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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a/20120328/000605.htm
大饑荒年代的清醒者張愷帆之蒙冤往事
2012年03月28日10:11南方報業網  韓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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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大鬧無為20天」

1959年7月4日，張愷帆在巢縣發現情況比春節時嚴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蘿蔔葉子。剛從無為縣趕來的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傑說，無為的情況更為嚴重。他們於是來到了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注15）

很多人向張愷帆下跪求救。他們說，「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麵），能發到我們手裡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食堂不能再辦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張愷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裡，第一個餓死的，家裡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注16）

張愷帆晚年回憶，當晚，在無為縣城，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向張愷帆彙報時，仍堅稱1958年全縣共收糧食13億斤，上交7億斤，現在農民每人每天可得4兩原糧，全縣浮腫病人不過萬把人，「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但第二天，他從無為縣糧食局長處獲知，縣裡有兩本賬，一本7億斤，另一本13億斤。前者準確。他知道縣委書記在說謊。（注17）

不過，7月7日張愷帆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作長篇講話時，還是首先表示：「對1958年的成績和今年午季豐收的成績是不能動搖的」。「特別是去年那樣大的旱情，我們還取得了很大豐收，全縣糧食總產在十一二億左右，超過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產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產。」（注18）

張愷帆在將「我們的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一筆帶過之後，著重講的是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存在缺點……主要是在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的同時，沒有很好地考慮到群眾生活，也就是沒有把群眾生活安排好。」他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提法並不科學：「肚子」比「面子」重要；現在問題非常嚴重，「病人很多。特別是浮腫病很多、粗腿很多，婦女子宮下垂很多，閉經的很多。我們到了許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著病人，每個村子都有。病人為什麼這樣多？57年、58年有這樣多麼？很顯然，與我們不關心群眾生活是分不開的，如果誰說這與生活沒有關係，那要檢查這個同志的群眾觀點。機關裡也沒有，我也沒有，省裡沒有，縣委會我看也沒有，關起門來說亮話，就是生活沒有搞好，沒營養，再加上去年大躍進勞動過度所造成的。現在有許多人骨瘦如柴，爭（睜）眼看不到這個事實是不對的。」（注19）

張愷帆並沒有說出已經大規模餓死人的事實，他甚至沒有直接提及餓死人。（注20）但他不斷提及幹部的工作作風蠻橫，曾逼死社員：「群眾現在對我們意見很多，我講今天到會的幹部，當然大多數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動輒就是打罵，不給飯吃，有的作風壞到這樣程度：『吃乾飯上前（怕被人吃完了），吃稀飯上後（前面稀些後面稠些）』，群眾意見很大。我們講作為一個黨員，一個幹部，應該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可是他們這樣還嫌不夠。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還要吃夜餐，我親自在黃汰城看見兩個人在食堂裡吃兩碗很厚的麵疙瘩，油倒得像濃茶，原來這兩個人都是幹部，群眾揭發他們不僅好吃，而且經常打人，有一個是生產隊長，還逼死一個社員。浮腫病人吃的紅糖、黃豆，有些幹部還從中卡油，據說有個地方發了幾十斤紅糖被幾個醫生全部分掉。這些人要加倍處分，他們在『死人手中抓飯吃』，不處分怎麼得了！」

張愷帆還說，中央指示，死人要深埋，上面豎碑，栽幾棵樹，一個公社可以搞幾個公墓區。現在無為縣亂挖人家墳墓的行為脫離了群眾。他打算在無為縣蹲上幾個月不走，對發現的剋扣糧食行為一定依法紀嚴處。在這次講話行將結束時，張愷帆宣佈了三項紀律：不准打人、罵人、捆人；不准剋扣口糧標準；不准營私舞弊（包括貪污腐化在內）。（注21）

幹部「工作作風問題」是張愷帆批評的重點，在接下來幾天的講話中一再提及。1959年7月22日，張愷帆在無為的一次會議上說，「基層幹部動輒打人，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比較普遍，從上到下，幾乎都有。我們有個縣委委員，名叫賴風旭，在三官殿打人，同時我昨天還接到一封來信，說他老婆在那裡吃喝嫖賭，樣樣都來，賴在養殖場裡，據說問題很多。宗發有個基層幹部，打了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貧農五人。打了之後還扣人傢伙食，同時，打人的時候，又不准人拉，誰要拉他就打誰。有個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屬到大隊要2塊錢買官（棺）材都沒有要到。他打的人，從七歲到63歲，老少都有。曾經一早上打碎人家六口鍋。這個人現在逮捕了，可是有些人還在顧慮，他是曾政委的警衛員，整他他要告狀。曾政委難道會庇護在他面前工作過的人嗎？你們把省委首長看得這樣簡單。我們在處理幹部的時候是要保護幹部的積極性，但是，是否違法亂紀，致成人命，嚴重的破壞黨的政治影響的人，也要保護他的積極性呢？如果這樣搞，那就要損害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注22）

