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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 炎黃春秋網刊外稿. 茆家升〈從《張愷帆回憶錄》看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e

　　最後說一說毛主席的好學生，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對安徽官場大發脾氣之事，此事說來蹊蹺，本來柯慶施和曾希聖等一樣，都是三面紅旗的吹鼓手，大躍進的促進派，毛澤東曾把柯的一篇什麼鼓吹大躍進的雄文，擲在周恩來面前，說周離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大有逼周退位以柯代之之意，逼得周連連檢討。奇怪了，如此這般的左派大將，為何對安徽的也是左派們如此蔑視，直斥為一群豬？說來話長，簡單點說吧，在安徽面臨如此重大災難，幾百萬生靈已被餓死和正在餓死之際，這些省級大員、地市級官員、縣鄉基層官員們，他們那些年整天都在幹些什麼？即使按過去說法是什麼「三年自然災害」，那自然災害也是災害呀！既然如此空前的大災害來臨了，按照常識首先應該是調查災情瞭解災情，組織救災抗災，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呀。這些話現在來說是順理成章的，當時可是犯大忌的，人人都規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有災一說，是1961年下半年的事，實在是人禍滔天，民怨沸騰，才不得不找來的一塊遮羞布！這之前躍進形勢正好得很呢！你翻一翻當時的報刊，全部和當時的《人民日報》一個調子，從中央到地方，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到處都在彈冠相慶！安徽形勢好上加好，曾希聖更是紅得發紫，身兼安徽山東兩省省委第一書記，叱吒風雲，正如日中天，正繼續浮誇。但是上上下下議論紛紛，劣跡也漸漸敗露了。此期間，鄧小平、彭真到河南、安徽視察，河南問題暴露較早，在河南招待得不怎麼樣，到了安徽招待特別豐盛，鄧小平同志說；「別處很困難，你們安徽不錯嘛，小康。」中央知道安徽餓死人，董必武曾到淮北視察，他們採取欺騙手法，把浮腫的人藏到草堆裡；或者抬到船上運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讓幹部穿上嶄新的衣服，在公路兩旁勞動，欺騙董老。最高人民法院的王維剛同志到鳳陽視察，也受到欺騙。（394頁）

　　「群眾在挨餓，農村在死人，曾希聖卻在兩三年中，大興土木，任黃巖當總指揮，大建別墅。在岳西縣石關，修建了一個龐大的別墅群，每個省委書記處書記都有一幢小樓，花費巨大------還專門為毛主席修了一幢房子，當然是很考究的。」（394頁）岳西何處？石關何處？告訴你你別不信，岳西本是大別山區一貧困縣，交通閉塞，安徽省委居然在十室九空餓殍遍地時，到處大興土木，這要耗費多少民脂民膏，又要有多少黎民百姓在這種奢侈的勞役中力竭而死！真正是一邊粒米如珠，饑民人相食；一邊是荒淫無恥，皆食民而肥！安徽官場竟是這一批城狐社鼠，安徽老百姓還有日子過嗎？

　　安徽問題開始敗露，華東局知道了，柯慶施派魏文伯來瞭解情況，沿途見到了許多餓倒在路邊的人。1961年6月，柯慶施來安徽，在岳西石關別墅群召開的省地縣三級幹部會上指出：「安徽竟被搞成這個樣子，病、餓、逃、荒、死。有些人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就像豬一樣，還用嘴往前拱！」

　　為深山別墅群，張愷帆有詩：

　　畫棟深山裡，
　　哀鴻大路邊。
　　石關關不住，
　　民怨己沖天。
　　（395頁）

　　安徽省委一班人幾近集體出局了，當然是咎由自取。那究竟是罰不當罪呢，還是罪不當罰？這要看從哪個角度看，如果只說安徽的事，這班傢伙胡作非為，害死了幾百萬人，全斃了也不冤，應該是罰不當罪；如果從全國當時局勢看，都在執行最高的旨意，都在瘋狂大躍進，都在餓死人，雖說也有差異，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為什麼別的省沒有大換班，集體出局，獨獨安徽省委要倒這麼大的楣，是不是也有些不公？是呀，說的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我沒興趣關心官場的沉浮，我感興趣的是曾希聖等垮臺後，李葆華主政安徽的新氣象，說到新也許有人不贊同，說全局未變，－個省怎可能有什麼出新！這話也對，但當時安徽的－些變化，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寬鬆政策，還是使很多人受了惠，是值得一說的。

