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結語：「六四以後」

思想家阿道爾諾提出了「奧斯威辛之後」這樣一個哲學命題，這個命題使20世紀中葉以來的人類思想獲得了屬靈的品質。遺憾的是，「六四以後」還遠遠沒有「奧斯威辛之後」那樣激動著人類的理性和良知，儘管因它處於「奧斯威辛之後」而對人類精神更具有挑戰性。

「六四以後」也拷問著西方的「奧斯威辛之後的思想」的誠實。中國人權問題國際化使我們敬重人類記憶奧斯威辛苦難的反省能力；而中國人權事業的艱難困苦則使我們對人的經濟動物理性或「災民理性」之頑固深感絕望。市場原則對人道原則的挑戰，這是「六四以後」對「奧斯威辛之後」的挑戰，是人類永恆的精神困境。它使敏感的心靈在這世界上走投無路。

對於漢語世界來說，「六四以後」的詩人是孤獨的。從城市廣場出來的詩人們、孩子們，特別是經過古拉格苦難的他們，將面臨一場新的靈魂考驗：人民突然神秘地失蹤了，街道上空無一人。對人民的絕望是「六四以後」的思想。昨天北京街道上數不勝數的眼淚和溫暖一夜之間卻煙消雲散，留下了一座死城，留下一頭受傷的野獸——昨天，人民還是那樣熱烈地擁抱著它。「六四以後」，「人民是一種虛妄」。

是的，「六四以後」的精神是孤獨的，「六四以後」的文學是傷心的。記憶和堅守只能憑靠魯迅那種「絕望即希望」的文學意志力，或者靠對稀疏的掌聲有限的記憶。但是，魯迅的唯一歸宿仍然是絕望，而掌聲畢竟是有限的。這是「六四以後」的精神困境。

於是，「六四以後」的精神在絕望的暮色中聽見了耶路撒冷神聖的鐘聲！

十字架樹立在人民退場後的暗夜和曠野中。月亮並不在乎孩子死了，每天照樣升起。人民恐懼了，她若無其事地走過流血的街道去賣菜，去為「第四產業」添磚加瓦。但耶穌在乎，他永遠在場，他發出淒慘的喊叫，為了我們，在昨天就把自己釘死在城市廣場上了。他伸下手來收留了孩子們的靈魂，把他們變成了天國裡的財產。

「六四以後」自由無路可走的時候，十字架上傳來「我就是道路」的聖言，於是「六四以後」的流亡者開始成為「聖言傾聽者」、基督跟從者和服從者。偽先知不是上帝，人民也不是。凱撒是凱撒，上帝是上帝，人民是人民。跟從者不傷心，因為受難蒙主揀選的是自願參與，獻身並不期待人民的掌聲，而是順應十字架的召喚，蒙天主的悅納。順從者不孤獨。朋霍費爾並不傷心。

「六四以後」的道路是保羅的道路。

1998年12月初稿；2002年1月再定稿

SCF註：〈鄧小平最後一次跌落〉這一節太長，所以我切開來貼。任不寐原文中沒有第五點，應該是他自己疏忽，空了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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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這裡他就不在乎『干涉別國內政』了——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

我們終於瞭解了他這一代人對美國的政治「瞭解」。孟德斯鳩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驚詫莫名。辜鴻銘不是也用類似的居高臨下的姿勢嘲弄過美國的政治自由嗎：「美國人如此迷戀他們的憲法，實在讓人憐惜。」而辜如此迷戀皇太后，似乎是足以讓人欣羨的。

7、「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

「表揚」本身就是自上而下的話語霸權。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我的「態度」和當權者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更無需你認為是好或不好，你又有什麼資格以你的標準評價我的態度呢？「表揚」是一種人格上的污辱，你的人格價值是由「表揚者」賦予的，而你自己什麼也不是。我為什麼一定要和你「保持一致」？我有道德上的必要和真理保持一致，而任何人，任何政黨都不能代表真理。如果一定要同什麼人「保持一致」的話，我寧願和自己保持一致。在大多情況下，和權力保持一致，更可能和錯誤保持一致，而在一些時候，和權力保持一致，簡直就是和罪惡保持一致。