這裡所提到的曾政委，即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

按照一個半月後無為縣的彙報材料，張愷帆在無為縣共處分15名幹部，此外還「罵了九人」。（注23）在無為縣，張愷帆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解散食堂）、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開放水面，開放自由市場。他晚年回憶說，在7月7日講話之前，他在無為縣西鄉、東鄉、南鄉考察了二三十個公社，回到縣城後即決定給安徽省委寫報告，同時停辦食堂。稍晚，正在安徽廬江縣調研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也被張愷帆叫到無為，張愷帆希望桂能與他一同反映無為的現狀。「我知道，這種時候，我一個人反映，曾希聖同志肯定是不會相信的。」

此時，王光宇已將無為縣200萬斤糧食裝上船，準備完成省委要求的徵購任務。「王光宇同志一天幾次電話向無為要糧食，張口就是幾千萬斤……他（桂林棲）把桌子一拍：『裝上船也不行！卸下來！糧食一點也不准調出去！』」張愷帆說，這之後，他打電話給安徽省候補書記、副省長陸學斌，希望他從省委宣傳部派兩個人過來。陸學斌派來了《安徽日報》的兩名記者。張愷帆讓他們寫一份報告外加一份內參。「如果省裡講不通，就把內參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風險，我是決心要把實際情況反映上去的。」（注24）

只是，令他意外的是，正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改變了政策方向。他也因此受到牽連，與陸學斌一道被打成「妄圖修改總路線」的「張陸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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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掃地出門，批倒批臭

按張愷帆晚年的回憶。他在無為縣調查時，安徽省委常委宋孟鄰等人也來到無為，「對凡是我調查過的地方，他全都重新『調查』一遍；凡是我說情況嚴重的地方，他都說不怎麼樣。他避著我召開地、縣幹部會議……宋孟鄰當著我的面不敢講什麼，卻背後放空氣：『張某人肯定要犯錯誤了，他大鬧無為二十天。』後來我才知道，我在無為解散食堂，他們已經派高鴻（安徽省委常委）專程把我寫的反映無為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送到廬山給曾希聖、黃巖看了，說我『大鬧無為二十天，擅自強迫解散食堂。』宋還背著我找白犁平（安徽省民政廳廳長）、夏雲（安徽省政府辦公廳主任）談話，說：『張某人不看全局，專看陰暗面！』我再在無為蹲下去也沒有意思了，就回到了合肥。」（注25）

回到合肥後，張愷帆發現，此前曾支持他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也改變了態度，認為「無為的情況還是可以的。」因為彭德懷1958年上半年來安徽時，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專門就張愷帆案形成報告，送給廬山開會的曾希聖，後遞交給毛澤東。8月10日，毛澤東做了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佈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安徽省省長黃巖提前從廬山回來，召集省委常委會議，張愷帆開始受到長達51天的批鬥，被「掃地出門」。（注26）

「父親要寫檢討，不讓回家。」張愷帆之子張新元說，父親有時會帶他出席批鬥會，他對此有模糊的印象：在合肥稻香樓賓館地下的會議室裡，因天氣炎熱，而放置了一個堆滿冰塊的大木盆降溫。現場人並不是很多，張愷帆寫的檢討無法被通過，大家坐著批鬥他。

有的批鬥會則人數眾多。廬山會議後，安徽省文化廳黨組成員方一清參加了安徽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主會場在江淮大戲院，坐了1000多人，還有別的會場，一共有2000多人與會。大會開了幾天時間，傳達廬山會議精神，接下來小會批鬥張愷帆。」方一清記得比較清楚的是一次一兩百人參加的批鬥會場，張愷帆沒有受到體罰，他坐在那裡，既不反駁，也不檢討，只是沉默聽那些批判話語。

方一清說，當時發言的人很多，以省委領導為主，他沒有發言，同時意識到自己也可能在劫難逃。果然，他也很快因「反對大躍進，說放衛星是假的」、「配合張愷帆向黨發動進攻，說人民公社餓死人」等罪狀而被打成右傾分子。在被打倒之前，安徽省文化廳擬任方一清為單位內的反右傾辦公室主任，方一清說他拒絕了。「我知道這個職位要說瞎話，我不願鬥人，就說自己思想跟不上，不夠條件。」這後來也成為方一清的一條罪名，不僅辜負黨組織的信任，而且牽涉到對廬山會議的態度。

