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运铎在工作中

在淮南终于有了自己的子弹厂，不仅天天生产子弹，还生产迫击炮弹、地雷

　　1941年1月，吴运铎在皖南事变突围时身受几处枪伤，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走到苏南，在快到长江边时，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他的腿部又一次负伤，险些被捕。过江时，他坐的小船被巨浪掀翻，他抓住一块木板，侥幸地游到了对岸。

　　刚到盐城的新四军新军部，负责兵工生产的赖传珠参谋长对吴运铎说：新军部成立，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国民党不给经费，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而且，我们的队伍扩大到7个师9万人，我们紧缺枪支弹药。他用期盼的目光看着吴运铎说：“当务之急，你和兵工厂的同志们要赶快建立一个子弹厂。”

　　吴运铎二话没说便走马上任。他们开动脑筋，从实际出发，把从战场上捡来的旧弹壳加工成新子弹。再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自己设计和制造了一批生产子弹的工具和机床。从这年5月起，就开始大批量生产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新子弹。

　　然而，由于鬼子的“扫荡”十分频繁，子弹厂东搬西移，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继续生产。

　　1941年9月，军部和华中局通知他们到淮南二师建立新的兵工厂。吴运铎担任了子弹厂厂长，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生产60万发子弹的工厂，还分配给吴运铎8个工人。吴运铎接到任务，就像接到战斗命令，当晚便心急火燎地带着工人赶到了离黄花塘30多里的小朱庄。

　　小朱庄只有10多户人家，村西头的两间大草房，就是吴运铎的子弹厂厂房。

　　为了早日建成子弹厂，从师参谋处到军工部领导，从区县政府到广大群众都动员起来了，收集破铜烂铁，木材煤炭。但是，收来的这些东西只能做手榴弹，要寻找制造工具和机床的钢铁，不知何处才能找到，急得吴运铎四处打听，日夜奔忙。

　　一天，吴运铎终于打听到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说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要在高良涧一带建造水闸，兴修水利，运来过一批钢材和破旧机器。日军占领南京后，那批钢材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沉到了三河里。当地区委和材料科出面，招集到一批渔民，组成潜水打捞队打捞出了这批钢材。军工部又送来一部4呎皮带车床，一部皮带钻床和一部牛头刨床。在小朱庄北边的仙墩庙建立了第一个机械加工车间。

　　吴运铎指挥大家在庙门外搭了席棚，用土砖垒个打铁炉，支上风箱和铁钻，建立了锻工车间。同时，还建立了木型车间，设计制造冲压子弹的大冲床。

　　吴运铎和大家白天黑夜地干着，他们相继制成了生产子弹和生产迫击炮弹所需的工具和机床。人手不够，罗炳辉派来100多个小伙子当工人，区政府把派到工厂摇机床的民工也组织好了。开工这天，吴运铎和工人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一个个穿上新军装，铁钟一响，大家涌进大殿。吴运铎装上材料，在冲床的吼声中，第一发弹壳形成了，大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民工们把机床摇得飞转。机箱全部开动了，弹头冲床也压成了一颗颗弹头。装备车间的女工们忙着制造火帽，装填弹药。

　　在二师首长的领导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吴运铎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终于建成了新四军第二师的军工厂，吴运铎任厂长，洪泽任指导员，由最初生产子弹发展到生产迫击炮弹、地雷等，不断补充部队弹药。
　从旧炮弹中挖雷汞，炸断了左手瞎了左眼

　　1942年夏天，罗炳辉师长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日军5000发迫击炮弹。但是经检查后发现是一批报废了的炮弹，不能用，可丢了又可惜。他派人把这批炮弹送给了吴运铎，要他尽一切可能，修好这批炮弹。

　　接到任务，吴运铎对这批炮弹进行了仔细地检查，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原来，这批炮弹不是缺弹尾就是缺引信，而缺得最多的是引火的炸药——雷汞，5000发炮弹中没有一发是完整的。问题找到后，他决定带领大家将每一发炮弹配齐零件。可是，子弹厂当时缺乏现成的雷汞。他灵机一动，决定从废旧的雷管中挖汞。内行的人知道，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吴运铎当然更清楚，不能拿大家的生命去冒险。他面对着那些争先恐后要求担任此工作的工人们说：“为了减少牺牲，我们要先做试验。”

