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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顧明德2006-5-10〈母親和她的女兒 — 記文革的一張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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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網站

母親和她的女兒 -- 記文革的一張佈告
顧明德
Wednesday, May 10, 2006


六八年底六九年初,我們到無錫、南通一帶串聯,那是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各城市鄉村的佈告欄內,貼滿了革命口號和對反革命份子的宣判書。人們見得多了,也就不足為怪,槍斃、判刑、勞改……反正都是革命鎮壓反革命,是捍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是防止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然而這一張佈告,似乎與眾不同。那是我們到無錫、南通一帶串聯時看到的。照片是一位年近四十的母親,判決書寫的是:她在家中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對共產黨不滿,最令廣大群眾憤慨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一條罪狀,是她竟敢在家中誣衊醜化偉大領袖毛主席!

就是這一罪狀,如犯天條,再沒有留活口的餘地。判決書上白紙黑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一判決結果本身已令人心驚肉跳,而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揭發這位母親犯下如此大罪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她的兩個親生女兒。

兩個女兒,一個十七歲,另一個,則僅有十三、四歲。母親離異,帶著她們二個孩子,生活一定倍加艱難。母親要用雙手養活孩子,養活自己,要供她們讀書,要省錢給他們吃穿。我想,這位母親一定身心疲憊,也一定是個性率直,經常在孩子面前訴苦,難免少不了抱怨黨的政策、社會制度,有時累了火了,就直接「攻擊偉大領袖」了。而孩子呢?想必已把全部的生命熱情投入了革命。革命口號已將全國人民激動得狂熱無比,革命歌曲「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已烙進年輕無知的心靈,並化作了革命行動。母親哪裡知道,她的言行,她在家裡說過的一些話,會被自己的女兒彙報給「黨和革命群眾」,而這些最終會讓她冤死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當年看到佈告,我只覺得寒心。我覺得這位母親在死去前,一定經受了雙倍的痛苦。一是自己死得太冤枉,有口莫辯。再就是她心已碎了,是自己的親生女兒,以革命的名義把她送上被槍斃的刑場。

母親是悲哀的,她死不瞑目。現在回想起來,這位母親還不是最悲慘,最痛不欲生的應是女兒。我不知道這兩姐妹如今在哪裡,是不是還活著,如果活著,大概也已經做母親了。她們不會忘記這一幕,永遠永遠,無法悔改和無法原諒,自己的惡夢,將伴隨她們終生。每當她為兒女付出,每當她得到兒女的親吻,我真不知她會怎麼想,是哭,還是笑,是欲悲無淚,還是忍受懺悔的良心受到刀絞般的巨痛……不知她們精神是否經得住折磨,還是以淚洗面度過一生。所有這些,不是一句「情何以堪」就能一筆帶過。

文革過去三十年了。文革中有多少夫妻翻臉,父子斷絕關係,師生反目為仇,家人大義滅親,種種世間悲情,人性醜惡一面的歇斯底里大暴露,所有的人都在踐踏自己和別人的靈魂。革命的狂熱使人失去理智,失去最起碼的人性--我們應當低頭懺悔,應當跪下,為自我的那顆醜陋罪惡的靈魂得到救贖和重生。

一個母親和兩個女兒,難免都一樣地悲慘。九泉之下的母親,請原諒自己的女兒,因為活著的人比死者更痛苦。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澳大利亞
作者惠寄    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May 10,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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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8 聯合報記者綜合報導〈文革舉報害死娘 昔紅衛兵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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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1/8082477.shtml
文革舉報害死娘 昔紅衛兵懺悔
【2013/08/08 聯合報】【聯合報╱記者程嘉文/綜合報導】 2013.08.08 04:56 am

今年十二月廿六日是毛澤東一百廿歲冥誕,在官方未公布悼念活動前,大陸民間已出現數起個人公開懺悔文革罪行個案,繼六月有當年的紅衛兵登廣告道歉外,昨天一名北京律師因不堪良心譴責,公開披露曾舉報母親「反革命」、後導致母親遭槍決的往事,盼民眾反思。

今年五十九歲的張紅兵,原名張鐵夫,一九六六年為響應文化大革命,年僅十二歲的他易名紅兵。新京報報導,文革爆發後,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被畫為「革命造反派」遭批鬥,他當時為與父親畫清界限,曾貼大字報批鬥父親。

張紅兵回憶說,一九七○年某一晚,他聽到媽媽批評毛澤東、肯定劉少奇,心中萬分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而是階級敵人」,而父親則表示要跟母親畫清界限,並出門舉報反革命言論。

張紅兵說,他當時怕父親會包庇母親,遂私下寫了檢舉函,與自己的紅衛兵胸章放一起,塞進當地軍代表家門縫裡;不久,軍代表和排長就來到家裡,一腳把母親踹跪在地上,像捆粽子一樣把人綁起來。

回想當時情景,張紅兵說,「我現在都記得她被捆時,肩關節喀喀作響的聲音」;舉報除擔心自己受牽累外,他當年認為,母親的言論罪不足死,未料母親因「反革命罪」被槍決,成為難以言喻的痛。

文革結束後,安徽省宿縣地區中級法院雖已作出平反裁定,但張紅兵畢生良心不安,至二○一一年起,他向母親墓地所在的安徽固鎮縣,提出將墓地列為文物的申請,並在聽證會上公開對「弒母」表示懺悔,盼自己能作為反面教材。

文革因觸及太多傷痛與難解派性定性問題,迄今罕見願意公開懺悔的人。今年因逢毛澤東一百廿歲冥誕,公開懺悔人數多了幾位,除張紅兵的舉報母親,「炎黃春秋」雜誌今年六月號刊發一則「鄭重道歉」啟事,引發外界討論。

當年曾是紅衛兵、今年六十一歲的的劉伯勤,為自己在文革中參與批鬥、抄家等惡劣行徑進行反省道歉;「南方周末」六月也發表河北邯鄲市退休幹部宋繼超的一封信,他向文革時傷害過的初中老師道歉。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發動者,功過「七三開」已定調,毛又攸關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故中共迄今對文革公開懺悔者的行動未有任何表態;至於年底的毛一百廿歲冥誕,中共也未透露要如何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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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姜和平2006-12-12〈一對小姐妹的慘死 — 文革點滴記憶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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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一對小姐妹的慘死 -- 文革點滴記憶之四
姜和平
Tuesday, December 12, 2006


