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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草原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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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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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时的多松年(左二)。
多松年夫人云兰兰(中)同女儿云玉英(左)、儿子赛希合影。
多松年烈士故居。
1990年8月,张家口大境门小学“多松年中队”的少先队员们在大境门前采集圣洁的泥土,准备送往烈士的故乡——呼和浩特市。


  在内蒙古的革命史上,多松年的名字令人敬仰,这位蒙古族的早期共产党员,在他风华正茂之时英勇就义,但是,烈士短暂的一生,光彩照人。多少年来,多松年久久活在人们的心中,令后人缅怀追思。

  英雄定格在22岁时

 
 1927年8月初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归绥麻花板村一处普通的农家院落里静悄悄的。昏暗的煤油灯下,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多松年给熟睡的女儿拉拉
被角,又给父母那屋送了些柴禾,和两位老人、弟弟说了几句贴心话。他脚步沉重地返回自己的小屋,深情地望着妻子云兰兰,依依不舍地说:“兰兰,我要走了,
今天必须走,去晚了,张家口的同志们的安全就不好说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你好好照看着。”说完话,多松年走出家门,打量了一下院里的小树、凉房和农具
后,一把推开院门,头也不回地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火车穿山越岭,很快就到了塞北重镇张家口市,多松年一下火车,就发现被特务跟踪
了。他飞快地穿街绕巷,将“尾巴”甩掉,匆匆赶到西河沿的那间寓所,取出隐秘文件,用火烧掉。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多松年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他
马上又镇静下来,在军警的吼叫声中,迅速把最后的一份文件投入火中。

  多松年被带到张家口警察局,敌人对抓到大共产党员多松年欣喜若狂,使用了皮鞭、棍棒、烧红的铁条折磨多松年,要他说出革命机密和有关革命人士的名单和住所。多松年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始终双唇紧闭,只字不吐。

  一连折磨十多天,不见“效果”,奉系军阀又以高官厚禄诱使多松年投降,而得到的是冷嘲怒斥。面对这位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员,敌人无计可施,便下令处死。第二天清晨,残暴的军阀用5根一尺多长的特制大铁钉活活地把年仅22岁的多松年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

  那天,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当天晚上,多松年的同学、好友朱实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多松年的遗体从城楼上背下来,葬在了万泉山下的沃土中。

  创办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1925年春天的一天,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找多松年谈话:“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李大钊同志指示,让你们办一份小报,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你考虑行不行?”多松年不加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

 
 多松年回到蒙藏学校,正好碰上同学乌兰夫,乌兰夫把邓中夏同志刚才与他谈的这个问题也告诉了多松年。多松年与乌兰夫商量后,第二天,他们找到奎璧,向他
讲了组织的意思和他俩的想法,奎璧表示赞同并愿意参加。接着,3个年轻人在宿舍里研究了小报的宗旨、内容、稿件来源、刻印、散发的具体事宜。多松年说:
“就叫《蒙古农民》怎样?” 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容易为广大蒙古族群众接受。刊名确定后,就分头去做首期的各项具体工作,多松年专门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
尔、绥远做社会调查。

  火车在群山间奔驰着。到达张家口市,多松年下了火车,便去京绥铁路工会张家口分会、造币厂、电灯厂,以及一些中
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以后,他又越过万泉山,来到了察哈尔农村牧区,找到当地的农民联庄会,进行调查工作。他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白天
找农牧民聊天,晚上在油灯下整理笔记。

  有一天,多松年来到一个蒙古族村落,眼前一片凄凉景象,几座东倒西歪、围着破毛毡的蒙古包,牛
羊圈里也看不到牲畜。他走到一所低矮的土房边停了下来,院里静悄悄的,便上前敲门。好大一阵,一位衣衫破烂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走出来,上下打量多松年一阵
后,才把他让进屋。 屋内四壁萧然,一家老小衣不蔽体,正围着破羊皮在炕头上取暖。