　　工人们又纷纷要求参加试验工作。吴运铎说：“大家别争了，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厂长，在关键的时刻，我必须站在最前沿，这个试验就让我来完成它。”然而，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管爆炸了。吴运铎左手的4个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开了个腕口大的伤口，脸上也在流血。

　　被吴运铎阻挡在外面的工人们奔了过来，看到他成了血人，不少人急哭了，慌乱中就用老乡耙田用的耙当担架，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到医院救治。

　　吴运铎昏迷的那段时间里，他有时会突然从床上跳下来，直往大门外跑，嘴里还高喊着：“我要回去，前方正等着要炮弹呢！”有时，他会突然撕开伤口的绑带，喊着：“为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这怎么干活啊！”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吴运铎终于清醒了，大家焦急万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围着他问长问短，告诉他首长和老百姓们都络绎不绝地来探望他。

　　工厂派来护理吴运铎的小顺子和护士小张打来洗脸水帮他擦脸。当毛巾遮住了他的右眼时，他突然觉得病房里一片漆黑，心里一沉，问道：“我的左眼瞎了吗？”小顺子一听，连忙拿来照明的油灯，护士翻开了他的左眼，发现他的左眼珠中有个米粒大的东西，难过地说不出话来。吴运铎安慰起大家来：“同志们，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是一个工人，从小家里没吃没喝，14岁就被饥饿赶进了煤窑，死去活来地干活，为资本家做牛做马。就凭着这双手，一天挣一角钱养家糊口。要是在那个年头，像我这次负伤，肯定是活不了了，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个残废人，狠心的资本家就会一脚将我蹋出煤窑，我也就会像许多受伤致残的矿工弟兄一样，流落街头，最后也就像野狗一样死在荒郊野外。”他打起精神，堆起笑脸又说：“今天我仍然是工人，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我的负伤是和千千万万的战士负伤一样光荣。虽然我被炸掉了左手，可我还有右手，炸瞎了一只左眼，我还有一只右眼。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不是我就是其他同志。只要我能回到工厂，能站在机床前，我仍要生产更多的子弹、炮弹来打击敌人。当我能坐在画图桌边，我就要设计出更好的武器并生产出来装备我们的部队。我只希望能早日回到工厂，和同志们一起在建立子弹厂的同时，把炮弹生产也搞起来，给我们的炮兵更多的炮弹。”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这番话，感动得眼泪直流。

　　当吴运铎脖子上挂着三角巾，拄着根竹竿回到工厂时，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吴运铎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研制的新武器，在桂子山战斗中立了大功

　　一天，他接到师部通知，要他立即赶到罗炳辉师长那里接受新任务：研制新型的类似掷弹筒一样的武器——枪榴弹。他找来有关书籍，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将掷弹筒拆散，对一个个零件进行研究。但是，有关书籍上对枪榴弹介绍得很少，全本书只有300多个字，多半是讲它的杀伤力如何厉害，对于究竟如何制造，没说一个字。他唯一的收获就是书上提到，枪榴弹是用普通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

　　吴运铎是个知难而进的人，他整天摆弄着掷弹筒和各种大、小炮弹，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寻找着灵感。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把粗钢棍掏空，制成类似掷弹筒的枪榴弹筒，用铸铁造成像迫击炮弹一样的枪榴弹，装进枪榴弹筒内，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高压气体，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要让想像变成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运铎日思夜想，翻书设计。钳工老高提议把枪榴弹筒的底座和底座柄分开，成了两个零件，这样既节约材料，也方便加工，有利于大量生产。可是，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来调节射程呢？大家都面露难色。车工老李突然脑子开了窍，指着车床上转换齿轮旋转方向的手柄说：“吴厂长，为什么枪榴弹不可以照这个转换配置来设计呢？”对啊！这也是个办法啊！吴运铎绘图、作试验，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造出来了。第一次试验射击，吴运铎用绳子把步枪捆在大柳树树杆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筒里，拉开枪栓，推进无头子弹，扳机上系一根小绳子。等大家都隐蔽好后，吴运铎蹲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绳，枪榴弹射了出去，火光一闪，在爆炸声中，尘土卷起烟雾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飞散。“好哇！”大家就像听到过年的鞭炮声，那种激动和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大家高兴地围拢过来，互相握手、庆贺。