文革期間,毛澤東在天安門多次「接見、檢閱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每當這時候,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上都聚集著上百萬人。人們群情振奮,高呼萬歲。但是,在這毫無秩序的混亂中,經常發生踩死、擠死人的慘劇。當然,傷亡者人數從未統計過。在狂擁亂擠的人山人海中,一旦有人被擠倒,就再也爬不起來了。甚至只要一彎腰,就永遠起不來了。有的人是想提一提被踩掉的鞋而被擠倒喪命,有的人則是為了拉一把身邊被擠倒的夥伴而殃及自己。被擠倒的人經過無數人的踩踏,有些遺體甚至被踩得骨頭都露出來了。有的外地來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為了見一眼偉大領袖,卻有來無還,不幸在毛接見時的混亂中喪生。所以,每逢參加毛接見以前,或是參加十一國慶和五一節天安門廣場活動之前,人們都互相囑咐:「鞋被踩掉了,千萬別彎腰提鞋!」「要是你旁邊有人被擠倒了,千萬別去扶他!」這兩句話成了人人皆知的準則。

毛澤東接見完畢,天安門廣場和十里長街一片狼籍,到處是失落的衣物和被踩丟的鞋。天安門城樓兩側的東西華表成了臨時失物招領處。華表四周無數遺落的衣物、鞋帽、和人們隨身攜帶的小紅書堆積如山。人們亢奮猶存,聲音嘶啞,披頭散髮,衣著零亂。有些人擠丟了鞋,赤腳蹣跚;有些人擠傷了腿腳,艱難跛足。他們互相攙扶著,尋找著失散者。救護車穿梭忙碌,搶救著奄奄一息的傷者,或是把無人認領,血肉模糊的軀體運往火葬場。筆者認識的一對小姐妹就是在同一天慘死在毛澤東的接見中。

這對姐妹名叫張玲、張傑。她們的父親在教育部機關工作,母親是二龍路學校分校的小學教師。這家有三個女兒,個個活潑漂亮。老二張玲十一歲,亭亭玉立,已經快和媽媽一樣高了。九歲的小妹妹張傑,一張可愛的娃娃臉上笑容常在。1967年5月1日,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五一節夜晚,家破人亡的慘劇降臨到這個平靜的家庭。

當晚,張玲張傑身穿嶄新的綠衣服,跟著鄰居阿姨上街看焰火。她們順著西長安街往東走。走到電報大樓時正是十點,隨著大樓「東方紅」的樂曲,長安街華燈上的大喇叭裡傳出「偉大領袖將要步下天安門城樓接見廣場上的革命群眾」。這消息使十里長街頓時成了沸騰的海洋。人們像山呼海嘯一般擁向天安門廣場。鄰居阿姨說,太晚了,咱們回家吧。兩位小姑娘說:「不!我們要見毛主席!」她們掙脫了阿姨,蹦蹦跳跳地消失在黑壓壓的人潮中。不久,大喇叭裡又響起天安門廣場上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人們的崇拜之情高漲到極點。

深夜,焦急等待的家人接到通知,請他們去府右街北大醫院認領親人。在醫院的太平間裡,悲痛欲絕、肝腸寸斷的父母和姐姐見到的已經是張玲、張傑尚有餘溫的遺體。

這天夜晚十一點,「偉大領袖和親密戰友」--毛澤東和林彪--坐著敞蓬車在天安門廣場上兜了一圈,歷時大約半小時。就在這半小時內,廣場上的混亂達到了極點。廣場上原先已經有十餘萬人,他們大多是在北京的大、中學校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中學生們正在軍訓解放軍帶領下,手拉手圍成一個個大圓圈,在圈裡表演革命造反歌舞節目。他們邊唱邊跳:

「劉少奇、鄧小平你睜眼看一看!
文化大革命誰敢來阻攔?
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
要牛鬼蛇神的命!看劉、鄧反動派,面色發黃嚇破了膽,嚇破了膽!
劉鄧大混蛋,你睜眼看一看!
你反對毛主席,我就叫你完蛋!」

忽然人們高喊:「現在毛主席來到了群眾中!車到了廣場西側,大會堂門口!」廣場上十來萬人立刻以雷霆萬鈞之勢向西擠過去。再加上此時從東西長安街聞訊趕來的人潮,使廣場上擠上加擠,據親歷者回憶說,在如此擁擠中連呼吸都困難。人們不顧一切地拚命擠著爭相目睹偉大領袖,人人都虔誠地確信親眼見到毛是一生中的最大幸福。這時候,一個個大圓圈頓時被衝散,只有「毛主席萬歲」的喊聲和歡呼聲淹沒了一切。忽而人們又喊:「毛主席乘坐的敞蓬車已經在東邊,歷史博物館前面」,於是人潮又以排山倒海之勢一致擁向東邊。狂熱的人們東擁西擠,整個廣場亂作一鍋粥。偉大領袖結束了半小時的接見後,廣場上一片混亂,大圓圈全被衝亂了套。有人擠掉了鞋,有人擠丟了包,有的解放軍的領徽也被擁擠撕扯掉了。人們喊叫著,揮舞著本單位或本派別的大紅旗,艱難地尋找著夥伴。

在這半小時的毛接見中,被擠死和踩死的人特別多。正當這時候來到廣場的張玲和張傑頓時被洶湧的人潮擠散,她們稚嫩的生命也立刻被兇猛地吞噬。凌晨清場時,張玲的遺體是在距西華表不遠處找到的。從她的遺容可以看出,她是被活活踩死的。她當天穿上的新衣服被踩得骯髒不堪,她的頭髮極為凌亂,面目污穢,五官被踐踏得變了形。她的模樣極度痛苦,眉頭緊皺,嘴角歪扭,從嘴裡淌出的白沫一直流到脖子上。小張傑的遺體是在人民大會堂東門附近被發現的。她臉色青紫,表情僵滯。據判斷是由於她個子小,先在猛烈的擁擠中窒息而死,然後又遭踩踏。五一節當天,張玲去副食店買醬油、芝麻醬,身上還帶著購貨本。醫院正是根據購貨本找到了她家的姓名地址。在同一太平間裡,還有很多從天安門廣場抬來的遺體,遺容全都慘不忍睹。此刻大多數遺體還無人認領。

五一節次日,她們父親所在的教育部一派別組織在八寶山為張玲、張傑舉行了追悼會。到會者有親友同事和小姐妹的小朋友們。不論男女老幼人人慟哭失聲,大家不斷重複著:「她們是為了見毛主席而死,死得比泰山還重。」靈床上的兩位小姑娘雖然經過了整容化妝,但是依然面目扭曲,令人掩目。她們那極度痛苦的遺容怎能用胭脂口紅掩蓋!她們身穿綠軍裝,斜挎著小紅書的書包。張玲生前收集毛像章,此時都一一別在她胸前。她們的父親捶胸頓足地號啕大哭。母親幾度昏厥,已經沒有任何言語,只是緊緊摟著那僅存的大女兒。三個歡蹦活跳的女兒,一下子失去了兩個!鄰居阿姨撫摸著小姐妹的遺體泣不成聲:「阿姨對不起你們,我不該讓你們去天安門。」父親哀痛地號哭著說:「她們做得對呀!她們對毛主席多忠啊!」姐姐送給兩位妹妹的花圈上寫著毛的詩句「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姐姐敬輓」。

