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莞是最大的臺商集中地之一。

二、臺商的藍綠比例通常是綠多於藍。

三、唉！

四、馬克思先生說：『照我的理論，這兒該發生共產主義革命啦！』

五、胡錦濤先生聽到了連忙大聲說：『NONONONONO！穩定重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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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4/labor/>
自由亞洲電臺
勞工待遇低導致「民工荒」
2006.05.04貼出  5:07

中國華南地區出現「民工荒」，單是廣州、深圳、東莞等地急缺勞工一百萬。有分析指出，勞工待遇低、工作條件差是企業難以僱到工人的關鍵。下面是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希望的採訪報導。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4/m0503-nu.mp3>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5/04/m0503-nu.mp3>

香港的《亞洲時報在線》星期三報導，目前中國華南地區出現的所謂「民工荒」並非沒有民工，而是因為那種低廉的工資待遇和惡劣的勞動條件使民工不願意就業。企業老闆不善待工人，任意侵害工人的合法權益，導致企業人手不足，是企業自食惡果。

報導舉例說，在廣東省東莞市，一般製造企業工作時間是每天10至12小時，一周只休息一天。一線工人的月平均工資是600元至700元，其中還包含了加班費。勞工每月工資能領到800元的企業根本就不用為找不到民工而發愁。那些招不到勞工的工廠，是因為用工行為不規範、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老闆任意剋扣、拖欠民工工資。

廣東深圳與東莞一帶流傳這種說法：「工廠賺的是工人的血汗錢」。那兒的民工每天要幹14到16小時的活，而且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息日，終日在高溫、潮濕、充滿有毒害氣體的環境裡勞作，但每月平均工資只有400到600元錢，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即使是這樣，工人的幾個「血汗錢」也時常被廠方拖欠。

報導援引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數據顯示，2004年底，深圳市在企業工資發放情況大檢查中發現欠薪企業653家，佔被查企業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多，涉及員工十多萬人次，欠薪總額達一億多元。一些企業勞動環境惡劣，工人加班時間長，廠方不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社會保險。此外，有的企業還肆意扣押民工的身份證件。儘管政府有關部門不斷地查處，但從來沒有取得實效，因為用工單位不怕民工走，低廉的勞動力使用人企業對侵犯民工權益有恃無恐。

旅居法國的中國勞工活動人士蔡崇國就中國許多企業壓迫民工的現象說：（錄音）

深圳市勞動部門資料顯示，到2005年底在深圳的外地勞務工超過六百萬人，主要集中在私營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普通勞動崗位，大多從事第一線的生產服務工作。部分企業靠盡量減少工資成本、降低員工福利報酬來增加利潤。他們不願與民工簽訂合法的勞動合同，甚至要工人簽署類似「抵押合同」、「生死合同」之類的違法合同。任意剋扣、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也很嚴重。

報導說，中國勞動部門在執法上的軟弱使監管失效。例如，在2004年6月，深圳一家廠方因多次違反勞工法被罰款九十五萬元。但直到現在，該公司老闆還沒有全部繳納罰金，最終繳了五十多萬元就不了了之。在中國，民工依法維護權益的程序非常繁瑣。工人與企業發生諸如欠薪等爭議時，雙方必須經過勞動仲裁程序。企業不服仲裁，可以向法院上訴，一個完整的程式走完，必須經歷「一裁兩審」。所有程序要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企業與工人絕大多數簽的是一年期的勞動合同，工人平均年流動率為30%左右，對工人而言，半年時間無疑太漫長了。即使工人勝訴，執行的問題依然棘手。工人始終處於弱勢。蔡崇國指出，老闆以人道對待民工最終對企業和社會都有好處，他說：（錄音）

報導指出，中國《勞動法》頒布實施已經有十年，遺憾的是，法制的陽光還沒有照在工人身上。中國《勞動法》有關工人工作時間的限制、加班加點的限制、最低工資保障、工資按期足額支付、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等規定對大多數勞工而言只是一紙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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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2/10/commentary_eco/>
自由亞洲電臺

城市裡的兩極分化更具有爆炸性
胡少江
2006.02.10

本週一，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發佈一份報告，承認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不斷加大，而且已經達到相當不合理的程度。這份報告的結論是基於「全國城市居民綜合社會調查」及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資料得出的。

報告稱，中國城市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為零點四左右，已達到合理值的上限。而且這一計算並沒有包括富裕階層的人們的各種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等等。如果把這些額外收入也計算在內，中國城市居民的實際基尼係數肯定要更大一些。

