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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民主中國》2001年四月號
從娃娃抓起的殘忍
--為文革三十五週年而作
劉曉波
2001 April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大陸對於文革歷史的清理和研究，除了旨在洗刷自己的訴苦、並用苦難為自己貼金之外，大陸人並沒有做出哪怕是差強人意的成績。一場全民捲入的大劫難，罪責只有林彪、「四人幫」及其黨羽來承擔，而其他的人，似乎都變成了受難者和反「四人幫」的英雄。這種自我美化的傾向到今天還在氾濫。最近出了兩本高幹子弟關於文革的回憶錄《從北大到哈佛》和《紅色季風》，作者都是有一定權力背景的老紅衛兵，他們對文革的回憶仍然遮遮掩掩，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先知，盡量美化自己的造反行為。
關於文革，不僅中共高層權力爭鬥的真相仍然難以還原，而且民眾造反的真相也是大片空白。官方的壓制固然是重要原因（比如封鎖官方的文革檔案、查禁某些文革書籍、和逮捕文革專家宋永毅等），而當年的狂熱參與者們的沉默，特別是老紅衛兵們的沉默，則是更重要的原因。因為中共能夠有效封鎖的主要是官方檔案，民間的文革親歷者的記憶難以全面封殺。
八十年代，寫了《隨想錄》的老作家巴金發出建立「文革紀念館」的呼籲，他對自己在毛澤東時代的所作所為也有所反省；九十年代，老作家韋君宜的《思痛錄》是一本充滿自省和懺悔精神的回憶錄。在書中，她在懺悔自己整人的歷史同時，也向已經成為知名作家的老紅衛兵們發出挑戰，她說：「如梁曉聲、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裡，都只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
更有意義的是，詩人郭小川的親屬以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不為尊者韙，向讀者公開了大量郭小川的日記，其中既有郭小川被整的資料，更有他整人和反覆作交代作檢討的記載，為毛澤東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傾軋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以這種方式紀念父親的亡靈，在大陸已逝名人的家屬中是極為罕見的。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懺悔，有良知的活著的人替已逝者懺悔。
另外，余傑等沒有親歷過文革的青年評論家，也高聲呼喚懺悔精神，質疑紅遍兩岸的隨筆作家兼大學教授余秋雨--為什麼只矯情地感歎傳統文化的失落，批判歷史上那些出賣祖宗的不肖子孫，而不對自己在文革中充當御用筆桿子的歷史進行反省。由此還引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筆戰。由此可見，提倡對罪責進行懺悔的群體，主要是歷盡滄桑的老一代和沒有親歷文革的新生代，獨獨缺少文革時期造反的主力群體老紅衛兵一代。
不能說那代老紅衛兵中沒有人自省過，支持青年一代提倡懺悔精神的老紅衛兵徐友漁，寫出了頗有深度的真誠自省《我的造反生涯》。但是，徐友漁的自省再深刻也僅是個案，比起當年狂熱的全國性造反而言，實在是連九牛一毛都不及。最近，《南方週末》開闢了一個懺悔專欄，發過一些當事人的懺悔，但是還沒有給人以震撼和深思的自省。
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剛剛十一歲，是個小學生，沒有資格和機會獻身於紅衛兵的那種造反壯舉，但是，不安分的天性使我的心中有著強烈的造反衝動。我大哥當時是高中一年級，可以造反和大串連，我曾央求他帶我一起串連，他堅決不答應。雖然像我這種年齡的小學生無法真正進入紅衛兵的造反行列，因而也沒有免費周遊四方的資格，但是，當時的全民狂熱會感染每一個人，連呼吸中都充滿了如火如荼的造反氣氛，人與人之間的殘忍遍及全社會的每個家庭，學習毫不留情的鬥爭哲學也是從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學校頻繁組織的批判會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幾歲的孩子變成了以殘酷為樂為榮的劊子手。
