的統計數字或研究報告。現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國內外學者研究的情況，大體有1000多萬、2000多萬、3000多萬到4000多萬的四種說法：

　　《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對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狀況有如下記述：

　　全國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達25.43‰，農村地區高達28.58‰。據有關部門統計，超過20‰的有675個縣，其中超過100‰的有40個縣。根據這一時期不夠準確的統計數字，總人口的變化情況是：三年累計，按總人口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增加622萬人，兩者相差757萬人。從1964年普查結果看，三年困難時期裡這兩個數字都有一定的問題。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裡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現象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677萬，比前一年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加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人，增長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減慢，特別是浮誇風盛行，有些地方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從1960年來看，總人口減少1000萬人，自然變動減少304萬人都偏低，實際人口減少還要多，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249萬。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根據1964年普查資料計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總人口增加數和自然變動數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統計不準造成的。根據1964年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大約減少1486萬。

　　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提到：「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中國人口學研究者蔣正華在1986年撰寫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的專論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

　　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1984年寫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估算中國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

　　英國記者菲力普．蕭特著的《毛澤東傳》中說：「1959年和1960年，有大約2000萬人死於饑餓……。1961年又有500萬人餓死了，」據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其依據是：「1980年，中國的頭號領導人胡耀邦公開承認饑荒的存在，確定死亡數目為2000萬人。這一數字依據了常委會編纂的臨時文件。以後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國作家們提議說，總死亡數目為4000萬人到6000萬人。然而，這些估計都是在受損最嚴重的地區取得了數字後，再將之推廣到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後達到的數字，與那一段時期總的人口趨向的相互關聯鬆散。在缺乏與之相反的結論性證據的情況下，2000—3000萬額外死亡數字應當是最可信的。這個數字也的確是充足的」。

　　賈斯柏．貝克先生著的《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認為，美國人口學家裘蒂絲．巴尼斯特博士在《中國人口的變化》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饑荒年間，中國「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萬」的結論，「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計數字」。

　　曹樹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文中，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結論說：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45.8萬。

　　丁抒先生在《從「大躍進」到大饑荒》文中，以中國政府近年公佈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有了逐年出生數、正常死亡率和統計局發表的人口數，我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計算非正常死亡數了。計算結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數是212萬，其中196萬是農民。1960年至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數分別是1778萬、1190萬、和291萬。連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數，整個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數約3500多萬」。

　　叢進先生在《曲折前進的歲月》中認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加上前述減少的1300萬，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

　　金輝先生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中的結論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文中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佈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推論說：

　　1964年底總人口70499萬。從1964年的總人口數按公佈增長率逐年遞減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萬(70499÷1.02764)；1962年底——66390萬

　　(68603÷1.03333)；1961年底——64645萬(66390÷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佈的1961年總人口數65859萬少了1214萬。

　　我們以1959年底的公佈總人口為基數，按1960年、1961年的公佈增長率計算，得到的結果就比1961年的公佈總人口多1295萬人。這樣，我們就有了三個數字：1324萬、1214萬、1295萬。三數平均為1278萬。其與公佈總人口淨減數字1348萬之和為2626萬。

　　三年災難的後果之一，是使中國少增長了6000—8000萬人口。1959—1961年間非正常死亡2791萬，加上1961年公佈總人口數中抹掉的這1270餘萬，中國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

兩本「中國人口」公佈的數據

　　以上出現的不同數據，既有計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難求出一個統一的數據。本文根據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專著：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另有全國除台灣、西藏以外27省市的分冊)提供的數據(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數)，計算出一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據此推論出一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參考數字。

　　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發表的數據是：

　　1957年中國死亡687萬人，死亡率為10.80‰；
　　1959年——1961年中國死亡人數和死亡率為：
　　1959年970萬人，14.59‰；
　　1960年1693萬人，25.43‰；
　　1961年939萬人，14.24‰。

　　1959年——1961年三年共死亡3602萬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應扣除2061萬人，餘下1541萬人為非正常死亡。

　　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與《中國人口》相同。但書中稱：從1964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看，這段時間(指1959—1961——筆者注)的實際死亡率可能還要高。1963年底全國人口數為69172萬，1964年底為70499萬，全國增加人口1327萬人。而1964年全國自然增長率是27.64‰，增長人數應為1930萬，比總人口增長數多出603萬。這603萬人的虛報數如何產生的？根據1964年6月30日普查時人數69458萬人計算，上半年增加286萬人，下半年增加1041萬人，兩者的比例顯然不合理。問題就在於，這多出的603萬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銷而留下的虛假數字。……這批死亡人數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積累下來的。如果把這603萬死亡人口考慮進去，1960年前後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