五一節夜晚天安門廣場上那山呼萬歲人聲鼎沸的場面相伴生的正是此刻這個靈堂裡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痛哭。

改於2006年1月。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Tuesday, December 1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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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邵建2006-10-21〈胡傑新片:文革非自文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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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胡傑新片:文革非自文革始
邵建
Saturday, October 21, 2006


10月15日下午兩點,去胡傑那裡看他今年拍的新片《我雖死去》。這部片子屬於口述影像紀錄,悲劇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女校長卞仲耘,主述者則是死者的丈夫、時年八十五歲的王晶堯老先生。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的黨總支書記、副校長。1966年8月5日,被本校紅衛兵在批鬥會上毆打致死。用帶釘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個人,而且是她們的校長;致死者居然是學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放在哪裡這都是一個詭異的事實!對此,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當時也在現場的王友琴女士有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女性的野蠻」。

「野蠻」似乎更多和男性有關,女性又何以野蠻?王友琴女士的解釋是:「這類行為所隱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屬於所謂『原始思維』」。又及:「女性是溫柔的。然而,這溫柔主要是在某種文化環境中薰陶培育出來的。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原始的野蠻壓過了女性的溫柔。」

也許我的看法不同。女性的溫柔並不需要某種文化的薰陶,她們天性如此。倒是某種文化的薰陶才使她們不但違逆原始天性,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線,做出類似法西斯的行為。

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薰陶呢?「目的論」文化。

看片時,我很注意片中她們的表情,那些女紅衛兵的臉上充滿了正義感,就是在打人時,她們的表情也是那麼單純、激昂、亢奮,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犯罪。甚至,她們的眼睛告訴我她們正在行使正義。

自己的目的是對的,動機是崇高的,意圖是正義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於死。這就是「目的論」文化。「目的論」又稱「目的倫理」或「意圖倫理」,它的邏輯是:為了正義實現,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倫理」對正義的衡量又僅僅在於目的。如果手段不正義而目的正義,目的就可以為手段「漂白」。此即西諺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證明手段正當)。

在我看來,打死卞仲耘,這正是女學生行兇時非但不自覺反而以為自己正當的潛在緣由。否則,沒有一個自以為崇高的目的把人活活打死,常情下女孩子下不了這個手。

這是一個紅衛兵為自己當年行為的辯解,它活生生地顯示了在「目的論」的邏輯中罪惡如何轉化為正義:

「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的原因畢竟不是醜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是愚昧、盲從、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思的幽靈,是壯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

如果說文革的罪惡是這樣鍊成的(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那麼,富有歷史意味的是,文革非自文革始。胡傑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作家林莽),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鬥及死亡的全過程。這位歷史在場者有一句話使片子產生了歷史的縱深,他說:「這師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師範大學」。

是的,就是這所女子師範大學,早在1925年就上演過學生衝擊校長的一幕,那就是當時震驚北京教育界的「女師大風潮」。一邊是以許廣平為代表的女學生,一邊是女校長楊蔭榆。雙方互相激化矛盾,以至不可收拾(保守的楊當負更多的責任)。在「驅楊」運動中,學生多有過激舉動。長期以來,我們總是一面倒地指責楊蔭榆,卻從未對學生採用的手段做過哪怕是稍微的反思。過程不必描述,我們只消看許廣平給魯迅的信,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師彙報的: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條大街,迎面看見楊婆子笑瞇瞇的瞅著我們大隊時,我登即無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楊蔭榆,打倒楊蔭榆,驅逐楊蔭榆!同儕聞聲響應,直喊至楊車離開了我們。這雖則似乎因公濟私,公私混淆,而當時迎頭一擊的痛快,實在比遊過午門的高興快活可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先生,您看這匹「害群之馬」簡直不羈到不可收拾了。這可怎麼辦?」

聲口如見其人。然而,這只是一斑。至於她們把校長轟下台來、趕出會場,繼而給校長室貼上封條,把東西扔出來,又在校門口貼大字報,警告校長不准進學校大門,且專門派人看守等,總之,如果讀過一通「女師大風潮」,那麼,即使在同情她們、並認可其一定正義性的同時,我也不得不指出其變態所在。就她們的語言和行為方式來說,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而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在某種意義上未必不是當年「許廣平們」的變本加厲。

古人云「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任何事都有一個過程,楊蔭榆和卞仲耘雖然命運不同,又分屬不同時代;但在她們倆人相隔的這幾十年間並不難尋繹其中歷史發變的「草蛇灰線」。

年輕的許廣平無疑認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沒有問題,因為她的老師就是這樣教導她的。魯迅給許廣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

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國版。不僅如此,魯迅對年輕人多次表述過同樣的意思:

「只要能達目的,無論什麼手段都敢用……。革命者為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為不錯的。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

有什麼樣的老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有什麼樣的教育,就有什麼樣的收穫。女師大附中的女生們為了革命,為什麼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長?

「目的論」文化是二十世紀左翼激進主義文化的一部分。就這個世紀而言,它源遠流長,並形成一種持續的精神遺傳。文革有「目的論」的荼毒,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發。所謂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終。上述那個紅衛兵為自己的辯白是在文革三十年後的90年代。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文化,有這樣的價值支撐,便從體制和民間兩方面潛伏了文革或類似文革的可能。

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歷史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觀胡傑新片,我的讀感是,從「目的論」到「法西斯」有時只有一步之遙。這是胡傑片中的一個定格:紅色恐怖萬歲!它坐實了「目的論」的邏輯:為了正義實現哪怕血流成河;因為它恰是用人血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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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晉松2006-10-12〈鐵證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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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鐵證如山
晉松
2006年10月12日


今天在潘家園舊貨市場意外淘得一份當年討論槍斃遇羅克等人的《通知》,這份《通知》的落款署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時間是一九七○年一月九日。

假如我不是在收集「遇羅克-出身論」系列藏品,我是在收集郵票、瓷器、火花、錢幣、或者是其他報刊資料,那麼,從純收藏的角度講,如果遇到意外的收穫,並且是苦苦尋覓而難見真容的藏品,那麼心情肯定是興奮而愉悅的。但是,當我收集的是「遇羅克--出身論」資料的時候,心情卻是平靜且略帶感傷的,失去了那種興奮感與收藏中某些精神愉悅的因素,矯飾一些講,我是在收集人類良知的痛苦一面,在收集人性缺失的東西,收集的資料越多,有某些特定意義越是突顯時,心情越是難以開朗的,當然,這也是我這些收藏品的特質所在,所以,我同意有人把這種收藏叫做「灰色收藏」。

今天我收集到的這份《通知》直接驗證了遇羅克被殺害前確實有這麼一個供群眾討論的材料存在的,並且讓我瞭解到時間是1970年1月9日,也就是遇羅克遇難前五十五天下發的這份材料。這份材料的「前言」是這樣寫的:

「……為進一步搞好戰備,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準備最近再召開一次公審大會,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擊反動氣焰。現將楊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發給你們,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

