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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來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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騄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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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666
badminton
FAYUAN28
麥芽糖
騄驁
扁宋會後，引發總統府資政辜寬敏、吳澧培，國策顧問黃昭堂、金美齡等一波波的獨派大老請辭公職行動。對於持續擴大中的綠營家變，民進黨中央對外低調，對內強力溝通與挽留…。
針對扁宋會引起的反彈，陳水扁總統在2005年三月一日晚上與歐洲議會議員進行視訊會議時表示：「要把台灣國名改為台灣共和國，他任期內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前總統李登輝過去十二年沒有做到，即使現在總統讓李登輝做，也一樣做不到。總統府資政請辭及憲改問題，也成為昨天視訊會議對談的話題。陳總統回答說，扁宋會是讓朝野和解、政黨合作跨出第一步，這是此時此刻台灣必走的一條路，如果像過去一樣讓政府機器繼續空轉內耗，絕對不是人民之福。他說，有些人不是那麼清楚，因而引起資政與國策顧問的辭職…」。
諸葛亮，前出師表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如果，陳水扁所言不假。如果，那些無恥台獨的請辭不假，才真是全台灣人民之福。這『辭來的春天』，讓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總算是盼到了一個安定的契機。
李登輝、辜寬敏、吳澧培、金美齡…等，藉台獨之名蠱惑民心，行個人斂財而成一方富霸之實，由來已久。如蛆般，或寄生於國民黨或腐噬於中華民國。即便是因牠們這些台獨，而使台灣政局動亂、經濟蕭條、百姓苦痛。善良、無辜的台灣人民，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畜生，頂著中華民國的保護傘，挾持著中華民國的資源，來操控多數人民的未來。昔日國民黨貪腐無能，原以為今日綠色執政後，台灣能有更安定繁榮的景象，奈何台灣卻一步步瀕臨戰爭。如果民進黨真是有心為台灣人福祉著想，修憲以前應該先解決李登輝「貪」、「瀆」的問題！
各位台獨大老，在你們嘴裡左一句又一句的尊稱李登輝為前總統，請問李老狗是哪裡的前總統？台灣國？還沒成立！中華民國？你們又不承認！真是莫名其妙！更無恥的是，你們信奉的台灣之父－「李登輝」或應稱「岩里政男」，仍坐享中華民國卸任總統禮遇，怎麼說都還是中華民國養的一條老狗！
再回頭看看；當初你們這些台獨所接受的國策顧問、總統資政聘書上面，不也一樣印的是「中華民國」？所以，被罵無恥、被羞辱成老狗，當適之無愧矣！
要搞革命，請先散盡家產來為民為國，不要藉台獨來斂財而搞得民不聊生。不但要辭去中華民國的官位，還要堅拒使用中華民國的公器與特權，清清白白地來搞一場台灣獨立革命。這樣我們才相信你們這些台獨老鬼是玩真的！就算是陪你們一起死我們也甘願！
最後，提醒各位台獨大老，不要忘了勸勸你們那位大格局的台灣阿爸－「岩里政男」，和你們一起辭去中華民國前總統的尊銜。放棄並繳回中華民國所給予的禮遇和俸祿。這樣；至少在台獨陣營中，多個老人，少條老狗！
騄驁
2005/3/2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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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李登輝（岩里政男）的價值觀與政績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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騄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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騄驁
