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6/09/11/commentary_equality/>
自由亞洲電臺

從「鐵甲城管」看大陸的困境
梁京
2006.09.11

從上個月開始，「鐵甲城管」一詞正式進入了大陸的大眾語彙。這首先倒不是因為人們發現廣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開始對城管人員裝備鋼鐵頭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而是因為8月11日北京無照小販崔英傑被城管執法行動激怒，用尖刀將城管分隊長李志強刺死，引發了輿論的廣泛議論和爭論。這些議論和爭論中，許多人質疑大陸當局把城管「鐵甲化」的措施，尖銳地批評當局正在把大陸社會領進「鐵甲城管」的時代。鐵甲城管一詞從此不脛而走。

城管是大陸體制的怪胎，它的職能是維護與市容和環境相關的城市秩序。為了完成這一職能，怎麼會發展到要把城管人員武裝到防暴警察的程度呢？其中的荒唐顯而易見。

鐵甲城管，有這個必要嗎？這是大陸網民普遍提出來的問題。如果僅僅從技術的角度來分析城管是否需要鐵甲化，我相信也很難得出肯定的結論。因為城管所面對的並不是那些蓄意進行暴力犯罪的人。這些人不是城管的對象，而是警察的對象。難道大陸的當權者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嗎？鐵甲城管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出於技術上的需要，而首先是反映了大陸當權者的心態。

我們從鐵甲城管的出現所看到的是大陸的當權者對整個大陸的社會矛盾和治安形勢的極端憂慮和恐懼。沒有這種極端的恐懼，他們就不可能變得如此愚蠢，竟然讓維持市容的行政執法隊伍以防暴警察的面目出現。很顯然，大陸的當權者作此決策的時候，腦子裡一定想到的是2008的北京奧運。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對於外國遊客來說，鐵甲城管對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市容決不是什麼妝點，而是真正的視覺污染。

大陸網民對鐵甲城管的反感更多來自於對街頭小商販的同情。有人在網上質問當局，為何不把城管鐵甲化的巨額投資用來扶助那些需要幫助的窮人，包括不得不在街頭謀生的小販。更有一位青年學者在網上組織了一次關於是否應該開放馬路市場給窮人一條自救生路的辯論。正方和反方的辯論在網上進行了數日，大多數參與者支持開放馬路市場。但是，反方也有人以非常情緒化的方式表達了街道開放必亂的觀點。也有人以事實來支持這樣的觀點，指出「中國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太多了！北京免費開放公園就有百姓去公園廁所洗菜洗衣服，如果開放馬路市場情況將不可想像。開放馬路市場應該做成一件滿足多個群體需要的事情，而不是簡單的扶貧。」

不過，即便是認為開放馬路市場不現實的人，也都普遍認為政府採取城管鐵甲化的辦法很不明智，顯示了政府的無能。一些人還表示擔心鐵甲化會助長城管暴力執法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早已達到非常嚴重和危險的地步。一位網民指出，只要在百度搜索網站打上「城管打人」四個字，就可以得到二十幾萬條結果。我試了一下，果然有十幾萬條。多數條目都表達了民眾對城管以強欺弱之強烈反感與不滿。

鐵甲城管表現了大陸政府的愚蠻與無能，同時也宣示了大陸當權者的一個決心，那就是他們絕不能容忍大陸的城市像多數發展中國家那樣，給大批的來自農村的貧民以謀生和立足的空間。大陸當局一方面強調自己是發展中的窮國，同時又總是情不自禁地要炫耀自己發達的城市。這樣一種矛盾的心態也是鐵甲城管出現的一個背景。

大陸的城市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強權集中資源的結果，鐵甲城管表明他們要用強權來把窮人排斥在城市的繁華景致之外。問題是，大陸城市的發展成本太高，無形中早已奪去了許多人的生計。在「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太多」的情況下，大陸當局想用鐵甲城管等強力手段拒窮人於城門之外，顯然是非常危險的。不斷發生的流血事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為什麼大陸當局依然執迷不悟呢？

或許大陸當局並不如我們認為的那樣愚蠢，因為他們知道，這種建立在強權基礎上的城市看上去很美，一旦城門開放，秩序要比建立在私產和民主基礎上的城市脆弱百倍。因此，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死硬到底，其結果是或者讓城門外的窮人持久的貧困，或者等專制大廈一朝傾倒，大家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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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高踞於萬年寶座之上，這寶座有個名字，叫“國家”。寶座擺在高臺上，這高臺有個名字，叫“社會”。