其實，關於中國社會迅速向貧富兩極分化的報導並不始自今日。例如，去年中國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研究所完成的一份調研報告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實際上已經達到零點四六，處於所謂「黃燈警戒」區域。更早一些時候，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對收入差別的描述則更加令人擔心，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實際上已經高於零點五，即已經處於危險區域。

這次發改委發表的報告與其他報告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一份由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門提出的報告，而不同於過去的學術機構的研究報告，這表明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貧富分化給中國帶來的危險越來越現實。此外，過去的報告都是將城市和農村放在一起計算基尼係數的。而此次報告則是專門針對城市的兩極分化的。

這後一點則更加凸現了中國社會出現崩潰的危險日益逼近。兩年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李石等人的一份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居民的戶均收入是農村的三倍多，如果將各種社會福利和國家補貼計算在內，實際上可能高達六倍左右。這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堪稱世界之最。當然，這種城鄉差距正是中國總基尼係數日見增高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有不少中國學者對這一現象並不十分在意。認為世界上流行的關於基尼係數超過零點四五或是零點五將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曾經有一些學者發表文章，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基尼係數雖然很高，但是仍不足以構成對社會穩定的威脅。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城鄉分割的社會，人們對城鄉之間的差別已經司空見慣；不僅如此，農村中最窮的人可能永遠不會看到、甚至也無法想像到城市裡最富有的人們的生活是什麼個樣子，正可謂眼不見心不煩，所以農村的貧困人口並不會輕易揭竿而起。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的政策也的確將注意力放在維持城鄉分割的局面上。從毛澤東時代開始，中國政府就刻意將城市和農村分割開來，當時城市居民的生活雖然貧困，但是與農民們比較起來，也確有天上與地下之分。物質供應雖然匱乏，但是城裡人總的說來還有計劃供應保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這種政策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的年代。例如，每當物價上漲，城裡人便會得到物價補貼。

中國政府之所以對城市裡的兩極分化比對城鄉之間的差別更警惕，這是因為城市裡人口居住集中，信息流動迅速，一旦群眾中的不滿情緒爆發，非常容易蔓延成政府無法控制的社會動盪。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面對城市裡日益加速的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中國政府正在失去控制能力。這裡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人口來到城市，他們一到城市，便成為收入最低的城市人。即使是與最窮的「老城裡人」相比，他們也是無法企及的。毫無疑問，他們加大了城市內人群兩極分化的程度。

二是隨著經濟中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政府所能動用的資源相對縮小，所以像過去那樣對城裡人全面補貼已經是無能為力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那就是在二十年來經濟增長和腐敗墮落的比賽中，看來腐敗墮落已經穩操勝券了。城市內貧富分化急劇的一個重要原因並不是那些勤勞致富的私有企業家造成的。而是腐敗的政府官員大肆貪瀆國有資產造成的。例如，國有企業高級主管工資的大幅度上升和利用各種途徑掠奪國家財產，便是城市兩極分化近年來加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城市裡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人，他們的收入佔到全部城市人口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最富有的四百個人的收入，竟然佔到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而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十的人，他們的收入只佔全部城市人口收入的不到百分之一。如此看來，一場大風暴的到來的確為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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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裡的“比較低”意思是“相當低/頗低”，是rather/pretty/fairly，不是relatively/comparatively。

這是大陸近代語文的錯誤，應該改。

不是用引號徵用原文，所以可以改。 -- 為什麼不改？

智力怠惰。用傳統漢字又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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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中漏了一個“工”字。轉貼標題中已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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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6041700064,00.html>
農民月薪低 七成不超過八百
2006.04.17　 中國時報  大陸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中共國務院研究室日前發布「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對正在城鎮務工和返鄉的農民工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在收入方面，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均比較低，主要集中在五百至八百元人民幣之間。

    據「新華社」報導，在被調查的農民工中，每月收入在三百元人民幣以下的佔三．五八％，三百至五百元人民幣的佔二九．二六％，五百元至八百元人民幣的佔三九．二六％，八百元人民幣以上的佔二七．九％。

    目前，農民工打工主要依靠傳統的血緣、地緣人際關係網路，通過「資深」農民工介紹，一輪帶一輪地以滾動方式進城。據調查，通過熟人或親戚介紹的比例達到六○．三七％，而通過仲介機構介紹和自己應聘的僅佔一四．二％和一二．一％。

    調查當中，與用人單位簽訂用工合同的農民工僅佔五三．七％，沒有簽訂的佔了三○．六二％，有一五．六八％的農民工居然不知道什麼是勞動合同。

    調查也顯示，農民工工資領取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方式是按月領取，為六○．三七％；另一種方式是按年領取，為二八．○二％。在被調查者中，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達到四七．七八％，有時延期和經常延期的比例達到三五．六八％和一五．六八％。

