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用論批判

「一小撮人有計劃有預謀地利用學生發動的政治動亂」。這句話裡蘊含著一個政治陰謀和兩個人身攻擊。

這種攻擊不僅是一種政治「窺陰（謀）癖」習慣，它有更陰險的政治算計。這種算計是以「多數暴政合法性」這個原始的政治原則為出發點的。首先，把批評運動或民運的發生歸結為少數人的陰謀，可以暗示反對他們的是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鎮壓少數人總是有理的，即「顯得有理」，特別是在毫無個人自由傳統的社會。事實上，這個「多數」完全是一個陰謀，是一種騙局。恩格斯曾憤怒地批判這種論調說：「把革命的發生歸咎少數人的煽動的惡意的那種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何況把幾百萬人說成是少數人，而把中南海少數人說成是多數人，拋開「個人主義」的立場，任何誠實的人都明白，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謊言。

歷史上的「利用論」無一例外地攻擊這「少數」幾個人的「個人品質」，以期可以證明這幾個人「發動」的運動同樣是可以攻擊的。通過人身攻擊污蔑異議人士，這已是它幾十年來的老習慣了。他們對民運人士的攻擊完全是一種政治流氓作風，甚至通過邏輯性犯罪來敗壞和破壞自由主義的聲譽，這種下作行徑同樣來自可悲的流氓習性。

事實上，1989年的民運人士是中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人格高尚的自由主義者。但民運人士從不把自己視為道德完人。他們是一些有缺點的人，他們不把自己看成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他們也不認為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因為他們知道廉恥，他們知道那是瘋狂，他們知道每個人都是有限者。民主運動是人的政治活動而不是神的政治活動。

同時我們必需表明，社會不應對民運人士期望過高，這種過高的期望恰恰是與自由精神背道而馳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89年的民運精英們對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產生和發展主要都是每個人自己自主的選擇。即使表面上每個人「聽從了」精英的意見，那也僅僅是因為精英們表達了他們自己的意見，而正好二者的看法相一致。任何社會活動總是有人走在前面，這是十分正常的和必然的。但這絕不意味著前面的人利用了後面的人。誰也利用不了誰。「利用論」實質就是對「被利用的人」的人身攻擊和自我侮辱。對官方辯護士來說，「利用論」是一種視人如豬的無恥理論。這種理論充份暴露了論者對人民的基本態度或真實的評價，這種理論表明，他們從來沒有尊重過他們一向鼓吹要為之服務的人民。根據「利用論」所蘊含的邏輯，人民永遠不可能有獨立的政治見解，永遠只能被個別人利用，如果不是被他們自己利用 -- 他們多年來的確爭取做到了這一點 -- 就是被反對他們的人利用。在封閉的時代，它把批評運動污蔑為受內部敵人的利用，在開放時代，同時也為了刺激「愛國賊」特別發達的民族情緒，它把這種批評運動視為受外國特別是所謂「敵對國家」的敵人的利用。恩格斯所說的「那種時代」並沒有過去，它被繼承下來了；那個謊言，在20世紀成為所有集權國家鎮壓自由而普遍尊奉的政治口號。比如，在「民主德國」，「我們不把這些反對派小組看作是民主德國自身產生的一種抗議而加以接受，而是看作西方操縱的搗亂分子……社會主義是不會產生『異種』的」。在蘇聯，「寡廉鮮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正如當初宣佈列寧是按照德國情報機關的指使發動政變的德國間諜一樣，今天，我們的黃色報刊也在改革的倡導中『找出』幾個秉承西方情報機關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些已經屬於政治精神分裂症方面的事情了」。在匈牙利，「不正視匈牙利人民對我們過去實踐的裁決……，簡單地歸咎於只是個別人的陰謀活動。如果是這樣的活動，那就把我們自己說成是清白無辜的了……不能說黨對黨內發生的事情沒有責任。」。在中國，在1949年以前及以後；段祺瑞政府、蔣介石政府都無一例外地是「利用論」者。「利用論」否認了它所信奉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即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社會意識；它也否定了它所信奉的社會主義政治哲學，即人民自治原則和理性平等的原則。