　　說到安徽那些年的變化，應該從曾希聖的功過是非說起，曾在安徽雖說作惡多端，但後來毅然在農村實行責任田，不能不說是有功的。但那些措施按現在說法只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改革的事可說原封未動，階級鬥爭的弦－天也未鬆過，我們這些錯劃右派的人還在原地監督勞動。李葆華來了後就大不一樣了，那些改造右派的農場全撤了，絕大部分右派都回到了工作崗位。李葆華的新省委指示：「凡屬冤、假、錯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依李葆華意見，右派全部平掉。」（411頁）據我所知，我們農場的難友們，幾乎全都做了平反結論，可惜在等批過程中，又是毛澤東雷霆一怒：「給右派平反，猖狂之極」。我們的平反結論全作廢了，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儘管如此，安徽那幾年，政治環境比起有些省，還是寬鬆些，我還能以摘帽右派身份，讀完了夜大學中文系本科學業，並開始在報刊上發點文學和醫學文章。記得前幾年一位四川右派難友給我打電話說，我這個小右派真是幸運，頭上有帽子還能上大學，我們四川右派可是二十多年都在農場裡呆著，連子女是黑五類都進不了大學。我只有苦笑，說那得感謝李葆華，感謝他秉承乃父五四先賢李大釗先生的遺風！也感謝李葆華沒有按毛澤東說的，什麼大躍進的災難是階級敵人破壞，要實行民主革命補課，嚴厲打擊階級敵人，那我們就慘了！

　　何謂民主革命補課？且以河南省信陽地區為例。河南信陽在大躍進中執行了一條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的極左路線，事件轟動全國，案驚中央。豫東信陽地區由地委書記路憲文帶頭，大刮共產風，瘋狂逼糧。特別是路憲文親自下令的三不准，即家家戶戶不准鍋灶生火冒煙，不准逃荒要飯，不准上訪反映情況。各交通路口派民兵把守，見外出的人就抓，逼得善良的農民在家活活餓死。很多村莊死絕了戶，人吃人事時有發生。結果八百多萬的地區，竟餓死了一百多萬人，史稱「信陽事件」。案發後，雖說也採取了一些救贖措施，但毛澤東則定性為階級敵人破壞，要實行民主革命補課。誰是階級敵人呢？竟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和信陽地區所屬八個縣縣委書記－干人等，說他們是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破壞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毛澤東真是文過飾非的高手，一切功勞歸自己，一切錯誤歸他人。路憲文和縣委書記們，害死了治下的百萬生靈，一個個死有餘辜，封建時代要下油鍋烹了的。其中唐河縣委書記畢可旦就全家跳井自殺了。但是，他們有一千條罪，就是沒有反毛澤東的罪！他們可都是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幹革命的好幹部，叫搞人民公社，就在遂平縣辦起了全國第一個嵖岈山人民公社，要辦食堂就立即把百姓的糧食全收起來辦食堂，叫反瞞產私分，立即刮地三尺搜刮糧食，條條都按最高層指示辦事。怎麼能出了大禍大批人餓死了，把責任都推給基層呢？主犯路憲文就是不服，當面和河南省委副書記趙文甫辯論。趙文甫問路憲文，你們地區餓死這麼多人，殺你冤不冤？路憲文說，不冤。趙文甫說，告訴你，河南餓死這麼多人，省委常委全拉出去殺了，一個也不冤！路憲文無話可說了。當然，河南省幹部一個也未殺，路憲文也就只坐了幾年牢。而餓死的幾百萬生靈死了也就死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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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 炎黃春秋網刊外稿. 茆家升〈從《張愷帆回憶錄》看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d

　　誰說王朝去不還，
　　遺風依舊襲人間。
　　可憐一紙陳情表，
　　謫貶西南路八千。
　　張愷帆《彭總罷官》

　　啊！原來什麼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原來不過是又一位封建皇帝而己！如領袖自己所言，他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更正曰應為斯大林加秦始皇。如果張愷帆當時就知道全國都在進行所謂的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實際就是逼糧的罪惡行徑，就是毛澤東親自下的指示；如果他知道1959年國家糧食已經非常緊張，毛澤東為了爭什麼世界共產主義領袖地位，竟然親自決定出口四百一十九萬噸糧食，出口量相當於1959年6月底，全國糧食儲備量一千七百一十五萬噸的百分之二十四，全國糧食供應頓時緊張。為了實現出口目標，也為了緩解城市糧食供應的緊張，只有在全國農村加快逼糧步伐，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1960年全國缺少二千四百萬人的口糧，按每人每年320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也才合三百八十四萬噸，如果不出口四百多萬噸，1960年就不會發生大饑荒，可以一個人不會餓死！（有關資料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一書）那張愷帆又會怎麼想呢？又會有什麼詩作呢？我說毛澤東親自逼糧，可是言之有據的，不信請讀一讀辛子陵先生的大作。

　　辛子陵先生在《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天堂》一文中寫到；「1958年9月3日毛澤東躊躇滿志地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佈：『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一倍（糧食），即有可能從去年3700億斤，增加到7000億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億斤，明年或許不能搞到這麼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沒有找到用處，也許會發生問題。但是，明年總量是可以超過10000億斤。』這個牛雖然是在國內吹的，但外電紛紛報導，早已傳遍世界。春種秋收。突然各省說交不出預期的糧食來，這下毛澤東急了，因為這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情，為了自己的面子，毛澤東親自擬稿，於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全國，認定『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而且必須『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怎麼『堅決』他不明說，給下級幹部留下充分的想像發揮的空間，以『堅決的教育運動手段』反瞞產私分，把農民的口糧挖上來，是大規模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毛澤東對1958到1959這兩年糧食產量的估計，是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的。他的關於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情況嚴重的估計，並由此要搞運動的指示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全國的，都是白紙黑字寫在那裡，有案可查的，豈是當今一些毛派的辯護士們能掩蓋得了的。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毛澤東要臉面，餓死幾千萬人算什麼呢，不都是子民嗎？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幾千年的綱常倫理都是這麼說的，沒什麼奇怪的。再說，死幾千萬人算什麼？毛澤東在58年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就說過，歷史上經常幾千萬幾千萬人死，能死掉一半人呢。57年他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共產主義領袖會議上說：「中國準備犧牲三億人，支援世界革命。」我們今天在討論那四年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毛澤東睡在水晶棺裡，一定在笑討論者的迂腐，連階級鬥爭是綱，綱舉才能目張都不懂！什麼是階級鬥爭？就是要鬥要死人，就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餓死幾千萬人，算多大的事，鬥爭的需要嘛！如果不死人，孔夫子還和我們一齊開會哩。