社會由人民組成，而這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景觀叫做“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胡錦濤。這是中國的國情。

胡錦濤有胡錦濤的苦處，旁人沒法知道的。他心裡很苦啊，還不能跟別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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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2004/11/26/tbq/
《自由亞洲電臺》

全民抗暴運動的來臨
唐柏橋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
2004-11-26

最近一個月來，國內民間抗爭事件連續不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僅四川重慶兩地就發生了數起萬人民眾抗爭事件，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重慶萬州萬人衝擊政府事件和漢源十萬民眾抗暴事件。據十月份的動向雜誌報導：中央內部的通報顯示，九月份全國城鄉共有310多萬人次參加了各種集會遊行示威抗議等，涉及到29個省區直轄市。中國的群體抗爭事件可謂風起雲湧。今天我想就這話題談談我的看法。最近發生的一系列民眾抗暴行動都具有這幾個特點：一是這些暴動都是突發性的，完全是一種群體性的突發事件。也就是說在暴動發生前五分鐘大家都不會預測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因此民眾對此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二是這類抗暴事件一旦發生就迅速形成燎原之勢，很快就無法控制，民眾無法做到進退有度，結果往往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卻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三是每次類似事件發生，政府就進行武裝鎮壓，結果是民眾與當局之間的對立情緒越來越強。

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當局過去半個世紀來對社會的管制過於嚴苛。一方面，老百姓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而這些不滿又沒有渠道可以宣洩或表達。過去雖然不允許遊行示威等，但至少還有所謂上訪制度，老百姓對當局多少還抱點希望。如今中共連自己設立的上訪制度都要毀掉。他們現在不再歡迎老百姓去向他們反映情況，而是在全國上下採取一場千古未聞的截訪行動。當所有的民間發表意見和表達不滿的渠道都被堵死之後，老百姓只有一個選擇，要麼不幹，要幹就跟政府對抗到底。而政府越是鎮壓，老百姓就越會想法設法捲土重來，以更大的規模與政府對抗，雙方的衝突最後終將演變成你死我活的對決。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長期採取高壓政策，公民社會和民間理性力量無法得以發展。因此，每當抗暴事件發生，整個社會就迅速形成群眾與政府的對抗，沒有任何第三力量能緩解這種對抗。面對日益發展的民間抗暴運動，政府越來越束手無策，他們似乎除了鎮壓就沒有別的選擇了。因為他們就是想通過談判等理性方式來解決問題，也找不到可以代表民眾的對象。不像其他民主國家，當政府與民眾發生衝突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與能代表民眾的各種民間力量如工會等對談解決問題。這正是當局嚴厲管制社會，不允許任何民間理性力量存在和生長的惡果。

此外，中共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也不利於各級政府因時因地解決各類社會衝突問題。在大部分民主國家，各級政府領導多為民選產生，因此只需對選民負責。在不違背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前提下，各級政府領導具有較大的自主權，可以靈活處理這類社會衝突事件。比如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州各郡的州長及郡長都有極大的自主權，許多重大問題都可以自行決策。因此每個地方發生不同的社會突發事件時，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可是在中國，處理社會突發事件的手段只有一個，也就是「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這是中共的國策。所以，一旦有事發生，各級政府沒有其它選擇，只有鎮壓。這次萬州萬民抗爭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同一天發生，同一天遭到鎮壓。據說還有十幾個人被打死。這一現象應該引起大家思考。很顯然，這樣的處理模式對雙方都不利，尤其對人民不利。

基於以上事實，現在擺在當局面前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妥善處理民眾與當局之間的越來越激烈的衝突。事實上，靠鎮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也是自掘墳墓的做法。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認為，如果當局稍為明智一點，現在最急迫要做的一件事應該是保障言論和結社自由，允許民間理性力量如獨立工會和農會等迅速發展。如果未來中國能出現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工會和農會組織，有關工人和農民的權益問題就有可能通過與工會和農會組織的代表協商得以解決。否則，今天是重慶萬州萬人暴動，明天是四川漢源十萬人抗暴，後天就可能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百萬民眾抗暴。

當然，治標還需治本。長期而言，只有從制度本身出發，建立一個能保障社會公正和人權的民主政治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和消除廣大民眾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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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得真好！暢達俐落自然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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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7701&ad=1/27/2006>
【新世紀特稿2006年1月27日】

