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中國。是我國，還是外國？

　　余紀忠，常州人，在台灣省辦了分「中國時報」，死後，他葬回了家鄉。遺願：葉落歸根，心繫祖國。

　　蔡衍明，台北大稻埕人，在湖南做米果，回家鄉買了分報紙，或說接手吧，結果他被罵死了。死後，他若要葬在湖南望城，他發跡之地，可不可以？

　　不可以，這是不愛台灣、辱台。他不「適格」。

　　NCC早就說：「做米果的不適合做媒體。」

　　他是吃哪裡米，喝哪裡水？

　　親中？他是中國人，辦的，或說買吧，是「中國時報」。

　　中資？當然。他賺的錢是大陸同胞一口口反哺出來的，他沒就地正法，反拿錢回饋家鄉，有何不可？

　　米果？其它的媒商，或叫報老闆吧，有做思想箝制的，炒地皮的，辦特種行業的，官商起家的，那個較「適格」？

　　言論人，還有「適格」問題？可以思想審查？

　　不錯，「中國時報」是曾匯集了不少人才，但是，為何這些人才會離開？為何報紙曾面臨經營困境？以致要由一「不適格？？」的人來接手？

　　錢衷時說：「蔡老闆，這分報紙的天下不是你打的，是你買的」。那請問，打天下的人為何不買？為何把這分報紙打到要賣？

　　報紙，說是社會公器，不是一般商品，那這個公器垮了，關門了，我們可向蔡衍明求償？我們不出十元私款買這分報紙，我們不喜歡她，或我們的眼球看到別處，腥羶暴騙，我們時間分給了別的媒體，電子、網路，那這報紙就會退場，這不只「中國時報」，所有的報紙都面臨這問題。

　　我們仍是低頭族，但我們雙手是合握的，我們不再張開雙手，攤開報紙。

　　公器？「中國時報」是，其它報紙就不是？雜誌、網路、色暴政騙，侵門踏戶，置入行銷，就不是？高調，也得高標啊。

　　「中國時報」成了「圓環」，蔡衍明生長的地方，但他都沒回去看了，他都在東區出沒。那些對圓環指手畫腳，說它的鱿魚羹蚵仔煎味道不對的人，他不知是他的口味變了，他已好久沒去「圓環」了，那早是他的遙遠的記憶了。

　　英國有個鄉下火車站要廢，附近居民皆反對，在車站開公聽會，問，有誰是坐火車來的？沒，都是開車來的，廢議乃決。

　　很多人對「中國時報」是愛之深，責之切，但卻又對拔刀護愛的蔡衍明恨之切，說它把小雨打扮得太土了，口紅太紅了。他們擠到病床邊，叫蔡衍明把手拿開，但他們的腳卻踩在輸氣管上。

　　如果蔡衍明把「中國時報」化療到不成人形，那為何不讓它安樂死呢？「中國時報」死了，中國就萬木無聲了嗎？沒有其他的報紙了嗎？沒有其他的媒體了嗎？我們手機收不到訊號了嗎？不喜歡蔡衍明，不買他報紙就是。就像不喜歡執政黨，「中央日報」就熄燈關門。

　　不是怕蔡衍明言論集中壟斷嗎？那就叫他關掉言論的重鎮，不再供水，不再私器公用，那不最好嗎？我們還鞭策建言什麼？拖在那兒，他苦你也苦。

　　有人說：「台灣今日文化領域，盡是中時當年人。」那要問，今天台灣的問題，媒體的亂象，「中時當年人」毫無責任？如果「中國時報」真是那麼高級，怎麼會留不住人才？那些人才怎麼在那些被指為低級的、訛騙羶腥的報紙，幹得有聲有色，而致威脅到樹頭的生存呢？

　　「中國時報」說是第一大報，最高級，桃李滿天下。這就不是「涉己」自吹嗎？那些反旺旺以「涉己」事物干預編務，說此是違反新聞倫理的人，怎麼談起以前的「涉己」事務，就毫不避諱的自擂呢？