一、前言
李登輝先生（以下稱李氏）到了中年（47歳）才由王作榮先生推薦加入國民黨（1），得到蔣經國的提拔而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之後擔任台北市長，再接台灣省主席，副総統等要職。1988年蔣經國驟逝，李氏依法接任總統要職，無意中継承蔣父子威權體制後的政權，登上台灣最高領導的寶座（2），到2000年為止，當權長達12年之久。在這期間，其政績之功過、人品之長短，依人依立場觀點而異，從「民主之父」到「歷史罪人」，從「教主」到「騙師」之間，相差幅度大而兩極化，極富爭議性。筆者長住海外，對李氏的為人與執政，感性認識不多，容此専憑有關李氏著作文獻的解讀，分成以下各節來做一番評比。
首先應該指出，通覧李氏本人的著作，可以發現李氏的言行和為人以及做事，日本情結特別重，而且重得離譜。考其原因，顯然來自李氏身世家境和教育背景的特殊性。因此，從這個側面作為分析的切入點來理解李氏言行的特性，應該是比較穏妥。
二、身世──「三腳仔」家庭
李氏係台灣省淡水三芝郷人，生於1923年，是日本殖民地統治下一位台籍刑警（警察補）家庭的老二。先説日據時期，殖民地台灣的警察對台灣人（當時叫「本島人」）的權限特別大，警察掌握百姓的生殺予奪之大權於一身。所以當時的本島人（即台灣人；日本人則為「內地人」）把日本警察叫作「大人」，一般本島人對「大人」都非常害怕。比如説，孩子哭鬧不休，父母要孩子不哭，即大聲叫「大人來了！」這句話好比「老虎來了」的可怕，孩子就害怕不敢再哭，可見當時在台灣的日本警察的「鴨霸」程度。再説，本島人去當日本警察的極少，其職業地位低而特殊。因為他們的工作是特工，是替日本殖民地統治當局監視本島人的思想言行，所以本島人的警察被一般百姓視為日本統治者的走狗，把它叫作「三腳仔」。「三腳仔」的意思是説，本島人是人，人有兩腳，日本人是狗，狗有四腳，本島人作日本人的走狗，這種人既不是兩腳，也不是四腳，而是「三腳仔」。這句話是對作日本人走狗的本島人的侮蔑用辭。所以説，「三腳仔」家庭未必是値得自傲的精英家庭或社會的上流階層。李氏的家庭就是這種「三腳仔」家庭。
李家又是小地主，在鄉下家境算是富有，但是「家裡從事豬肉買賣」（3），看來算不上是上流家庭。「三腳仔」家族一般在家裏説日語，是所謂的「國語家庭」（日據時代的「國語」是日語），具有濃厚的皇民意識。
日據統治末期的1940年2月，台灣總督府開始實施台灣人的「改姓名」政策，李家這一年率先改名為日本姓名，李登輝先生改名為岩里政男他從小到老一直使用日語的「多桑」（とうさん＝Papa）來稱呼他父親（4），
從他家庭環境來看，是很自然的。再説，「三腳仔」家庭的子女教育機會有受到特別照顧，享有與日本人同等的待遇。李氏唸小學、進中學，再進入最難關的舊制高等學校，在這過程中是否有受到特別照顧不得而知（5）。這裏再次強調，「三腳仔」家庭子女的皇民意識和日本情節比較重，而台灣人意識則相對薄弱。李氏往後的強烈日本情結和精神面貌，很大來自上述他特殊的出身家庭，以及教育背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接下來探討李氏的教育背景和學問。
三、學識與學問──博覧雜學、農經博士、不求甚解
李登輝先生從政以前是一位專業人員，也是學者。1949年台灣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52年獲中美基金獎學金，赴美留學。１年後返台在農林廳任職，1957年轉進農復會工作。1965年，再次獲得獎學金赴美康乃爾大學留學，３年後獲農經博士返台，繼續回農復會從事研究工作。在這一段期間，李氏一直兼任台大教職，自負為學者，所以這裏有必要瞭解一下李氏的學識和學問根底（6）。
李氏生來個性強，自幼熱心看書，力爭上游的抱負十分堅定。但是從李登輝先生年表來看，李氏由小學進中學的一段過程未必如意順利（7）。不過，從淡水中學考進舊制高等學校相當不容易，是李氏求學道路上的一項壯舉。他在高校（高中）時代閲讀了很多有關哲學、思想、宗教、文學等人文教養類的書籍，厚植他日後的學問基礎，這該是李氏値得自傲的。其實，當時舊制高校以充實基礎教養學力為教育目標，學生都是一流的精英學子，一般地説，學生在校期間不管文、理科系之分，都廣讀史、文有關的經典教養書籍。所以李氏的博覧經典，作為一個當時的高校生來看，並不足為奇。