我不否認在長期愚民政策下人民中的一部份可能在一定時段內被權力「利用」，權力佔有政治稀缺資源，可以與群眾進行政治交易，這種交易不可能發生在批評政府的運動中。但即使是如此，權力與群眾的這種關係更可能是互相利用。純粹的單向利用是不長久的，這正如林肯所說的：「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事實上，89民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民眾反抗被中共利用的總爆發。長期以來，民眾早已不信任政府了，不反抗政府並不意味著支持政府，而是僅僅出於對暴政的恐懼。

對「賤民」來說，「利用論」完全是自我侮辱。比如有人說：「我不能不提高自聯，因為不論廣場上運動多麼如火如荼，大家怎麼動機純潔，不幸的是高自聯成為了這場運動群眾方面的代言人，而他們也把外面的人山人海放到了自己利益的天平上，時至今日還以民主精英自居好換更多的綠票子」（網摘）。在戴晴和劉曉波等人的文字裡也多見這種指責。這是一個老掉牙的論點，這個論點的一個基本邏輯前提是「大多數人」是白癡，至少與論者相比是白癡，所以他們參加和支持運動完全是上當了，而不是自己理性自主的選擇。我們必須清楚：自由是每個人自己的事業，利用論的批判內含一個前提：「民主精英」應該在智力和道德上領導我們，因此他們應該承擔道德責任和政治責任，這反而充份表達了一種深入靈魂的奴性。是的，「民主精英」應該反省，但我不同意對「民主精英」的全盤否定，至少他們比我有道德勇氣，而我要求他們應達到的道德水準我自己並未達到，何況他們比我付出了更慘痛的代價。任何運動都必然有少數人衝在前面，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他們就代表運動，或永遠在任何問題上都代表運動，這個代表權恰恰是由於「利用論」的奴性意識強加給他們的。另外，社會批評最忌動機分析，因為你無證據。這往往是低賤者的喜好。

.

二、成熟論批判

在「失敗論」的基礎上，有人將「失敗」的責任歸因於學生，並把它歸因於學生的「政治的不成熟」。「不成熟」也是民運份子和一些知識份子對89民運的有代表性的反思之一。

「成熟論」主要想表達的可能是認為89民運沒有形成統一有效的領導組織；或者學生們在政治上不成熟，沒有團結黨內開明派，因而導致了運動的失敗，並促成了「改革派的下台」。

正如讀者所知，我並不反對我們應該反省，但任何反省都必需堅持三條原則，一個是公正原則，即反省歷史必需從當時的歷史特定情況出發；二是道德原則，就是要有基本的是非意識，不要認為「勝利了」就是對的，「失敗了」就是錯的；三是懺悔原則，即盡可能反省自己，而不是事後諸葛亮，不是歷史性的否定人格，通過貶低他人的不成熟顯示自己的成熟或理性。

從公正原則出發，我認為，首先，學生就是學生，不是軍隊，也不是一個強有力的革命政黨，更不是地下組織，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是89民運的主體性特徵。其次，89民運的參加者還有社會各個階層或不同思想的代表者，由於運動幾乎是猝然爆發的，加之40年來黨對結社自由的鎮壓，使「前代議聯盟」的建立缺乏更多的時間和更成熟的經驗。「社會和人民不是連隊，不是有你發出口令向左或向右轉齊步走，大家就按你的口令走。現實不是這樣，請記住我的話」（戈爾巴喬夫），這也是當時的基本情況。「與黨內開明派結盟」的前提是民眾知道誰是「黨內開明派」，而中國40年的政治運動和它封閉的統治習慣使民眾不可能知道這一點，也必然缺乏對任何黨的官員的信任。這也是當時的基本事實。

從道德原則或是非原則出發，我認為，我們對一件事情進行價值判斷，標誌是「是非」，而不是「利害」。首先，自發性與多元性本身就是一切社會運動自身的特點。只有官方領導的群眾運動才可能是「理性」的有組織有統一目標的，特別是民主運動。由於自由主義本身的規定性，它即使有組織也反對強求一致。我們必需把89民運看作是自由運動而不是革命行動。在這個意義上說，「不成熟」就是民運的「成熟」，因為這場運動沒有轉化為群眾運動或極權主義運動，它成功地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自由主義運動與以鐵的紀律為原則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完全相反的，它正是對這種「成熟」政治傳統的超越和斷裂。民主運動同共產黨地下革命運動有質的不同，它不需要建立秘密組織和鐵的紀律，它不依靠鐵腕人物的超人意志而是依靠公民自願的整合來達到目標。理性、和平、合法、公開、是民主運動必須堅持的原則。離開了這些原則，民運極有可能走向反面，歷史也可能出現倒退。波蘭紅衣主教維斯基說：「波蘭的自由條件是和平」，他真正理解了自由。其次，所謂學生在政治上不成熟，無非是說學生不精通「權術」。自由主義者拒絕這樣的成熟，他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精通政治陰謀，如果自由主義真的像政客主義，那才真正是可悲的。總之，對學生運動不能做超過它自身規定性以上的批評。