　　旺旺欲併購「中嘉」，這怎是「涉己」事務呢？這是關係民主憲政的大事，有人說這是「民主已死」，那這怎算是旺個人的涉己事務呢？

　　說「中時」拿太多版面自辯「涉己」事務，那其它報紙以三大版、幾百篇文章的罵「涉旺」事務，反對黨還排排坐的開思想法庭，怎麼沒人質疑痛惡呢？怎麼沒人問這些千夫所指，是出於何動機目的的呢？

　　「中嘉」案完全是個「涉理、涉憲」的事，如果真有言論壟斷集中的問題，那應有標準，有標準，一刀畢命，也不會審了個一年半。　　　　　　

顯然，這是個欲加之罪的問題，是個言論管制，怕旺中、要反中的問題。所以才會有所謂的「適格」的問題，才有「你喇叭已太多，要再買、要升級，得先關掉幾個喇叭」的問題。也就是說，你少講話，我怕你講話，你最好閉嘴的問題。

　　這個明顯違憲違理的事，竟在「思想恐怖」之下，萬木無聲，瓦釜雷鳴。

　　很多人也知這裡面的民主憲理，是非曲折，知道「傳播法令中有哪一項條文可禁止旺中案？其應受法律保障卻殆無疑義；這也是當民意與法律、法律理性與大眾情緒、法律思維與大眾思維有所衝突時，政府在作可否裁決時唯一應遵循的標準，否則，要法律何用？、、ＮＣＣ要求中天電視切割中天新聞台，要求中視新聞台變更經營，都是涉及憲法範疇的財產權問題。反旺中案學者自始即未以法律作為反對的最高依據；及至ＮＣＣ作成行政處分明顯有違法違憲之虞時，學者也不置一詞，好像只要能阻絕旺中案，即使違法違憲也並無所謂。我對所謂言論集中化的主張也有所保留：現今台灣媒體的關鍵問題乃是言論的極端化、民粹化與弱智化，而這「三化」之所以形成也正是集中化的反證，證明集中化是個被過度誇張的假議題。」

　　但同一論者，又鄉愿的說旺「不應也不該與學者為敵」，說「中時集團與學界一向有深厚淵源，學者與中時曾相互扶攜走過戒嚴歲月，也曾協力推動台灣民主轉型，就像一九三○年代的《大公報》一樣，中時曾是學者集結的大本營，也是學者發聲的第一選擇；但這個傳統卻因旺中案戛然中斷，這是學者與中時集團的兩敗俱傷；資深的學者與記者大概都有同感：那個美好年代已經一去不返。」這實在是毫無道理的涉己自吹，本末倒置。「學者」？標準何在？為何不能為敵？為何學者可與憲政法理為敵？可以指鹿為馬，肆意樹敵？這種連基本事理皆可否逆的人，可稱「學者」？學者，不也與政客媒體一樣，被指為社會的亂源？黑白講，往往掛個學者之名，講得頭頭是道，不准人講話也講得頭頭是道。

　　「禮失求諸野」，旺旺就是野，他是隻小鬥犬，叫聲或許刺耳，但比萬馬齊喑究可哀的狀況，終究是好多了。

　　「那個美好年代已經一去不返。」？？錯了，現在看來，那個時代並不美好，因為它導致了一個後來混亂錯謬的時代。說當時美好，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當時各種思想言論解放，「中國時報」是執言論的牛耳，但台灣的問題，不是「報」，是在「中」。到那階段過去，反中的作者有她們的陣地，對還知禮有節的「中時」棄如敝屣；投俗嘩眾的報紙脫得更徹底，「中時當年人」也去助紂。「中時」琵琶遮面，要維格又也不能東施效顰，因此兩面落空，勢微言輕了。另一大報也是如此，形成了言論政見版是獨報的副刊，社會娛樂版是色報的副刊。橘逾淮為枳，人才往低走，枳卻行有風。

　　若真感到那時代是美好，那今必不可免的要慚悔惶悚，深感不值。「中時」人才之佼佼者高信疆就有此嘆，乃是當年大家共同描繪美好理想的人，怎會在獨形畢露後如此醜惡，完全背其所稱要追求的民主法治、牛奶蜜水，那我們當初扶攜相濡，不都是欺騙虛無？