我仔細閱讀了這二十名「罪犯」的罪行介紹,連標點符號也算上,每個人的介紹不到兩百字,其中有四名「罪犯」每兩人共用兩百字。在敘述每個人的犯罪「事實」的時候,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堅持反動立場」、「思想極端反動」、「反動透頂」這三個詞。其中「堅持反動立場」出現五次;「思想極端反動」出現六次;「反動透頂」出現五次。

出現順序依次為:堅持反動立場 極端反動 堅持反動立場 極端反動 堅持反動立場 極端反動 極端反動 反動透頂 極端反動 反動透頂 堅持反動立場 反動透頂 反動透頂 反動透頂 堅持反動立場 極端反動

在當時的情態之下,這些「罪犯」都首先已經「反動透頂」了,那還有活路嗎?所謂的「處理意見」除了槍斃還有其他方式嗎?況且那時候有誰敢為「犯罪分子」開脫呢?「人民群眾」都爭著與他們劃清界線還來不及呢,哪裡還考慮「刀下留人」?而且這樣的情況那時候屢見不鮮,都已經麻木了,槍斃幾個「反革命」是常有的事情,所謂「討論」「處理意見」也只是走過場罷了。那時候的中國人除了「犯罪」分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還有幾個思考問題呢?他們只是政客手中的玩偶罷了。誰要敢獨立思考問題,那麼也離被「討論」被「處理」不遠了。

這種所謂「群眾專政」的方式與其說是在「放手發動群眾」,倒不如說是「群發」給公眾每人一封「恐嚇信」,名義上是「群眾專政」,實則「專政群眾」!

為了證明「罪犯」確實反動,往往還要介紹一下他們的家庭成員的「劣跡」及個人的家庭出身。如「其母係地主分子,被遣送原藉」「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勞教」「其父係反革命分子,其母係右派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不光把「罪犯」本身抹黑,而且把其家庭也抹黑,以證明其罪大惡極、不可救藥。這實際上也是對「罪犯」的一種總清算,也是為「清算異教徒」尋找藉口。

誠然,不排除其中有個別「罪犯」真的負有「犯罪」行為,但這種方式去「處理」勢必量刑過重,草菅人命也是必然的。

每個「罪犯」的「罪行錄」不過一百多字,沒有任何實物照片、證人、證言,「群眾」們僅憑這「寥寥數語」便已深刻領會了「偉大」、「光榮」、「正確」的含義。過去不是有句話叫:「相信群眾,相信黨」嗎?那現在群眾看到這白紙黑字的《通知》當然要信任了,然後提出「處理意見」,黨也當然地「相信」了,這種黨群互動,配合默契,把「心領神會」四字演繹得「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絕!

這二十個人的年齡依次是:48, 25, 49, 26, 45, 52, 40, 40, 32, 28, 34, 32, 27, 54, 44, 32, 43, 38, 60, 22.

平均年齡38.55歲,絕大部分人是年輕而鮮活的青春年華,卻被突如其來的洪水所淹沒,如果他們活到現在也該是含飴弄孫的年紀了,但歷史不可假設,人死不可復生。

他們的名字,除了遇羅克以外,我不曾聽說過,誰會說起這成百上千「螻蟻」的姓名呢?誰又會瞭解吞噬他們生命的那台絞肉機呢?誰又能保證絞肉機不再轉動呢?誰又能知道不會再做別人手中的玩偶呢?

今天我用文字再次提及這份資料,提及這段歷史中的細節,這絕不是糾纏,也不是控訴,而是引述教訓,我是在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註:這是《通知》中「遇羅克」條的掃瞄內容。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Thursday, October 1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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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王友琴2006-8-1〈八月,我們紀念文革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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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pen.com.hk/2006_8p45.htm>
香港《開放》雜誌2006年8月號

八月,我們紀念文革受難者
◎ 王友琴
2006-8-1


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卞仲耘生前與丈夫王晶堯和四個子女。


四十年前開始的文革,殺害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衛兵暴力,則是文革殺戮的開端。四十年了。今年八月,我們是否準備好了紀念文革受難者?也許,依然沒有準備好。我們還沒有一座文革博物館,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建議的巴金老人卻已經在二○○五年去世。他提出建議是在一九八六年,整整二十年前。從來沒有人公開反對建立這個博物館,但是一個公認的文革博物館就是無影無蹤。

依然沒有準備好,還不僅是因為沒有文革博物館,而且因為看不到將要建館的計劃和將能做事的團隊。巴金老人去世之時發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評巴金發出了建議卻只說不做沒有後續行動。天哪,巴金提出建議的時候已經八十二歲,難道這不是應該由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歲的人來進行後續行動和付諸實現的嗎?他們開始行動了嗎?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一些很大的聲音在說著,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年代,陽光燦爛的年代,青春無悔的年代,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年代。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似乎仍然不能成為輿論平台上的共識:人的生命至高無上,不是可以用來為甚麼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無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來給精力過剩的人遊戲的,更不是可以用來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沒有準備好,因為還有竊竊私語卻也相當得到共鳴的聲音在說著,寫出和紀念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甚麼意義? -- 他們甚至拒絕使用「文革受難者」這一詞語。文革「創造」了一大批新詞語:紅衛兵,造反派,紅五類,黑五類,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等等等。文革的話語系統中絕對不允許有「受難者」這個說法。四十年後,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話語系統討論文革。一條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認為也適用於中國人:這樣眾多的受難者,這樣大規模的群體迫害和殺戮,是嚴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義的審判。真的讓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和那些強要人們忘卻或者認為記憶毫無價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堅強的人始終在堅持記憶和見證。他們從來沒有遺忘受難者。他們的願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別的人卻可能只是不知道。


王晶堯收集文革暴行物證四十年

在受難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堯的老人,他今年八十七歲了。四十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當天晚上他被叫到學校,七名紅衛兵和革委會負責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權力當局和他談話(他保留了那張七個人手寫下的名單)。他家從來沒有照相機,但是他馬上就到商店買了一架照相機。他拍下了妻子的佈滿傷痕和血窟窿的屍體,拍下了四個孩子環繞母親遺體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時從火葬場煙囪裡冒出的一縷青煙。他留下了見證,儘管要得到司法正義的日子還遙遙無期。

王晶堯把妻子被打死的時候的所有東西都仔細保留了下來。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浸透血跡,上面還被用墨寫上了「打倒」二字(可見該校紅衛兵長期以來說她因「高血壓心臟病」而死是怎樣的謊言!),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還有家屬用來擦拭屍體上的血的紗布和手絹。每一樣東西,他都用塑膠袋分別包好,再放進一個皮箱。箱子裡還有手錶,是卞仲耘老師戴的手錶,是當時一件比較值錢的東西。可以看到,當她遭到毒打的時候,她的手錶上的鋼製的錶鏈被打得扭曲變形了。被打壞了的手錶停擺在三點四十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三點四十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時間。她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後,在北京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間,王晶堯曾經在家裡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了一個靈堂。他和孩子們把她的照片貼在櫃子的裡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枝鮮花。櫃子的門隨時可以關上。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的紀念堂。在文革後,王晶堯向法院起訴,從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從一九七八年一直告到一九八九年。但是沒有結果。

