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台灣的政壇可說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剛正者千刀萬剮，謀私者好整以暇。黃世銘總長的彈劾案以五：五的比數未通過，是烏雲中的一點星光，讓人疑懼者，是票數竟如此接近。

黃總長是否有疏失，乃至於違法之處？或有見仁見智之處，但是近來輿論、國會、地檢署、監察院對黃總長的檢驗，早已到了撲天蓋地，萬箭穿心的程度。

監委捫心自問，如果拿對黃世銘的標準來檢驗自己執行監委職權的作為，通得過的有幾稀？這中間的雙重標準，有權者的反撲立威，監委在調查黃總長的秋毫時，有無看到侵犯司法獨立的輿薪？

關說司法個案的王金平院長，至今雲淡風清，片葉不沾身；請託的柯建銘總召，則高倨國會殿堂，夸夸其談；中華民國的高檢長，認為有權者私下致電，要求某個案「依法辦理」不是關說。我們還能期待什麼法學典範，今天的法律學子，還敢有正義感嗎？

部分學者當初在譴責馬總統「毀憲亂政」時，也承認關說司法是踩了紅線；另有部分學者表示他們不是寬容司法關說，而是應該要「國會自律」。現在國會紀律委員會不意外的輕輕縱放了柯建銘，那一個法律人可以告訴民眾，能夠如何制衡有權無責的國會？

這樣的結果，很難不讓人灰心。對司法體系的啟示是，敢打老虎的檢察官，只要程序上挑取其一議之論之，就會身敗名裂；啟示的是最好明哲保身，對老虎視而不見。

本應主持正義的監察院與檢察官，已成為有權者手中的屠刀，砍向膽敢打老虎的武松。難道挑戰老虎，真的是一種自我毀滅的行為？

報載部分監委在第一次彈劾未過，仍在運作再發動彈劾，筆者要說的是，歷史的眼睛會緊釘著，看看那些監委還在演雙重標準的鬧劇。

幸好，台灣人的正義感，不可能被抹滅。王清峰、王如玄兩位名律師的搶救忠良，王建煊院長的「警察小偷說」，不但是聲援黃總長，也是聲援所有沒能力關說的人民，這證明即便瓦釜仍在喧囂，但至少黃鐘已不再沉默。

王金平向台北地方法院所提「確認國民黨黨籍資格存在之訴」，定於十二月四日首次開庭；正值此際，所謂「王案在黨內解決」的方案，似乎已告擱淺。

王案欲「黨內解決」，可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必須釐清「立法院長可否關說司法個案」，此屬「是非」問題。第二個層次是：當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涉及關說司法個案之事，應否撤銷黨籍，這是「輕重」的問題。就常識而言，「黨內解決」能處理的也許只是「輕重」問題，卻未必能在「是非」問題上出現翻轉，亦即不太可能認為「立法院長可以關說司法」。

國民黨內出現「黨內解決」的壓力，馬英九亦指示成立「專案小組」。一時之間，傳出了「馬英九力拚解套」的說法，但此說卻似已隨即被接著傳出的「馬英九三條件」所打消。傳說指出，馬英九開的三條件是：一、王金平道歉，二、增訂《妨害司法公正法》，三、國會改革。倘若王接受三條件，馬願在「不修改黨章」的原則下尋求解決方式，且馬自己亦願為「造成黨內動盪」致歉。

如果此一傳說屬實，可見馬雖同意「黨內解決」，其處理方法也是將「是非」與「輕重」分開。然而，對於「黨內解決」，王金平方面人士雖表示歡迎，但一聽說要王道歉（其實即是要王認錯），卻口氣轉硬稱「那就法庭上解決」。

由此可見，馬王二人的僵局是在「是非」。對馬而言，如果放棄議論「是非」，不但無以解釋他在案發以來的一切堅持，其社會形象亦必告全盤崩解；對王而言，他之所以能撐持至今日，主要亦在根本否認曾經關說，這是他的「是非」，如果要他轉而認錯道歉，不啻即形同要他自毀立場。何況，倘若王認錯道歉，國民黨又以「黨內解決」來恢復其黨籍，輿論將如何看待這場鬧劇？

王金平不能只求「輕重」上的解脫，除非馬英九在「是非」上自認錯誤；相對而言，馬英九也許可在「輕重」上尋求解套，但也不能在「是非」上退卻。事已至此，王金平不能不堅持其「是非」（未關說，只是「練肖話」），馬英九也不能不堅持其「是非」（這是侵犯司法獨立最嚴重的一件事，也是台灣民主法治發展最恥辱的一天）；因為，在政治「是非」上，馬王二人均不可能以毀滅自己來成全對方，且這涉及憲政公義及社會公評，已非能夠「黨內解決」的層次。

事發以來，枝蔓橫生，但均不能轉移或掩蓋「立法院長可否關說司法個案」的是非問題；國民黨若不能釐清馬王之間的「是非」，即難以在處分「輕重」上出現轉圜。因此，「黨內解決」若告擱淺，其實亦屬必然。

王案的「本訴」拖延至下月四日始首次開庭，聽任此一嚴重影響憲政運作的大案肆虐至今，可謂是司法之怠惰。本案開庭以後，可能走兩種路徑：一、只審理黨紀處分的「程序是非」，至於「事理是非」，則尊重「政黨自治」；二、深入「事理是非」，甚至欲解答「立法院長可否關說司法個案」。依據法理判斷，法院可能採第一條路徑，若認為國民黨的「程序是非」未備，也許要採「補正」措施；但若法院採取第二條路徑，將黨紀處分當作準刑事案件來審理，那就又是另一種光景了。

事態顯示，台灣的體制與社會，連「立法院長可否關說司法個案」這樣一個看似單純的「是非問題」，亦無明快處理的能力。國民黨顯無能力處理王案的「是非」，即不可能奢言「黨內解決」；而司法訴訟一旦啟動，不論其判決影響王馬任何一方的利害，政局皆將橫生變數，至於若要拖到三審定讞，更不啻是對國家社會的凌遲。

因而，王馬雙方恐怕也只有維持「訴訟照打／政務照推」的默契。一方面各別在司法途徑力爭自己的「大是大非」，另一方面也分別善盡各自的憲政職守，以求共同減低此案對國家社會整體的傷害。事情走到這一步，或許是馬王二人的無奈，其實更是國家社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