無為縣開始收集並彙報張愷帆的相關材料，內容包括張愷帆在無為期間的講話、批示、調查報告、通話記錄等，張愷帆會見過的人接受了調查，縣委相關領導還專門就某些情況做了說明，包括張愷帆1957年在無為的講話也被翻了出來。（注27）對張愷帆的批判並不局限在「三還原兩開放」，包括他在巢縣「站在地富立場，引起思想混亂」，以及保護反革命分子劉某的歷史也被揭發出來。他講過的一句話 —— 一個幹部兩個保姆，以前資產階級這樣的也不多，同樣被認為是反黨言論。此外，另有材料舉報他違反交規反要抓交通協管員及「大鬧勝利旅社」辱罵服務員，不一而足。（注28）總之是要從各個層面將其批倒批臭。

1959年國慶前幾天，張愷帆一家被下放到淮北勞動。這之後他還曾被秘密囚禁，調查解放前坐牢的經歷，欲定其為「內奸」。（注29）張愷帆受到批鬥後，安徽農村的境況每日愈下。無為縣剛剛升起的希望又沉了下去。「我老家方樓村有100多人，餓死了一半。我家也死了不少人。他們也來求援過，我沒辦法。自己都吃不飽，一個月20多斤糧，鄉下來人還要招待。」方一清說，他的岳母、內兄和解放前剛剛分家的叔叔都在死亡名單上。

做了三年右傾分子之後，張愷帆在1962年6月被宣佈平反。依官方數據，在無為縣大躍進人口最低谷的1960年，人口總數為662557人，而此前該縣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來，無為縣人口減少了約32萬人，大約是該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注30）而整個安徽省農村1961年較1958年共減少了449萬人。（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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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注1：張新元2012年1月於安徽合肥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2、6：《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3、4、5：《張愷帆回憶錄》張愷帆口述，宋霖記錄整理，宋霖、劉思祥註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7：《無為日報》1959年7月4日頭版報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宣傳口各單位幹部積極開墾種菜》。

注8：《無為縣志》126頁，無為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注9：據《無為縣志》，1959年無為縣人口死亡人數為86278人，死亡率為9.747%.而在1957、1958年年，死亡率分別為0.913%和1.104%.

注10：參見《張愷帆回憶錄》。

注11：在《張愷帆回憶錄》中，有關於李世農「因為如實反映情況」而受批判的段落，但並未提及張愷帆參與批鬥，也沒有就此道歉。

注12：2012年1月，方一清在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13、14、15、16、17：《張愷帆回憶錄》。

注18、19：《張愷帆同志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無為縣檔案館館藏。《張愷帆回憶錄》也收錄該講話，但個別地方有增刪。譬如，刪掉了「對1958年的成績和今年午季豐收的成績是不能動搖的」，在「全縣糧食總產在十一二億左右」前增加了一句「據縣委彙報」。

注20：戴厚英在1992年3月《隨筆》雜誌發表的《愷老，您好》中說，「在那謊言無價，人命如草的『大躍進』年月，安徽人民的狀況只能用血淚書寫……就在這個時候，張愷帆發出了一個真實的聲音：百姓家裡沒糧了，他們已經餓死了。」事實是，張愷帆並未直言餓死人，這大概因為當時的氛圍下，公開宣說餓死人仍是重大政治錯誤。

注21：1959年7月7日《張愷帆同志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

注22：《張省長在無為縣公社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無為縣檔案館館藏。

注23：《張愷帆處分和罵幹部情況》，1959年9月6日統計。無為縣檔案館館藏。

注24、25、26：《張愷帆回憶錄》。

注27：見無為縣檔案館檔案《關於對反黨分子張愷帆在無為進行反黨罪行活動、檢舉有關材料及省委張陸聯盟的會議》。

注28：參見合肥市檔案館相關檔案。

注29：《張愷帆回憶錄》。

注30：參見《無為縣志》。無為縣實際人口以1961年為最低，但因遷入人口多，故總數超過1960年。該統計數據也疑似造假，因為出生、死亡和遷入、遷出的人數，和總人數的增減並不吻合。

注31：見《當代中國的安徽》第602頁附錄二《安徽省綜合統計表》之人口數，1958年年末安徽農村總人口為2997萬人，1961年末為2548萬人。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959年，張愷帆來到了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張愷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裡，第一個餓死的，家裡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

◎張愷帆回憶，在無為縣城，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向張愷帆彙報時，仍堅稱1958年全縣共收糧食13億斤，上交7億斤，現在農民每人每天可得4兩原糧，全縣浮腫病人不過萬把人，「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但第二天，他從無為縣糧食局長處獲知，縣裡有兩本賬，一本7億斤，另一本13億斤。

◎在無為縣，張愷帆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解散食堂）、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開放水面，開放自由市場。張愷帆還讓《安徽日報》的兩名記者寫一份報告外加一份內參。「如果省裡講不通，就把內參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風險，我是決心要把實際情況反映上去的。」

◎彭德懷1958年上半年來安徽時，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專門就張愷帆案形成報告，送到廬山。8月10日，毛澤東做了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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