到了對中共講「公開性」的時候了
管見
2006-1-27

春節將至，中青報的《冰點》被迫停刊，雖是突然，其實倒也不算是意外之事，但此舉引起的反彈，是很有些意思的。

中共整人，一向不擇手段。聯繫起來看，去年底時《新京報》被改組只是前奏。據《動向》雜誌披露，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已有指示，「對偏離政治方向，經批評、正告後，繼續另搞一套的」新聞媒體，「要從組織上作出果斷處理：該整頓的就整頓，該撤換的就撤換，該暫停的就暫停，該停辦的就停辦」。如此殺氣騰騰，《冰點》的厄運，已是不可避免，從李大同的「公開抗議」信中可知，《冰點》自己並不意外。

中共對《新京報》（以及《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大概算是客氣的，改組了人事，保留了報紙，而對中青報的週刊《冰點》就比較地無所顧忌，出手就是封殺。雖然李大同感歎「卑鄙所能達到的程度，總是超出常人的想像」，但中共卻何曾在乎過卑鄙？龍應台憤而發出〈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其中批評了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一句，即被台灣媒體說成是「痛批」，馬英九則很快就公開回應，顯示出國民黨新領導人的氣度，而胡錦濤這樣被人指著鼻子責問，要求他「用文明來說服」世人，這位專制的老大政黨的總書記，當然還是不屑於回應一個字的吧。

但是，你對人家不客氣，就別指望人家總是忍氣吞聲。

封了一個小小的《冰點》，引來當事人李大同一份公開抗議信，引來海外準當事人龍應台一封公開信，將真相、將道理，講得清清楚楚，況且，是否還有其他當事人準當事人後續發聲，還說不定。

公開抗議，公開講道理。對中共這樣習慣一手遮天之專制黨，就該如此。給這個黨留了面子，對它客客氣氣的，就別指望它能吸取教訓、能收斂一些。《新京報》人那樣群起怠工抗議、數十家媒體那樣聲援，也只是迫使中共稍微收斂一點兒，將做得太過份的事情稍微地改了一點兒。對《冰點》，難以指望它能復刊或較快復刊，但是至少，是非應由公論。

中共若真是「三個代表」之黨，若真是有「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這樣起碼的公僕意識，若真是有什麼「先進性」，理應主動地維護民眾的權利，主動地保障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結社等憲法規定的權利。在民眾還不自覺的時候，它有責任動員和組織民眾去爭取這些權利。現在，人們看到的現實恰恰相反。那麼，就要正視這一現實，自己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國際歌〉中唱道，「全靠我們自己」。至於中共，它早已經站到「我們自己」的對面去了，站到「毒蛇猛獸」那邊去了，它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來對付「我們自己」。

有人在指望著中共從黨內民主做起，開創民主的事業。什麼是黨內民主？列寧這樣描述──「公開地、自由地進行鬥爭。各種意見都發表出來。各種色彩都暴露出來。各種集團都顯現出來。手舉過了。決議通過了。階段渡過了。前進吧！── 這是多麼好啊。這才是生活呢。」想想看，中共有這樣的「列寧主義風格」的感覺和意識嗎，它有這個魄力、這個胸懷嗎？

李大同宣稱，他「將正式向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控告這次非法行為」。這是很對的，很有必要。中宣部這個「閻王殿」，秉承書記處的指示，指揮「團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這一脈絡雖然大體清晰，黑箱卻依然還是黑箱。無論控告的結果如何，就是要迫使中共自己多講講它的「道理」，迫使「黨內高層某些人」露出他們的尊容，讓天下人見識見識這些最具「先進性」的人士，到底是怎樣一副嘴臉。

中共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很不以為然，懼怕「公開性」，應該是因素之一。它諱疾忌醫，反感「新思維」，所謂「與時俱進」多半是表面文章。記得看過一則燈謎，謎面是「高喊生病了」，以「捲簾格」打一四字成語，即「呼疾聲大」經「捲簾」而得到謎底。中共整人的時候害怕人們大聲疾呼，以不准「炒作」的名義封鎖消息、封鎖思想，用公開信對付它，啟動申訴程序對付它，看來不失為好辦法。

(1/27/2006 13:25)

來源：新世紀 www.ncn.org <http://www.ncn.org/asp/zwginfo/www.ncn.or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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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shulinmanbu/2005/08/25/freedom_speech/>
《自由亞洲電臺》

