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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放》雜誌2006年8月號
八月，我們紀念文革受難者
◎ 王友琴
2006-8-1
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卞仲耘生前與丈夫王晶堯和四個子女。
四十年前開始的文革，殺害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衛兵暴力，則是文革殺戮的開端。四十年了。今年八月，我們是否準備好了紀念文革受難者？也許，依然沒有準備好。我們還沒有一座文革博物館，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建議的巴金老人卻已經在二○○五年去世。他提出建議是在一九八六年，整整二十年前。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建立這個博物館，但是一個公認的文革博物館就是無影無蹤。
依然沒有準備好，還不僅是因為沒有文革博物館，而且因為看不到將要建館的計劃和將能做事的團隊。巴金老人去世之時發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評巴金發出了建議卻只說不做沒有後續行動。天哪，巴金提出建議的時候已經八十二歲，難道這不是應該由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歲的人來進行後續行動和付諸實現的嗎？他們開始行動了嗎？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一些很大的聲音在說著，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年代，陽光燦爛的年代，青春無悔的年代，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年代。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似乎仍然不能成為輿論平台上的共識：人的生命至高無上，不是可以用來為甚麼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無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精力過剩的人遊戲的，更不是可以用來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竊竊私語卻也相當得到共鳴的聲音在說著，寫出和紀念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甚麼意義？ -- 他們甚至拒絕使用「文革受難者」這一詞語。文革「創造」了一大批新詞語：紅衛兵，造反派，紅五類，黑五類，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等等。文革的話語系統中絕對不允許有「受難者」這個說法。四十年後，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話語系統討論文革。一條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認為也適用於中國人：這樣眾多的受難者，這樣大規模的群體迫害和殺戮，是嚴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義的審判。真的讓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和那些強要人們忘卻或者認為記憶毫無價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堅強的人始終在堅持記憶和見證。他們從來沒有遺忘受難者。他們的願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別的人卻可能只是不知道。
王晶堯收集文革暴行物證四十年
在受難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堯的老人，他今年八十七歲了。四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當天晚上他被叫到學校，七名紅衛兵和革委會負責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權力當局和他談話（他保留了那張七個人手寫下的名單）。他家從來沒有照相機，但是他馬上就到商店買了一架照相機。他拍下了妻子的佈滿傷痕和血窟窿的屍體，拍下了四個孩子環繞母親遺體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時從火葬場煙囪裡冒出的一縷青煙。他留下了見證，儘管要得到司法正義的日子還遙遙無期。
王晶堯把妻子被打死的時候的所有東西都仔細保留了下來。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浸透血跡，上面還被用墨寫上了「打倒」二字（可見該校紅衛兵長期以來說她因「高血壓心臟病」而死是怎樣的謊言！），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還有家屬用來擦拭屍體上的血的紗布和手絹。每一樣東西，他都用塑膠袋分別包好，再放進一個皮箱。箱子裡還有手錶，是卞仲耘老師戴的手錶，是當時一件比較值錢的東西。可以看到，當她遭到毒打的時候，她的手錶上的鋼製的錶鏈被打得扭曲變形了。被打壞了的手錶停擺在三點四十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三點四十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時間。她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後，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間，王晶堯曾經在家裡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了一個靈堂。他和孩子們把她的照片貼在櫃子的裡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枝鮮花。櫃子的門隨時可以關上。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的紀念堂。在文革後，王晶堯向法院起訴，從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從一九七八年一直告到一九八九年。但是沒有結果。