　　上行下效，毛澤東在全國一言九鼎，曾希聖在安徽也是唯我獨尊！去年我的談無為事件的文章〈〈從烏托邦到人間地獄〉〉發表後，曾有讀者來函問，張愷帆和曾希聖個人之間，有沒有什麼隙怨？我想他是對權力高度集中的書記負責制不瞭解，不是有人說，一個生產大隊的大隊書記，就是大隊國的國王嘛！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就在全縣公社第一書記的會上說過：「你們是第一把手，等於是一把刀子握在你們手裡，要怎樣砍就怎樣砍。其他書記、副書記提意見要頂回去，嚴重的要給他們處理。」姚奎甲在他治下的無為縣是這樣，那曾希聖治下的安徽省還不是一樣嗎？曾霸王之名，早已傳遍海內，誰敢在他的治下說三道四。那如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澤東治下的中國，能會是什麼樣子呢？當然只能是一言九鼎口含天憲一句頂一萬句了！說句政治學名詞，就是領袖專政！它應該是一黨專政的最高形式，也是大躍進餓死人大災難的總禍根！茲事體大，下面還要細說。還是先說說安徽的事。和張愷帆同時受難的，在省級領導中，也只有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陸學斌等少數人，（株連之眾是另－筆賬）其餘的基本上是曾希聖的附庸！他們的命運只能是和曾希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曾希聖倒了，他們也集體出局了。怎麼出的局，各人在大躍進的大災難中，又都幹了些什麼，不妨摘其要者略說一二：

　　先說省長黃巖，在安徽當行政首腦多年，未聽說有何建樹，只像是曾希聖的隨從，無為出問題後，張愷帆請他去看看，他是個聰明人，才不幹張愷帆那樣的傻事，才不趟那會有礙政治前途的混水哩！他接到姚奎甲揭發張愷帆解散食堂的檢舉信後，馬上上報曾希聖，毛澤東對張的批示一公佈，立即奉曾之命，趕回合肥批鬥張愷帆。頭一句話就是我不去無為是先見之明，第二句話是你張愷帆也是省委主要領導之一，揭露安徽問題不就是和自己過不去嗎？你怎麼這麼傻呢？張愷帆說，你先看看無為餓死人是不是事實。黃巖說：「不，無論無為有無問題，先批鬥你再說。」（372頁）死人要什麼緊，反正我家人未餓死，又不會影響我的官帽，開鬥爭會晚了可不得了，劃不清界線那可犯的是路線錯誤，是萬劫不復的！聽聽黃大省長的肺腑之言，該怎麼說呢？他是好官嗎？未聽說他為百姓辦過什麼好事；是壞官嗎？也不知道他幹過什麼壞事。應該是個典型的庸官吧！有點意思的是，安徽問題敗露了，曾希聖垮臺了。二把手黃巖呢，說垮吧也未垮，省長還在當；說未垮也垮了，降為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了，就這麼一直候補到回家抱孫子。庸官黃巖是那時也是當今千千萬萬庸官的縮影。（372頁）

　　再說說安徽「曾桂派」副帥，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他在安徽也曾是倚仗曾希聖叱吒風雲一時的人物，本來他想在無為事件中，左右逢源在政治上賭一把的，未想到兩邊不討好，丟了官又丟了臉，弄得裡外不是人。開始他對無為問題想繞道走的，但張愷帆堅請他也不能不來。張是眼見無為問題如此嚴重，請桂來，是想請桂分點擔子，也想到桂是曾希聖的紅人，桂參與了，曾可能會給點面子，對解決無為問題會有所幫助。桂來了，也看到無為悲慘現實了，也馬上義憤填膺地發言了：「確實嚴重，難道要讓老區人民死光麼？」面對王光宇張口要調無為幾千萬斤糧一事，聽說有二百萬斤已裝上船了，也曾大義凜然的把桌子一拍：「裝上船也不行！卸下來！糧食一點也不准調出去！」（365頁）一字一句都像是愛民惜農的大英雄，如果他以後再能堅持往前走一步，真的能為了無為農民的生死存亡，和張愷帆共擔風險，風雨同舟。那他也會受到無為人永遠尊敬和懷念的，他的墓穴也會和張愷帆一樣，安葬在無為城美麗的繡溪公園內，世世代代接受無為百姓的祭祀，他的子孫再去無為，也會受到重感情的無為人英雄一般的歡迎。可惜呀可惜，在關鍵時刻他倒戈了！對張愷帆的批鬥會還未開始，張在合肥見到了桂林棲說「無為的情景，你親眼所見，真像主席《送瘟神》詩所寫的『千村薜荔人遺屎，萬戶蕭疏鬼唱歌』。」桂林棲居然會說：「愷帆同志，這樣講過分了，也不是那種樣子，無為的情況還是可以的。」（368頁）張愷帆當時聽了，不禁愕然。什麼曾桂派副帥，曾希聖門下的一條哈巴狗而已！關鍵時刻他一個急轉身，緊跟曾希聖又作惡幾年，又風光幾年。62年安徽問題一敗露，他也隨著曾希聖倒台了，官帽丟了，人格也掃地了。有人說偉人和凡人有時只是一步之差，其實有時偉人和惡魔也只有一步之差。