李登輝先生自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赴日本京都大學深造，戰後返台再就讀於台灣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學，這三所學校都是最高學府。本來學問的專業沒有上下貴賤之分，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値。不過，李氏很在意他為何選讀農業經濟學的理由。首先，李氏説「其一是，孩提時期，看到佃農們為了能繼續承租農田，年中及年底都會到家裏來送禮。他們一意討好，甚至苦苦哀求的情況，毎令我感到疑惑與不平──此外，高等學校的歷史老師塩見薫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談中國的歷史，也使我深受影響」（8）。此一背景，相當動聽而有説服力。不過，李氏在他別的著作裏，又説出不同的理由，即強調是受到他非常崇拜的日本近代化思潮先驅新渡戸稲造的影響。李氏説，新渡戸是啓蒙他思路的偉大先覺，當遇到進大學要選擇何種科系的問題時，毫不猶豫地決定攻讀新渡戸所研究而開創的「農業經濟學」，同時，挑選新渡戸教過的京都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9）。這些理由都是以高等學校求學時為背景，而兩種理由的內容差別太大。除此之外，李氏又説「在京都大學念書的時候，原是主修“工商經營”，後來才轉修“小農經營”」（10）。學經營與讀農經專業的內容敍述翻來覆去，莫衷一是。雖然李氏攻讀農業經濟的這些理由未必很重要，但是前後很不一致的説法，令人對他的求學、治學的心路歷程，難以作一貫性的理解。
在此寧可要問，包括李氏上大學念書的過程在内，他提到的諸多經典書目中，看不到最重要的兩本名著，即矢内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灣』（岩波書店，1929年）和川野重任『台灣米穀経済論』（有斐閣，1941年）這兩本書。這兩本書都是研究台灣殖民地經濟不可或缺的經典之作，非常有名，是作為立志研究台灣戰前社會經濟的學生，不能避開，也不該不知道的兩本代表性文獻。
先説矢內原一書。這一本經典，是日據時期台灣人精英，尤其是進歩派知識份子必讀的研究台灣殖民地經濟的經典。它客觀而科學地分析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糖業以及社會經濟，包括其正面機制和負面、黒暗的殖民地政策，毫不保留地加以批判，其中也包含指責專制、苛薄的員警制度，同時，對台灣本島人的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加以理解和同情。東京大學的矢內原忠雄教授由於其言論反對當時的軍國主義，反對天皇制而得罪當局，遂於1937年被革職離校。因此，矢內原一書，被禁止移入台灣。不過，正因為如此，暗中被帶進台灣，廣為有識之士精心閲讀，為當時台灣的開明知識分子必讀的名著，成為他們批日、反殖、主張台灣自治運動的經典論據和鼓舞精神的“聖經”。
再説川野一書。這本經典，是繼矢內原一書之後的著作，在補充矢內原一書缺少的稻米農業考察，並把稻米與砂糖農業相克的關係加以分析，進而論及嘉南大圳的水利灌漑政策，深切地認定其為殖民地農業政策的一個關節。論述精闢，有獨到之處，為研究台灣戰前農業經濟必讀的代表性經典。李氏在京都大學專攻農業經濟，不提此書，或者不讀這本書，令人難以理解。
李氏非常崇拜日本近代化思潮的先驅新渡戸稻造，而矢內原是新渡戸的學生，又翻譯過新渡戸的『武士道』（1938年）一書（11），李氏最低限度不應該不知道這一位忠於真理、兼備崇高道德力量的人道主義者──矢內原忠雄教授的名著的存在。李氏在求學歷程上的閲讀書目中，欠缺了矢內原一書，更是令人百思不解。這不僅是美中不足，而使人不得不解釋為李氏的思想和立場，是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而對矢內原一書有意排除。此一看法果然沒錯，李氏日後的自白説，戰前「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不能用“殖民地主義”一辭來概括」（12）。這一段話與李氏致力美化日本殖民地統治台灣的反動言行符合。由此可知，李氏作為學者，在追求真理的治學路程上，觀點自始便有自我約束和偏頗，其學問系譜，歸根究底，形左而實右，雖學識豊富，但難免有博覧而失之雜學不成體統。