「革命的道理千頭萬緒，但是，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這樣的最高指示我至今還能倒背如流。「紅小兵，齊上陣，大家都來狠狠批！」這樣的歌詞是我這個年齡的人都非常熟悉的。由此可見，很少有人能主動自外於當時的造反式革命，孩子也不能。我當時就特別羨慕大哥那個年齡層的紅衛兵，無奈之下，也就只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生活範圍內，模仿他們的造反行為，施展自己的殘忍天才。
回想起來，記得最清楚的事是我在十一到十二歲時，曾經對一個和我奶奶同齡的老頭兒殘忍了一把。那老頭叫尹海，當過幾天國民黨兵，後來開小差兒逃跑了，卻被解放軍抓住了。據他自己的坦白交代，他天生耗子膽，一聽到槍響就全身發抖，在戰場上總是被長官用槍逼著衝鋒。但是，當逃兵並沒有使他倖免於難，1949年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他住我家樓下，以走街串巷的理髮為業，就是拿著個鐵鈸子和一根半尺左右的小鐵棒，小鐵棒插在鐵鈸子的兩片鐵之間，用力一擼，就發出一串金屬碰撞的響聲，顫音要好久才消失，很悅耳。他和我奶奶關係不錯，經常在一起聊天，可能是因為命運相同的緣故吧，因為我奶奶的本人成份是地主。文革前，我家幾個男孩理髮，奶奶大都找他，有時他還不收或少收理髮費。
文革來了，厄運再一次以兇猛的氣勢降臨。我奶奶被趕回了農村老家，接受貧下中農的批判和改造。老尹海沒有農村老家可回，無處發配，命運就更慘。兒子與他劃清界限，他被迫從家中搬出來，住在我們院鍋爐房中一間幾平米的長方形小屋裡，又陰又潮，除了床，屋裡就沒有多餘的空間了。他也不能再給別人剃頭了，只能以撿破爛為生。我們院還有一個叫「東方」的日本女人，她與老尹海一起挨整，除了數不清的批判會之外，每天早請示晚彙報表忠心跳忠字舞時，尹海與東方就在毛澤東畫像前低頭請罪。有一次，老尹海在批鬥會上被打瘸了，想向組織上請一天假，不參加一早一晚的請罪，但是組織上堅決不准，硬是讓幾個小伙子把他拖來，跪在毛澤東的畫像前。我們這些孩子也經常拿他倆尋開心。
從文革一開始，老尹海就被剃了大禿頭，刮得锃亮。有一天我和幾個夥伴邊走邊找樂子，忽然看見在垃圾堆中翻來翻去的老尹海的禿頭，在陽光下愈發閃亮。我一下兩眼放光，來了興致，「這下有玩意了。」我擺手招呼夥伴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站在老尹海的背後，看著他手裡拿著用廢鐵絲做成的簽子，彎著腰在垃圾堆裡翻來揀去。我突然高聲大喊：「老尹海，把頭抬起來。把錛兒頭（額頭）伸過來，讓我彈幾個腦瓜嘣！」老尹海毫無準備，被我的當頭斷喝嚇了一跳。他鎮靜了一會兒，站起身，回頭望著我。當他想清楚了我的野蠻要求時，突然驚嚇的恐懼變成了一臉無奈的乞求相。他低聲下氣地說：「三兒（我在家排行老三），我比你奶歲數還大，又是老鄰居，以前總給你們哥幾個剃頭，就饒過我這一回。」我說：「不行！你個老反革命，還敢討價還價？你越來越膽肥了（膽大）！一定要彈！非彈不可！」他又乞求了幾句，看看把他團團圍住的幾個滿臉凶相的孩子，覺得實在躲不過這一劫了，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實在要彈，三兒，我轉過去，你彈我的後腦勺，行不？」我說：「你這個老傢伙夠滑頭的，怪不得定你歷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彈你的錛兒頭。」其他幾個小孩也跟著鬨，把老尹海的裝破爛的竹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說，「不讓彈，你以後就別想再撿破爛了。」「老傢伙，還想不想過好日子了？」
老尹海無奈，只好硬撐著伸過頭。陽光很酷，他的額頭佈滿滲出的細小汗珠，我只顧自己開心，全不知道這樣的惡作劇對於他是一種多麼大的人格侮辱。他的歲數可以做我的爺爺，他為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頭時給我講笑話。可那時的我，絲毫沒有想過老尹海以前對我家的好，更不會對他現在的悲慘處境有絲毫同情，所以也並不覺得這樣欺負他有什麼心理負擔，只覺得好玩、過癮、開心。
我看著他閃亮的佈滿汗珠的額頭，活動一下自己的手指，運了運氣，便狠狠地彈著他的錛頭。「砰、砰砰、蓬蓬砰、砰……」，時而清脆、時而沉悶、時而節奏快、時而有間隔，時而因為他的腦門浸滿汗珠，手指彈上去會打滑。一打滑，手指就吃不上力，就一定要再彈，而且要加倍多彈，作為對他的懲罰。我的手指彈痛了，指甲上滑滑的沾滿汗漬，我就把手指在他的臉上蹭一蹭，然後接著彈，直到彈得手指有點兒發麻發木，方才罷休。其他幾個孩子也跟著彈了，有時是幾個孩子的手指同時落在他的腦門的各個部位。