從懺悔原則出發，我希望我們作更多的自我反思：當批評學生不理性的時候，自己必須反省：我的理性在哪裡？在那場運動中，我們自己是否因為恐懼而不是因為理性而未能表現出足夠的道德勇氣；是否因為權威人格而損害了責任感和合作精神；是否應該對金水橋上湖南兩位憤怒的公民今天悲慘的命運感到由衷的懺悔；是否應該更多地寬容學生的「不成熟」而譴責自己過於「成熟」 -- 因為當時學生表現「不成熟」的時候，你「成熟」地躲在哪裡呢？

在保衛個人權利的事業中不應該有多愁善感，也沒有必要遷怒於人；每個人都應承擔責任；我們不能把悲劇的責任指定給某個人或某些人，那等於否定了自己獨立的人格和理性。尤其不能怨天尤人，因為當初你也在。作這種指責的還有一些卑鄙小人，他們當初是看客。中國總有一些人習慣在別人屍體倒下後品頭論足，如果不是為了掩飾當初自己膽怯，就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先見之明，以求得一種心理優越感。這種陰險的人就是蒼蠅。魯迅說，中國有很多這種蒼蠅，平時他們躲在骯髒的角落裡，一旦有人中彈倒下，他們馬上飛上來，嗡嗡叫，分些殘血吃。但「完美的蒼蠅畢竟是蒼蠅，有缺點的戰士畢竟是戰士」。

當然，個人懺悔並不是作秀。我最近聽到一位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的懺悔獨白；他說，他應該懺悔，因為當年沒有盡到領導的責任。這種懺悔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在於強調他「當年曾經領導過」，而不是強調「沒有盡到責任」。我想我們大家必需都明白，那不是事實，在那場運動中，我們沒有領導過任何人，只是我們更多衝在前面而已；所有參加運動的人都是自願和自主的。我們領導了我們自己。1989年每個人領導了他自己。這意味著我們還沒有資格那樣懺悔。

當然，為1989辯護絲毫不意味著拒絕反省。比如「八九一代」的確存在著一些令人絕望的精神缺陷。這一代人畢竟是「5000年」的遺民，是「30年」的學生，他們身上帶有各種文化病毒。如否定人格，懺悔意識的淡薄，等等。何況如此巨大的悲劇和他們的心理年齡是不相稱的，政治資源和生存資源的稀缺也使他們離開廣場後成為爭吵者和偽理想主義者。是的，自我反省還沒有真正開始，這本來是挽回榮譽的行動，但相互間的否定精神仍然控制著他們，他們繼續打算輪番在同伴的傷口上撒鹽。這是「八九一代」必須正視的問題。

然而，像吳稼祥先生那樣的「反省」走得太「遠」了。他說「89運動是兩個專制集團的鬥爭」，他的思維邏輯仍然延續了《孫子兵法》和《資治通鑒》所總結的陳舊模式，也無視當時的客觀事實。更荒唐的是汪暉先生的批判，他的「研究」是對人類理性公開的侮辱。不過，他的批判倒使我確信，面對來自低一層次的批判，為那個季節辯護顯得如何重要。

.