「周」等的態度是「好」的，這是表揚，也是警告，也是分化。這種態度自然是「好」的，與我一致就是好，否則就是壞。這種警告蘊含著這樣的潛臺詞，讓我們把他還原：「你們是什麼東西，你們只不過是我可以隨意捏碎的工具，你們只有唯命是從，才能得以生存；你們在這世上，只是根據我的法律而活著……你們現在活著，僅僅是因為我的幸福、我的愛情、甚至我的嫉妒需要你們奴顏婢膝的服務。我對真主的所有先知和其中最偉大的阿訇起誓，如果你不履行你的義務，我就要像踩死腳下的小蟲那樣對待你的生命。」（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扎》）

什麼東西就不能「改變」？世界上沒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改革不就是在某種意義上的一種改變嗎？看來這只能由權力「領導」者進行。這才是真正的狂妄。「方」等是二等公民，因為他們和鄧是不平等的，鄧對他們的態度，對享有公民權的公民的態度，完全是主人對奴僕的態度：「處理要堅決」。這就是鄧的「社會主義的法制」，不是法律要求處理要堅決，而是鄧命令法律處理要堅決。

8、「1952年殺了兩個人，一個劉青山，一個張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只殺兩個起不了那麼大的作用，要多殺幾個，這才能表現我們的決心。」

這彷彿是在談論殺院子裡的母雞。以如此輕鬆和霸道的口氣談論殺人，彷彿任何人的生命他都有生殺予奪之權。執法首先不是為了懲治犯罪，而是為了「表現我們的決心」；而別人的生命只是「為了表現我們的決心」的必需犧牲品和實驗品。鄧在1988年9月的一篇講話中說：「中央要有權威」。他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法律要有權威。中央的權威是法律賦予的，而不是鄧個人「要」的，而法律的權威是公民民主制度賦予的，而不是「革命」創造的。毛動員群眾迫害異己，而鄧命令法律整肅異己，然後他把自己對法律的這種污辱稱為「加強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

9、「臺灣集中攻擊我們四個堅持，恰恰證明四個堅持不能丟。」

贊同我的就是朋友，批評我的就是敵人。這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決擁護」的紅衛兵的真理。根據這個可愛的邏輯，臺灣「攻擊」我們文革殺人太多了，「恰恰證明」我們殺人太多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殺更多的人；美國「攻擊」我們環境破壞嚴重，「恰恰證明」我們破壞環境是正確的，我們應該進一步破壞環境！

10、「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講20年。」

這裡的主體是誰？自然不是鄧，那就是後人。有什麼理由要後人服從前代的一個老人的誡命呢？他不僅要為現代人設計，還要為未來的人設計；他不僅要現在的人和他保持一致，而且要求未來的人和他保持一致。

為什麼是20年而不是19年或21年？這個20年的概念從何而來？來自科學的論證嗎？不是。來自民主決策嗎？不是，來自「設計師」的「設計」！這個萬能的設計師不僅設計政治存在形式的「質的規定性」，而且也「代議」政治存在的「量的規定性」。「代議制」在中國發展到了徹底「科學」的高度，已經採取了數學的精確形式，的確比西方虛偽的自由制度要優越得多。

用算命或數學的口氣對有關千百萬人命運的問題獨自「計算」，這種「數學專制主義」由來已久。「數學專制主義」是「軍事專制主義」的「政治合法性」，或是後者的合法性表演。毛就特別鍾愛這種獨斷方法：「15年趕上英國。」「化分私人工商戶……就大城市說，前三類約佔95%左右，後二類約佔5%左右」；在北京5萬工商戶中，守法戶約佔10%左右，基本守法戶約佔60%左右，半守法戶半違法戶約佔25%左右，嚴重違法戶約佔4%左右，完全違法戶約佔1%左右」（《毛澤東文集》）。「在7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字」。「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2%。」（同上）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數學結論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和民主決策的基礎。即使民主決策對未來和未發生的事物也不能進行準確的數字判斷——在重大的問題上採取算命式的政治決策，這正是哈耶克驚歎的「瘋狂的自負」。這種「數字專制」首先起源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唯科學主義」「科學性」的自我想像，在這種想像中有一種自我滿足感。為了證明獨裁者判斷的科學性，為了達到胡謅出來的指針，迫害是以完成任務的形式完成的。這種數字化迫害是徹底的蓄意謀殺和種族滅絕。其次是來自計劃經濟的理論教條，殺人、政治迫害以及一切政策，無不可以計算和計劃。最後，我認為這同權力性格有關係：數字的精確表達了獨裁者的專橫意志、蔑視生命和任性的傲慢。

