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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魂：人民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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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松年：草原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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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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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时的多松年（左二）。
多松年夫人云兰兰（中）同女儿云玉英（左）、儿子赛希合影。
多松年烈士故居。
1990年8月，张家口大境门小学“多松年中队”的少先队员们在大境门前采集圣洁的泥土，准备送往烈士的故乡——呼和浩特市。
在内蒙古的革命史上，多松年的名字令人敬仰，这位蒙古族的早期共产党员，在他风华正茂之时英勇就义，但是，烈士短暂的一生，光彩照人。多少年来，多松年久久活在人们的心中，令后人缅怀追思。
英雄定格在22岁时
1927年8月初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归绥麻花板村一处普通的农家院落里静悄悄的。昏暗的煤油灯下，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多松年给熟睡的女儿拉拉
被角，又给父母那屋送了些柴禾，和两位老人、弟弟说了几句贴心话。他脚步沉重地返回自己的小屋，深情地望着妻子云兰兰，依依不舍地说：“兰兰，我要走了，
今天必须走，去晚了，张家口的同志们的安全就不好说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你好好照看着。”说完话，多松年走出家门，打量了一下院里的小树、凉房和农具
后，一把推开院门，头也不回地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火车穿山越岭，很快就到了塞北重镇张家口市，多松年一下火车，就发现被特务跟踪
了。他飞快地穿街绕巷，将“尾巴”甩掉，匆匆赶到西河沿的那间寓所，取出隐秘文件，用火烧掉。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多松年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他
马上又镇静下来，在军警的吼叫声中，迅速把最后的一份文件投入火中。
多松年被带到张家口警察局，敌人对抓到大共产党员多松年欣喜若狂，使用了皮鞭、棍棒、烧红的铁条折磨多松年，要他说出革命机密和有关革命人士的名单和住所。多松年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始终双唇紧闭，只字不吐。
一连折磨十多天，不见“效果”，奉系军阀又以高官厚禄诱使多松年投降，而得到的是冷嘲怒斥。面对这位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员，敌人无计可施，便下令处死。第二天清晨，残暴的军阀用5根一尺多长的特制大铁钉活活地把年仅22岁的多松年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
那天，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当天晚上，多松年的同学、好友朱实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多松年的遗体从城楼上背下来，葬在了万泉山下的沃土中。
创办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1925年春天的一天，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找多松年谈话：“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李大钊同志指示，让你们办一份小报，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你考虑行不行？”多松年不加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
多松年回到蒙藏学校，正好碰上同学乌兰夫，乌兰夫把邓中夏同志刚才与他谈的这个问题也告诉了多松年。多松年与乌兰夫商量后，第二天，他们找到奎璧，向他
讲了组织的意思和他俩的想法，奎璧表示赞同并愿意参加。接着，3个年轻人在宿舍里研究了小报的宗旨、内容、稿件来源、刻印、散发的具体事宜。多松年说：
“就叫《蒙古农民》怎样？” 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容易为广大蒙古族群众接受。刊名确定后，就分头去做首期的各项具体工作，多松年专门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
尔、绥远做社会调查。
火车在群山间奔驰着。到达张家口市，多松年下了火车，便去京绥铁路工会张家口分会、造币厂、电灯厂，以及一些中
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以后，他又越过万泉山，来到了察哈尔农村牧区，找到当地的农民联庄会，进行调查工作。他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白天
找农牧民聊天，晚上在油灯下整理笔记。
有一天，多松年来到一个蒙古族村落，眼前一片凄凉景象，几座东倒西歪、围着破毛毡的蒙古包，牛
羊圈里也看不到牲畜。他走到一所低矮的土房边停了下来，院里静悄悄的，便上前敲门。好大一阵，一位衣衫破烂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走出来，上下打量多松年一阵
后，才把他让进屋。 屋内四壁萧然，一家老小衣不蔽体，正围着破羊皮在炕头上取暖。
眼前的情景，让多松年感到心酸，又仿佛是回到自己
家里一样。他用蒙语向全家人问候请安后，便坐到炕上和他们亲切地攀谈起来。女主人一听多松年是蒙古人，看上去也不是坏人，开始诉说家里连年被抢的苦生活。