　　這樣，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萬人加上603萬人，總計非正常死亡應為2144萬人。

　　值得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況最早出現在1958年(如四川、山東、河南，而甘肅1958年死亡率高達21.11‰)，有的省份延續到1962年，如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高達34.03‰，普通死亡率僅為7.02‰。據原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彙報說，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000萬人(1957年的《戶籍年報》四川省人口7215.7萬，1960年底為6236萬)，1961-1962年四川大約還有250萬人死亡，因此認為1958-1961年四川省餓死1250萬人。據此筆者推論，從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因大躍進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人左右。

　　儘管研究者對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的說法不一，但無論是一千多萬，抑或四千多萬，都絲毫不會影響到對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共和國歷史上這場災難的嚴重性的估計。

附錄：

《中國人口》各省、市、自治區分冊公佈的1958年——1962年間的人口死亡數和死亡率

　　北京市1961年死亡7.9萬人，為1958年的1.56倍，死亡率升至10.80‰(1958年為8.08‰)。(李慕真主編：《中國人口》北京分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頁。)

　　天津市1959年死亡55.094萬人，死亡率為9.88‰(1958年為8.66‰)；1960年全市死亡人數59.485萬人，死亡率為10.34‰；1961年全市死亡人數57.745萬人，死亡率為9.89‰(1962年回落到7.36‰)。(李競能主編：《中國人口》天津分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頁。)

　　上海市50年代前期到1957年死亡率降至6.1‰；1959年至1961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與全國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年粗死亡率為7.8‰。(孫競新主編：《跨世紀的中國人口》上海卷，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頁。)

　　河北省1959年死亡人數46.2364萬人，死亡率為12.29‰(1958為10.92‰)；1960年死亡人數59.9458萬人，死亡率為15.84‰；1961年死亡人數51.6288萬人，死亡率為13.63‰(1962年回落到9.06‰)。

　　山西省1960年死亡人數23.94萬人，死亡率為14.2‰(1958年為11.7‰；1959年為12.8‰；1961年為12.2‰；1962年回落到11.3‰)。(畢士林主編：《中國人口》山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頁。)

　　內蒙古自治區1959年死亡人數11.26萬人，死亡率為10.99‰(1958年為7.94‰)；1960年死亡人數10.65萬人，死亡率為9.4‰；1961年死亡人數10.32萬人，死亡率為8.77‰。(宋迺工主編：《中國人口》內蒙古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頁。)

　　遼寧省1959年死亡人數29.3萬，死亡率為11.8‰(1958年為8.8‰)；1960年死亡人數29.1萬人，死亡率為11.5‰；1961年死亡44.4萬人，死亡率為17.5‰(1962年回落到8.5‰)。(宋則行主編：《中國人口》遼寧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頁)

　　吉林省1959年死亡17.4萬人，死亡率為13.4‰(1958年為9.1‰)；1960年死亡10.1萬人，死亡率為10.1‰；1961年死亡16.9萬人，死亡率為12.0‰(1962年回落到10.0‰)。(曹明國主編：《中國人口》吉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頁。)

　　黑龍江省1959年死亡20.7萬人，死亡率為12.8‰(1958年為9.1‰)；1960年死亡18.4萬人，死亡率為10.5‰；1961年死亡20.6萬人，死亡率為11.1‰(1962年回落到8.7‰)。(熊映梧主編：《中國人口》黑龍江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

　　江蘇省1959年死亡62.19萬人，死亡率為14.55‰(1958年為9.40‰)；1960年死亡78.59萬人，死亡率為18.41‰；1961年死亡56.63萬人，死亡率為13.35‰。(1962年回落到10.36‰)。(杜聞貞主編：《中國人口》江蘇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頁。)

　　浙江省1959年死亡27.91萬人，死亡率為10.81‰(1958年為9.15‰)；1960年死亡30.39萬人，死亡率為11.88‰；1961年死亡25.84萬人，死亡率為9.84‰。(王嗣均主編：《中國人口》浙江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頁。)

　　江西省1959年死亡25.30萬人，死亡率為13.01‰(1958年為11.34‰)；1960年死亡32.01萬人，死亡率為16.06‰；1961年死亡23.28萬人，死亡率為11.54‰。(馬巨賢、石淵主編：《中國人口》江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頁。)