二○○六年,王晶堯接受獨立電影製片人胡傑的採訪,作了一個記錄影片。他要把他的證物,他的照片,他的證詞,他四十年來對妻子的死亡的翻來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遠保留下來,告訴後代。不再是奧威爾說的「控制現在的人控制過去,控制過去的人控制將來」的時代了。數碼相機和電腦網路給了普通人機會,也能用傳播性的文字和畫面來記錄過去和紀念死者。現在,王晶堯已經準備好了,在光碟影片上紀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王開舜徐丕凱痛斥文革暴行

在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毒打的老師中,有一位王開舜老師。她那時是北京崇文區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語文老師。她和其他四十名老師在該校的「勞改隊」中。有一天在廁所中她正彎腰清掃便池,有紅衛兵在她背後打了一棒,她當時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虧一位難友扶她起來,給她服了自帶的雲南白藥。(那是老師們得隨身攜帶治療外傷的雲南白藥的時代!)接著,她又被驅逐出北京到老家農村務農。脊椎傷勢發展,後成弓形。已成痼疾,殘廢一生。

王開舜老師在八十歲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寫下她的經歷。她知道不會有出版社給她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寫文革的書有嚴格規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費時間去送審書稿碰釘子。)她自己花錢就把書印了出來。書的名字是《難圓的夢》。她在書裡寫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並不只寫她自己。她的心胸闊大,關懷及人。她還寫了其他老師們怎麼遭到「鬥爭」和受苦,寫了女十五中學的校長梁光琪怎麼被紅衛兵學生侮辱折磨,在教學樓裡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體上永遠打彎了王開舜老師的背,但是在她自費印出的書裡,可以看到的是一個挺直的脊樑和一個豐富堅韌的靈魂。

我們為甚麼不站在王晶堯及王開舜這兩位老人身邊,和他們一起來紀念文革受難者和那個悲慘的年代呢?

北京二龍路中學的前校長徐丕凱,最近坐在輪椅上接受前學生的訪問,講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龍路學校位於北京西城區,中央教育部隔壁。他被抄家,被「批鬥」。那年九月,他被紅衛兵押到安定農場「勞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勞動,還被該校和廣州八一中學來「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紅衛兵把徐丕凱和張放老師等「牛鬼蛇神」埋在坑裡,填上土,再挖出來。然後,幾個紅衛兵抬著身材瘦小的張放,喊著「一二三」,把她扔進兩三米深的大糞坑,張放滿身糞污爬出來以後,他們又抓起她把她扔進糞坑。徐丕凱老師實在看不下去,說:「她有錯誤,你們可以批判,請不要這樣對待她。」紅衛兵大罵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雙手綁上,當作活靶子練刺殺動作。他們用和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向徐校長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數根肋骨骨折。

看了這段採訪記錄,我立刻意識到我以前發表的關於張放老師受難的文章,還遠不夠充分。已經有人在指責我寫的文革歷史誇大了黑暗面,徐校長的見證說明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想為暴力迫害充當辯護者的人,應該好好傾聽徐丕凱校長的聲音。老人正在告訴我們事實。如果聽不見,那是我們的耳朵有了問題。


胡傑艱苦拍片記錄文革史實

我們更應該像胡傑那樣,來為記錄歷史真相和尋求人間真理而行動。他自己買了攝像機和有關設備,自己買了硬座火車票,前往全國各地,採訪有關人員,拍攝有關地點,剪輯整理,做出了一部電影《尋找林昭的靈魂》。看過電影的人,為林昭的悲劇英雄色彩深深感動,也深深敬佩胡傑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堯製作了新的電影《卞仲耘:我雖已死》。他不但給我們記錄了文革歷史,而且表明,我們中間有這樣的了不起的藝術家,正義、認真並富有才華。這給我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訴我:「你不知道啊,中國人現在只知道錢,根本不想看這些甚麼文革的事情。」我不以為記憶文革和掙錢有那樣的衝突。我記得,文革真是不讓人掙錢的時代。那時候,農民到市場賣個雞蛋買鹽買針買線被指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工廠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獎金被指控為「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識份子出書寫文章得到一點稿費,則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思想」的罪名。猶太人通常被認為是最會掙錢的民族,但是他們也建立了最好的紀念受難者的博物館和資料庫(可看 www.yadvashem.org <http://www.yadvashem.org>)。當然人不應該只知道錢,但是如果真不喜歡只知道掙錢的做法,不是應該放棄記憶文革,而是應該來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人,看看自己印書的王開舜老師(她可不是富翁,是個年老有病而且嚴重駝背的已退休多年的中學老師),看看自己花錢拍電影的胡傑(他可是個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養的正需要用錢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來致力於為妻子找回正義的王晶堯老人(他可是個已經年近九十本來可以遠離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們做了他們應做的,絕不是為了錢。(但我也認為如果有人願意付錢支持他們是非常好的。)他們為迫害作見證,他們為正義而努力,也是記錄歷史真相的義工。他們的工作的意義無法用金錢來衡量,他們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讓我們肅然起敬。看看他們吧,沒有藉口讓我們不和他們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報告,儘管一九六六年八月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摧毀了無數人的生命,破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也腐蝕鏽損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靈,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正在從中學習到教訓,並且做出了建設性的思考和研究。


大學生設計博物館遇羅克展示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築設計圖,是一份建築文革博物館的概念設計,一個年輕學生的學位論文。我還特別感到高興地得知,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已經授予了這個年輕人學位。導師和學生,兩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著精緻整齊地畫在紙上的這座建築物,以及說明詞,我知道這不是紙上談兵或畫餅充饑,這是實實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許聽起來過於樂觀,但是,至少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已經在構想中,甚至已經構想出來了。一座真的博物館是一定會建立起來的。

兩個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舉辦了一個遇羅克的展覽。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羅克在文革中寫作的文章,製作了展板,邀請了遇羅克的家人來參加(他和他們從不相識)。這個展覽只有幾個小時。時間雖然短促,規模雖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義無比豐富。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就這樣用自己的行動在為未來的文革博物館準備了內容,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正在得到記錄、研究、並且成為學校課程教育的一部分內容。我寫的《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從一九九七年以來印入哈佛大學的文革課讀本,那裡一個四年級大學生設計了問卷調查,開始做文革對人的心理的影響的研究。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國家的中學生的來信,他們在作關於中國文革的作業,或者做課堂表演,或者製作展覽板塊參加全國性的「歷史日」展覽競賽。人類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文革的教訓也可以超越時間和國界。

