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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電視臺
【透視中國】節目
賓大“九評共產黨”研討會紀實(三)
沒有共產黨 中國必輝煌
2005-3-6討論會, 美國費城
2005 Mar播出
第一段檔案(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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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檔案(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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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檔案(“戰勝恐懼,告別中共”13:20 ~ 20:00)
[電視臺轉寫稿誤漏不少,SCF已根據原音改正。]
【某人問辛灝年】您去參加遊行,當時遊行的人很多都是學生,學生是無牽無掛的,您當時有那麼多社會職務和文藝頭銜,我想問您哪裡來的勇氣讓您去走上街抗議,並失去了名利。對一般人來說這些名啊利的職務是放不下的,您那時候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
【辛灝年回答】我不說回答,我就簡單地描述一下那個過程。你要說人不怕共產黨那是假話。中國有句古話叫「狗行千里吃屎」,我說那句話叫「人行萬里怕共產黨」。我們今天在美國,多少人離開萬里家國來到美國來到西方,今天在座都算不怕的,你們算算看在海外還有多少中國人在怕共產黨,他不但不敢講,他連聽都不敢聽,那就是在怕,所以我也怕,從小就怕,說我不怕是假的。首先我們要承認事實。
第二,我是怎麼在六四的時候上街了呢?
第一,我並不是個民運人士,我對政治從來也沒有什麼興趣,我從小只想做個作家,沒別的想法。可是在「六四」89年那一年,民主運動興起的時候,我是非常冷靜的,我沒有參加。我沒有參加的原因是出於我本人的一個性格,不喜歡湊熱鬧。
第二個,我看到北京天安門前那三個從湖南來的年輕壯士,他們真正地向著中國專制威權的象徵──毛澤東的畫像──砸雞蛋,他[們]卻被搞民主運動中的一些糊塗的幼稚的學生和他們背後的師父把他[們]扭送到了公安局,判了二十年、十五年、十年,至今一個已經瘋了,一個在泰國出不來,剛剛跑到泰國出不來。我心裡面當天是差點沒把那個電視機給砸了。我很生氣,我有個慾望,我想說話,我想走出去,我要喊一聲「你們不能這樣搞民主」,可是我還是因為膽小,我沒敢。
1989年6月4號凌晨四點鐘,我家裡的門砰砰砰被敲響了,原來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團委書記和幾個年輕人衝到我家裡來──我原姓高,我到海外才姓辛──說:「高老師,共產黨在北京殺人了。」講得聲淚俱下,然後就把從美國傳回去的那個殺人的傳真──坦克車怎麼從人身上壓過去的那個傳真──拿給我看。我當時正在穿衣服,我邊穿衣服就邊跟他們講,邊他麼心裡在打嘀咕:「他們來找我幹什麼?」你要知道我還是qindin的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全國青年的委員、安徽省青年副主席,我有十三個職務,我沒有黨可退,我也沒有團可退,我只有一個少先隊,可是我有十三頂統戰對象的帽子。我心裡在打嘀咕:「他們會叫我幹什麼?請我上街嗎?」然後這個團委書記說了一句話:「高老師,你一直沒有出來,我們不說什麼,但是今天你要出來了。我們希望你能和已經在外面的一千多個科大的師生站在一起。」我的回答是:「我出來!我出來!」可是我心裡還是怕,我心裡還是怕出去以後會怎麼辦,但是我實在是覺得應該出去。理性告訴我現在應該站出來,感性告訴我共產黨可不是吃素的。可是就這樣我在幾個年輕學生的拉拉扯扯和簇擁之下,下了樓,走出了文聯大院,來到了合肥市最熱鬧的三孝口,和一千個科大師生站在一起,高喊了「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我不怕了。天沒亮我就[音又]回來了,我睡不著覺了,可是我不怕了。家裡人問我:「你怕不怕了?」我說:「我這四十年從來沒有講過一句人話喊過一句想喊的話,我今天喊過了,我不怕了!」十點鐘的時候,我就把那些所有的證件都放在自己口袋裡面,參加了安徽省文藝界在十點鐘舉行的「抗議六四大屠殺」的大遊行。就這樣,我一直遊到十五天之後這個遊行被徹底鎮壓為止。
我想說這個是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心底都有一種對自由和民主的本能的追求和渴望,可是我們又在長期的專制的恐怖的壓力之下,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在某一個歷史的契機之下,當正義和良知一旦戰勝了自己的恐懼的時候,那麼正義和良知帶給你的就是勇氣和勇敢。所以在1989年六四之後,教我寫檢查,我拒絕了,然後我辭掉了所有的這些統戰職務,這本來就是共產黨統戰我的職務,毫無意義的東西,最後我才下定了決心,將我從1983年84年就開始研究、經常在家裡寫一張紙鎖一張紙、四個月以後我就把它燒掉一遍、再四個月我就再重寫一遍的《誰是新中國》──我不敢把它寫出來,不敢把它完成,可是六四的一聲槍響讓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向這個流氓政黨挑戰。這就是我決心下的過程。「六四」──共產黨的鎮壓──狠狠地把我這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從我的背後推了一把。雖然我失去了一切,但是我尋得了自己良知的安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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