11、「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這個判斷少了個主語，讓我們把它補充完整：「我決定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我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這完全是一種「朕即國家」的口吻。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這種選擇權不需要任何人「決定」或「允許」。「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是中國人不許中國人示威遊行嗎？顯然不是，這是自相矛盾。顯然是「我」不允許。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我家」！——好一個允許和不允許！可是你有什麼權力允許或不允許？！人民什麼時候「允許」你有權「允許和不允許」？！當然，你是無權的，但你有槍，你是「有槍允許和不允許的」。

12、「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這完全是一個遠離現代政治文明的「理論」。監獄制度就可以達到這個標準。唐太宗和希特勒的政治制度都能夠達到這個標準。如果生活在這種制度中人就是幸福的了，那麼，人類和被精心照顧的畜類還有什麼區別呢？畜圈裡的豬群是穩定的，它們是團結的，伙食是不斷改善的，也就是說，改善了豬民的生活，它們是得到持續增肥的，也就是說，是得到了持續發展的。

鄧在「六四」上的反應的確是在「情理之中」的。他的政治經歷及中國的文化傳統，使他無法超越自身的高度。他在自己的高度折斷了，「六四」的「勝利」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快樂，他因此也給新政權留下了嚴重的歷史問題。作為對鄧時代的一種繼承，政治機會主義成為90年代中國政治的基本特徵。由於黨和人民的公開衝突，意識形態終結，社會主義從英雄時代進入了丑角時代，進入了自己的「德國現狀」。

SCF註：〈鄧小平最後一次跌落〉這一節太長，所以我切開來貼。任不寐原文中沒有第五點，應該是他自己疏忽，空了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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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鄧小平最後一次跌落

鄧一生三起三落，但最後跌倒在1989年的城市廣場上，再也沒有站起來。

顯而易見，在中南海的「同齡人」中，鄧比其它政治老人更具有理性和開放精神。他結束了毛在意識形態上的狂熱，並積極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並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鄧力主的對外開放政策對中國的進步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但我們要反思一種流行的理論，即在給政治領袖作歷史結論時功過「三七開」或「二八開」或「功大於過」的論調。這種理論可能是始於毛對斯大林的判斷，然後，鄧用這個邏輯評判毛，最後，在鄧死後，海內外的學者專家用這個公式評價鄧。這是一個混淆是非、似是而非的理論。因為事實上，可以說政治領袖無功可言，只有義務。既然他們佔有了國家的經濟部門，壟斷了一切政治資源，享受了人民的「尊重」和各種特權，那麼，他們就應該幹點兒好事；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法律責任，應盡的政治義務。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權力利益是不成比例的，其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過」就是「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接受社會的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審判。功過論不是一個法律上的判斷，也不是道德上的判斷，它背後蘊涵著一種深刻的奴性意識。

讓我們通過對《鄧小平文選》中有關「六四」問題的言論分析，我們看看鄧對毛式語言的有限改革所面臨的理性和道德上的困境，這種困境在權威主義「香消玉殞」的時代必然尋求機會主義的援助才能避免跌倒——後鄧時代出現政治機會主義的統治是「順理成章」的。

1、「不要怕外國人議論，管他們說什麼，無非是罵我們不開明。多少年來我們挨罵挨得多了，罵倒了嗎？」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死豬不怕熱水燙」的「中國功夫」。這種固執是從毛那裡繼承下來的。毛說：「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1958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覆那些王八蛋的。」（《晚年毛澤東》）他把別人的批評全部當作咒罵，「王八蛋」這種咒罵說明他並沒有真高興而是氣極敗壞了。半個世紀快過去了，雖然誰敗誰勝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而且是鄧「幫助解決」的，但鄧仍然完全繼承了毛的這種破落戶精神。的確，中國人打板子、打屁股都不怕，還怕批評嗎？「批評又不能當飯吃！」古語云：「打不痛，罵不羞。皮沒破，血沒流」。看來，南非的種族主義「活豬」應該向中國的XX主義「死豬」學習，如果他們早些年就掌握了中國的「厚黑學」，就能抵擋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輿論的譴責，曼德拉的力量就不能發展和壯大。