    而農民工工作的顯著特徵是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過八小時。在被調查者中，每天工作時間八小時以內的僅占一三．七％，八至九小時之間的達到四○．三％，九至十小時之間和十小時以上的分別佔二三．四八％和二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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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鳳凰蛋理性】的大腦“按理”“應該”如何面對這麼一個“穩定的”“和諧社會”裡的賤民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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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4/03/commentary_equality/>

農民工，永久的城市賤民？
梁京
2006.04.03

大陸政府最近正式公佈了《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件，因為通過這個文件，大陸當局第一次明確地認定了外出打工農民的法律地位和權利，把「農民工」這個本來沒有法律意義的民間稱謂變成了一個具有明確法律意義的權利主體。

這個文件的積極方面在於改變多年來外出打工農民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的狀況。與江澤民朱鎔基時代對農民工的無權狀況完全視而不見相比，胡溫自接班以來確實一直在試圖改善外出打工農民的處境。正是由於這一點，胡溫贏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大陸農民工的境遇與大陸飛速的城市建設形成極大反差，已經造成越來越大的國際輿論壓力，這也是促使胡溫作出反應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胡溫對打工農民的關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好皇帝對順民的關懷，而並非出於人人生而平等的現代價值理念。胡溫的治國理念是要建設一個專制大一統的和諧社會，而不是建設一個民主自治的公民社會。大一統下的和諧社會是一個以承認身份不平等為前提的和諧社會。這一次大陸當局關於農民工問題的文件就體現了這種不平等的和諧社會理念。

根據這個文件，那些長期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實際上被正式剝奪了一個重要的權利，就是通過自己的長期勞動獲得向城市和發達地區移民的權利。在當今世界，這種權利即使在眾多國與國之間都得到承認，但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農民工卻因出生於貧困農村而被剝奪了這一權利。

大陸的城市與發達地區現在的移民規則是只認資本不認勞動。只要有錢或有比較高的人力資本，就可以馬上成為當地的正式居民，而一般的非技能勞動者累計工作幾十年也白搭。這種對農民工非技能勞動的制度化歧視是對大陸廣大農民極大的不公平，也是大陸今天貧富和城鄉差距迅速擴大的一個主要根源。

有人測算，目前大陸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水平不到六百元，相當於城市居民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一。考慮到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比城市居民長得多，兩者之間的真實工資率差別要更大。以目前大約有一億兩千萬農民工計算，大陸農民工一年的總收入約五、六千億人民幣，城市和發達地區通過工資歧視，每年對農民工的剝奪超過萬億人民幣。再加上農民工不得不在外地消費，工資經常被剋扣和拖欠，真正能夠帶回家的錢一年可能只有一、兩千億元。這點錢與大陸政府官員一年九千億公款消費相比，實在少得可憐。更令人不平的是，農民工為了這一點有限的收入，付出的健康和生命代價難以估量。如果對他們健康的損害和失去的生命都按照現在大陸少數成功的維權案例所承認的標準作補償，則一年的總額很可能高達數千億人民幣，超過農民工帶回家裡的工資收入。

郭飛雄曾經指出，中國大一統的重負歷來都是由廣大農民承受的。此話不假。不過，今天大一統剝奪農民的方式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在農產品短缺的時代，大一統剝奪農民的主要手段是用國家的力量直接從農民口中奪糧，後來，包產到戶之後，糧食越來越不值錢，國家就向農民要錢，要農民承受比城裡人高得多的稅率，讓農民承擔各種公共服務，包括義務教育的費用和龐大的基層政府的開支。現在，留在農村的農民已經不堪重負，國家向農民徵稅的成本超過了收入，於是，農業稅被取消。但這並不等於農民不再向大一統繼續作貢獻。

從以上的估算不難看出，農民最後的資產 -- 他們的勞動力 -- 越來越成為大一統主要的徵斂對象。大陸政府頒布《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這一重要文件，說明大陸政府決定把農民只能外出打工不能移民的安排制度化、永久化。這顯然非常有利於大一統對農民的勞動力進行長期徵斂。這一意圖如果實現，將在中國的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形成一個龐大的被稱之為農民工的永久的城市賤民階層。這個永久化的城市賤民階層的基本經濟權利可能得到一定的保障，但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權利與當地居民不能平等，也是法律所確認的。這個沒有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賤民階層，被大陸當局的新文件承諾有權利回到自己出生的家鄉建設小城鎮和新農村。但是，如果多年的血汗已變成他鄉的財富，農民工還能有多少餘力來建設自己的故鄉呢？如果農民工的子女也在外地出生長大，他們會願意回到陌生而貧窮的故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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