  眼前的情景,让多松年感到心酸,又仿佛是回到自己
家里一样。他用蒙语向全家人问候请安后,便坐到炕上和他们亲切地攀谈起来。女主人一听多松年是蒙古人,看上去也不是坏人,开始诉说家里连年被抢的苦生活。
多松年听完诉说后,从自己的伙食费里取出一部分钱,交给女主人:“这钱不多,你买点粮食吧。”接着多松年又给这家人讲了一番穷苦人团结闹革命的道理。

  结束了察哈尔地区的调查后,多松年又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顾不上回村里侍候双亲和年幼的女儿以及思念他的妻子,他走工厂,访学校,进农村,获得了大量生动的材料,加快了创办《蒙古农民》的步伐。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第一期编印出来了。《蒙古农民》设置了很多栏目,有“政论”、“诉苦”、“醒人录”、“好
主意”、 “蒙古曲”。“蒙古曲”中有这样一首诗:“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作霖)才来,吴(佩孚)又去,前后唱的一台
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蒙古曲中还有一首诗,用生动鲜明的语言指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三个坏命运”: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
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压迫哭断肠!

  当李大钊看到首期印发的《蒙古农民》后,十分惊奇:“你们搞得不
错,这几篇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很有战斗力,就这样办下去。”与此同时,党组织还把《蒙古农民》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内部刊物。之后,《蒙古农
民》随《向导》、《新青年》和《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发到了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在蒙古族群众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了广泛欢迎。

  参加党的“五大”

  多松年、乌兰夫等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蒙古农民》刊物时,中共北方区委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于1925年秋,派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们不得不停下只创办了四期的《蒙古农民》。

  在异国他乡,多松年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俄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语言关,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他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还听过斯大林的讲演,也受到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的接见,更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时间匆匆而过,多松年的突出表现再一次引起党组织的注意,1926年秋,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多松年听从党的召唤,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朝夕
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回到了祖国。中共北方区委立即委派他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专门负责领导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

  那个时候,由于军阀统治和连年混战,这一地区的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革命烈火一触即发,急需党的坚强领导。多松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住在张家口桥西小河沿的一间小房里,组织指导那里的革命斗争。

  他有时身穿工人服,有时穿长袍,有时一身农民打扮,奔波在农村、牧区,活跃在工厂、学校,宣传革命理论,建立革命组织,使察绥革命斗争呈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在他和工委的领导下,察哈尔地区很快建立了82个村农会、4个区农会和1个县农会,发展农协会会员近千人。

 
 1927年4 月27日,中共“五大”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多松年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地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召开的,多松年心急如焚,与其他代表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高了对开展武装斗争的认识。会议期间,多松年结识了毛泽
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党的著名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革命烈士传》主编温济泽说:“我对多松年烈士印象挺深,因为‘五大’代表中,他年龄最小。他很有见
地,我看过发言记录,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议,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表示赞成。”

  会议结束后,多松年返回北京,许多
同志劝他不要回张家口了,留在北京避一下风头,但他对那个地方的革命工作放心不下,执意返回了张家口。这个时候,张家口的警察局正到处悬赏捉拿“大共产党
多松年”,多松年很快布置完工作,把一些同志隐蔽好后,化装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家乡麻花板村。

  多松年在家只待了一会儿,就立即到归绥找
到当地的党组织,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这个时候,归绥的特务已发现了多松年,开始跟踪,他不得不经常更换地方住宿。此后,多松年又到包头
以及大青山后的农村牧区,完成了“五大”精神的传达任务。在传达“五大”精神时,好多同志提醒他,暂时不要回张家口了,就在老家避避,多松年不放心张家口
的工作和同志们,执意要回去。

  与妻子的最后谈话

  多松年是在1927年夏末回到老家麻花板村的,这
是他自走上革命道路后,第三次回家。时近中午,他的父母正在院子里炒莜麦,一辆马拉的轿车,停在院门口,从车上走下一位神色疲惫的年轻人,忙碌中的父母抬
头一看,惊讶地发现来人竟是多年不见的儿子多松年,随停下手中的活,招呼他赶紧进家。多松年赶忙摆手示意两位老人不要声张,抱起身边的女儿跟着父母,走进
自己的那间小屋。妻子云兰兰看到多年未见面的丈夫突然回来了,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见多松年穿的衣服脏了,赶忙叫他脱下来,拿到院子里去洗。