二○○六年，王晶堯接受獨立電影製片人胡傑的採訪，作了一個記錄影片。他要把他的證物，他的照片，他的證詞，他四十年來對妻子的死亡的翻來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遠保留下來，告訴後代。不再是奧威爾說的「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將來」的時代了。數碼相機和電腦網路給了普通人機會，也能用傳播性的文字和畫面來記錄過去和紀念死者。現在，王晶堯已經準備好了，在光碟影片上紀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王開舜徐丕凱痛斥文革暴行
在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毒打的老師中，有一位王開舜老師。她那時是北京崇文區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語文老師。她和其他四十名老師在該校的「勞改隊」中。有一天在廁所中她正彎腰清掃便池，有紅衛兵在她背後打了一棒，她當時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虧一位難友扶她起來，給她服了自帶的雲南白藥。（那是老師們得隨身攜帶治療外傷的雲南白藥的時代！）接著，她又被驅逐出北京到老家農村務農。脊椎傷勢發展，後成弓形。已成痼疾，殘廢一生。
王開舜老師在八十歲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寫下她的經歷。她知道不會有出版社給她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寫文革的書有嚴格規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費時間去送審書稿碰釘子。）她自己花錢就把書印了出來。書的名字是《難圓的夢》。她在書裡寫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並不只寫她自己。她的心胸闊大，關懷及人。她還寫了其他老師們怎麼遭到「鬥爭」和受苦，寫了女十五中學的校長梁光琪怎麼被紅衛兵學生侮辱折磨，在教學樓裡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體上永遠打彎了王開舜老師的背，但是在她自費印出的書裡，可以看到的是一個挺直的脊樑和一個豐富堅韌的靈魂。
我們為甚麼不站在王晶堯及王開舜這兩位老人身邊，和他們一起來紀念文革受難者和那個悲慘的年代呢？
北京二龍路中學的前校長徐丕凱，最近坐在輪椅上接受前學生的訪問，講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龍路學校位於北京西城區，中央教育部隔壁。他被抄家，被「批鬥」。那年九月，他被紅衛兵押到安定農場「勞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勞動，還被該校和廣州八一中學來「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紅衛兵把徐丕凱和張放老師等「牛鬼蛇神」埋在坑裡，填上土，再挖出來。然後，幾個紅衛兵抬著身材瘦小的張放，喊著「一二三」，把她扔進兩三米深的大糞坑，張放滿身糞污爬出來以後，他們又抓起她把她扔進糞坑。徐丕凱老師實在看不下去，說：「她有錯誤，你們可以批判，請不要這樣對待她。」紅衛兵大罵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雙手綁上，當作活靶子練刺殺動作。他們用和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向徐校長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數根肋骨骨折。
看了這段採訪記錄，我立刻意識到我以前發表的關於張放老師受難的文章，還遠不夠充分。已經有人在指責我寫的文革歷史誇大了黑暗面，徐校長的見證說明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想為暴力迫害充當辯護者的人，應該好好傾聽徐丕凱校長的聲音。老人正在告訴我們事實。如果聽不見，那是我們的耳朵有了問題。
胡傑艱苦拍片記錄文革史實
我們更應該像胡傑那樣，來為記錄歷史真相和尋求人間真理而行動。他自己買了攝像機和有關設備，自己買了硬座火車票，前往全國各地，採訪有關人員，拍攝有關地點，剪輯整理，做出了一部電影《尋找林昭的靈魂》。看過電影的人，為林昭的悲劇英雄色彩深深感動，也深深敬佩胡傑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堯製作了新的電影《卞仲耘：我雖已死》。他不但給我們記錄了文革歷史，而且表明，我們中間有這樣的了不起的藝術家，正義、認真並富有才華。這給我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訴我：「你不知道啊，中國人現在只知道錢，根本不想看這些甚麼文革的事情。」我不以為記憶文革和掙錢有那樣的衝突。我記得，文革真是不讓人掙錢的時代。那時候，農民到市場賣個雞蛋買鹽買針買線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工廠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獎金被指控為「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識份子出書寫文章得到一點稿費，則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罪名。猶太人通常被認為是最會掙錢的民族，但是他們也建立了最好的紀念受難者的博物館和資料庫（可看 www.yadvashem.org <http://www.yadvashem.org>）。當然人不應該只知道錢，但是如果真不喜歡只知道掙錢的做法，不是應該放棄記憶文革，而是應該來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人，看看自己印書的王開舜老師（她可不是富翁，是個年老有病而且嚴重駝背的已退休多年的中學老師），看看自己花錢拍電影的胡傑（他可是個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養的正需要用錢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來致力於為妻子找回正義的王晶堯老人（他可是個已經年近九十本來可以遠離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們做了他們應做的，絕不是為了錢。（但我也認為如果有人願意付錢支持他們是非常好的。）他們為迫害作見證，他們為正義而努力，也是記錄歷史真相的義工。他們的工作的意義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他們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讓我們肅然起敬。看看他們吧，沒有藉口讓我們不和他們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報告，儘管一九六六年八月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摧毀了無數人的生命，破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也腐蝕鏽損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靈，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正在從中學習到教訓，並且做出了建設性的思考和研究。