話説回來，這裏應該説，李氏經過長期的研究農業經濟，獲得高度成就，主要是在就職於農林廳和農復會時期所積累的調査研究，以及到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的成果，而終於獲得該大學博士學位（1968年），論文題目為「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1895-1960）」。這一篇論文1969年獲得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年度最佳論文」獎（13）。筆者早年曾經翻讀過該著作，僅憑所留下的印象來説，要旨分成戰前與戰後兩大段，戰前日據時期描述台灣殖民地農業的經營與生産發展情況，戰後期論述「以農養工」的政策與農工發展機制，是套用穩妥的理論架構和運用龐大的統計資料來論述的一篇大規模論文，實質加以讚許評價。但如上所説，李氏的觀點對殖民地經濟特性和戰後剝削農民政策的負面經濟機制，少有批判性分析，這是該著作的一個局限。李氏「學而優則仕之」，接踵登上當權龍門，得意洋洋。
不過，儘管李氏在學術上獲得農經博士，但是他的見識處處流露出粗魯不密，學識不求甚解的弱點。限於經濟方面的學識，依筆者的親身體驗有三。第一，錯用國際貿易上的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公用辭。1988年２月２２日，李登輝總統在就職後第一次的中外記者會上，説明台日貿易不均衡的問題時，説以往的台日貿易是「水平分工」關係，今後應向「垂直分工」關係発展云云（14）。説錯了，應該是倒反過來才對。第二，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動態有偏見而無意去正面了解。1985年，筆者有一次與李氏見面的機會，對我有關中國大陸經濟動態的提問，李氏回答説，世界銀行高度評價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是世界銀行不願意貸款給大陸才故意作偏高的評價云云（15）。説得很不合理，令人感覺不像是一位經濟學者的説辭，不願客觀認識大陸經濟動態，甚至看不起大陸，有不「知己知彼」之患。第三，對『資本論』一知半解。李氏在著作中説，「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復讀過好幾遍」（16）。但是看他談論對『資本論』的理解（17），很遺憾，筆者敢説是一知半解，讀而不解，等於沒有讀過，連對他作學問的誠實度都感到懷疑（18）。
李氏不求甚解的學識和學問態度，以及治學不嚴謹的弱點，從李氏的主要著作中的論述前後矛盾、語無倫次，也可以看出其一斑，例證如山，不勝一一枚舉。此一缺點顯然深受他傲氣淩人的性格和潛意識中媚日醜華的價値觀所影響。
四，精神面貌──媚日醜華的價値觀
李登輝先生作為本省人，是最痛恨外省人、國民黨那一代的人。台灣光復時剛成人的本省人知識分子，在語言和意識形態方面，是受到時代的變化而最吃虧和吃苦的一代，同時又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之痛，所以一般都對外省人・國民黨有不滿或者没有好感。其中，李登輝先生由於個人特殊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應該是最痛恨外省人・國民黨的一個人。這一個精神上的價値觀，儘管李氏在人生路途上後來受到不少外省人照顧，受到國民黨良好的培養提拔，而表面善變多端，但這一點是一貫而始終沒變。李氏強烈的先入為主價値觀的特性就是媚日醜華。如果李氏是一位一般的老百姓，則屬於個人的自由無所謂，問題在於他作為台灣的最高領導人，內心依然抱持而固執著這個價値觀來執政，處處反映在政治績效上，則茲事體大，緊緊牽繋著整個台灣和毎個人民的悲喜哀樂和安危禍福，這一點勢必得加以進一歩瞭解。
首先談談李氏的日本情結和媚日心態。台灣的本省人一般由於歷史、地理的因素，多少都有點親日的感情。親日感情或者知日見識都沒有關係，問題在於過分遷就，甚至變成一種偏見。李氏的知日、親日情結已如上述，很不尋常，程度上超出太多，幾乎到了過於委屈自己而討好對方的地歩，是媚日求榮、媚日求利，甚至媚日求哀的卑劣心態，完全是一面「三腳仔」＝走狗精神的典型面貌。以下從李氏主要近著裡的言論來舉例證明。
第一，李氏對日本人最喜歡説自己本來就是日本人。譬如説，「我22歳以前是日本人，名字叫岩里政男，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日本時代的教育」（19），又説「我到22歳，是生來的日本人」（20），談得很得意。其口氣彷彿是以作「日本人」為榮。李氏在其著作『台灣之主張』裡有一段，説「大陸早期移民後裔的我」（21），但在日文版『台灣の主張』裡同一個地方，就改口説「祖先好像從大陸來的」（22），即對日本人不願明確地説自己是中國人。這種心態令人感覺李氏的深層精神裡，有個生來就愛作日本人，以作日本人為榮的價値意識。因為對他來説，作台灣人是悲哀的，有悲情（23）。他強調「愛台灣」、「愛作台灣人」是後來享受當權榮華以後的事，並不是生來就有的，也不是本意。