多年以來,我訪問了上千的文革經歷者,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出版了五十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鼓勵我繼續這一研究的讀者中,不但有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還有並未見過文革的年輕人。一位讀者來信說,他每星期「老淚縱橫」地聽這本書的朗讀。一位在文革後出生的年輕讀者說,他花了兩倍的價錢買到了這本書。當我聞此高價深感抱歉的時候,他卻說他覺得「值」。我深深感謝他們的支持和鼓勵。


為了沒有鬥爭會和牛棚的明天

二○○五年,有好幾位讀者來告訴我,《讀者》雜誌登載了我的書的前言的一節,《牛雞之間》。他們說,這可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誌,每期發行七百萬冊。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讀,就有三百五十萬名讀者看到了這個故事。這篇文章講了一個我在採訪中聽到的真實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勞改」農場的人說,他養一群牛,常常帶牛群去一棵大柳樹附近吃草,那裡的草長得特別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樹旁殺了一頭因為太老而不能幹活的老牛。此後,他再帶牛群去柳樹邊吃草的時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記得他們被殺的同伴。但是雞就不一樣。殺了一隻雞後把雞腸子甚麼的丟在地上,別的雞會奔過來爭搶啄食。

我用這個故事來討論怎樣對待文革受難者。在收到的讀者來信中,這個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來信的標題就是「我不願再做雞了。」感謝讀者的理解,也感謝《讀者》雜誌傳播這個故事給百萬讀者。道德的種子在每個人的心中,得到滋養就會生長。同情,憐憫,慚愧,溫柔,和愛,會在我們心頭蓋過那種「死些人有甚麼了不起」的冷酷論調,會讓我們在未來的歲月中多一點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來對待他人和自己,也會讓我們攜起手來,為一個沒有「鬥爭會」和沒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對於文革歷史研究的現狀,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悲觀,也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樂觀。而最重要的是,悲觀或樂觀都不能成為我們是否紀念文革受難者的主要因素。這種紀念是建立在正義、理性、和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一紀念已經開始,也將繼續。

今年八月,我們一定會紀念受難者。我甚至相信,八月五日,卞仲耘老師的忌日,有一天會正式成為「受難者日」,寫在我們的日曆上。這樣的紀念才能使我們不再淪為受難者。在根本的意義上來說,紀念並不是我們給予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甚麼,是我們應該感謝他們給了我們尋求拯救的啟示。

八月來了,讓我們一起紀念受難者。


二○○六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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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楊渡2006-5-17〈染血的青春 記憶寧可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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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衝擊系列三》染血的青春 記憶寧可失真
2006.05.17  中國時報  楊渡


    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周年的時候,我曾訪問大陸的台胞,主題是「台灣人的文革史」。

    一些老台胞談及自己的遭遇與受難,被指控的罪名大體都是「雙料特務」(日本特務、國特),以及如何被關押的經過。但一涉及旁人,例如是誰指控、誰曾迫害過你等,大多顧左右而言他。這樣是無法寫報導的。

    最後,一個老先生看我努力採訪而無所得,乾脆點明了說:「那一段時間裡,誰都曾被迫害,莫名其妙地互相指控。在那種情境下,你會憤怒,會反擊,也會反指控。誰都不能倖免。幾乎我們所有人都在互相誣陷,互相指控,互相鬥爭。現在事情過去了,我們可以互相原諒,因為知道那是不得已的,我們對自己的瘋狂感到羞愧。如果要認真追究,我們都無法對自己交待,也無法再面對朋友。你就別再追問了吧。那是我們自己都不想面對的歷史……。」

    不僅是在大陸的台灣人,連有親友、家屬在台灣的大陸人也以「國特」嫌疑的罪名受盡紅衛兵迫害。中共派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因紅衛兵的迫害而全面曝光,用中共的說法,整個地下組織「遭到徹底破壞」。最後是靠周恩來出來阻止,才停止瘋狂行徑,但為時已太遲。

    相較於權力核心的鬥爭,相較於成人世界的鬥爭,年輕人所見的卻是另一種世界。

    事實上,文革是兩代人的不同記憶的延伸。對北京的大、中學生,文革的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他們的「青春宣言」。青春的反叛有了完全政治正確的理由。「毛主席」支持的。

    他們要打倒一切權威,一切體制,一切有形無形的束縛。造反、叛逆、青春的熱血、暴力的殘酷、橫掃一切的舊習性、建立新世界的年輕烏托邦。再沒有人分得清那是體內的荷爾蒙起作用,還是毛主席的神話起作用。或者,兩者竟結合為一種文革的「集體力量」。

    那是中國的青春時代。許多我認識的作家當年都是流浪在中國大地上的紅衛兵。他們不必買車票,大串連讓所有學生帶上證件就可以免費坐火車,流浪到天南海北。即使在最熱鬧的北京,他們也不擔心沒地方住、沒食物吃。領袖指示對所有的紅衛兵要接待。軍隊、火車、地方政府,都動員起來。

    對年輕人,大串連時代是無比美好的。他們流浪中國的五湖四海,根本不必擔心生活。即使留在城市的年輕人,也有他們的活法。大人在鬥爭,孩子也在鬥爭,不想鬥的,當逍遙派,天天在街道上逛來逛去,如入無政府狀態。除非你是黑五類的後代,父母被送去勞改,才有家庭生活的困境。但即使如此,還是可以去異鄉,以紅衛兵之名生存,沒人認識你,依然可以串連。

    然而青春的殘酷,也帶來血腥的暴力。

    好朋友盧躍剛談起文革,就有另一種反省:那是在四川,兩派文革小將進行武鬥,殺得死去活來,死了數百人。一派人馬抬著屍體在街道上遊行。年幼的他看著互相殺害的鮮血噴湧、血腥的屍體,內心產生的竟不是恐懼,而是人性中對暴力和嗜血的一種「難言的亢奮」。自此,對人的非理性與暴力,他有深刻的自省。

    徹底的造反,終於走向無政府狀態。最後是靠毛澤東用槍桿子鎮壓,才平息全國性的暴亂。但已經煽動起來的青春熱血要到哪裡去呢?「知青上山下鄉」變成最後的歸宿。其故事,已經有太多文學作品了。

    死於文革的人數有多少,至今還沒有正確估計。但現在中年一代人回憶起文革,卻變得異常複雜。因為那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歷史記憶的真實呈現,而是夾雜著對自己的青春與理想、反叛與獻身的迷離情緒。而青春,只有那麼一次。記憶經過時間的淘洗,只剩下吉光片羽,再沒人能說得明白了。

    文革有最上層權力鬥爭的陰暗,有對舊社會體制的破壞,有理想主義的造反,有血腥的迫害與殺戮,有青春的流浪與殘酷,有人性中未曾體現過的陰暗嗜血,有一代人青春的獻身與死亡……。它的層面太複雜了,已經超出是非對錯、黑白分明、責任歸屬的界限。所有人都是參與者,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那是集體瘋狂的年代。它需要的,是真誠的內心自省。