多松年听完诉说后，从自己的伙食费里取出一部分钱，交给女主人：“这钱不多，你买点粮食吧。”接着多松年又给这家人讲了一番穷苦人团结闹革命的道理。
结束了察哈尔地区的调查后，多松年又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顾不上回村里侍候双亲和年幼的女儿以及思念他的妻子，他走工厂，访学校，进农村，获得了大量生动的材料，加快了创办《蒙古农民》的步伐。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第一期编印出来了。《蒙古农民》设置了很多栏目，有“政论”、“诉苦”、“醒人录”、“好
主意”、 “蒙古曲”。“蒙古曲”中有这样一首诗：“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作霖）才来，吴（佩孚）又去，前后唱的一台
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蒙古曲中还有一首诗，用生动鲜明的语言指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三个坏命运”：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
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压迫哭断肠！
当李大钊看到首期印发的《蒙古农民》后，十分惊奇：“你们搞得不
错，这几篇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很有战斗力，就这样办下去。”与此同时，党组织还把《蒙古农民》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内部刊物。之后，《蒙古农
民》随《向导》、《新青年》和《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发到了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在蒙古族群众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了广泛欢迎。
参加党的“五大”
多松年、乌兰夫等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蒙古农民》刊物时，中共北方区委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于1925年秋，派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们不得不停下只创办了四期的《蒙古农民》。
在异国他乡，多松年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俄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语言关，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他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还听过斯大林的讲演，也受到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的接见，更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时间匆匆而过，多松年的突出表现再一次引起党组织的注意，1926年秋，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多松年听从党的召唤，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朝夕
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回到了祖国。中共北方区委立即委派他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专门负责领导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
那个时候，由于军阀统治和连年混战，这一地区的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革命烈火一触即发，急需党的坚强领导。多松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住在张家口桥西小河沿的一间小房里，组织指导那里的革命斗争。
他有时身穿工人服，有时穿长袍，有时一身农民打扮，奔波在农村、牧区，活跃在工厂、学校，宣传革命理论，建立革命组织，使察绥革命斗争呈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在他和工委的领导下，察哈尔地区很快建立了82个村农会、4个区农会和1个县农会，发展农协会会员近千人。
1927年4 月27日，中共“五大”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多松年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地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召开的，多松年心急如焚，与其他代表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高了对开展武装斗争的认识。会议期间，多松年结识了毛泽
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党的著名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革命烈士传》主编温济泽说：“我对多松年烈士印象挺深，因为‘五大’代表中，他年龄最小。他很有见
地，我看过发言记录，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议，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表示赞成。”
会议结束后，多松年返回北京，许多
同志劝他不要回张家口了，留在北京避一下风头，但他对那个地方的革命工作放心不下，执意返回了张家口。这个时候，张家口的警察局正到处悬赏捉拿“大共产党
多松年”，多松年很快布置完工作，把一些同志隐蔽好后，化装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家乡麻花板村。