第二，李氏在事關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上，就特別崇拜日本，獻媚日本，而自卑台灣。李氏『台灣之主張』一書有中文與日文的兩種版本。這兩種版本內容基本上一樣，不過，事關台灣與日本的事情，就有兩様的、雙重標準的表達，即特別尊崇日本、獻媚日本。這裡從該兩種版本的著作中，舉出三例來作傍證。其一，李氏在中文版一書中説，「日本曾經是台灣的啓蒙者」（100頁），但在日文版中則説，「日本曾經是台灣重要的老師」（78頁）。其二，「在台灣的經濟發展歷程中，日本曾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中文版，116頁）一句話。在日文版中則説，「……日本曾經是台灣偉大的老師」（82頁）。其三，「自己受到日本的影響很多」（中文版，190頁）一句話，在日文版中則説，「受到日本很多的恩惠」（138頁）。從中可看出李氏心理深層的媚日心態。其他還有很多，不便一一列舉。
第三，李氏的媚日求榮，媚日反華言論，同様可以在他上述兩種版本的著作中看出。其一，在中文版一書中説，「台灣的存在不只是台灣本身的問題而已，而且也對中國大陸、亜洲及全世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46頁）。但在日文版中則改説，「掌控台灣者，即可掌控中國，這句話在種種意義上是正確的」（192頁），日文版這句話，帶有利誘日本、引狼入室的口氣。其二，有關台灣史的論述，李氏説「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開始日本統治的時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中國；1949年，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中文版，265頁），這一段話在日文版中則變成説，「1895年，迎接日本統治時代，1949年國民黨從中國大陸來台灣」（197頁），日本版把「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中國」兩段台灣近代政治史上關鍵性的史實削除，這是非常不妥當的。因為李氏出書當時尚具有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這不僅暴露出他反華媚日的意識，而且顯然觸犯國法，嚴重違反憲法。其實，他是故意的，李氏在別的著作中表明，不認為日本統治台灣是殖民地主義，也不認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以及台灣光復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的合法性，認為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軍事占領台灣（24）。這些文章實質上是公然的賣國言論，出賣「中華民國」的行為，事體非常嚴重。類似這様的問題，在該著作中比比皆是，多得無法一一列舉。
再說，李氏的醜華意識，這與他媚日意識是一體的兩面，互為表裏的。其原因如上述，來自家庭環境，青少年時期的皇民・侵華意識教育，加上戰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痛苦經驗以及國民黨獨裁專制下的壓迫所致，而這個反華意識根深蒂固，終身不變。在此從其著作中，列舉一二事例作證。
其一，李氏的近代中國觀，一直堅信年輕時讀過的一本書，即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 『東方專制主義』一書，特別是其中的「亜細亜停滯論」，該論的主要內容是從歷史唯物史觀，論述中國數千年來以治水事業為中心的官僚專制體制下，自身完整的停滯秩序的根本法則。李氏在『台灣之主張』中説，「共産革命的結果，並未脫離中國的傳統，也沒有擺脫“亜洲之停滯”的困境，反而促使覇權主義台頭，帝制主義再度興起」（64頁）。這句話不僅表示李氏的反華信念，同時充分凸顯他對現代中國革命的蒙昧無知。
其二，李氏極力美化日本「武士道」的同時，處處借題發揮醜華言論。比如説，在他的『武士道』一書裡即説「我之所以不看重大陸中國人的理由，是同様閲讀“孔子之書”，他們少有像受武士道薫陶的日本人這樣的想法，即“實踐躬行”的精神。正是“讀論語而不行論語”，只靠一張嘴巴，公然説慌。中國文化為何這樣腐敗，理由很明確，就是言行不一致──總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一種虛擬，根本就是假的」（25）。
