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在廿五年前，鄭南榕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廿五年後的今日，換人說：「我是林飛帆，我主張台灣獨立。」「我是陳為廷，我主張台灣獨立。」
鄭南榕在學運中已成新的台獨偶像。但是，二十多年來，鄭的家屬及追思者漸漸只強調他所主張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早已不再凸出其「主張台灣獨立」的角色。這是因為「言論自由」為普世價值，而「台灣獨立」則為與時推移的國家生存戰略選項。
鄭南榕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皆有其時代背景。當年正值解嚴前後，是刑法第一百條仍在生效的年代，主張「台灣獨立」的本身，即是主張「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表徵。再者，在解嚴前後的時際，台灣內部的戒嚴政治積澱漸趨沸騰、冷戰仍在僵持、中國尚看不出「大國崛起」的跡象、美國亦未經九一一以後的削弱，何況當年「全球化」的概念尚只是初露端倪；因而，「台灣獨立」遂成為許多台灣人思酌的政治選項，包括鄭南榕在內。於是，一九九一年民進黨公布了《台獨黨綱》，時在鄭南榕一九八九年自焚身亡後的第二年。
但是，這次學運掀起了台獨的風潮，卻是在民進黨八年執政操作台獨大敗之後，而連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說「不能再走回頭路搞台獨」的時際。倘若鄭南榕尚活在今日，他會不會仍然堅持以「台灣獨立」為國家的生存戰略，恐怕已沒有人能替他代言。
在此，必須認真區分「言論自由」與「正確的國家生存戰略的選項」之間的區別；並非任何「自由表述的言論」，都是「正確的國家戰略論述」。在鄭南榕那個戒嚴及刑法一百條的年代，只要喊出「台灣獨立」，即是「言論自由」的伸張；至於「台灣獨立」是否為「正確的國家戰略論述」，尚不及細究。但在今天，林飛帆及陳為廷主張「台灣獨立」，已經完全無關「言論自由」的禁制；當有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後，言論的「正確性」自較言論的「自由度」重要。亦即，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並不代表「台灣獨立」即是今天正確的國家生存戰略之選項。畢竟，「自由」與「正確」不是同義字，而往往是相反詞。
在鄭南榕之後，台獨的思與行已歷經二十餘年的試煉，如今則已是連民進黨都在討論要不要廢止或凍結《台獨黨綱》的年代；這絕不是因為民進黨沒有堅持《台獨黨綱》的「自由」，而是必須思考「台獨」是否為「正確的國家生存戰略」。但是，當台獨已猶如西斜落日，最後一抹餘暉竟照在太陽花上。
李敖說：「遲來的黨外，不是黨外。」這是說，在「等到已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後才投入「黨外」，每多政治投機分子。如今，卻見不少年輕學生變成「遲來的台獨」，其中除少數幾人顯有政治圖謀外，大多均是出自熱血天真，因而這些「遲來的台獨」愈發令人不解與心疼。他們不是沒有「自由」，問題是在能否「負責任地使用自由」。
我們寧可仍將鄭南榕定位在「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不必凸顯其主張「台灣獨立」。因為「言論自由」是主觀的權利，但主張「台灣獨立」或「反服貿」者，卻需承當起「使用自由的客觀責任」。畢竟，鄭南榕所說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應是讓自己及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皆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倘若這個社會竟成了只容反服貿、不容支持服貿，只容贊同台獨、不容質疑台獨，難道這是鄭南榕或太陽花所追求的台灣？
根本的問題在於：學運的附從者絕對不能失去「自我對話的言論自由」。是否贊同台獨，與是否支持服貿，皆是國家生存戰略的抉擇，在本質上即應是一種知識的抉擇。倘若先將自己釘死在「台獨」及「反服貿」的意識形態上，即形同使自己失去了「自我知識對話的真正自由」，則「不自由的自我」其實已失去了自我的主體，即不易獲得「知識的正確」，尤其不易建立「正確的國家生存戰略」。千萬不要淪為失去「自我對話自由」的知識人！
最後提出兩個問題。鄭南榕在廿五年前主張「台獨」，太陽花在廿五年後難道還要做「遲來的台獨」？鄭南榕在廿五年前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誰料廿五年後竟會出現「太陽花黑色恐怖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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