　　《張愷帆回憶錄》是奉中央之命勉力為之，當然要忠於史實。但張省長宅心仁厚，涉及到具體人時，即使是像曾希聖黃巖桂林棲這樣的直接加害於他的人，看得出他都是筆下留情的。但是，他對另一省級大員卻未留情面，此人乃宋孟鄰，張愷帆書裡說他是「人稱『送人命』」。愷公對他為何如此厭惡，決不是因為他對張愷帆做了什麼，而是他的惡行直接傷害了無為百姓。據書中（367頁）記載，他對無為發生的最嚴重餓死人的地方，都重新「調查」一遍，紅口白牙說不怎樣，為曾黃之流提供鬥張的炮彈，說我「大鬧無為二十天」，「擅自強迫解散食堂」，「宋還背著我找白梨平、夏雲談話，說『張某人不看全局，專看陰暗面』」（368頁）。千萬別看輕了這些炮彈，打倒張愷帆事小，更嚴重的是大大加快了無為百姓被餓死的速度，成了真正的「送人命」！所謂張愷老大鬧無為是1959年秋季之事，而無為大批餓死人是當年底直至1961年的事，大都是在批鬥關押張愷帆之後發生的，原因當然很多，毛澤東曾希聖姚奎甲都罪不容赦！其中也少不了送人命者宋孟鄰的那分所謂調查報告！如果他還有一點良心人性，說了一點實情嗎，啟動曾希聖一點良知，無為後來不會死更多人的，可惜他的一念之差，謊報災情，造成無為百姓更多的死亡！他宋孟鄰也被永遠的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雖然當時他充當了鬥張的急先鋒，分了一杯羹，爬上了省委書記處書記寶座。可惜眨眼的工夫又倒台了！何苦呢！官帽真的比千千萬萬百姓的生命，和一個人的良知品格名譽更重要！宋在地下聽到這些話，大概會笑我真是迂腐的書生之見，官場也許本來就是你死我活的！是只爭朝夕的，哪裡管得了身後之事。

　　至於其他大員的歸宿，我摘抄〈〈張愷帆回憶錄〉〉409頁可見一般：楊明免去常委；書記處書記王光宇是分管農業的，也有責任；桂林棲到唐山鐵道學院當書記；曾慶梅到山東淄博當市長；宋孟鄰到西安市當副市長；張祚蔭副省長及其他副省長，都拿掉了常委；常委有一人被開除黨籍，下放當副縣長；高鴻秘書長常委也拿掉。一個未殺一個未抓，個個都還在做官，只是官小了點，都還是香噴噴的公務員。幾百萬老百姓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公平嗎？很公平了，這些還是曾希聖垮台後，中央派來了民主意識很強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主政安徽採取的果斷措施，才有的差強人意的結局。很多人禍也很重的省分，還達不到這一點呢。比如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山東的舒同，還不是依舊風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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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 炎黃春秋網刊外稿. 茆家升〈從《張愷帆回憶錄》看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c

　　------我們進入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無為許多人認識我，都向我下跪：「張省長，救命！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麵），能發到我們手裡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我到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裡，第一個餓死的，家裡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屍的臭味-----」（346頁）

　　------情況太緊急了，晚上，我們到了無為縣城，立即找縣委書記來回報。姚奎甲書記來了，仍然是報喜不報憂。我問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糧食？』他說：『十三億斤。上交七億斤』我問：『現在口糧每人每天多少？』他說：『四兩原糧。』我又問：『全縣有多少浮腫病人？』他說：『不過萬把人。』我說：『收了這麼多糧食，為什麼還有浮腫病人？』他說：『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我明知他是扯謊，沒有駁斥他，只把我們在石澗區看到的告訴他，我說：『我不多談，你親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們看到的一樣，那你必須立即採取緊急措施，進行搶救。』