老尹海再也沒有任何乞求、反抗、和躲避，只是一聲不吭地忍受著，多次受年輕人的折磨和侮辱的經驗告訴他，小孩或年輕人都有強烈的逆反心理，越乞求越反抗越躲避，受到的懲罰就越重，受侮辱的時間就越長。老尹海的馴順使惡作劇的刺激和高潮很快就過去了，手指麻木的我們也喪失了興致。當我們終於停了下來，他立刻低下頭，不敢看我們，轉過身去，背對著我們收撿著散了一地的破爛。我們笑嘻嘻地衝著老尹海的背吐了幾口唾沫，高聲說了句：「這次便宜你個老反革命了。」便大勝而歸般地揚長而去。
現在想想，他一定偷偷地流淚了，而且是老淚縱橫。不光是眼淚，更是往心裡流的恥辱。一個年近七十的、為孩子們理髮的老人，一個和孩子們的長輩要好的老鄰居，卻被他看著長大的十一、二歲的毛孩子如此侮辱！人的心如果會出血，老尹海的心肯定滲出了血，而且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彈在他錛兒頭上的時刻。
以後，老尹海一見到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孩子，大老遠就衝著我們振臂高呼：「向紅小兵學習！向紅小兵致敬！向革命小將請罪！」逗得我們哈哈大笑。再以後，我們和老尹海還有了點兒交情。他靠撿破爛（主要是廢紙）謀生，我們能幫他的大忙。天一黑，我們就拿著他的破竹筐去撕大字報，用不了半個小時，就可以把筐塞得滿滿登登。以此為交換，我們可以躲在他的小屋裡抽煙。開始，老尹海很害怕，這要是被人知道了，非給他戴上教唆孩子們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大罪名，豈不是罪上加罪。好在後來這種事從沒發生過。
再後來，等我從插隊的農村回到城裡時，老尹海已經死了。而現在，當我意識到自己的罪責時，我的道歉和懺悔，老尹海已經聽不見了！我是個無神論者，但此刻的我多希望真有靈魂不死，讓老尹海的亡靈聽到我的負疚之聲。我沒有資格乞求他的原諒，只求他能聽到。
類似的殘忍行為以及對殘忍的自得其樂，我小時候沒少幹。這種行為與打砸搶、揪鬥走資派的紅衛兵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只因為政治賤民的身份，我就可以蠻橫地戲弄和侮辱一個熟悉而善良的老人，當我稚嫩的手指頭連續彈在老尹海的腦門上時，我不就是那些揪著熟悉的老師的頭髮的紅衛兵嗎？我在侮辱老尹海時，從未想到過我的奶奶也可能正在受著同樣的侮辱，就更不用說顧忌老人的尊嚴了。
我們這些人，在一種野蠻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長大，它崇尚暴力、培養仇恨、鼓勵殘忍、縱容無情，教給孩子們一種從娘胎裡帶出來的不拿人當人的殘暴凶狠。在視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當過劊子手和幫兇，誰也脫不掉責任，洗不清自己！特別是在文革結束後的這些年中，那些當年參與造反、在造反中進行迫害的人們，如果還心安理得、還粉飾歷史、還不向受害者公開道歉，還不以投身於廢除這個非人制度的鬥爭來贖罪，那麼，我們不僅還在延續著殘忍，而且類似文革那樣的全民殘忍的歷史還將重演。
事實上，文革結束後的二十多年中，類似的殘忍從未真正停止，儘管六四大屠殺的主凶是中共政權，但是六四之後的整肅中，我們整體的馴順和遺忘對於那些死難者來說，難道不是繼暴政對肉體的屠殺之後的又一次精神的屠殺嗎？難道不是另一種方式的殘忍嗎？現在，利用一個十九歲的大學生和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被燒焦的身體發動全國性的「校園拒絕邪教」運動，實質上是又一次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運動，教孩子們從小就學會殘忍。換言之，這種殘忍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就在於我們從未發自內心地承認我們的殘忍和罪責，並用根除這種殘忍的實際行為來贖罪。負主要責任的統治者沒有，負共謀責任的被統治者在整體上也沒有。
2001年4月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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