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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宣言的現在進行式
2013-11-18 01:41 中國時報 【林泉忠】(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70年前的今天,即1943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分偕蔣夫人宋美齡暨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王寵惠等一行登上由重慶起飛的專機奔赴埃及首都開羅,出席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及英國首相丘吉爾約定的三國高峰會(右圖,本報資料照片),揭開了左右戰後秩序的歷史性會議的序幕。
開羅會議與《開羅宣言》之意義,除涉及戰後台灣地位爭議部分外,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乏人問津,然近年來卻在兩岸「突然」受到高度關注。
究其背景,其一,因近年釣魚台領土紛爭加劇,兩岸政府在強化對釣魚台主權之主張時,不約而同地引用《開羅宣言》之行文,強調「作為台灣之附屬島嶼,應於戰後連同台灣與澎湖歸還中國」,以作為國際法之依據;而近期大陸更進一步推展新一波的論述:「日本占據釣魚台是破壞《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所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
其二,馬英九總統強調開羅會議確定了戰後中華民國與台灣之關係,從而否定爭論不休的「台灣地位未定論」。馬總統一方面採用直接的表述,指出「《開羅宣言》說明台灣是怎麼回來的」;另一方面又嘗試將開羅宣言與1952年的《中日和約》連接,透過時空的重置聯繫,從而力主「中華民國與日本於台北賓館簽署的《中日和約》確定了台灣歸中華民國」,因為「 《中日和約》履行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之精神」。
其三,過去大陸因意識形態使然,長期對開羅會議消極以對,不過近年來掀起的「民國熱」與對國民黨於抗戰之貢獻的重新評價,也使大陸學術界獲得再認識開羅會議之意義與討論研究的新環境。
開羅會議最重要的一個功能,是奠定戰後世界秩序的基礎。筆者以為有關《開羅宣言》的研究是目前兩岸包括抗戰史部分在內爭議較少,且值得共同深化研究的課題。對中華民國或1949年後的兩岸政府而言,其歷史與現實之意義涵蓋3個層面。
意義之一,是開羅會議加速了中國抗戰的勝利與日本之戰敗,並確立戰爭結束後的中日定位,即一方為戰勝國,另一方為戰敗國。1941年底美日開戰,鼓舞了中國抗戰的士氣,蔣委員長也對開羅會議內商議的對日作戰合作充滿期待。
開羅會議最重要一個議題是商討對日作戰,而會議的3國軍事代表也達成相關合作共識,對其後中國在戰區進一步扭轉戰局,最後取得抗戰勝利帶來直接影響。同時,開羅會議之所以邀請中國最高領袖出席,也是對中國在戰後亞洲扮演領導地位的期許。另一方面,會議達成對戰後日本的處置包括非軍事化的共識,也導致日本在戰後長期處在一個「非正常國家」狀態,延續至今。
開羅會議所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對中華民國的第二層意義,是確定中國躋身「世界四強」。開羅會議前1個月,莫斯科四國宣言發表,中國四強地位雛形確立。該地位在開羅會議得到美英進一步確認,對中華民國在戰後與主要戰勝國共同創立聯合國,並順理成章地成為安理會成員國帶來直接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就是承接中華民國的五強地位。
開羅會議影響至今的第三層意義,是決定或影響了戰後中國對相關領土的處置權。此內容涵蓋幾部分,其一是收復失地,包括東北四省、遼東半島、旅順大連、台灣澎湖、西沙南沙等;其二,會議宣言成為中華民國主張對釣魚台列嶼聲索權之依據;其三,擁有對琉球歸屬之異議權。中華民國根據開羅會議期間的討論、對會議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的理解,至今仍主張「琉球群島之未來地位,應由主要同盟國予以決定」。
誠如70年前羅斯福於開羅會議致開幕辭中所言,「此會乃歷史性之會議…,所獲取之果實,將不僅及於最近之將來,且將垂於此後之若干世代」,開羅會議及宣言對戰後東亞乃至世界秩序之影響並非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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