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人適合專制性的政體

    中國人發源於黃河流域，產生大陸型文明，與美國人傳承的歐洲文明大不相同，歐洲文明源於愛琴海，產生海洋型文明。大陸型文明發展出專制性的政體，而海洋型文明發展出分權性的政體。溫總理認為中國不好，只有拿美國人慣用的分權性政體來用，才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錯誤的見解！美國人現在所應用的分權性政體帶給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權與立法權互鬥」、「執政黨與在野黨互鬥」，這兩種現象是美國人現行政治體制中必然出現也無解的問題。一旦中國採用這種政體，同樣也會陷入這樣的困境，溫總理只見美國的好，不見美國的壞，夢想政改後中國可以進入一個全好無壞的境界，這是脫離現實的想法。中國人曾在大清帝國末期做過一個夢，以為只要帝制滅亡，共和興起，中國就可以迅速站起來，結果呢？一團亂！要不是國民黨及共產黨兩派人馬覺醒得快，相繼運用一黨專政的專制性政體來建設中國，那有今天強盛又自信的中國？

二、反對司法獨立

    司法不能獨立。執政者治理國家時必須有法律的協助，若讓司法獨立，許多治理會產生行政需求與司法正義脫節的現象，唯有行政權與司法權合一，才能確保「司法所行」為「行政所需」。倡言司法獨立者，往往有敵對行政權的思想，若「司法所顯」與「行政所欲立」不同，行政權威如何維繫？行政權威不足，如何號令下級與屬民同心同德，如何有行政效能？讓司法獨立，就是讓行政權受損，最後就是行政效能打折扣，全民一齊倒楣。司法獨立還有個壞處：反對執政當局的人容易將其勢力滲透進入司法機關，讓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唱反調，扯行政機關的後腿，進而嘲諷執政無能，貶損統治威信。

三、鄧小平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

    鄧小平在毛澤東之後的短期內接掌了中國的政局，在經濟發展上做了重大的改變，使中國的經濟獲得正面、有效的發展，因此中國在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準備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然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卻讓鄧小平有了覺醒與警惕，趕緊在政改問題上踩煞車，從此再也不敢提政改。鄧小平先後將胡耀邦、趙紫陽換下，最後換上江澤民接班，就是鄧小平反對政改的明證！溫總理不見於此，卻拿著鄧小平先前錯誤的政改觀點(1980年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來為自己的政改行動辯護，豈不是十分可笑！

    以下讓我們來看一段有關「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評，正可以為溫總理今日所犯下的思想、政治錯誤作個正確的評註：「就國際大氣候來看，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他們加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已極其泛濫。就國內情況而言，首先是由於包括中央領導層極少數領導人在內的各級領導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偏差和失誤，使多年來思想戰線上渙散軟弱的狀況沒能得到根本扭轉，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嚴重地存在著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的現象。其次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以權謀私，滋長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造成黨風和社會風氣惡化，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再有，當時物價大幅度上漲、經濟秩序混亂，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之後，又面臨生活水平將有所下降的情形，這也使他們產生了某些不滿、誤解和怨氣。所有這些國際國內的因素，使一些熱衷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們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盤西化和經濟上實行私有化，結果進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摘錄自：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張豈之主編，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初版一刷，第429頁)

四、黨政合一的正確性

    貪污腐敗問題是源自於人性，而不是制度使然。要掃除貪污腐敗，是一個持續不斷努力的議題，絕不是實施了某一種政治制度之後，貪污腐敗就可以完全掃除。中國之所以有貪污腐敗現象，並不是因為實施「黨政合一制度」，而是因為有貪官污吏在位，如何設計及實踐掃除貪污腐敗的制度及手段，才是重心。當毛澤東在位時，也是實行一黨專政制度，如何就能對黨進行整風，對國進行掃貪？反之，美國實施「黨政分離的制度」，難道就找不出一點貪污腐敗的現象？那個罪惡的華爾街金融貪污腐敗集團難道不該整治？然而誰敢整治？誰能整治？怎麼也沒聽美國人說要搞政治體制的改革？所以溫總理根據中國有貪汙腐敗的現象就要搞政治改革，根本就是胡來！

    黨能給予黨員政治上的名器和利益，那麼黨才有約束、調動黨員的力量，黨有力量，政府就有力量，國家就有力量，這是一貫的道理！這就是黨政合一的正確性！黨員若是能透過選舉獲得政治上的名器和利益，那麼他就不會那麼在乎黨，黨也就不容易約束、調動黨員，如何談得上黨紀嚴明？選舉制度使得黨的權力分散到人民群眾，一旦人民群眾有反黨者，必然運用選舉制度與黨進行抗爭，使得黨的威信減損，黨在領導國家時就會增加阻力，降低行政效能。任何有志於國家事業的人，就應該加入共產黨，在黨內依表現及能力分發到國家相應的工作單位，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所襲用中央集權制度的展現，是建設大一統專制國家所必須配套的政治制度，若是廢了，那我們還算是什麼中國？如果沒有這套中央集權制度的運用，秦國如何能夠統一中國？中國如何長久處於大一統的狀態來發展文化及文明？如何能在數次大分裂之後繼續完成數次大一統？如何能在長期歷史中保持世界先進的地位？如何能從「帝制滅、共和興」的大變局中起死回生，再度成為今日世人驚羨的泱泱大國？

結    論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有豐富的歷史及治國經驗，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並不足以證明皇帝制度不好，爾後一連串的喪權辱國史也不能證明皇帝制度不好。當1840年鴉片戰爭發生時，中國的軍事力量是不如英國的，雙方之所以發生戰爭是因為中國的禁煙政策損害了英國的貿易利益，中國戰敗後被迫簽下了不平等條約，隨後美國、俄國及法國等列強輪番利用中國外交及軍事上的弱勢來強迫中國簽訂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更加重中國的負擔與痛苦，這與皇帝制度何干？列強們進犯的速度甚快、力道甚猛，就算是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或清太祖等名君再世也未必能在短時間內就把局面給翻轉過來，何況是資質平庸的皇帝？所以，中國在近代史上的屈辱是由列強的軍事攻擊開始，繼以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待其準備充分，就要求另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若從之，則痛苦加深；若不從，再繼以軍事攻擊，迫我接受。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一面要應付列強的步步壓迫，一面要進行諸項改革以求進步，何其不易！從前革命黨為推翻大清帝國，專門說大清帝國不好，好的一面全不說，說的、想的都是要煽動人民反政府、顛覆政權，想學西方的政治制度，結果呢？到了民國，革命黨人又做得多好呢？革命黨人後來還不是轉向一黨專政制度這種具有專制性質的政體，就算是共產黨於1949年取得政權時還不是在搞專制政體，這就證明了中國人就是適合專制政體，為什麼還不明白，還要在21世紀呼籲政改呢？

    美國可以向世界宣傳它的分權思想，我們也可以向世界宣傳我們的專制思想，分權思想能治國，專制思想也能治國，並不是分權思想最偉大，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當年英國是用船堅砲利打敗我們，而不是用分權思想，如今英國敢再來打中國嗎？這不就表明專制思想也有勝過分權思想的時候嗎？溫總理於靜夜沉思時，應好好想想我這篇文章中所要表明的道理，您今日能夠位居顯職，正是拜一黨專政制度所賜，應當飲水思源，豈能輕易隨著美國人的笛聲起舞，忘掉自己中國人的歷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