其三，李氏在『李登輝学校の教え』一書中，公然使用「支那」此一具有歧視、侮辱的用語，來批判中華思想，説「這是支那大陸在歷史上連綿被繼承下來的好比遺傳因子般的思想，中國還不是國民國家，只是號稱中國共産黨的皇帝支配着人民的中華世界這種觀念的社會。這一點尚未被日本人或者西洋人所理解」（26）。
李登輝先生的媚日醜華言論，大多透過日文書籍發表，其內容幾乎已成為日本極右言論的代言人。以下舉例作證，其一，已如前述，李氏不承認台灣光復，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的合法性，並且強調舊金山和約日本只是放棄台灣的領土權，而沒有表明歸還給中國（27）。其二，在『武士道』一書中説，「昭和天皇也是體現武士道最好的存在，不然的話，就不可能立刻讓麥克阿瑟統帥心服的。現在的日本很需要像這樣的人」（28）。這句話是討好右翼，向右稱臣，對日本右派勢力大拍馬屁。其三，關於日本的靖国神社，李氏在書中引用蔡焜燦『台灣人の日本精神──日本人よ胸を張りなさい』一書的一段話，説「這裏想介紹靖國神社的神門其實是用台灣的阿里山檜木作的，這也幫助了結合台灣人與日本人的靈魂。現在，一到櫻花季節，有很多台灣人訪問靖國神社，參拜兩國的英靈」（29）。「三腳仔」第二代李氏的精神面貌竟青出於藍，以台灣最高領導之尊而自卑媚日求榮，發揮走狗真相面目無遺，進而徹底出賣前代和當代台灣人的靈魂和人格。
總而言之，李登輝先生的媚日自卑，是奴性、自居低劣地位的心態，向舊奴主日本出賣台灣人・中國人的自尊和心靈。李氏媚日的反面就是醜華，它的涵意是蔑視中華民族、醜視中華歷史文化，進而醜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仇視外來政權的中華民國，最後醜視海內外所有中國人，連他自己也不喜歡作中國人。「三腳仔」走狗以為唯我獨尊，實則自欺欺人。這樣一個精神面貌的李登輝先生，當權台灣最高領導１２年，影響台灣政治生態至深，緊緊攸關台灣前途和人民未來的禍福安危。其政治績效功過參半，極富爭議性。
五、治國理念與政績──外來政權的民主化、本土化與兩國論
李登輝先生治國１２年，大致有兩大政績，就是民主化與兩國論。這裡的民主化涵意，有兩方面，一個是對外來政權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民主改革，再一個是政治本土化為內涵的民主化，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的民主化，就是意味著以本土政權替代外來政權的民主改革。這個過程的民主改革，李氏主要是利用權謀（Machiavellism）和利誘手段來推動、完成。至於兩國論，則事關兩岸關係上的領土主權問題，在現行憲法體制內無法推動，李氏便動員民粹(Populism)和用善變手段來進行國家定位的脫胎換骨，尚未達成目的。以下從李氏的治國理念以及民主改革和兩國論三方面來論述。
１、 治國理念──「天下為公」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萬不能沒有治國理念。李氏年到４７歳，無意中從政，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當總統。所以李氏沒有準備自己一套的治國理念，而是借用先人的思想來充數，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李氏自以為他的治國理念有二，首先是德國一代文豪歌德在其名著『浮士徳』中的思想精髄“愛”，即“神的大愛”（30）。其次是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思想（31）。其中，前者所謂的“愛”是屬於基督教信仰的“愛”，是西歐基督教文化為基礎的思想理念。問題是，宗教信仰的“愛”，有異（教徒）己之分，把這種“愛”當成台灣或者中國的治國理念，尚有一段距離，作為政治理念，它沒有概念。至於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思想，衆所周知，是基於中華文明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為實踐指針，此一理念是現代中國人大家所共有的，容不贅述。問題在於為政者「為私」容易，而「為公」難。李氏是否能吸取蔣家把國家私有化的教訓，來落實此一理念，尚需待看以下李氏政績。
２、 民主改革──平穩禮葬威權體制