一、奪權論批判

把八九民運描述為一場「政治奪權運動」，是「秩序黨」在現代社會進行的陳腐醜惡的表演之一，是自由主義在東方社會必然遭受的「來自低一層次的批評」。正在使用石器的原始部落必然把計算機當做特殊的石器。根據「闊起來了」的「無套褲漢」可憐的政治常識和不幸的歷史「經驗」，它把89民運看作群眾造反和學生奪權運動，認為89民運的政治目的是要奪取他的寶貝權力或「吃飯的傢伙」。這是「梁山體制」關於政治問題的全部見解或全部知識。李光耀馬上隨聲附和這個「奪權論」，並依此為基礎反問：學生掌權後能治理好國家嗎？而中國的很多民眾同樣認為89年民運是秀才造反（奪權），因而有「十年不成」的可愛的惋惜或可悲的冷嘲。然後是一些「理性明星」登場，他們評論說：「如果更理性一些，可能權力就到手了。」

「奪權論」對民主政治的無知使我震驚。這種輿論是對已經倒下的自由的第二次活埋，它使自由如一個孤獨軟弱的人面對一群憤怒愚蠢的暴民，只不過這種殘暴是以犬儒主義的面貌出現的而已。對任何人道主義行動進行唯一的實用主義的「還原」，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拿手最本能的文化習性。

我希望人們記住：89年民運的目標不是政治權力本身而是實現公民權利。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其主流不是要取得權力，而僅僅是為了要取得批評權力的權利和保護自己的權利不受侵犯的權利；其次它是渴望建立一種政治制度，這種制度能夠保證無論誰取得政治權力都是民主和平選舉的結果，而不是使用暴力和耍弄陰謀的結果。自由主義既無造反奪權的目的，也沒有「打倒篡奪」的訴求。89民運沒有把執政黨用暴力「趕」下台的任何意圖，至多不過是希望建立一種體制，這種體制可以保證執政黨的「上台」與「下野」都是民意的結果，而不是盜用民意的結果。至於把某個人趕下台，這從來不是民主運動的政治理想。民主運動的政治目標不是「換人」，而是建立和平的「換人制度」，不是想依靠機會主義和自然強力，而是希望人類通過理性和商議建立一種和平的政治制度。可惜，這種對人類尊嚴的熱情淹沒在習慣性的野蠻和愚蠢之中--野蠻勝利了，然後愚昧來向野蠻鼓掌，向尊嚴吐口水。

即使89民運呼籲執政黨下台，也是希望以和平和公開的方式，任何公民都有這個權利。是的，「為什麼就不能批評共產黨的領導」？這真是豈有此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這絕不意味著民運人士自己希望以中共的方式取而代之。在民主制度已經建立的前提下，至於是中共，還是「民運份子」都可以參加政治權力的自由競爭--但那已和民主運動本身無關。到那時，至於在此基礎上，公民民主選舉制度是否選舉「學生」--李光耀認為89民運僅僅是學生運動，這一點他與他的「中國朋友」是矛盾的，因為中國同志認為是一小撮人領導了學生而演化為一場全民運動（社會動亂）--以及「學生」是否有能力領導國家，就無需李光耀先生操心了。他應該相信人民自己會對自己負責的。

但「奪權論」不小心透露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1989年的血腥鎮壓民主行動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捍衛權力的穩定，而不是為了什麼社會穩定和公眾的利益以及什麼主義的信仰。它暴露了「平息」的政治本質。「奪權論」意味著「我」鎮壓你就是因為「你」要奪「我」的權，而不是因為你「破壞社會穩定」和「要求民主自由」。「秩序黨」對一切社會醜惡和殘暴都可以「寬容」，它唯一要反對的事情就是任何有「奪權」意向的思想和行動。由於它的歷史經驗，由於對權力穩定的神經高度緊張，一切批評行動都被它視為「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奪權運動。」，而它唯一的反應就是掏槍。

正是從「奪權論」這個虛構的前提出發，他們才一本正經地質問：學生們掌權能治理好國家嗎？結論彷彿自然是應該鎮壓，而似乎鎮壓還為中國人民作了一件大好事。彷彿只有他們才能治理好國家似的。事實上，這個前提完全是虛構的。不僅如此，人們更有權利質問：那你們「掌權」就能「治理好國家」嗎？正是人們經過無數次的慘痛經驗已經確信在現有制度下你們治理不好國家，所以才要求民主的。但這絲毫不意味著要求民主的人自認為自己可以治理好國家；自由主義者認為，任何自詡不受監督就能「治理好國家」的理論，都是一種十足的狂妄和謊言。