　　第二天，糧食局長找我反映；他們有兩本賬，一本收七億斤，另一本十三億斤，其實只七億斤。「（347頁）」

　　安徽是農業大省，58---59兩年，雖有部分地區有水旱之災，都是局部的，和鄰近的江蘇浙江沒有什麼大的差異，更不能和54年淮河決堤，淮北七縣頓時成水鄉澤國的特大水災相比（筆者時年17歲，正在淮河決堤口，以實習醫士身份參加防汛搶險，出生入死，榮獲災區鳳台縣政府一等功）。54年未大刮共產風，也未放糧食衛星，糧食收成也沒兩本賬，更沒有搞什麼反瞞產私分鬥爭，所以那麼大的水災，很少餓死人。而這兩年在無大的自然災害情況下，農民居然這麼苦，一個省居然幾百萬人被餓死，究竟是天災為主，還是人禍為主，還須要辨白嗎？天災難道只災安徽不災江浙嗎？

　　再說到無為縣，無為瀕臨長江，境內水網縱橫，是魚米之鄉，僅靠農產也能衣食無憂。1958年大辦鋼鐵，農村勞力調走了，農田管理不到位，該收的未收上來，又受了一些旱災，糧食減了，但也還有7億斤，無為當時全縣人口九十餘萬，人均原糧還有七百餘斤，還不算農民自留地部分。如果當年不刮共產風浮誇風，不放糧食衛星，不收回農民自留地，不辦農村食堂層層剝削，或是像鄰省江蘇那樣，早早把食堂解散了。特別是不搞糧食產量兩本賬，實話實說就報七億斤，還可能上調七億斤嗎？如果這些事都沒有發生，無為縣和安徽省還能發生如《張愷帆回憶錄》中記述的慘象嗎？那造成如此惡果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呢？

　　搞清楚當時張愷帆面臨的農村現實，他和省委曾希聖等的矛盾，特別是糧食問題，究竟安徽當時是如曾希聖所說的，農民們家裡真的藏有很多糧食，必須繼續開展所謂反瞞產私分的鬥爭，把農民家中僅有的一點度命的口糧都搜刮上來，任憑農民大批的餓死；還是承認農村確實已經十室九空，因共產風肆虐和無限量的徵糧，已經發生了亙古未有的大饑荒，正大批餓死人，要扭轉這一切，當務之急就是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逼死農民的罪惡勾當，立即還糧於民，放億萬農民一條生路呢？張愷帆深知，在第一書記一言九鼎的極權體制下，在曾霸王的專橫面前，一切爭論都是徒勞的。曾希聖是不會聽他的，只會批評他右了。但當時他身在無為，畢竟還是省級高官，還有一點救贖的權力。怎能睜著眼睛說瞎話，見死不救呢？他不能不出手了。

　　張愷帆是個活菩薩，更是個務實的人。他如何處理無為縣農村大批農民已被餓死，和將有更多的農民被餓死的危急狀況，《張愷帆回憶錄》裡有詳細記錄，不一一複述了。無非就是很多文章中提到的：立即停止糧食上調，解散公社食堂，把農民應得的口糧，發到農民手中，發還農民的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抓緊晚秋農作物和蔬菜的種植管理，懲治迫害虐待農民和食民而肥農村幹部，愛護醫治生病挨餓的窮苦百姓。未說一句空話，未提階級敵人破壞，不說階級鬥爭，只說災難，只說怎樣千方百計如何度過難關，條條都是務實的辦法，條條都是救命的措施。經過張愷帆親自坐陣，一條一條的落實，眼看著罪惡的食堂解散了，農村家家鍋台開始冒煙了，農民們開始在屬於自己的自留地裡忙活了，也能到生產隊的大田裡幹活了，還能到水塘裡弄點小魚小蝦，小市場也熱鬧起來了。一句話，農民們開始有點像人一樣活著了，他們能不高興嗎，能不喊張愷帆張青天嗎？要是就這樣下去，無為還會餓死人嗎？全國都這樣，還會有那場亙古未有的大災難嗎？

　　有人高興就有人不高興，老百姓們高興了，能有吃的了，不再被餓死還不應該高興嗎？但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不高興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省長黃巖不高興了，接著知道這裡情況的毛澤東不高興了，豈止是不高興，是龍顏大怒了！姚奎甲不高興，是有人抄了他的土圩子，把他的罪行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不好坐牢殺頭都是可能的；曾希聖黃巖不高興是後院起火了，破壞了安徽「大好」形勢，妨礙了他們繼續過豬一樣的幸福生活，當然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他們仕途的陞遷；毛澤東不高興龍顏大怒，是給他親自樹起的三面紅旗抹黑，是對抗他施行政治思想－元化和經濟體制一元化的建國方針，是叫他自吹的當年全國糧食產量一萬億斤的牛皮露餡，是妨礙他去爭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地位。就你張愷帆抹黑毛澤東這一件事，還能有你好果子吃嗎？