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以及國民黨主席之後，首先着手政治的民主改革。主要任務有三個方面，第一是改選第一屆國大代表，安排資深國大退職。第二是修改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回復憲政常軌。第三是樹立首長直接民選制度，實施總統以及兩大直轄市長直接選舉。其他還有改革黨國軍一體體制等課題。這些改革作業主要以1991年為轉折，實施第二屆國大代表改選，台北、高雄兩市市長民選（1994年），到1996年實現首屆總統直接民選而告完成（32）。
在這民主改革作業上，李氏大權在握，充分動用國民黨強大的權力和人力金錢資源，一方面使用利誘手段，以優厚的退職金安撫國會「萬年議員」退休養老。另一方面，動用謀略手段串連在野黨民進黨，糾合國民黨改革派，多方安撫，壓制黨內反對勢力，推動改革，終於將戰後台灣長期以來的威權體制平穩地轉移到民主政治制度的軌道上。有人説它是一個「寧靜革命」，對李氏的貢獻和扮演的角色，一部分人稱他為「民主之父」，其理由在此。總而言之，這個民主改革的特性，是威權體制國民黨本身主導的民主改革，本質上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民主改革，這一點應該説是此一改革的局限。同時，也不應忽視改革作業外環的黨外民主勢力，他們長期以來對台灣民主運動有很大的貢獻。民主化是絶對多數國民當家作主的強烈願望，如果沒有這一股民主勢力在基層配合推動，則李氏的民主改革也不會如此平穩順利地完成。
３、 兩國論──分裂「一中」國土
李氏的兩國論開始是以兩岸關係的改善作起歩的，透過精細的計算，從「一中」到其對立面的「兩國」，深謀遠慮、臨機應變，一歩一歩暗中推動，最後突然冒出台面來。首先於1990年籌設「國家統一委員會」，接著制訂「國統綱領」，明定國家統一目標與進程，並訂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建立兩岸交流制度。在這個過程中，李氏表面言行明確指向「一中」的方向（33）。但是，自從1994年初，在李氏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公然指國民黨政府為「外來政權」，強調台灣人的悲哀（34），又借在浙江發生的「千島湖事件」，公開咒罵大陸領導為「土匪」等，以這類激烈的言論為契機，李氏的政治態度丕變。接著於1996年強行訪美，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又於1998年實施凍結台灣省等一連串措施，實質上改變了「國統綱領」指針，抗拒「一中」原則和兩岸統一的方向，加速台灣領土主權本土化的歩伐。
1998年夏，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大陸，宣佈「三不政策」，李氏受到很大的衝撃。便開始動員國內外的國際法學者，研議台灣領土主權獨立的法理。1999年，看汪道涵訪台的動作不妙，為要阻止大陸對台工作的進一歩發展，遂突然發表「兩國論」（35），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實質上的「一中一台」論。這個提法不但完全推翻了原來的「國統綱領」宗旨，而且也背離國民黨一貫堅持的基本原則。李氏大權在握，驕氣淩人，機詐善變，並有意挑戰大陸，將台灣的安危推向戰爭的邊緣。李氏本領端頼迎合美國壓制中國發展戰略，利用美軍強大的軍事力保護台灣安全作後盾。
李氏在走向兩國論「分離主義」的政策中，如上所述，是用脫離憲政常軌、動員民粹(Populism)等手段來進行國家領土主權問題的脫胎換骨。其言行特性，越來越比台獨主義者更加「台獨」。最後在2000年的接班大選上，分裂國民黨，導致敗選，卻沾沾自喜政黨的輪替，遂被一部分人責難為「歷史罪人」。不過，李氏的善變，從其精神面貌，即痛恨外省人・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原本價値標準來看，他的言行卻一貫没變。
４、 遺留的問題──政治亂象的根源
以上李氏政績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不少，可以分成三點來談。第一，濫用外來政權。作為國民黨主席李氏表明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先不論他身分上的妥當性，且要説李氏濫用外來政權的內涵。扼要地説，台灣確實有歷史的外來政權，卻不存在現實的外來政權。前者是戰前殖民地統治台灣的日本外來政權，後者是戰後期的國民黨外來政權，問題在後者的國民黨政權的性格。客觀地説，國民黨政府早期在台實施地方首長民選，開始地方政府的本土化，從1970年代以後包括中央政府層次也加速本土化，李氏本身受提拔當上閣員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1980年代末的台灣政治，雖有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卻已經沒有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所以李氏提出外來政權的本土化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概念，是不正確的，有其欺騙性。