  多松年在家只待了三天两夜,就打算乘火车回张家口,妻子云兰兰帮他重新换了一身衣服,父母在前面探路,避开了特务的盯梢,直奔火车站,没想到还是有个张家口的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看来早车是坐不成了,他决定立即赶回家,改换一下装束,再坐晚车走。

 
 多松年回到家后,烧掉一些文件,在炕上坐了很长时间,然后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更换衣服,脸上的表情异常沉重。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妻子云兰兰察觉到了,晚上
吃饭时,她愁容满面地低声说道:“你总是遇到坏人啦!不用你说,我也能猜出来。要是实在不能去,你就过上几天再说吧!”多松年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敌人确
实开始注意我了。可是,如果敌人搜到了那些文件,就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怎能为了保护自己让同志们遭受牺牲呢?”停了一会儿,多松年对妻子轻轻地说:“兰
兰,你放心吧,敌人轻易抓不到我。”然后,他走到妻子面前,嘱咐道:“我走了以后,家里的事就全靠你啦,好好抚养孩子,让孩子学文化,将来接着闹革命;好
好照顾父母,他们受了一辈子苦,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等你到了40岁时,一定不让你再受苦。眼前这点苦,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说完这句话后,多松年迅速消失
在了夜幕中,匆匆赶往火车站。

  四代人就读同一学校

  多松年是在归绥“南高”读书时,经父母安排,与出生于归绥讨号板村的蒙古族姑娘云兰兰结婚成家的,时间是1922年,两人当时都是17岁。 云兰兰老实厚道,很会持家过日子,两人情投意合。

 
 多松年牺牲后,云兰兰上敬年迈有病的公婆,下顾不谙世事的孩儿,地里家里,一年四季忙个不停,过着“泪拌饭、饭拌泪”的日子,将儿女培养成人、公婆养老
送终,硬是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解放后,云兰兰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过上了幸福生活。她经常向下一代讲述多松年的故事。云兰兰老人于1987年去世。

 
 多松年和云兰兰生有一女一子,女儿叫云玉英,儿子叫赛希,原名云银旺,是遗腹子,于1928年6 月出生。赛希于1938年到归绥土默特小学读
书,1947年考入其父当年就读的北京蒙藏学校,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曾任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内蒙古城建局副局长,最后在内蒙古建材局
副局长岗位上离休。离休后的赛希仍然很忙碌,曾被聘为中外合资企业内蒙古林浩石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在从事着关心下一代事业的工作。据赛希介绍,他生
有二子二女,他们家从多松年开始,先后有四代人曾就读于北京蒙藏学校(现在是民大附中)。

  烈士精神永传后人

 
 多松年烈士的故居位于呼和浩特市麻花板村,是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中,这个不大的院落被保留了下
来。烈士故居有正房五间,东房三间,南房两间,多松年以及父母使用过的物品依然保存完好,有20余件实物、80余件图片,正屋里还留着一些已经掉漆的家
具,以及两盘土炕等原物。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烈士故居,缅怀这位壮烈牺牲的年轻英雄。

  二十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每年清明节都要悼念多
松年。1990年,张家口市各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多种形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大境门小学成立了以多松年名字命名的少先队中队,2005年8月,在张家口大境门
城楼上举行了多松年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呼和浩特市麻花板小学、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原北京蒙藏学校)张家口大境门小学的师生,还开展了手拉手学英
雄活动。

  在武汉“五大”会址纪念馆,还陈列着多松年生前用过的怀表、皮箱、饭碗、箫,这些陈列物都是赛希赠送给纪念馆的。怀表和皮箱
是多松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用过的,出席“五大”后,他回归绥,将这块怀表交给了妻子。多松年牺牲后,这块怀表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被家人保留至
今。在出席“五大”返回张家口时,会议文件就装在箱内。箫是多松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念书时用过的,是他课余时间的伙伴。

  小传

  多松年 1905年4月出生于归绥县麻花板村(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麻花板村)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又名多寿,蒙名乌力吉图。他的父亲叫蒙克,生有二子一女,多松年是长子。