　　福建省：1959年死亡11.95萬人，死亡率為7.88‰(1958年為7.46‰)；1960年死亡23.89萬人，死亡率為13.3‰；1961年死亡18.81萬人，死亡率11.89‰(1962年回落到8.23‰)。(傅祖德、陳佳源主編：《中國人口》福建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頁。)

　　山東省1959年死亡98.5萬人，死亡率為18.19‰(1958年為12.77‰)；1960年死亡124.8萬人，死亡率為23.60‰；1961年死亡96.6萬人，死亡率為18.49‰(1962年回落到12.35％)。(吳玉林主編：《中國人口》山東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頁。)

　　河南省1958年死亡62.8萬人(此前每年死亡人數在50-60萬之間)；1959年死亡70.2萬人；1960年死亡190.8萬人；1961年死亡人數回落到48.9萬人。(貊琦主編：《中國人口》河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頁。)

　　湖北省1959年死亡46.04萬人，死亡率為14.50‰(1958年為9.54‰)；1960年死亡67.03萬人，死亡率為21.19‰(1961年回落到9.19‰)。(譚宗台主編：《中國人口》湖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頁。)

　　湖南省1959年死亡478479人，死亡率為12.99‰(1957年為10.41‰)；1960年死亡1068118人，死亡率為29.42‰；1961年死亡618470人，死亡率為17.49‰(1962年回落到10.23‰)。(毛況生主編：《中國人口》湖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頁。)

　　廣東省1959年死亡43.51萬人，死亡率為11.74‰(1958年為9.13‰)；1960年死亡59.36萬人，死亡率為15.12‰；1961年死亡40.54萬人，死亡率為10.67‰(1962年回落到9.32‰)。(朱雲成主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廣西壯族自治區1959年死亡383952人，死亡率為17.49‰(1958年為11.74‰)；1960年死亡644770人，死亡率為29.46‰；1961年死亡422201人，死亡率為19.50‰(1962年回落到10.25‰)。(黃賢林、莫大同主編：《中國人口》廣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頁。)

　　四川省1958年到1962年，5年中平均每年死亡231.62萬人，年平均死亡率為34.03‰。死亡人數最多的1960年，達到364.74萬人，死亡率為59.97‰(1963年以後的13年間死亡率回落到年均10.38‰，年均死亡81.58萬人)(劉洪康主編：《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雲南省1958年死亡44.20萬人，死亡率為21.62‰(1957年為16.29‰)；1959年死亡34.34萬人，死亡率為17.96‰；1960年死亡49.98萬人，死亡率為26.26‰(1961年回落到11.85‰)。(鄒啟宇、苗文俊主編：《中國人口》雲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頁。)

　　貴州省1959年死亡35.03萬人，死亡率為20.28‰(1958年為15.26‰)；1960年死亡88.62萬人，死亡率為52.33‰；1961年死亡38萬人，死亡率為23.27‰(1962年回落到11.64‰)。(潘治富主編：《中國人口》貴州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頁。)

　　陝西省1958年死亡19.99萬人，死亡率為11‰(1957年為10.3‰)；1959年死亡23.58萬人，死亡率為12.7‰；1960年死亡23.52萬人，死亡率為12.3‰(1961年回落到8.7‰)。(朱慧珠主編：《中國人口》陝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頁。)

　　寧夏回族自治區1958年死亡27936人，死亡率為14.98‰(1957年為11.06％)；1959年死亡31825人，死亡率為15.82‰；1960年死亡29331人，死亡率為13.90‰(1961年回落到10.71‰)。(常光主編：《中國人口》寧夏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頁。)

　　甘肅省1958年死亡272455人，死亡率為21.11‰(1957年為11.32‰)；1959年死亡230375人，死亡率17.47‰；1960年死亡538479人，死亡率為41.46‰(1961年回落到11.47％o)。(蘇潤余主編：《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青海省1958年死亡27905人，死亡率為12.99‰(1957年為10.40％)；1959年死亡40216人，死亡率為16.58％；1960年死亡103582人，死亡率為40.73‰；1961年死亡26872人，死亡率為11.68‰。(翟松天主編：《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59年死亡115992人，死亡率為18.84‰(1958年為13‰)；1960年死亡104618人，死亡率為16.67‰(1961年回落到11.71‰)。(周崇經主編：《中國人口》新疆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頁。)

　　(作者係國防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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