「奪權論」污蔑也是純粹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理性明星」以此證明了他的權力崇拜本質和自由信仰的作秀。阿侖特說，極權社會中的「群眾」不相信存在沒有現實利益動機或實用性陰謀的社會事件。既然毛說「『利』者，權力也」，那追問一切行為的物質利益動機或「權力動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卑賤者的特點是，眼睛只盯著自己的利益，一心想著實惠和好處。這思想甚至比他內心最強烈的本能還要強烈，他絕不讓本能誤導自己去幹沒有實惠的事，這便是卑賤者的智能和情感了……，卑賤者對高尚者的激情是蔑視的。」根據這種「智能」，根據他們自己的人生經驗，他們絕不相信會有高尚存在，認為任何行為都必然有利益動機；對一切行為進行利益動機分析是卑賤者的共同興趣，所以他們無論如何都堅持認為民運人士是有權力動機的。「對卑賤者而言，一切高尚、慷慨均無意義，因此也是不可信的……。他們懷疑高尚者，以為高尚者有隱蔽的小徑尋找好處似的。當他們明白無誤地確信，高尚者並未達到自己的目的和撈到好處，就把高尚者當成傻瓜。」由於「動物的兇猛」，自由總是落在下風，於是「傻子」、「瘋子」就成了賤民社會送給革命者和自由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唯一的稱號。

作為賤民的代表，極權者無一不是「窺陰（謀）癖」患者。「詢問動機的習慣……此乃愚不可及的習慣，但也恰是專制者的訣竅和詭計所在。」當局採取迫害和鎮壓行動之前有一個經典的動機詢問：「他們到底要幹什麼？」或「這是為什麼？」它萬變不離其宗的答案是：這是為了權力。由於專制政治權力的不合法，它的這種神經脆弱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奪權論」既是政治「誤會」，也是政治經驗。中共當年就是從學生運動起家的，它「利用」學生運動唯一的目的的確就是要奪得政權，這種經歷自然使它對學生運動特別敏感，以為別人不可能比他們更高尚，它不知道也不理解除了權術陰謀以外，政治文化還有更廣泛的內容，而那些內容遠遠不是追逐權力的。

從「奪權論」的立場出發，一些同情民運的人士悲歎民運「失敗」了。他們的意見是，由於民運奪權不成功，所以失敗了。自由主義由於沒有權力的訴求，因此不使用「失敗」這個功利色彩特別濃的用語。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鬥爭不是權力鬥爭。我們不能把前南非政權將曼德拉「成功」地關進監獄，說成是那個政府「勝利」了，而曼德拉「失敗」了。比拉多戰勝耶穌了嗎？不，不能進行這樣的二元論思考。曼德拉的政治目標不是與暴政較量暴力，不是「力量」與「力量」的對抗，而是「上帝」與「力量」的對抗。上帝的目標是救贖，由於他的目標不是「勝利」，因而從不「失敗」。你可以說，89民運建立自由秩序的政治理想沒有達到，因而「失敗」了。但這同樣是一個不準確的判斷。自由主義是一種方法，一種行動，它是為了「正確」而行動的，而不是為了結果而行動的。因此，即使明知鎮壓的結果，自由主義仍然要行動。1989年絕大多數參加民運的人，特別是在民運的早期，都明知結果是什麼，儘管他們不可能預知當局如此殘暴的鎮壓手段，但他們知道鎮壓是一定發生的。追求自由的人不是為了參加民運可以取得「勝利」，而是為了這樣作是「正確」的。既然89民運的目標不是「勝利」，就不能用「失敗」來作結論。失敗論可能侮辱了良心自由。

1989年的鎮壓行動是中國的失敗，是權力者人性的失敗。他的靈魂世界裡，由於恐懼，權力自私擊敗了人性的悲憫，並殺死了他的人性。這種失敗在自由主義那裡表現為生命的大悲劇，轉化為自由精神繼起的執著。「六四」悲劇一個重要後果就是進一步促成自由主義從「持不同政見」者向「持自己意見」者轉化。持不同政見者最早是指蘇聯黨內的不同意見者，它的準確定義是：一個由集團內部的持與集團主流意見不同的集團內部成員。因而中國自由主義者不應是「持不同政見者」，毋寧說是「持自己意見者」。特別是1989年以後，中國的自由主義應該成熟到獨立了；自由主義者並不是為了和當局持不同意見而熱愛自由，自由主義是為了熱愛自由而可能與當局有不同意見。自由主義不把表達同當局的「不同」意見為出發點，而把表達自己的意見作存在的理由。對於自由來說，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批故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