多松年在家只待了一会儿，就立即到归绥找
到当地的党组织，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这个时候，归绥的特务已发现了多松年，开始跟踪，他不得不经常更换地方住宿。此后，多松年又到包头
以及大青山后的农村牧区，完成了“五大”精神的传达任务。在传达“五大”精神时，好多同志提醒他，暂时不要回张家口了，就在老家避避，多松年不放心张家口
的工作和同志们，执意要回去。
与妻子的最后谈话
多松年是在1927年夏末回到老家麻花板村的，这
是他自走上革命道路后，第三次回家。时近中午，他的父母正在院子里炒莜麦，一辆马拉的轿车，停在院门口，从车上走下一位神色疲惫的年轻人，忙碌中的父母抬
头一看，惊讶地发现来人竟是多年不见的儿子多松年，随停下手中的活，招呼他赶紧进家。多松年赶忙摆手示意两位老人不要声张，抱起身边的女儿跟着父母，走进
自己的那间小屋。妻子云兰兰看到多年未见面的丈夫突然回来了，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见多松年穿的衣服脏了，赶忙叫他脱下来，拿到院子里去洗。
多松年在家只待了三天两夜，就打算乘火车回张家口，妻子云兰兰帮他重新换了一身衣服，父母在前面探路，避开了特务的盯梢，直奔火车站，没想到还是有个张家口的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看来早车是坐不成了，他决定立即赶回家，改换一下装束，再坐晚车走。
多松年回到家后，烧掉一些文件，在炕上坐了很长时间，然后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更换衣服，脸上的表情异常沉重。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妻子云兰兰察觉到了，晚上
吃饭时，她愁容满面地低声说道：“你总是遇到坏人啦！不用你说，我也能猜出来。要是实在不能去，你就过上几天再说吧！”多松年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敌人确
实开始注意我了。可是，如果敌人搜到了那些文件，就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怎能为了保护自己让同志们遭受牺牲呢？”停了一会儿，多松年对妻子轻轻地说：“兰
兰，你放心吧，敌人轻易抓不到我。”然后，他走到妻子面前，嘱咐道：“我走了以后，家里的事就全靠你啦，好好抚养孩子，让孩子学文化，将来接着闹革命；好
好照顾父母，他们受了一辈子苦，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等你到了40岁时，一定不让你再受苦。眼前这点苦，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说完这句话后，多松年迅速消失
在了夜幕中，匆匆赶往火车站。
四代人就读同一学校
多松年是在归绥“南高”读书时，经父母安排，与出生于归绥讨号板村的蒙古族姑娘云兰兰结婚成家的，时间是1922年，两人当时都是17岁。 云兰兰老实厚道，很会持家过日子，两人情投意合。
多松年牺牲后，云兰兰上敬年迈有病的公婆，下顾不谙世事的孩儿，地里家里，一年四季忙个不停，过着“泪拌饭、饭拌泪”的日子，将儿女培养成人、公婆养老
送终，硬是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解放后，云兰兰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过上了幸福生活。她经常向下一代讲述多松年的故事。云兰兰老人于1987年去世。
多松年和云兰兰生有一女一子，女儿叫云玉英，儿子叫赛希，原名云银旺，是遗腹子，于1928年6 月出生。赛希于1938年到归绥土默特小学读
书，1947年考入其父当年就读的北京蒙藏学校，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曾任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内蒙古城建局副局长，最后在内蒙古建材局
副局长岗位上离休。离休后的赛希仍然很忙碌，曾被聘为中外合资企业内蒙古林浩石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现在从事着关心下一代事业的工作。据赛希介绍，他生
有二子二女，他们家从多松年开始，先后有四代人曾就读于北京蒙藏学校（现在是民大附中）。
烈士精神永传后人
多松年烈士的故居位于呼和浩特市麻花板村，是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中，这个不大的院落被保留了下
来。烈士故居有正房五间，东房三间，南房两间，多松年以及父母使用过的物品依然保存完好，有20余件实物、80余件图片，正屋里还留着一些已经掉漆的家
具，以及两盘土炕等原物。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烈士故居，缅怀这位壮烈牺牲的年轻英雄。
二十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每年清明节都要悼念多
松年。1990年，张家口市各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多种形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大境门小学成立了以多松年名字命名的少先队中队，2005年8月，在张家口大境门
城楼上举行了多松年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呼和浩特市麻花板小学、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原北京蒙藏学校）张家口大境门小学的师生，还开展了手拉手学英
雄活动。
在武汉“五大”会址纪念馆，还陈列着多松年生前用过的怀表、皮箱、饭碗、箫，这些陈列物都是赛希赠送给纪念馆的。怀表和皮箱
是多松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用过的，出席“五大”后，他回归绥，将这块怀表交给了妻子。多松年牺牲后，这块怀表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被家人保留至
今。在出席“五大”返回张家口时，会议文件就装在箱内。箫是多松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念书时用过的，是他课余时间的伙伴。
小传
