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的衰敗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盛極而衰。立足於臺灣的中華民國的衰敗始於國民黨政府開放黨禁報禁之時。
政府在政治競爭上放手,那就是開放自由組黨,黨禁開了,社會力自由了,則無禁不可開。搞政黨在某個意義上是做無本生意,而且成廢興衰由選票立時決定,但是社會力在其他方面的自由施展卻不那麼簡單。新辦大眾傳媒、新辦大學、和新辦銀行當時如風起雲湧,每一家的本錢都至少以億計,分別為臺灣社會的文化、教育、和經濟展開新局,社會經濟力大量投資在這裡,但是爛攤子的結局早在李登輝十二年執政結束之前的那幾年之內業已清楚顯現。大眾傳媒招進了一大堆不合格的記者和播音員(所謂的“主播”和“主持人”),沒幾年就搞爛了這個行業。大學一家又一家,連棟接宇,招進了一大堆其實更宜於走別的路的學生和一大堆不合格的教授,同時大學學術研究的資源和水準每況愈下。銀行滿街都是,惡性競爭,不擇手段,最後由政府出面,用以百億計的納稅人的錢來替失敗的撈錢家擦屁股。在所有這些事裡面,無為無能的政府不是兩手一攤,什麼也不管,就是大力胡管,到處補鍋,治絲愈棼,而民間所謂的社會力則大力惡搞,像沒頭蒼蠅,到處亂飛,到處“拼”。
把事況擴大局面來看,整個社會的資訊自由度和文化自由度都高極了,然而傳媒的素質降低了,文化上也沒有什麼成就可言,大學生人數大量增加了,然而社會對職場新鮮人的滿意程度降低了,甚至大企業多有缺人才之歎,現在大家banking很舒服,宣傳車喧嚷著借錢給你的優厚條件,你繳的稅卻被打著“救國本”的大旗的政府拿去救那些蝕本的撈錢家。這個社會現在足夠畸型,而這副黏滯泥濘的社會面貌卻是自由奔放的社會力與無為無能的政府所共同塑造的。十年的時光,在後的扁記政府這一段比先前的輝記政府那一段更無為無能,但所謂的“臺灣社會力的解放”在時間上更早。
在某方面社會力蓄勢待發的局面下,關鍵性的政府決策有所失誤或者執行不良可以造成那個方面的社會力亂竄糾結的死局。這樣的事發生得多了,社會進展就會趨緩。許多社會力以社會經濟力為起點或後盾,作為最終原動力的社會經濟力如果由於政府的無能或失誤而減弱,整個社會可能就不會有力量衝破這個綜合困境。當初蓄積出來的那些社會力如果有賴於社會經濟力,那麼脫困而出就還是要靠社會經濟力,因為錢可以是矛戟,也可以是盔甲,更是力量。
在李登輝執政前期,政府的前瞻、規劃、和執行的能力已經比不上先前了,重大成就不多,然而政府也沒怎麼妨礙民間經濟力的“自轉”。在李登輝執政後期,政府的能力更差,其時大陸的經濟力崛起,而政府已經在內政外政(大陸政策)兩方面同時開始妨礙民間經濟力的“自轉”。到了陳水扁執政時期,政府的能力達到“耗弱”階段,本身無能,卻意識形態特強,鬥性特強,內與在野黨鬥,外與北京政權鬥。這個很像改革開放前的北京政府的【意識形態鎖國鬥爭政府】在內政作為上搞不好內部經濟發展,在外政作為上衹是大扯民間經濟力的後腿,使得臺灣的社會經濟力劇烈地萎縮下來。在李登輝時期下海的人太多,除非選手們都躺平了,否則錢所造成的問題還是要靠錢來解決,但是陳水扁把水潭玩成泥灘,臺灣沒有錢了。
很多病當時沒治就容易轉成慢性病,慢性病更難根治,病人衹能學著跟這病友善相處,帶病延年,活得不痛快。臺灣在政府開放這個禁那個禁的時候就得了很多病,政府當時甚至沒拿那些癥象當病。到了病象顯著的時候,政府更趨無能,總之是治不好。再後來,政府無能到家了,連治病的錢都拿不出來了,甚至有一點錢也不肯用在治病上。政府跟這些慢性病友善相處的方法不外是挖肉補瘡、寅支卯糧、或鋸箭法。教改這個當初由極強大的社會力發動的慢性病涉及的主要是制度變革,然而概略景況與別的慢性病差不多。立足於臺灣的中華民國盛極而衰的關鍵過程或許可以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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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20514+122006061800287,00.html>
金融業的政府黑手
2006.06.18 工商時報 工商小社論
台灣整體產業發展過程中,金融部門的發展一直被公認是最落後於國際水準,至今還是如此。
民國八十年代初期,政府為了提升金融業的競爭力,終於決定開放設立民營銀行。當時國內所有喊得出名號的財團全部競相投入申請。財政部雖然有最低門檻要求,但申請者中沒有一家做不到,因此,大多數申請業者都順利過關。
這個決策顯然應為爾後overbanking負最大責任。當時不少學者即預見,如此決策勢必後患無窮。果不其然,由於銀行競爭過於激烈,且無法走入國際,許多銀行浮濫放款,走向衰敗,最後還是得由全民的RTC(金融重建基金)賠付。
現在的一次、二次金改,嚴格說來,都是為了收拾以前留下來的爛攤子。但是從過去的開放政策到現在的併購政策,政府的金融管理不但沒有進步,反而造成民間對金改下的新局面嚴重質疑,主管機關的金管會不但不具威信,主委甚至遭到行政院停職。
過去政府的金融管理也許無能,但主政者沒有私心,至少做到了公平公正的起碼原則。現在的政府無能依舊,而且公器私用,動輒將黑手伸進市場,不但攪亂秩序,更製造無窮是非。
十多年來,國際上的金融改革有許多可以借鏡之處,但台灣的金融產業卻相對落後。要洗刷恥辱,追上國際水平,業者應該奮起直追,但前提是政府的黑手應該先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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