言論自由是完整的公民權利的支點
寒山
2005.08.25

我們上次初步介紹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胡平的寫作。胡平早期的代表作《論言論自由》最初發表在一家民辦刊物《沃土》上，時間是1979年。1980年當他在北京大學參加競選時這篇文章作為他的競選文件而廣泛傳播並流傳到海外，用中英文發表在一些雜誌上，成為海外瞭解中國年輕一代自由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是80年代中國自由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胡平的這篇長文第一次公開發表在武漢的《青年論壇》上，北京還組織了一場有四十多位學者組成的討論會，多家出版社希望出版。

但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將要推出這本書的時候，1987年1月，中共展開了反自由化運動，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被撤職，《青年論壇》被停刊，《論言論自由》從此被剝奪了和更多讀者見面的機會。

對於很多人來說，「言論自由」可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這裡的「簡單」有兩個含義，第一是就內涵來說，它似乎沒有什麼複雜的，尤其是和「憲政民主」「多黨政治」這些涉及具體程序和操作的概念對比而言；第二是就它的實現來說，如胡平所說，人們常常認為言論自由「是一個取決於當權者意志的問題」，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它當然值得去爭取，但在理論上似乎沒有多少可以探討和認識的。

胡平認為，正是這種對於言論自由在理論上的忽視，導致了對於言論自由在思想上的缺乏覺悟，而思想上的缺乏覺悟也就會造成行動上的軟弱和等待。因此，「澄清言論自由的涵義，闡明它的價值和力量就成了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

那麼，被很多人所忽視的言論自由在理論上的意義是什麼呢？胡平引用了古希臘科學家、槓桿原理的發現者阿基米德的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胡平說：「眾所周知，在力學中，支點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儘管支點本身不能夠作功，但唯有在它之上，槓桿的作功才成為可能。」如果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其他人權是一個完整的實體的話，那麼言論自由就是這個實體的支點，有了它決不是有了一切，它既不能當選票來用，更不能當房子來住，但如果沒有它，那麼其他的更為實在的權利至少是不完整的和沒有保障的。因此，言論自由是所有公民權利的基礎，更是生存權的基礎。

一個很明顯的事例是，在1959和60年，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的話，那麼反對大躍進和窮過渡的言論就會公開表達出來。雖然我們不能說那就能改寫歷史，就能使數千萬人免於被餓死，他們的生存權就能得到保障。但如果連反對的聲音都聽不到，除了等待最高統治者的烏托邦夢醒，你又怎麼可能做到其他的一切呢？在今天，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對公民的居住權、財產權、遷移權和人身安全的侵犯的案例在發生，如果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並能夠通過各種信息渠道 -- 尤其是公開的傳媒系統 -- 暢通無阻地讓社會瞭解到他們的不滿和冤屈，那麼雖然我們並不能說問題就不會發生或者一旦發生就很容易解決，但至少創造了讓社會和政府瞭解問題的嚴重性的條件。

今天在北京有成千上萬的上訪民眾，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特定的群體，給中共所定義的「穩定」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如果這些人的聲音在當地的媒體和各種公共渠道能夠表達出來，他們又何必以這種方式讓社會瞭解他們的問題呢？所以，聽見聲音並不必然意味著解決問題，但聽不見聲音必然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很多人也許會說，我這裡沒有言論自由，但我的基本權利，甚至包括選舉權，並沒有受到侵犯啊！我生活得很太平啊。這固然是事實。但反過來說，凡是在那些公民權利受到嚴重的和持續的侵犯的地方，必定是沒有言論自由的。這就好比你生活在一個生態環境非常惡劣的地方，那並不意味著你肯定會得病，但很多人得了形形色色的怪病，那一定是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有關。因此，你就不能用你沒有得病來論證你的生活環境沒有問題。從長遠和根本來說，你的太平是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的。

因此，理解言論自由作為所有公民權利的「支點」在理論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當「個人權利」這個問題浮現出來的時候，在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非常具體、實在和物化的。例如，公民的財產權、居住權、遷移權、就業權和通訊自由權等等。在今天的大陸報刊上，經常能看到和這些權利有關的由記者撰寫的維權報導和新聞。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很少能看到為維護「言論自由」這個看上去很抽像、但卻是所有權利的支點而大聲疾呼的消息。這既說明了中國社會二十多年來的進步，更反映了這種進步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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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i/shulinmanbu/2005/08/18/huping/>
《自由亞洲電臺》

