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6 21:39:04 

雖然，台灣與馬拉威斷交的事件已經是兩天前，陳水扁立委選舉之後出國之際的事情，不過，由於和其他的外交事件一樣，牽扯到邦交國與中共的國際社會網絡關係之建構，因而，媒體依舊隨著民進黨政府起舞，把它炒作成政治事件，意圖從意識形態這個老套到不行的角度，來看待這次台灣與馬拉威的斷交事件，實在可惜。

看了台北市議員黃珊珊寫她實際走訪馬拉威的經驗，以及季常兄對外交部官員的批判，當中提出了一個頗有社會科學之探討空間的觀點：外交是現實的。從經濟學看，我想，這馬拉威之所以和中共建交，之所以被中共吸引過去，甚而與我國斷交，圖的也無非是「效用極大」罷了，至於這斷交的「外部成本」，我想就見仁見智了，不過很明顯，這種成本是出現在外交部官員甚至整個民進黨政府身上的。

從社會學看，馬拉威與中共建交而與我國斷交，則是具有「社會交換」之分析方案上的意義，其實，這個分析方案仍具有一些經濟學色彩。首先，就「馬拉威與中共建交」這部份而言，根據齊默爾(G. Simmel)的交換原則，我猜想，中共最近對馬拉威提供的資源，八成比我國這幾年來提供的農業支援、基本設施興建等更有價值，不然該國也不會選擇跟中共建交，此即所謂的「吸引原則」(Attraction Principle)。

另外，根據齊默爾的「權力原則」(Power Principle)，從馬拉威跟中共建交，進而與我國邦交疏離的行為決策來看，中共影響馬拉威的能力，恐怕遠在我國之上，畢竟，中共現在已經被多數人認為，可以向國際社會提供比台灣更豐富的資源，例如更廉價的勞工、龐大得多的市場，以及對第三世界窮國更多的金錢援助甚至技術移轉等等，就此，我國若欲在外交場合上與中共競爭，就得從資源的累積著手。

又或者，中共可能對馬拉威提供了，相較於我國而言更加迫切需要甚或更難得的資源，因而對馬拉威而言，中共的引誘或援助可能比我國更有價值，因而才決定與我國疏遠，與中共建立邦交關係(從社會學看，這擺明仍是一種交換關係)，此為齊默爾的「價值原則」(Value Principle)。這一兩年發生這麼多友邦國家與中共建交而與我國斷交的事件，從古典的交換理論看，關鍵其實都是兩岸「資源」的差別。

其次，就「馬拉威與我國斷交」的部份而言，考量民進黨政府金援友邦國家的行為動機，亦即外交的承認、聯合國的發聲，那麼我想，民進黨政府這幾年會拼命向拉丁美洲或非洲友邦國家灑錢、幫忙蓋總統府，可能就是預期或希望，這些國家會在外交上承認民進黨政府，會在聯合國替民進黨政府發聲，或者替民進黨政府的入聯公投宣傳，此即布勞(P. M. Blau)之交換原理當中的「理性原理」(Rationality Principle)。

然而，這「斷交」的行為決策，我不是很確定，究竟是馬拉威提出斷交，還是我國提出斷交，如果是前者，那就還單純些，如果是後者，那可能就還涉及布勞的「互惠原理」(Reciprocity Principle)或「公正原理」(Justice Principle)，亦即，可能民進黨政府認為，馬拉威既然與我國建立邦交關係，既然接受我國的金援，那就必須持續與我國保持友好，在外交上承認我國、在聯合國支持我國、絕對不與中共建交。

只是，從外交部長黃志芳「不到黃河心不死」、「台灣需要馬拉威」，或者陳水扁「台灣不能讓中共欺負」等等之類的論述來看，恐怕對民進黨政府而言，外交的承認比什麼都重要，雖然從局外人的眼光來看，民進黨政府圖的報酬不切實際，或者認為「不是台灣需要馬拉威，是馬拉威需要台灣」，不過，從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來對意識形態活動的投入程度來看，在他們眼中，外交的承認比什麼都重要。

承上，如果「外交承認是民進黨政府眼中具有極高價值的報酬」這個假設為真，那麼，根據霍曼斯(G. C. Homans)的交換原理，民進黨政府會持續對友邦國家金援，恐怕就是因為，這些友邦國家是真的有在聯合國幫我國發聲，或者在外交上承認我國，而這兩樣東西似乎也都是民進黨政府眼中的無價之寶，故如此頻繁地搞金援外交，此即「成功命題」(Success Proposition)和「價值命題」(Value Proposition)。

總此，從社會學看，外交依然是一種「資源」或者「報酬」的交換關係，這回馬拉威與台灣斷交，而與中共建交的案例，剛好，這兩個社會交換的主要元素都有涉及到，惟我國有些不利：馬拉威視中共與我國的金援為「資源」並進行比較，我國卻把馬拉威這個國際權力微弱之國家的外交承認，視為至高無上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