2、「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

這裡蘊含著「朕即國家」的邏輯：「我們」就是「中國」。這裡有一種恐懼，他心裡並不踏實，否則何以在這裡這樣辯護？「嚴打」殺了那麼多人，他並沒有覺得有辯護的必要。他知道這次自己錯了，但要「理直氣壯」地「旗幟鮮明」地說謊。他接著說：如果「認為名譽高於權力」，「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這樣，關係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在他看來，「領導」即「我們的領導」即「我的領導」是「事物的本質」，是底線，而他人的尊嚴和生命是低於這個「本質」的。而這一點「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會得到證明」。這種證明不能靠事實和自由——因為那將是一種最好的證明——要靠「唯物辯證法」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以及「精神文明勝利法」。有這樣一句話可以記在這裡：「專制者是用拿破侖一次堪稱經典的講話來看待自己的：『人們對我的一切指控，我有權用『那就是我』這句話來回答』。」但我們必須注意，這種頑固不是堅定，有神的聲音在他心中提醒他的罪惡，他的堅定是在自我暗示，正如馮雪峰先生的洞見：對於犯錯誤的人來說，「頑固是一種安慰」。

3、「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

名譽和權力不可得兼，捨名譽而取權力者也。這是地道的災民理性的選擇。「我們對胡耀邦同志的處理是合情合理的。」既然「合情合理」又何必要作此辯解呢？按鄧的邏輯「什麼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還是全國人民的人權」？我們也得問一問：這個「情理」是少數人的「情理」、多數人的「情理」、還是全國人民的「情理」？據知，這個「處理決定」是幾個政治老人湊在一起決定的，這顯然是「少數人的情理」，這幾個少數人同時還決定了另外兩件事：胡不是「全國人民」的一員或不是「人民」；他們決定他們代表人民。

4、「（學生）鬧事就使我們不能安心建設，我們已經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這樣一鬧，就會出現新的『文化大革命』」

你不能表達自己的觀點，否則就是「鬧事」；你不能不和我一致，否則，就是「鬧事」；你不能行使憲法權利或要求基本人權，因為那是「鬧事」。那麼當年中共不能反對國民黨，因為那是鬧事，「這樣一鬧」就使國民黨「不能安心建設」。鄧希賢先生不能參加法國「共產主義小組」，因為那是鬧事，而且顯然受到了「國際反華勢力」的「利用」。因為那時他顯然比我們1989年時的年齡還小，更可能被人「利用」，如果你狡辯說他就是天才，那你們就墮落到你們一直批判的「天才論」的泥沼裡去了。

事實上，「鬧事」是一種污辱人格的語言，在中國是長輩對孩子訓斥的常用語。他把全國人民當做他的孩子，這是社會主義的「愛民如子」或「恨民如子」，儲安平的「家天下」可以說是一針見血。鄧不厭其煩地使用這個詞「訓斥」「不同意見」及其表達者，充份證明了他的「大家長」心態，證明了「鄧小平理論」政治上的落後性。「童言無忌」的李敖說國民黨是生殖器聯結起來的大家族，我幫他補充一句：這個黨在自己家族之外企圖通過「恨民如子」的意淫方式把所有人都聯結起來。「家天下」的「牧民政治」交替使用兩種手段：慈祥和訓斥。他們首先當然是希望慈祥的，無為而治是慈祥的最高境界，奴役別人而別人還感恩戴德，沒有比這種奴役更是奴役了。中國的民間反抗運動很多是反不慈祥的運動，他們認為暴政就是不慈祥，家長一旦慈祥了，他們就有了「1949年的感覺」，他們就「小平您好——慈祥」了。克林頓先生1998年結束了對中國的訪問後說，他相信在中國可以近期實現民主。他是把中國的自由寄托在慈祥上了。反不慈祥時，精明的家長也是贊同的，因為那會動搖他的慈祥專政，而慈祥才是他政治合法性所在。官僚主義和政治腐敗是不慈祥，所以他也反對，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是慈祥反對不慈祥以及培養人民熱愛慈祥的運動。他最不能容忍人們反對慈祥，即「資產階級自由化」。「你竟敢不讓我對你慈祥！」它還把自由主義運動理解為慈祥運動的一部份。他說：「與其讓你慈祥，不如我慈祥」。否定自由開始是在慈祥語境中進行，即採取訓斥的方式，使用話語霸權。但對那些堅決反對慈祥體制的人，他就使用武器的訓斥。「學生鬧事，要向他們講清楚危害在哪裡，這就不能對他們只用拍拍肩膀的辦法。」「危害」在哪裡呢？「危害」在於學生不僅反對不慈祥，而且反對慈祥。「不能對他們只用拍拍肩膀的辦法」，那用什麼辦法呢？就是用坦克的辦法。這已經與「軍隊不是用來對付學生的」說法矛盾了。「坦克不是對付學生的」這正如希特勒佔領了巴黎後說，我們不是來對付法國的一樣「雄辯」。