胡平和他的《論言論自由》(上)
寒山
2005.08.18

「孤獨感是人生之鹽 -- 既不可少，又不可太多。所以，少年人玩味孤獨，中年人排遣孤獨，老年人逃避孤獨。」

「二十歲時離家遠行，你不想家家想你；六十歲時離家遠行，家不想你你想家。」

「兒童從故事中理解生活；老人從生活中理解故事。」

「有的人受不了牙痛而去拔牙。有的人害怕拔牙而忍受牙痛。大致上講，世間之人就這麼兩種。」

「有關男人的標準太高，所以男人唯恐別人說他還不夠男人。有關女人的標準太低，所以女人唯恐別人說她只是個女人。」

「悲劇之後常常是空虛。喜劇之後免不了是無聊。」

如果我們喜歡這些對人生世故簡樸而精妙的議論，那麼不妨再聽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另一些話：

「公民的第一權利是言論自由；公民的第一義務是自由言論。」

「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

「有太多的人只願和自由偷情而不願和自由結婚。這就是為什麼自由在中國還沒安家的原因。」

「傳統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屠嬰。極權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好比避孕。」

「當極權統治存在時，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可能垮臺？當極權統治垮臺後，一般人困惑的是，這樣的一種統治，怎麼還能存在？」

「過去，共產黨要我們把毛澤東奉為神，因此對他的指示必須絕對服從。如今，共產黨又要我們把毛澤東當作人，因此對他的過錯必須多加原諒。這真是太愜意了：毛享有神的權力，但只負人的責任。天下的便宜事都讓他佔完了。」

在今天的中國，這位作者對人生世故的議論不難被當作漢語散文寫作的名篇，但是那些對專制政治的尖銳批判卻不會在公開的出版物上找到一席之地。而正是因為出自同一個作者，而這個作者又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在大陸，這些典雅的的人生哲理和犀利的政論文字一起被排斥在中文閱讀的範圍之外。

這位作者就是胡平。如果你是在八十年代經歷了思想上的成熟期，那麼你很可能知道這個名字。胡平出生於中共建政之前，高中畢業時趕上文化大革命，在四川下鄉插隊五年，又當了五年臨時工。文革結束後，他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參加了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從此和中國民主運動同呼吸共命運。他在1975年寫作、1980年修訂完畢的《論言論自由》中，把言論自由作為發展民主、保障人權的偉大事業的支點。如果我們承認今天的中國在物質上已經變得和八十年代面目全非、但在有關政治問題的言論控制上並沒有實質性進步的話，那麼我們對言論自由這個支點的需求的緊迫感恐怕超過了八十年代。

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很像一個不幸的兒童，它既有歷史積澱的缺乏所造成的先天不足，更有現實政治的嚴酷摧殘所導致的發育中斷。回顧歷史，尤其是自1949年以來，每一代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差不多要在思想的荒原上從頭開始耕耘，其開創者往往在思想深度和邏輯進展上不得不孤軍奮戰，承擔在正常社會中幾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務。

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生和被接受特別有賴於開創者的素質。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由於自己也生活在一個封閉的思想文化環境下，沒有條件用人類文明的綜合元素來培養自己的獨立思想，很多批判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人選擇了以身殉道，是自由思想的戰士和烈士，但卻沒有條件成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今天我們與其說是重讀他們的作品，不如說是重溫他們的人生。我們在道義上受到的震撼要大於思想上的啟迪。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平的作品是寶貴的。胡平的文字所表達的是自由主義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但在這個批判的背後是深厚的教養和文明。讀他的作品，我們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在毛選四卷，馬恩選集、革命文學和樣板戲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人。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在文化荒原一般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能有一種古典的優雅和從容，能從內涵豐富的歷史掌故中信手拈來最妥貼的譬喻，用簡練樸素的語言把被扭曲的最基本的真實和被掩蓋的最樸素的真理帶回到我們的思想和生活中。

難能可貴的是，胡平對極權主義制度以及它在觀念上的形形色色的派生物的刻骨憎惡絲毫沒有妨害他對這個人性的產物所具有的充滿人性的理解，因此他的批判不但是尖銳辛辣、毫不妥協的，而且更是充滿洞察力的，從容不迫的，有時甚至是趣味盎然的。他的戲謔和嘲諷也因此而比許多聲色俱厲的批判和譴責更具有判決的力量。

正是這種厚度和力度，使得胡平的作品的意義超出了政論的範圍，成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本土資源中最具有原創性和根深葉茂的一部份，能夠匯入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的那一部份。幸運的是，一個關起門來把一切都扼殺掉的社會已經不符合哪怕是統治者自己的利益。因此，儘管在中國大陸，胡平的文字不能見諸天日，但通過海內外的種種途徑，胡平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一切嚮往自由的中國人中仍然發揮著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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