　　姚奎甲不高興，儘管他就一個縣官，本不夠資格和省長叫板，再說了，如果他還有一點同情百姓之心，對張愷帆的救命措施，起碼可以不發言，那以後曾希聖責怪下來，有張愷帆頂著他也不會出什麼事，做的還是不賠本的買賣，那以後無為人還不會對他恨之入骨，他也就不會成為現在歷史上的姚奎甲了。其實所有的極左分子都是利慾薰心心狠手辣，政治嗅覺又極其靈敏的人，說的好聽點都是所謂路線覺悟極高的人。姚奎甲也不例外，他知道別看張愷帆在無為幹的事，深得民心確實做了好事，但他路線錯了，路線錯了就一切全錯了，天還是毛澤東的天，我姚奎甲在全國首先推行供給制，是受到過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肯定過的。（見丁人卜編著《無為天堂夢》繁本第75頁。未刊稿）你張愷帆算老幾！姚奎甲有恃無恐，馬上把張愷帆在無為的所作所為，整理成黑材料，秘密上報安徽省委，當時省委第一書記正在廬山開會，省長黃巖接到密報後，火速上報曾希聖。曾希聖正在廬山上充當批鬥彭德懷的急先鋒，接到黃巖報告又恨又喜，恨的是自家後院起火，破壞了安徽的所謂大好形勢；喜的是多了一份反右傾的炮彈，也多了份效忠毛澤東的機會，立即秉承偉大領袖。毛澤東果然大感興趣，立即作了措辭極為嚴厲的長篇批示，稱張是彭德懷和高饒餘黨，『可能是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作了政治上的宣判。（371頁）並下達全國各地。

　　毛澤東龍顏大怒了，張愷帆烈火燒身，痛苦的涅槃過程開始了：如張愷帆自己詩中所說的，先是「五十一天傷亂箭」，連續批鬥五十一天，真的亂箭穿心了，接著是「有口難吹『七字』塵。」說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就是，不是也是，百口難辯。縱然你還是忠心耿耿，「北望都門泥首拜，不難化骨見忠貞。」又有何用？還不是逮捕囚禁流放，不錯，命保住了，在關押了二百多天後，流放基層。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平反官復原職了。比起枉死的冤魂和餓殍，他還算是幸運的，那些人已不能復生了。

　　肉體的涅槃是痛苦的，一個省級高官，沒有任何過錯，只是為已餓死和將要被餓死的農民們說了幾句實話，辦了幾件實事，頓時跌入政治陷阱，受亂箭傷身和牢獄之苦，一家人顛沛流離，到處受到白眼歧視和冷遇，這些都不算什麼，他深知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政治生命完了，一切都完了，區區皮肉之苦不值一談。

　　張愷帆經受最大的痛苦，應該還是精神上的覺醒。他畢竟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入黨的，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為的是中國能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憲政之路，為的是工農大眾能免受剝削，過上幸福生活。可是眼下建國己經十年了，他看到的竟然是政治運動連年，冤獄遍地，竟是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如他自己詩中所記述的：「建國十年長/黎元尚菜糠。五風吹不禁/慚愧吃公糧。」（381頁）這首小詩寫於1959年國慶節前幾天流放途中，雖然還不能說已經看清了時代悲劇的癥結所在，但已經看出了這場大災難的主要原因是人禍，是瘋狂的五風：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至於五風的風源在哪裡？張愷帆當時可能不敢想，或是想到了也不便說。但應該可以說，他己經開始認真思索了，或者說是精神上的涅槃已經發端了。聯想到他的那首流傳久遠的七律中的尾聯；「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難化骨見忠貞。」過去很多人也包括我，皆認為張的這兩句詩，足以表明他作為一名老黨員，對組織和領袖的無限忠誠，所謂敲開骨髓看看，也找不到所謂反黨的意識。今天重讀這首詩，我似乎讀出了一些新意，那就是他的化骨見忠貞，可能更重於蒼生黎民！張愷帆自幼熟讀經典，有極高的人文素養，又出身農村，百姓疾苦，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憂患安樂，是他心中永遠解不開的結，如果他投身這個組織是真正為百姓謀幸福，而不是借漂亮言詞掩飾自己貪婪的野心，他會為之奮鬥，可以不惜犧牲一切直至生命的，就像他在坐國民黨監牢時的堅貞不屈，國民黨給他下的結論：「梗頑不化，不可救藥」（383頁）。但是，如果他一旦知道，中華民族史上最嚴重的災難，竟然是他投身的這個組織，特別是這個組織的領袖，一言九鼎一意孤行的結果。領袖為自身的權力地位面子和私利，竟不惜剝奪最窮苦百姓的活命的口糧，忍心看幾千萬農民成為餓殍，和歷代皇權沒什麼兩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會怎麼想呢？本來我們無權猜度故人的，但是近日讀到了張愷帆的另一首詩，似乎有助於我們對他的深度理解。全詩很短就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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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 炎黃春秋網刊外稿. 茆家升〈從《張愷帆回憶錄》看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b