李氏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這句話，其用意在批判國民黨政權的外來統治，讓受過壓迫的台灣老年一代人的內心不滿得以發洩，心情爽快，爭取基層的民粹支援。但是李氏的所謂外來政權的真實涵意，實際上是説，國民黨外來政權沒有不好，外來政權對台灣的安定和發展有很大的功勞（36）。進而美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再而極力引進美日外來勢力介入台灣問題，保護台灣。李氏的「外來政權」論的本質是，「歡迎和感謝外來政權」。李氏的本意嚴重欺騙了台灣的老百姓，特別是欺騙了老年一代的老百姓。可見李氏沒有高度的政治理念，只有低俗的政治權謀和煽動性民粹伎倆，筆者不能不置疑李氏的人格和政治道德很有問題。
第二，本土化的狹隘性。李氏認為「台灣民主化所追求的是“台灣本土化”」（37）。這種認識有問題。在李氏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把民主化與政治本土化畫成等號來用，同時，把本土化的涵意狹隘化，倡議「新台灣人」，規定「愛台灣」為「新台灣人」內涵，進而推動「去中國化」，愛中國、愛中華的人就是「不愛台灣」，將這類從「新台灣人」的範圍剔除掉。這個狹隘的政治本土化意識，具有深刻的危險性。
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涵意是不同的，從形式來看，民主化自然帶來政治的本土化，但是民主化不等於政治本土化。由狹隘的台灣本土化意識所左右的民主化內涵，加上民粹式的操作，有可能阻害民主化的正常發展。台灣民主化的現實是趨向獨尊多數族群的“民主”，激化省籍矛盾的再生産和出現政治亂象，社會沒有安寧之日。
第三，兩國論的危險性。兩國論的本質是將台灣的領土主權從「一中」框架分離出來，或者主張與「一中」框架不相干，台灣自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政治目標。然而，當今世界，事關領土主權的爭議，先由當事者雙方談判解決，談不妥，第三者的勸説又無效，則最後必引發動武、戰爭和人民流血的不幸後果。李氏有關兩岸關係的政績，從國統綱領出發，最後把台灣帶到完全相反而有敵對性的兩國論政治目標，把台灣人民帶到戰爭流血的邊緣。在這個過程中，李氏運用總統大權和民粹操作，實質上是以個人獨裁的方式，突然冒出兩國論。攸關全體國民的人身、財産安危以及長遠未來命運的領土主權問題，兩國論的政治責任嚴重性不可計量，這是一項非常冒險，非常危險的重大政治決策。李氏動用獨裁大權的這一項決策的正當性，深受置疑。這不是李氏「一走國外活命」就了的事，老實説，李氏負不起這個責任，這是一項非常不負責的政治舉措。
其他，李氏在經濟建設方面，乏善可陳，少有建樹。再説，當權12年中，台灣黒金政治猖獗，李氏所奉行的「天下為公」理念，實現的結果是「黒金教主」，弊案纏身，即「以公濟私」也，現實與理念之間竟有天淵之別。
六，結語──過大於功，禍多福少
綜上所述，李登輝先生出身「三腳仔」家庭，從小就有濃厚的日本情結，因成績不錯而赴日深造，但治學不求甚解。體驗戰後台灣的一段黑暗時代，精神上種下仇視外省人、國民黨及媚日醜華的原始價值觀。中年之後，驟得機會從政，登上總統寶座，治理台灣12年。本文認為，在民主改革方面，李氏有一定的貢獻，功不可沒。但在兩岸關係方面，則獨裁冒出兩國論，給台灣前途留下不可計量的禍根。其他經濟方面，無所建樹。在治理台灣的整體過程中，李氏的歷史觀和世界觀相當狹隘，影響其一廂情願的治國理念，而人格和道德操守，也深受置疑。
李登輝先生治理台灣的功過，從長遠來看，李登時代的政治績效對台灣的將來，已經埋下了禍多福少的根源。筆者在海外專作學問，關心台灣追求理想，自認本文對李氏從嚴評比，功過評價偏低，期望後世歷史會有更客觀的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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