多松年 1905年4月出生于归绥县麻花板村（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麻花板村）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又名多寿，蒙名乌力吉图。他的父亲叫蒙克，生有二子一女，多松年是长子。
1918年，多松年进入归绥旧城石王庙小学读书，后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学。1923年5月，在归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盛记洋
行”的爱国运动中，多松年都活跃在斗争第一线，成为骨干。1923年秋天，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同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
第一任书记，在此之后，参加了“二七”大罢工纪念、五卅反帝大示威、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1924年秋天，多松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蒙藏学校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25年春，多松年与乌兰夫、奎璧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年9月，多松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
习，1926年回国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1927年4 月，作为热、察、绥的唯一代表，赴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28年8
月，多松年被捕，敌人从他口中丝毫没有得到共产党组织的秘密，用5根长达一尺的大钉子，将他活活钉死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大境门的城墙上，年仅22岁。
西瓜地里挨打受骂
多松年的父亲是麻花板村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多松年一直到8岁，都没有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9岁时，父亲多种了两亩西瓜，想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辛苦劳动了几个月，西瓜终于长得又大又圆，秋季的一天，多松年正在替父亲照看地里的西瓜，突然走来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位身背照相机的外国人，他们大摇大
摆地走进西瓜地，每人挑了颗大西瓜吃了起来，吃完之后，又装了两口袋西瓜要走。多松年和他们要钱，被打骂了一顿，他的父亲赶来后，本想和他们论理，又被那
些人拳打脚踢了一顿。年幼的多松年开始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
喇嘛庙里勤奋苦学
1915年，麻花板村的收成好于往年，多松年向家人提出了读书的想法，父母商量后，将他送到了归绥旧城的席力图召，请这里一位当喇嘛的亲戚教多松年识字。
多松年称呼这个喇嘛为六姥爷，他是席力图召一个下层喇嘛，属于那种有知识、有正义感的人。多松年住在席力图召，白天帮助六喇嘛烧茶、提水，晚上六喇嘛教
他识文写字。他们先是在佛堂里借着油灯的光亮学习，后来，召里的大喇嘛不让多松年走进佛堂，六喇嘛就节省下自己吃的油，点了一盏小油灯， 给多松年学习
用。干活识字之余，六喇嘛还给他讲“林则徐虎门销烟”、“独贵龙运动”等故事，六喇嘛所讲的许多故事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1918年春天，13岁的多松年
被六喇嘛送到归绥石王庙小学，开始了正式的读书生涯。起初，多松年还是住在六喇嘛家里，早晨天不亮就去学校，晚上才离开教室。不久，他又转入土默特高等小
学校（即南高）四班，继续读书。
李大钊参加他的入党仪式
1924年秋末的一个夜晚，正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多松年，跟着赵世炎走进了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所破庙里，李大钊和邓中夏坐在香案旁的小油灯下正在低声交谈，赵世炎和多松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这时李大钊严肃地说：“多松年同志，根据你的申请和赵世炎同志介绍，我们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今后忠诚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类的解放奋斗
终生。”李大钊随后站起来，在案子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个镰刀斧头，代表中国共产党党旗，接着李大钊宣布举行入党仪式，多松年面对庄严的党旗，向党宣誓：
“为了党的事业，革命到底，永不动摇！”
闹市街头机智撒传单
入党以后，多松年担任了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勇敢机智地战斗在街头，同反动派进行面对面斗争。
1925年初的一天，在北京珠市口闹市上，多松年打扮成一个商行的店员，在人群中散发传单。见没有人注意他，迅速地将浆糊抹到墙上，贴上了一张宣传单。
正在这时，一个巡警朝他走来。怎么办？扭头走已经来不及了，他迎面朝巡警走去。巡警问他：“你往墙上贴什么？”多松年从腋下抽出一张广告递给巡警，说：
“招揽点生意，多包涵。”巡警扫视着贴标语的地方，围观的人正好挡住了视线，便训斥多松年，不能搞赤化宣传。多松年赶忙道：“好，剩下的这点广告都交给你
吧。”说了声“再见”就从容地离开了。等巡警翻阅手里的广告纸时，才发现里面夹的全是“打倒军阀”、“反对善后会议”等标语。(刘生荣)
2011年07月28日 来源：
《民主与法制时报》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471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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