　　第二個例子是盲目興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經津津樂道過的，什麼八億八億再八億，也是得到了毛澤東關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曾在會上說：「學習曾希聖的機會主義：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開始計劃搞8億土石方，曾變成16億，8億是機會主義，16億是馬克思主義。可是沒幾天，又到了32億了，16億就有點『機會主義』了。最後到了64億，我們把改變全國面貌的時間說長一點無非是當『機會主義者』，這樣的機會主義，我願意當，當了有味道-----」八億什麼？八億八億再八億什麼？64億又是什麼？原來指的都是大躍進中興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總量。記得發表於59年初某期紅旗雜誌上的數字，還是八億八億再八億。報刊上曾大吹大擂過一陣子，說是這些土石方，如果要鋪成多寬多厚的路，可以從地球一直鋪到月球！說是天文數字真是名至實歸。就說24億吧，這是個什麼概念呢？為什麼能把安徽幾百萬農民累死餓死？需要算算細帳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萬，農村人口應是三千萬左右，青壯年總數也就六七百萬人吧，總不能全上挑水庫工地吧，還有大辦鋼鐵那一檔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萬人去挑水庫，那二十四億土石方，攤到每個人頭上就是每個人要負擔六十立方土石方，我上過挑土方的工地，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不像幹農活，還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勞力大約要挑七八十擔，濕土要挑上百擔，隨著水庫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長，行走更艱難。當時修水庫施行機械化作業的地區，安徽除了國家投資的佛子嶺水庫梅山水庫等之外，農村人民公社興修水庫，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馬，是人挖人挑的。挑水庫一般在農閒水位低的季節，就算三個月吧，除去陰雨天，和各種雜事，實際挑土方的日子也就兩個來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開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後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後期愈來愈多。實際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負擔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兩個月一個人總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擔計算，就是八．九千近萬擔，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擔土石，這是個什麼概念，即使是一天幹上12個小時，也幹不完！不要忘了，當時農民手中早已家無餘糧，靠公社食堂清湯寡水，都在半飢餓之中，大批人患了營養不良的浮腫病和乾瘦症，把這樣的饑民和病號，趕到如此繁重體力活的水庫工地上，無異於催促農民們早死，事實也是很多社員，特別是擔負重體力活的青壯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庫工地上。我劃右後被送到皖南廣德縣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常去當地的新杭水庫工地挑肥，就親眼見到一些饑餓力竭的社員，倒斃在工地和路邊。更值得一說的是，這些耗盡農民體力乃至生命的水庫工程，由於是土法上馬，既無科學設計，又無鋼筋水泥支撐，大部分皆毀於第二年春訊，形成次生災害。

　　當年執政者，為了自身獲得最大利益，在搜刮了百姓的幾乎全體物質財富之後，又無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勞力，終於釀成亙古未有的大災難，也喪盡了民心。使人不能不想起兩千多年前老子所說過的幾句話：「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官府盤剝太多，百姓能不挨餓嗎？官府把百姓當牲口一樣驅使，百姓能那麼聽話嗎？官員們一個個盡情享受，老百姓還有活路嗎？胡適先生曾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老子》一節中說到：「讀者試把〈伐檀〉、〈碩鼠〉兩篇詩記在心裡，便知老子所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的話，乃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大綱37頁）原來千古暴政，都是一個樣子。

　　那些年安徽百姓過的是幾乎豬狗都不如的日子，那麼，以曾希聖黃巖們為代表的省級領導們在幹嗎呢？與百姓同甘共苦嗎？說心裡話，儘管安徽省委一班人，49年後在安徽未做過什麼好事，搞政治運動倒是行家裡手，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害得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可是在對待幾千萬農民方面，還是希望他們能發一點善心的。因為你們整知識分子也好，整大大小小私營工商業者也好，整右傾幹部也好，你們都可以打一張牌，說你們整倒資產階級和代理人，是為廣大工農群眾謀福利，是要「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可是你們對農民出那麼狠的毒招，做最徹底的剝奪，你們又能如何自圓其說呢？你們儘管想的做的都只能是一切都為了執政者自身的最高利益，那麼就是為了能夠更長遠的剝奪，你們也應該有一點憐憫之心，不能見死不救吧，要是安徽的百姓都大批大批餓死了，你們的省委書記省長還怎麼當？

　　可惜，我想的太天真了，所有我希望能看到的東西，除了張愷帆無為放糧解散食堂，曾呈現過一線曙光，又被迅速撲滅之外，看到的聽到的依然是躍進再躍進，逼糧再逼糧，死人再死人！更惡劣的是省委曾希聖等一班人，整倒張愷帆之後，更加躊躇滿志，一意孤行，盡皆食民而肥。真正的一邊是大批百姓在苛政下累餓而死，一邊是貪婪無度荒淫無恥，連極左派大將，竭力鼓吹大躍進的柯慶施都看不下去了，說他們是像豬－樣在往前拱，終於集體出局，拱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其實這麼說對他們也多少有點不「公」，安徽省委一班人胡作非為，像豬一樣往前拱，害死了幾百萬老百姓，別的省頭頭們，都施政有方，廉潔自律，百姓們都安居樂業了嗎？真要是那樣，安徽的頭頭全拉出去斃了也不冤。可惜事實不是這樣，原來在全國一盤棋的格局下，各省市之間並無大的差異，只多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既然大家彼此彼此，幹嗎他們能平安度過，連餓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不但未受處分，反而升了官，成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儼然乎國家領導人了。那為什麼偏偏安徽省委要倒那麼大霉，常委們集體出局呢？！想想也是呀，都一樣幹了壞事，結局咋的就這麼不－樣呢？