    去年義大利導演貝托路西推出「巴黎初體驗」,台北宣傳它是「巴黎最美麗的乳房」,實際上,它描述的是一個美國學生參加一九六八巴黎學生運動的記憶。在那貼著毛澤東像,寫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中產階級房間裡,他們赤身嬉戲,從性解放開始青春的反叛,沈迷電影和肉慾,直到最後,終於走向街頭,向鎮暴警察投出一顆汽油彈。一場青春革命,於焉開始。

    那就是貝托路西的「文革」記憶嗎?或者它也象徵了文革一代人的迷離回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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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ZT] 中國時報2006-5-16〈十年調查 老舍之死無人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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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報 大陸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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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調查 老舍之死無人認錯
2006.05.16  中國時報  朱建陵/北京報導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五日清晨,有人在北京西北角太平湖(現已填平)上發現了一具浮屍,原本不以為怪,因為在那個文革「紅八月」裡,太平湖上一天出現個十七、八具浮屍都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後來發現,這具屍體竟然是大陸全國文聯副主席名作家老舍。不過,當時世道實在太亂,也沒有造成太大波瀾,連周恩來本人得知消息後也只能空自跺腳嘆息。

    對於老舍的死,一般的看法是他在八月二十三日當天抱病堅持參加「文聯」的批鬥會,卻意外遭到一批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毆打羞辱,直到當天晚上才鼻青臉腫、血跡斑斑地被夫人胡絜青接回家。然後,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告訴夫人,他必須再返回「文聯」接受審查,但事實上,老舍獨個地走到了太平湖畔,在那枯坐了一整天之後,於入夜時投水自盡。

    老舍之死,可能與文革當時眾多的死難者一樣,被一句「含冤而死」匆匆帶過。但由於老舍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使他不同於其他死難者,老舍之死得到了調查的機會。主持調查工作的大陸青年作家傅光明在經過十年調查並採訪過數十個當事者之後,仍只能沉痛地說:「我從調查採訪『老舍之死』的歷史中得到了什麼呢?說來可笑,我被歷史搞糊塗了。」

    當年「文聯」中「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浩然,雖然有人指他是清算鬥爭老舍的主事者,但他在訪談中自稱,他一直在幕後暗暗地保護著老舍。浩然在訪談中還透露,八月二十三日當天,紅衛兵雖然逮到了老舍,但根本找不到老舍的問題,這個時候,是作家草明揭發說:「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了美國人,要美金。」致使老舍遭受紅衛兵的毆打,以致最終投湖自盡。

壓垮駱駝最後稻草 草明不平

    說來好笑,老舍把《駱駝祥子》版權賣給美國人、收美金,確有其事,但那時他人在美國,何況中共還在和國民黨打仗,人民幣都還沒開印,除了收美金,老舍還能收什麼?只不過,在文革年代,草明的揭發內容雖然離譜,仍造成老舍的悲劇。

    草明本名吳絢文,大陸知名女作家,已於二○○二年過世,但她在過世前也接受了訪談。她在訪談中抗議說:當年自殺的人好多,不過就是他有名氣。」誰知道他受不了「當年鬥他的不只我一個人,而我就說了那麼一句話」,「那時誰不鬥誰?我被鬥找誰?」訪談影像中,老邁的草明更多的是不平,而不是懊惱。

    但根據老舍之子舒乙的說法,草明在文革結束後有一天,突然造訪了老舍家,向老舍的夫人胡絜青道歉,說她多年來一直痛心著,實在對不住老舍云云。

    然後,被指為加害者之一的浩然,受訪時臥病在床,但他不願承擔任何責任,不但將炮口轉向了草明,更甚至轉向胡絜青。他說,胡絜青在得知老舍死訊的反應極其冷淡,只說了句:「死了就死了唄。」

浩然卸責 指老舍遭家人背棄

    但當年已經三十一歲的舒乙說:「浩然在說謊!」當遍尋不著老舍時,他和母親都非常焦急,甚至找了周恩來求援。不過,舒乙也說,當時四處尋找老舍必須冒著一定的風險,因為如果紅衛兵知道以後,會把他們打死。

    受訪者當中,許多是當年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聯的官員,這些受訪者除了描述當天所見之外,更多的是為自己的角色洗清。根據訪談者傅光明的說法:「顯然,事隔多年,人們按照自己的想像和主觀意願重新組合、編排、過濾了歷史

    「老舍紀念館」如今由老舍之女舒濟擔任名譽館長,該館於一九九九年成立並對外開放,而這家紀念館的當代意義,更多的是老舍生前對北京民俗的描寫,而不是一家「文革博物館」。儘管如此,在館內留言簿上,仍有參觀者抱不平,期待著有一天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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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ZT] 朱建陵2006-5-15〈誰是加害者? 誰是受害者?〉plus [SCF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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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會成為中國人集體反思的一個主題?!

這個應然成為實然的機率太低了。

富了強了那麼早先繳了點兒學費“可以理解”,因為富強太不容易。

沒有基督教那種原罪觀那種先自省悔罪的心靈,更不可能有康德的絕對道德信念,純孔純孟早就丟了,無瑕無垢世界絕不在集體想望之中,人人有冤有怨,但是既然好像誰手上都不怎麼乾淨,那麼大家“大致扯平”就好,何必多揹負什麼?!苦了那麼久,現在人人可以光明正大地謀私,嫌現在活著不痛快嗎?!

芻狗諉之於時代,時代諉之於主覡,主覡又是誰造成的呢?主覡創造了時代,而芻狗創造了主覡,主覡在生時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主覡的後人承繼了絕對的權力,主覡餵養會喔喔喔向太陽高叫的雞,主覡的後人喜歡安安靜靜吃飼料的雞,雞要是群起鬧營,主覡的後人就會被啄死,人民共和國就要變成動物農莊了,然而主覡的後人對人民共和國是有義務的,而哪一天紅小兵都死光了,文革就不再會是主覡後人頭上的癩痢,所有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誰都有些冤屈,連主覡的後人都有些冤屈,所以誰都不好怪不便怪,誰都不好怪什麼說什麼,一大家子,生來窮,能怪自己的老子娘嗎?!

有人後悔,這難免,但是偉大的民族的偉大的復興難道不是現在進行式?!家醜不可外揚乃是最有價值的文化傳統,何況大家都需要遮掩!所以就一頂白帽子大家一塊兒戴了,誰也沒生瘡爛頭,乾乾淨淨,賈府門前的石獅子不是漢白玉雕成的嗎?!

主覡的臘肉還供在那兒,反思什麼?當初的學費要是能少繳一點兒當然是好的,但是反思什麼?集體反思什麼?