「學生鬧事使我們不能安心建設」。似乎沒有「學生鬧事」他們就能「安心建設」似的，他們什麼時候安心過建設？！他們一直在「鬥爭」，並帶動全社會共同「鬥爭」。這種權力鬥爭才是他定義的「鬧事」。「學生鬧事」恰恰是為了反對「權力鬧事」讓人民自己「安心建設」！是的，學生鬧事的確使他們不能安心建設權力，不能安心「領導」，而「領導」「是事物的本質」。

「這樣一鬧，就會出現文化大革命」。把民主運動和自由主義運動同「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是對民主和自由的最大污衊。把現在他反對的東西與歷史上定論為錯誤的東西聯繫在一起，然後以此證明現在發生的事情是同樣錯誤的，這是慣用的「政治智能」。在「文化大革命」中，鄧本人曾深受其害：在黨的正統理論中，資本主義是罪惡的，毛就把鄧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此證明鄧是罪惡的。實際上，鄧和資本主義簡直風馬牛不相及。現在鄧是青出於藍了。然而，我們發現，他並沒有勝於藍，因為把民主運動說成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邏輯，這個矛盾將使鄧處於尷尬的境地。因為我們知道，鄧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給「文革」定義為「領導人錯誤發動的……」而鄧自稱是「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如果民運就是文革的話，顯然是「鄧小平錯誤發動的！」

六、穩定論批判

首先我們假定屠殺的目的是為了真正的穩定。但正如我們已經論證過的，生命價值高於一切，人權高於一切，「穩定」僅僅是次價值。因此，即使真的為了真正的穩定，殺人同樣是不合法的，除非現實的不穩定採用了暴力，並危及和殺害了其它生命。但即使如此，對暴亂者的懲罰也必需在法治的原則下進行，而不是在政府發動的戰爭狀態中進行。問題的實質是，任何誠實的人都承認，1989年「六四」以前北京沒有發生任何暴力事件。

我認為以「主義」或「穩定」等等虛妄的藉口屠殺和平示威的人的一切行徑，都是非法的，沒有絲毫辯解的餘地。「把一個人活活地燒死，不是保衛教條而只是殺死一個人」。

赫魯曉夫在譴責斯大林的罪行時也曾經說過一段十分具有人道色彩的話：「不管斯大林出於什麼動機，他處決了數以千計的人總是犯了一個嚴重的罪行。有人爭辯道斯大林的動機是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出於利己主義的罪惡目的。真是瘋狂透頂！為了人民的幸福，他竟把人民最優秀的兒女置於死地！這種邏輯是十足的奇談怪論」。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他說的穩定完全是一個騙局。這個騙局由兩部份內容組成：「六四」前中國出現了社會「動亂」和「鎮壓實現了政治穩定」。

我們認為「六四」以前中國社會是基本「穩定」的，他們說的社會動亂並不存在。鎮壓是為了平息「暴亂」，這是最無恥的「賊喊捉賊」。「他們聲稱軍隊由於激怒而採取的行動不應該受到指責。我看著他們在電視上的講話，心裡一陣陣噁心」。我在長安街上和被「激怒」的市民在一起，我看到的是北京偉大的人民表現的克制和和平，「軍隊被激怒」完全是胡扯。即使果真有人「激怒」他們，按此邏輯，任何「激情殺人」都可以因「被激怒」而免除法律的責任。