　　都是張愷帆惹的禍！本來張愷帆作為安徽省委主要領導之一，安徽省委那些年幹了那麼多壞事，他都不可能獨善其身。雖說張愷帆在安徽一貫心慈面軟，在政治運動連年時，保護了許多人，是出了名的大「黑」傘。但他也得按官場規則辦事，不可能－切了無干係。正如省長黃巖批判他時所說的，你揭安徽省委的蓋子，不是在揭自己嗎？深諳官場潛規則，又有長期從政經驗的張愷帆，焉能不懂這一點淺顯的道理。他當然知道如果隨大流，按既定方針辦，結果當然是平安無事，安徽再死多少人，上有毛澤東下有曾希聖頂著，賬是算不到他頭上的，即使是渾渾噩噩，也能平安到老。省裡乃至全國官員，大家都在按當時的規則出牌，你居然敢擅越雷池，想到過嚴重後果嗎？

　　是的，張愷帆越軌了，他從省委集團裡剝離出去了，也從當時的大躍進的主流輿論的浪潮中跳出來了，他成了一隻涅盤的鳳凰，而鳳凰涅盤是要受火刑的！而張愷帆涅盤的過程，也確是歷受煎熬，差一點粉身碎骨。

　　張愷帆的覺醒或曰涅盤過程，有一個思想認識的轉變過程，並非是一時的衝動，更不是什麼匹夫之勇，而是揉合了多種因素，包括張愷帆的人文素養和做人的品格，這也是歷史選擇了張愷帆的重要原因。

　　而促使張愷帆毅然轉身的則是安徽農村大饑荒嚴峻的現實，安徽作為大躍進重災區，災難是全方位的。宣城、亳縣、鳳陽、定遠、和我的故鄉全椒等縣，當時都處在被逼糧而饑餓難熬的水深火熱之中，這些張愷帆都是知情的。而迫使張愷帆奮然一跳的直接原因，則是家鄉無為縣農村饑民的哀號和餓殍的屍臭！

　　張愷帆在大躍進中的安徽農村，尤其是他的家鄉無為縣，究竟看到了什麼呢？先摘抄一段《張愷帆回憶錄》裡的有關記載；「1959年，糧荒十分嚴重，群眾叫苦不迭，省委負責同志還以為這是「假象」，是群眾把糧食藏起來了，命令下面把糧食搜出來。張愷帆因為還兼著巢縣縣委書記，常在下面走，知道實情，可當時浮誇嚴重，不敢講真話，就在省委常委會上提議，都下到基層和農民一起過人民公社化後第一個春節，曾希聖聽了很高興。到農村一看，群眾缺糧叫苦不迭。我們的幹部卻到處搜糧食，甚至把農民草堆拆了找，群眾家裡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鍋裡全是青菜蘿蔔葉子，很少見到糧食---。（《張愷帆回憶錄》第341頁，以下只注頁數）鑒於有人說農民們晚上偷著燒吃的，我和縣農工部長陳建章同志一起坐車下鄉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許多群眾當時連燈也點不起的。好不容易見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陳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煙為借口去察看。敲開了門，那家農民果然在燒鍋，我揭開鍋蓋一看，全是青菜、蘿蔔葉子，沒有一點糧食！那個農民說，白天要幹活，晚上不弄點吃吃就餓得睡不著覺。

　　（59年）二三月份，合肥市委書記劉征田、市長趙凱到巢縣找我，要求調糧到合肥。他們說：「合肥幾十萬人口，糧食只夠吃幾天的了，情況很急。」我說：「巢縣只剩千把萬斤，幾十萬人都指望它，好多人在餓飯，糧食沒法調。」劉征田同志說：「剛才曾政委（希聖）在廣播上說群眾有糧食，藏起來了，白天一片青，晚上－片紅（指晚上偷著燒吃的）」我說：「豈有此理，這完全是聽信了造謠！」劉征田說：「那現在怎麼辦呢？」我說：「我兼巢縣書記，不能不管巢縣人民疾苦，我可以不當省委書記，糧食不能調。」劉征田說：「有人說你受騙了，桂書記在桐城搞出了幾億斤，巢縣能例外嗎？」我說：「省委可以派人來查。」沒幾天，李凡夫、高鴻來了，------他們傳達省委負責同志對我的批評：「工作不深入，受欺騙。」我無話好說，就領著他們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點種子外，根本查不出糧食來，他們也無話可說。

　　以後張愷帆和他們又去了鄰縣含山，並去了鄰省江蘇的江浦縣橋林鎮考察。安徽還儘是要飯的，江蘇情況已好得多，江蘇農民說，他們早就不吃食堂了。造成安徽這種局面，高徵購、浮誇風是主要原因，但辦食堂，層層剋扣，也是重要原因之－。與各省比較，安徽食堂持續的時間太久了！後果是慘痛的-----。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從江浦回來後，我要求向常委回報情況，一提回報，曾希聖同志說：「你的書面報告我已經看了，你不要回報了。老張，你為什麼總看陰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點右，要注意。」其他書記、常委在旁邊，也學會了看風使舵．報喜不報憂，投曾希聖之所好了。結果，下面來的同志都講好的，致使情況越來越嚴重。（340--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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