　　是這批虛騙者早與公理戛然絕斷，不是與「中時」。這些違憲違理違常之言之人，怎還能與其相攜共毒？其拒寫退開正是好事，只是戒毒不易，故會難受難斷。

　　以「澄社」為例，創其美好年代的真學者，早已與之戛然絕斷，言之痛心，引以為恥，因現其跳樑者，皆與公理邏輯完全逆反。以百篇文攻旺中就是顯例。

　　又有渾見一方面說：「言論自由已經成為生命中的最高信仰；而報紙媒體，更應該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但另方面又說：「媒體濫用新聞自由，甚至侵害到社會的輿論自由時，我將毫不遲疑站在個人言論自由的基本立場。」因此這人拒寫「中時」了。這種說法十分可笑，渾到不知如何駁之的地步。既然「該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怎麼又「濫用」了呢？這「最大限度」與「濫用」區分標準何在？由誰判定呢？該人以「報紙連續兩天以社論針對學者與學生進行圍剿時，就已經違背言論自由的立場。」為由，那是不是不要兩天，一天就可以？不要社論，拆成百篇小文就可以？

　　不管是社論，還是「我見我思」，或投書，都是言論，都有自由，若你說得煩，我不聽就是。「中時」社論，管他是一篇，一百篇，我煩，不看不買就是。李敖罵胡茵夢，不就四十多集？你不喜，不看就是，但這與「侵害到社會的輿論自由」毫無關。你可笑旺旺，不要以上駟對下駟，老罵這些爛人幹嘛，但旺旺要罵，這是他的言論自由。現在好像有錢人的言論、報紙的社論，是巨獸，一般人的言論，是小白兔，會被巨獸侵害，是步槍對付坦克一樣。這完全是無理的渾言。

　　「中時社論」不是莒光日，不是每家交錢要訂，不是毛語錄，要「早點名，晚匯報」，強迫人看，那是違反言論自由，但社論只是眾言中的一種，你不喜，不看就是。就如「惡少豔照」，現在撲天蓋地的報談，很煩人，但不能說這是言論集中，妨礙言論自由。

　　還説：「知識分子反對媒體壟斷，也是一種言論表達。」沒人說知識分子不可表達，但這種表達，卻是說別人、媒體，會壟斷言論，故不准發言，不可表達。這些纏來繞去不知所云之言真是無法與言。

　　這又說回爭點，即你不喜「中時」，不喜旺言，不喜旺顏，你不看不買不寫不理就是，這都是自由，但政府不能憂其言，怨旺中，就禁其言，限其行，不准他買「中嘉」，要他關掉兩中，甚至派官審查其言論思想，這就是扼殺言論自由，違憲違法，還打著個「毫不遲疑站在個人言論自由的基本立場」的名義。

　　有人對「本」視而不見，甚至助紂為虐，但在「末」上，卻何患無詞。說旺的吠太難聽了，他叫太久了，他不該一人敵一國，他犯了眾怒，卻不問為何眾惡可以踐踏民主法治，侵害基本人權？不幸，旺旺還是個有錢人，很，他的維持「中國時報」的能力，反成了罪惡。在仇富仇中的心理下，成為眾矢之的。

　　「現在，是停戰的時刻。」？是誰起戰？不是旺旺；是誰最不想戰，是旺旺；對那邊跑邊回吠的旺旺，是誰追殺不止？

　　這就如對釣魚台，不去追究主權保土的問題，反去計較誰在島上插了哪幅中國旗。

　　這才是「中國時報」所有問題所在─「中國」。即這不是心胸的問題，氣度的問題，不是人才聚散的問題，不是巨獸還是小犬的問題，是個認識的問題，是個認同的問題，是個思想、路線、立場的問題。

　　余紀忠，廣納人才，禮賢下士；王惕吾，聯合報，難道就不是嗎？當然，兩人器識有別，但想辦分好報，超越對手，其心皆一。後來，是余紀忠的思想路線變了，也就是他現在被那些變化受益者一直吹捧的所在。他看的是中國，講的是統一，但他向現狀妥協，想改土歸流了，曾有一大批，包括總編輯在內的人才，不認同他這個偏侷牆草路線，全部改投他報去了，余家為大失血痛哭，但「中國時報」並沒垮下去，反而更形茁壯；他報有了這批人才，也沒有大發；社會，也沒像今天這樣，發起什麼「反余家巨獸聯盟」的奇怪活動。