大和民族復興了,日本人現在衹承認“進出”而不肯承認“侵略”,衹承認“終戰”而不肯承認“戰敗”,情況是有些像的。

要是沒有外國人圍著你“討債”,實際“掐到了”你的喉嚨要你認錯,還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甚至每飯不忘,德國人恐怕也很難做到今天這麼乾脆。

全球化至少有一個好處 -- 歷史不由本國人自己寫了算數。

-- 但是一個富強大國的子民有必要集體反思自己過往的獸性顛狂史嗎?! -- 開憶苦思甜大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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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6051500065,00.html>
誰是加害者? 誰是受害者?
2006.05.15  中國時報  朱建陵/特稿


        對共產黨滿懷期望的老舍在被紅衛兵毒打一頓之後,就這麼莫明其妙地死了,但誠如被指為其加害者之一的作家草明所說,那年頭自殺的人會少嗎?那年頭誰不鬥人呢?而草明自己的被鬥,又找誰申冤去呢?
   
    事實上,草明對老舍的加害,就只是在那個時間點上說了那麼一句話,而她已經為這句話付出了後半生的懊悔代價,那麼,當時對老舍構成直接加害的紅衛兵呢?那批「北京女八中」十六、七歲的女學生,在腳踹、棍打老舍四十年後,如今已經年近六十歲了,她們後悔了嗎?
   
    曾有一個美國作家對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行做深入分析,結論是「行刑者都是自願的」,也就是說,當年的行刑者並不是被迫著去殘害他人,他們全都是自願的。
   
    前年底,毛澤東誕辰紀念當天,一百多位陜西紅極一時的文革「闖將」們,包含當年的工人、農民、和學生造反派頭目齊聚西安某酒店,他們對著毛澤東像高唱「東方紅」,還先後鞠躬致詞,使整個聚會顯得莊嚴隆重,絲毫不見對當年文革作為的悔意。那麼,那批「北京女八中」學生現在是懊悔著還是慶功著呢?
   
    一個《老舍之死》記錄片的受訪者說,怎麼能怪紅衛兵呢?他們自己在接受紅衛兵迫害的同時,他們的子女也正在外頭迫害著別人。另一個受訪者說,怎麼能怪紅衛兵呢?那個時代就那樣,他們只是被蠱惑。
   
    但老舍的死只是一個單獨個案,如果把所有文革期間遭受迫害者的案例加總在一起,那麼「加害人」的範圍又將再擴大,擴大到所有身處那個時代的人,甚至自己也遭受迫害的人都必須深切反省、反思的地步。
   
    例如與老舍地位相當的作家郭沫若,在「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後第九天,就寫了篇《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但文革期間為江青獻媚說她「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的正是郭沫若。
   
    至今沒見到郭沫若的反省,但最早呼籲為文革籌建博物館的巴金,倒是在他的《隨想錄》中深自懺悔了。他為自己在極左路線的淫威時代曾經有過的迷茫和怯懦而懺悔,為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違心參與對朋友的批判而痛心。
   
    如果巴金都懺悔了,那麼當年未聞出聲抵制毛澤東胡作非為的周恩來、鄧小平呢?文革期間,除了一開始就被打倒或是被劃為「黑五類」而沒機會迫害他人者,其他人是不是同時都是受害者與加害者呢?文革確實是個深刻的問題,它未來的反思,將不會是個人的,而將會是全體中國人一種集體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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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芻狗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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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芻狗的驕傲感來自他當年的主動參與 -- 客觀看來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不重要。

他認為自己是主動的,是帶種的,青春歲月的革命救世理想純真如雪,參與創造歷史的熱情在大太陽底下閃耀如金。 -- 還有什麼比這些更真實呢?!

『百死其猶未悔』? -- 沒到那個程度。

『不負少年頭』庶幾近之。他盡了義務了。

名為“大富”,劫餘之身雖已小富,他有未成“大富”的牢騷。

他要的是什麼?

他真正想要的不太多,也不太少。他是個本份人,知恩圖報,不巧取,也不豪奪。

大時代,人生難免沉浮,其實他相當滿意自己這一生。

在中華帝國文化的“小角色傳統”裡不能說是不夠典型。等級比阿Q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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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朱建陵2006-5-15〈蒯大富錯亂的紅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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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錯亂的紅與黑
2006.05.15  中國時報  朱建陵/北京專訪


    提起蒯大富,目前大陸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文革時期他被毛澤東列為五大學生領袖之一,連中共現任總書記胡錦濤當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時,都因為反對蒯大富的原因而「靠邊站」了好一會。當年的蒯大富,用台灣俚語來說,是「喊水會結凍!」用大陸現在的市井俚語來說,是「夠牛的了!」

    聯繫上蒯大富本人之後,他什麼都願意談,但是碰到文革的題目,卻每每岔開話題,不願回首過往歲月的傷痕。

    蒯大富一九四五年出生在江蘇鹽城,和郝柏村同鄉,他的爺爺是共產黨「新四軍」,父親是共產黨員,但如果不是經歷文化大革命那樣錯亂的年代,即使有這樣「紅」的出身背景,蒯大富仍將只是一介凡夫俗子。

    文革爆發時,蒯大富一開始只是班上「文革小組」的組長,但當年詭譎的政治氣候讓蒯大富爬上了峰頂,最終又跌了下來,直到現在蒯大富本人也說不清楚當年的命運轉折。

    蒯所領導的班上「文革小組」,一開始就遭到了劉少奇指導下「工作組」的批評,當年的蒯大富,根據他後來的回憶,當時他都感覺到自己是「反革命」了,都準備要被送去勞改了,但誰知道,當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之後,蒯大富的命運一夕改觀。

    毛澤東當時說:「誰鎮壓學生運動啊?(只有)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毛澤東還特別點了蒯大富的名字,於是蒯大富一夕暴紅,不但被「工作組」釋放了出來,還接受毛澤東的召見,成為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文革剛剛開始時,大陸普通老百姓沒人搞得清楚毛澤東的真正意圖,更沒人知道毛澤東想鬥倒劉少奇,蒯大富陰錯陽差地反了劉少奇的工作組,成為英雄人物。後來有人說,蒯大富是最早看出毛、劉路線鬥爭的人,蒯大富回應說:「那是吹牛!不可能!」

    狂飆兩年之後,紅衛兵對毛的利用價值降低,蒯大富成為犧牲品之一。他在一九六七年底被分配到寧夏當一名電解工人,一九七○年被押回北京受審,一九七三年被下放勞動。文革結束後,他再次遭到逮捕受審,罪名是「顛覆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反革命」,最終在一九八三年被判處十七年徒刑,從一九七○年開始計算,他在一九八七年刑滿出獄。

    經歷了這樣的大風大浪,對文革這段歷史,蒯大富仍覺「驕傲」。當被問及對於這段歷史他有沒有被「戲弄」的感覺時,蒯回說沒有,還說他自己並不後悔,而他眼中的文革,其實就是兩年,正好就是那個狂亂年代,他自己則正好站在「風口浪尖上」。此外,不論對毛澤東或江青,蒯大富仍保持著正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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