事實上，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表現出了空前的、偉大的理性和和平精神，她感動了世界。她唯一沒有感動「黨的領導」，因為他們是鋼鐵鑄成的。的確，他們如果不是神祇，就肯定是野獸。如果軍隊是被激怒——我認為這是侮辱軍人具有正常人的理性的用詞——也是被官方刻意灌輸的敵情意識給「激怒」了。

事實是先有了鎮壓或軍隊進城開槍，才有所謂的「暴亂」；而這種所謂的「暴亂」最多也不過是幾個被激怒的年輕市民向我們的全副武裝的「子弟兵」扔了幾塊磚頭，尤其當他們親自目睹了無辜的市民和學生中槍倒下的時候。整個過程絕大多數人仍是和平的——他們是和平地接受死亡。這是群狼對一隻羊的殘殺，然後群狼把這隻羊的掙扎稱謂「暴亂」，然後他們慶祝狼群平息羊的掙扎的軍事勝利！這種勝利實在不光彩，於是慶祝勝利和紀念共和國衛士的活動從1990年開始就消失了。

政府因為恐懼，事後盡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熱愛和平的角色，一個被老百姓用磚頭欺負的可憐蟲，竟然把他殺人說成了「正當防衛」。在一段時間裡，它卑鄙地在電視裡反覆地播放「共和國衛士」「被殘殺」的鏡頭，以此來證明「暴亂」份子的凶殘和他殺人的正義性。這幾個「衛士」的命運真正是可悲的，他們的真正死因也許將來才會搞清楚，或者是因為他們戰友的殘暴激怒了市民而不幸被殺，或者是在混亂中意外地亡命，或者因為希特勒的「綠色方案」式的屠殺陰謀而成為犧牲品。但無論是什麼具體原因，政府都要對他們的死承擔責任，就是這個政府挑起了這場人民的自相殘殺，就是這個政府一直引誘這些年輕的士兵對人民保持「神經質」式的敵意。更可悲的是，就在他們死後，這個本來應該承擔責任的政府竟然還要用他們的死來裝飾自己殺人的合理性。這個政府需要他們的死，因為必須沾著他們的血跡才能為這個政府屠殺平民提供「合法」的根據。更可悲的是，「衛士」的家屬在接受「領導接見」時，還感到受到了政府的關懷而感動！她們不知道，就是她們面前這些一個一個笑面虎式的偉大人物將她們的兒子害死了。也許這就是我們中國的國情，這就是我們中國的人民。她們一方面要向權力捐獻自己的骨肉，而另一方面又向這個權力感恩戴德，頂禮膜拜。

關於「穩定」問題，這裡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當局已經徹底地變成了馬克思所極力抨擊的「秩序黨」了。他們所捍衛的「秩序」或「穩定」是人類自由思想史經常批判的對象。根據常識我們知道，「社會穩定」不是唯一的政治目標和最高的政治目標。而「政治穩定」簡直就不是政治目標，而是權力的目標。「政治穩定」就是「權力穩定」。真正的社會穩定必須可以同時促進社會發展，而發展是更重要的政治目標。「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是完全對立的。歷史上「政治穩定」派一直是自由事業和正義事業的敵人，在他們獲得權力之前，他們是極端的革命派，一旦他們獲得了權力就變成了極端的穩定派。他們的主張從來是他們個人現實利益的體現。因此霍爾巴赫說：「教會的安寧就是能夠為所欲為或不受阻礙地破壞別人的安寧」。人民反抗任何「暴政穩定」。正因如此，反抗「暴政穩定」的鬥爭一直存在，這種不穩定，加上暴政本身就是一種不穩定，因而「暴政穩定」完全是一種騙局。孟德斯鳩說：「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靜。但是這種平靜不是太平。它只是敵人就要佔領的城市的緘默而已。」。因此盧梭說：「專制主義可以為他的臣民確保國內太平。就算是這樣；但如果專制主義的野心所引起的戰爭，如果專制主義無饜貪求，如果官吏的騷擾，這一切對人民之危害更有甚於人民之間的糾紛的話，那麼人民從這裡面所得的是什麼呢？如果這種太平的本身就是人民的一種災難，那麼人民從這裡面又能得到什麼呢？監獄裡的生活也很太平，難到這就足以證明監獄裡面也很不錯嗎？被囚禁在西克洛浦洞穴中的希臘人，在那裡面生活得也很太平，可是他們只是在等待著輪到自己被吞掉了」。

