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已經過了幾天，才突然想起這是一個不能忘記的日子。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三千餘北京周邊的大學生上街抗議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移給日本，這就是「五四事件」。（關於巴黎和會與《廿一條件》的問題，不贅。）

而藉由「五四事件」，中國的知識份子終於找到了一個平台，開始有組織、有框架地進行積鬱已久的「思想救國大革命」，這就是「五四運動」。

倘若說，辛亥革命為中國的政治武裝革命，則五四運動就是中國的社會思想革命；而且，由事後看來，五四思想革命還是個政治革命之後、由帝制轉為共和的必要「配套」。

中國，原本就是由知識份子所統治。以最接近的清朝來說，上自中央重臣，下至地方知縣，全由科舉產生，即使皇帝本人，也有相當的國學造詣。這樣的知識份子統治集團，如果不太貪腐，其實沒有問題。

然而，西風東漸，「列強」來了。列強，讓秦始皇以來兩千年的帝國產生了基本的晃動，從而，在船堅炮利的實質感受之外，中國的新一代知識份子有了另一種西風新潮的思想感受。蔣夢麟博士在他的《西潮》書中對此寫得非常清楚。（這本書，我的高中國文老師要求學生一定要讀。）

於是，原本星散雜亂的文士清談，一舉凝聚為「運動」，而由北京大學起動。當時的北大校長是蔡元培先生，而喊出「德先生、賽先生」的，也是北大的教授陳獨秀（他後來成為中共創黨人之一，所以台灣始終不提。）

德先生（民主），就是要打翻傳統「君父長制」的儒家社會指揮系統，彰顯個人主義、創新群體規則；至於賽先生（科學），則以「現代人文科學」為主。而眾所周知的胡適先生，則打出「白話文」。

五四運動，對中國有沒有實質的作用？有的！如前所說，這是政治革命的必要配套，五四運動這個社會思想革命，正好填補辛亥之後「新舊難以銜接」的心理空隙。這股思想改造風潮，正好鋪設了一個社會氛圍，讓當時陸續從海外回來的知識菁英，在投入政府工作的時候，有了一席嶄新的溫床，逐漸營造出一個比較像樣的政府，讓當時的北洋政府當中，做出了許多了不起的現代政治革新工程。（我們對北洋軍閥政府一向只有負面的評價，只提壞的，不提好的，其實有欠公允。）

所以，我們紀念辛亥，也不能忘記五四。

時至今日，我們感覺到，知識份子已經在現代社會中自我隱退。在媒體當中，只有「名嘴」，沒有「知識份子」；只有「意識型態」，沒有「思想」。

知識份子！您失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