大學生設計博物館遇羅克展示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築設計圖，是一份建築文革博物館的概念設計，一個年輕學生的學位論文。我還特別感到高興地得知，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已經授予了這個年輕人學位。導師和學生，兩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著精緻整齊地畫在紙上的這座建築物，以及說明詞，我知道這不是紙上談兵或畫餅充饑，這是實實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許聽起來過於樂觀，但是，至少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已經在構想中，甚至已經構想出來了。一座真的博物館是一定會建立起來的。
兩個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舉辦了一個遇羅克的展覽。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羅克在文革中寫作的文章，製作了展板，邀請了遇羅克的家人來參加（他和他們從不相識）。這個展覽只有幾個小時。時間雖然短促，規模雖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義無比豐富。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就這樣用自己的行動在為未來的文革博物館準備了內容，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正在得到記錄、研究、並且成為學校課程教育的一部分內容。我寫的《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從一九九七年以來印入哈佛大學的文革課讀本，那裡一個四年級大學生設計了問卷調查，開始做文革對人的心理的影響的研究。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國家的中學生的來信，他們在作關於中國文革的作業，或者做課堂表演，或者製作展覽板塊參加全國性的「歷史日」展覽競賽。人類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文革的教訓也可以超越時間和國界。
多年以來，我訪問了上千的文革經歷者，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出版了五十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鼓勵我繼續這一研究的讀者中，不但有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還有並未見過文革的年輕人。一位讀者來信說，他每星期「老淚縱橫」地聽這本書的朗讀。一位在文革後出生的年輕讀者說，他花了兩倍的價錢買到了這本書。當我聞此高價深感抱歉的時候，他卻說他覺得「值」。我深深感謝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為了沒有鬥爭會和牛棚的明天
二○○五年，有好幾位讀者來告訴我，《讀者》雜誌登載了我的書的前言的一節，《牛雞之間》。他們說，這可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每期發行七百萬冊。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讀，就有三百五十萬名讀者看到了這個故事。這篇文章講了一個我在採訪中聽到的真實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勞改」農場的人說，他養一群牛，常常帶牛群去一棵大柳樹附近吃草，那裡的草長得特別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樹旁殺了一頭因為太老而不能幹活的老牛。此後，他再帶牛群去柳樹邊吃草的時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記得他們被殺的同伴。但是雞就不一樣。殺了一隻雞後把雞腸子甚麼的丟在地上，別的雞會奔過來爭搶啄食。
我用這個故事來討論怎樣對待文革受難者。在收到的讀者來信中，這個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來信的標題就是「我不願再做雞了。」感謝讀者的理解，也感謝《讀者》雜誌傳播這個故事給百萬讀者。道德的種子在每個人的心中，得到滋養就會生長。同情，憐憫，慚愧，溫柔，和愛，會在我們心頭蓋過那種「死些人有甚麼了不起」的冷酷論調，會讓我們在未來的歲月中多一點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來對待他人和自己，也會讓我們攜起手來，為一個沒有「鬥爭會」和沒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對於文革歷史研究的現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悲觀，也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樂觀。而最重要的是，悲觀或樂觀都不能成為我們是否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主要因素。這種紀念是建立在正義、理性、和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一紀念已經開始，也將繼續。
今年八月，我們一定會紀念受難者。我甚至相信，八月五日，卞仲耘老師的忌日，有一天會正式成為「受難者日」，寫在我們的日曆上。這樣的紀念才能使我們不再淪為受難者。在根本的意義上來說，紀念並不是我們給予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甚麼，是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給了我們尋求拯救的啟示。
八月來了，讓我們一起紀念受難者。
二○○六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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