 
 1918年,多松年进入归绥旧城石王庙小学读书,后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学。1923年5月,在归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盛记洋
行”的爱国运动中,多松年都活跃在斗争第一线,成为骨干。1923年秋天,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同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
第一任书记,在此之后,参加了“二七”大罢工纪念、五卅反帝大示威、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1924年秋天,多松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蒙藏学校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25年春,多松年与乌兰夫、奎璧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年9月,多松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1926年回国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1927年4 月,作为热、察、绥的唯一代表,赴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年8
月,多松年被捕,敌人从他口中丝毫没有得到共产党组织的秘密,用5根长达一尺的大钉子,将他活活钉死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大境门的城墙上,年仅22岁。

  西瓜地里挨打受骂

  多松年的父亲是麻花板村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多松年一直到8岁,都没有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9岁时,父亲多种了两亩西瓜,想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辛苦劳动了几个月,西瓜终于长得又大又圆,秋季的一天,多松年正在替父亲照看地里的西瓜,突然走来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位身背照相机的外国人,他们大摇大
摆地走进西瓜地,每人挑了颗大西瓜吃了起来,吃完之后,又装了两口袋西瓜要走。多松年和他们要钱,被打骂了一顿,他的父亲赶来后,本想和他们论理,又被那
些人拳打脚踢了一顿。年幼的多松年开始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

  喇嘛庙里勤奋苦学

  1915年,麻花板村的收成好于往年,多松年向家人提出了读书的想法,父母商量后,将他送到了归绥旧城的席力图召,请这里一位当喇嘛的亲戚教多松年识字。

 
 多松年称呼这个喇嘛为六姥爷,他是席力图召一个下层喇嘛,属于那种有知识、有正义感的人。多松年住在席力图召,白天帮助六喇嘛烧茶、提水,晚上六喇嘛教
他识文写字。他们先是在佛堂里借着油灯的光亮学习,后来,召里的大喇嘛不让多松年走进佛堂,六喇嘛就节省下自己吃的油,点了一盏小油灯, 给多松年学习
用。干活识字之余,六喇嘛还给他讲“林则徐虎门销烟”、“独贵龙运动”等故事,六喇嘛所讲的许多故事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1918年春天,13岁的多松年
被六喇嘛送到归绥石王庙小学,开始了正式的读书生涯。起初,多松年还是住在六喇嘛家里,早晨天不亮就去学校,晚上才离开教室。不久,他又转入土默特高等小
学校(即南高)四班,继续读书。

  李大钊参加他的入党仪式

  1924年秋末的一个夜晚,正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多松年,跟着赵世炎走进了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所破庙里,李大钊和邓中夏坐在香案旁的小油灯下正在低声交谈,赵世炎和多松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这时李大钊严肃地说:“多松年同志,根据你的申请和赵世炎同志介绍,我们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今后忠诚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类的解放奋斗
终生。”李大钊随后站起来,在案子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个镰刀斧头,代表中国共产党党旗,接着李大钊宣布举行入党仪式,多松年面对庄严的党旗,向党宣誓:
“为了党的事业,革命到底,永不动摇!”

  闹市街头机智撒传单

  入党以后,多松年担任了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勇敢机智地战斗在街头,同反动派进行面对面斗争。

 
 1925年初的一天,在北京珠市口闹市上,多松年打扮成一个商行的店员,在人群中散发传单。见没有人注意他,迅速地将浆糊抹到墙上,贴上了一张宣传单。
正在这时,一个巡警朝他走来。怎么办?扭头走已经来不及了,他迎面朝巡警走去。巡警问他:“你往墙上贴什么?”多松年从腋下抽出一张广告递给巡警,说:
“招揽点生意,多包涵。”巡警扫视着贴标语的地方,围观的人正好挡住了视线,便训斥多松年,不能搞赤化宣传。多松年赶忙道:“好,剩下的这点广告都交给你
吧。”说了声“再见”就从容地离开了。等巡警翻阅手里的广告纸时,才发现里面夹的全是“打倒军阀”、“反对善后会议”等标语。(刘生荣)
2011年07月28日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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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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