　　言論也沒集中，人才也沒消散，民主沒死，活得好好的。

　　丟掉了扁擔後，「中國時報」還有一段彩票不缺的日子，但後來，定位不明，報業維艱，「中國時報」走入了困境，就像一大堆成功的企業一樣，是成功陷害了她，是那美好的年代惑累了她，侷限了發展。同樣是報紙，其它的獨沽一味，有的政騙，有的色暴，有的有外補，「中國時報」反被曾經最大、曾經最好所限，轉不過身，曲高和寡了。

　　曾經，有位總編輯被執政黨的高層問道：「你們為什麼稱大陸為中國？」答：「大家都這麼說，約定俗成，不如此不好行文。」該高層說：「別的報紙，台獨如此說尚可，但貴報豈可如此說？那你們是在台灣辦一分外國報紙？」

　　「中國時報」不能辦成一分全球華人喜看的報紙，「海外中時」的夭折，是余紀忠的大痛，當年他選聚了「中國時報」最好的人才，辦了「海外中時」，氣勢極旺，結果，被指在洛杉磯奧運說我國奪金是「紫氣東來」，又為一個因言賈禍的江南說了真話，就受到國內的強大壓力，同業也落井下石，金援為斷，被迫關報。當時，是威權時代，立言被害，尚有可愿；今天，近三十年過去，說民主了，這種事仍重演，實不可思議。

　　旺旺可議的是，他把「紫氣東來」說了出來，要掩飾也來不及了。他被視為會帶來紫氣，會傷害綠氛，因此緊箍加身，限遏附加。他從一個成功巨賈，被說成了噬人巨獸，弄得自家員工都有吳三桂，要請他退位出宮。只籌餉，不管軍。

　　江南被殺，說是個人行為，我們賠了撫慰金五千萬，「海外中時」陪葬；現在，旺旺也因言獲罪，他已賠了不只五億，眾惡還不饒，非把「中國時報」送終不止。

　　當年，奧運只得幾塊獎牌，就說紫氣東來，現在獎牌90面，卻沒人敢說同話。旺中，成了罪惡。政治不正確，會受到比當年更大的迫害。民主，獨裁，那個好？那個較人道？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哪些拿著饅頭等沾血的人，說不出旺有何罪，為何棄市，就說他犯後態度不佳，喊冤擾人，白目，該殺。

　　九月一號，菜市口，古軒亭，秋風秋雨愁煞人。

　　更冤枉諷刺的是，這三年多來，「時報」「中國」了嗎？沒有！！她除了口頭旺中外，與以前並沒有什麼兩樣，路線言論仍隨蕭規，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在談人權，批政府，兩個執政黨都罵。若說「中國時報」不是靠旺旺的私庫，是靠公款，那正如敵中報所謔指的：「所託非人。」真如此，不是正遂敵意，應為反旺中者所樂見嗎？

　　公器？公審？連個公視董事會都吵不出來，還能要個私業也成立思想審查會，新聞倫理社？這種思想法庭，法官如何選任？是否一體比照？那是不是要有幾十個公視董事會？支不支薪？這些小警總，是公養，還是私豢？

　　請以文明說服我。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這是個言論自由的問題，憲政法治的問題，一個我國能不能有用國為名的報紙的問題，一個可不可以說中國話，要旺中的問題。

　　當然，社會還是前進的，民主不是只有壹聲音。一分報紙能不能存在，不是靠政府、當權者可決定，也不是靠「對毒素思想發起總攻擊」的惡意者所能決定；不是靠報館擁有多少人才，還是靠該企業在銀行存有多少錢；不是靠蔡董是否重抖擻，「不拘一格留人才」，是靠我們願不願出十元買這分報紙，是我們決定。

　　旺旺買了這分報紙，維持之，花了十元錢的幾千萬倍。對這分報紙的存在，他，是個充分條件。他與這分報紙，是苦戀，要不要看下去，決定權在我們。我們，是必要條件。

　　九月一日，讓我們用十元，決定我們的選擇，決定我們的發言權，決定，誰說出了我們要說的話─人話。

　　那天，讓我們坐火車到那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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