最後，他們說：「如果不鎮壓就會亂」。這是把不確定的理由作為確定的理由的狡辯。如何證明將來肯定會亂呢？這是不可證明的。根據他們的邏輯，任何殺人犯都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為他可以說，他認為那個被害人將來肯定要害他——還有比這更荒誕的邏輯嗎？！「沒有人能夠抵押自己的不公正作為自己正直性的擔保。」黑格爾把這種類型的狡辯稱作「蓋然論」。「它的原則是，只要行為人能替行為找到任何一種好的理由……行為人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作出決定的不是事物的客觀性，而是主觀性。這等於說好惡和任性變成了善與惡的裁判員，其結果倫理和宗教心都遭到毀滅。……這裡牽涉到『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這一惡名昭著的命題……把罪行當做某種善良目的的手段……這種學說，只有當道德和善由權威來決定的時候才會發生。」「蓋然論」是徹底的價值虛無主義，是最「高峰的主觀性」，是徹底的循環論證。

暴力鎮壓破壞了真正的穩定。而且將長期破壞真正的穩定。89民運為真正的穩定進行了艱苦的努力，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和平運動，目標是企圖建立中國社會真正的和平和永久的和平——這種努力被以穩定的名義無恥地虐殺了！他們的屠殺不是為了社會的穩定，而是為了專制權力的穩定。這種瘋狂的自私突出表現在他們對蘇聯解放的反應上：在面對蘇東劇變時，他們慶幸自己殺人才保住了他們的「社會主義」，而抱怨蘇東的領導人對自己的人民太手軟。而極少數蘇東的極權份子在失去了帶給他們無數利益的「社會主義」之後，對東方八九年的凶殘羨慕得不得了：「東歐的教訓表明，中國在1989年採取的對反對派堅決不讓步的立場是十分正確的」——一位波蘭外交官跟中國的新貴們說。這位喪家犬無視真正的事實，即東歐共產黨的失敗正是因為幾十年來它對「反對派採取堅決不讓步的立場」。50年代的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波蘭事件等等，共產黨一直「對反對派採取不讓步的立場」！但在過去了幾十年之後，共產黨還是要為自己當年的血腥記錄付出倒臺的代價。相對來講，大多蘇東的極權者要比東方的領導人多一些人道主義的修養，多一些理性。京特．沙博夫斯基在從北京訪問歸來，根據對中共領導人被「六四」事件搞得狼狽不堪的認識，他說：「從北京事件得出的教訓只能是：決不能用軍事武力鎮壓示威的公民」。前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前政府總理格羅斯在下野後回憶說：「1989年夏天，黨的領導人在小範圍內討論過，是否要動用武力來阻止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我們一致的看法是，不主動採用武力。除非發生了外部的軍事干預或反動派動武……中國對自己問題的答案不能作為歐洲的藥方」。這種對比使我們這裡的瘋狂的權力自私更暴露於天下——全世界只有「我們」認為權力的價值高於生命的價值。「我們」不僅擁有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的理性，而且擁有專政的「勇氣」，後面這一點，是蘇東的社會主義者「無法比擬」、「望塵莫及」的。當然，蘇東的「光榮革命」的成功不是主要因為那裡的共產黨的一點良知，而是因為全社會民主力量的壯大。在這裡我們想要強調的是，這裡就連那一點基本的良知也沒有。

與穩定論相關的是所謂民運違法論。事實上，人民不正是為了要求法治才違反「法制」的嗎？遺憾的是，這樣的「法制」大約2000年前秦始皇就成功地「實行」了，而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都「違反」了它。總的說來，世界上和人類歷史上很難再找出比1989年更為秩序的群眾運動了。有人說：「人民為什麼不能回家，然後通過合法程序要求經法判因為戒嚴違憲所以取消戒嚴並追究當事人刑事責任呢？」事實上在中國有這樣的途徑嗎？如果有，當年也不至於發生革命了。根據這種邏輯，在「人民沒能做到這點」之前，人民只能服從和沉默。而由於那可愛的「法制」，人民永遠不能做到這點。那所有的罪惡行徑就全部「合法」了。「違法論」迴避了兩個重要的事實：第一、人民守法的前提是法的確是人民制定的。第二、即使在「惡法」存在的情況下，人民遠遠比公僕要更守法，即使在1989年也如此。

五、不得已論批判

鄧小平說，1989年「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後鄧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紛紛辯護說，「當時是不得已才開槍的。」這種論調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無論在官場，還是在民間，都不乏同情者。

「不得已」是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方案中，只能選擇一個方案。鄧在1989年開槍前至少面臨三種選擇：暴力鎮壓（暴力方案）、與民運談判、和辭職。後兩種可以稱為和平方案。而鎮壓方式也至少有三種：段祺瑞式、朱鎔基式（指其1989年在上海採取的平定措施）和鄧小平式。相對於「囚徒困境」而言，我們可以把1989年鄧的困境稱為「鄧小平困境」。

在諸以上方案中，歷史上都有政治家採用過。前蘇聯和東歐的國家領導人在相同的困境中基本上選擇和平方案。在社會壓力下，包括威權國家的領導人在內，政治領袖「自動」辭職的人越來越多。戈爾巴喬夫、尼克松、海部，甚至馬科斯、蘇加諾以及海地的軍事獨裁者都能做到這一點。那麼為什麼鄧一定要選擇暴力方案而且是其中最殘暴的一種呢？我認為這必需從政治文化傳統中找原因。鄧是恐懼了，這是我的《災變論》的邏輯起點——鄧的恐懼是一種生存恐懼或災民恐懼，而災民恐懼是以你死我活為基本特徵的。

我們可以把上面的方案進一步還原，即鄧必需在保持個人權力（暴力方案）和敬重他人生命（和平方案）之間進行選擇。我們可以將鄧的選擇看作是法學上的「緊急避險」。「緊急避險」是指「我」在緊急狀態中為了保衛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毀壞其它的東西；但「我」要毀壞的東西的價值與我要保衛的東西的價值相比要低，因此「緊急避險」才具有合法性。文明社會的基本政治信條是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權力僅僅是一種次價值。在鄧的政治邏輯中，自己權力的價值高於他人生命的價值，因此為了權力利益就「不得已」犧牲他人的生命。但在鄧這裡，他的權力價值事實等同於他個人的生命價值——在他看來，這是「歷史證明了的」。1989年的衝突，事實上是「兩個價值世界的撞擊」。

這就是鄧的「不得已」，他不是沒有「退路」，而是他認為沒有「退路」。說到底，中國的權力者是太自私了，這種自私在歷史性的恐懼感中找到了自己的理由。他們的政治選擇最後的邊界是權力而不是人民生命的價值。如果威脅到權力利益，他就認為「沒有退路」了，他就要「不得已殺人」了！這不是政治社會的「不得已」而是災民社會的「不得已」。但現在的問題是：當飛機上的一個人僅僅為了自己坐得舒服一點而將臨坐的人殺死時，他辯護說自己是「不得已」的，我們能寬恕他嗎？

更何況在1989年，不殺人而採取其它鎮壓措施也能保持他的權力。這只能說明這個權力有嗜血的統治習慣，除了動用軍隊，似乎他也不會有其它的辦法來應付政治上的麻煩，這也說明：一個行將衰落的政治結構是既殘暴又愚蠢的。

與此相矛盾的一個辯解是「誤殺」。它與「不得已」殺人和「不惜一切代價」這個官方的命令本身就是矛盾的。1989年的鎮壓行動不僅是「故意」的，而且是「蓄謀」的。退一步講，即使是「誤殺」，那麼根據官方自己公佈的刑法，「誤殺」恰恰構成「過失殺人罪」，那同樣必須承擔刑事責任。然而，當局沒有任何人承擔法律責任。為了彌補這個漏洞百出的辯護破綻，他說他打死的是暴徒。然而他舉不出一個例子證明被殺害的任何一個人是暴徒。丁子霖女士的名單裡，沒有一個人是他所說的暴徒。如果說1989年真有暴徒的話，那就是辯護律師本人和他的打手們。

從這種「不得已」論出發，必然得出抗議群眾是「自蹈死地」的荒謬結論來。並把「六四」事件以後「改革的倒退」的責任歸於民主運動。或者，在流血的事實面前為了賦予「殺人的合法性」，他們用「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來掩蓋為了權力穩定這個真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