　　试验虽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吴运铎还是觉得不十分理想。他认为，枪榴弹在飞行时的弹道不稳定，而且射程还没达到要求。他开始重新设计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弹，改成了滴水型弹，经过射击试验，弹道是稳定了，可是射程总不过二百三四十米。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射程呢？吴运铎苦思冥想突然想到发射药，他赶紧推醒了同屋的老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两人立即来到装备车间，把火药倒了出来，放在碾槽里碾成碎屑，使它燃烧得更快一些，充分发挥火药的作用力。他们连夜配好火药，装好几发子弹。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大家来到试验场。吴运铎装好枪榴弹，左腿跪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枪响，枪榴弹飞得无影无踪。大家都昂着头向前张望，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雷鸣般的爆炸声，大家奔向爆炸点，一量距离，射程是540米，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多，顿时一片欢呼。

　　第二天，吴运铎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了二师司令部。周参谋长高兴地拿起电话，立即布置了靶场。

　　靶场边上人山人海，师长、政委、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每一发都射得远，炸得漂亮。

　　“太好了！”“真棒啊！”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为了生产枪榴弹，吴运铎在仙墩庙的大殿上又新建立了枪榴弹车间，制造了几部造枪榴弹的车床，正式开始了枪榴筒和枪榴弹的生产。
他们制造的枪榴弹，很快就出现在前方。1943年8月，在反击日伪军“扫荡”的桂子山战斗中，枪榴弹第一次立了大功，一个大队的日军和汉奸伪军，到我根据地来“扫荡”抢粮，他们进入我边境山区时，新四军的枪榴弹就像雨点般飞过去，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日本鬼子。战后，成钧旅长特地把一支从日本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了吴运铎，作为对他制造枪榴弹的奖励。

　　1943年后，吴运铎在盱眙县上贺郢村，组建了平射炮弹厂，干部和工人近200人。当时发展到由二师军工部直接领导的有5个军工厂，除子弹厂、平射炮弹厂外，还有旧铺翟庄平射炮厂、手榴弹厂和一个修械厂。

　　1944年9月20日至10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召开华中兵工会议。会议代表们参观了二师兵工厂，吴运铎向代表们介绍了制造枪榴筒和平射炮的过程及经验。平射炮厂造的平射炮，在作战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45年夏天，二师六旅十八团在淮南铁路对日反攻作战中，攻打柘塘街伪军据点时，曾用平射炮一举摧毁了敌人12个碉堡，收复了柘塘街。

　　1945年7月，日军的汽艇在淮河活动频繁，为防止日军从淮河上岸，罗炳辉师长命令军工部尽快试制出水雷，用以封锁淮河。军工部长王新民、政委吴屏州、党总支书记柏林从师部接受任务之后，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工务科承担。

　　工务科接受命令后，集体开会讨论研究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认为时间紧、任务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钢铁、炸药等材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吴运铎想到，当时前方部队送来了一大批缴获的日军地雷，便将目光锁在了这些地雷上，他提议将这些地雷改制成水雷。这种日式地雷外形像个大西瓜，顶端有一个5.26公分厚的铁帽，铁帽下便是引信。吴运铎经过亲自试验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引信帽锯掉一半，用石棉布和腊、火漆等将帽口封严，防止进水，经这样一改，地雷就成了水雷。可是锯铁帽是个危险性极大的工作，在锯的过程中，如果引信发热，就会引起爆炸。吴运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胡序同和俞启英。胡序同是193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她1940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1942到淮南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工作。她是个高中生，平时十分喜爱画画，当时军工部缺乏设计人员，组织上考虑后，将她调入军工部工务科工作。当时，吴运铎制造枪榴弹、迫击炮、平射炮等新武器时，都是由吴运铎先画出构思草图，然后交给胡序同和俞启英两人再画出正式的施工图纸，交给工人制作。她俩按吴运铎的嘱咐，把地雷夹在台虎钳上，一个人用钢锯锯铁盖，另一个人用油壶不断地向锯口浇水降温，锯下铁帽再封口，几天下来，进行得还蛮顺利，她俩也就渐渐地放下心来，胆子大了许多。谁知，就在任务接近完成时，一场爆炸事故发生了。

　　那是7月末的一个下午，俞启英发现石棉布用完了，便叫政治处的小勤务员小高代替自己向锯口上浇水，自己到材料科去领石棉布，当时在场的有从分厂调来搞试制的两个工人，一个是车工徐玉才，一个是钳工。徐玉才在一旁看胡序同锯的速度慢，心里有些发急，便拿了一把榔头，想把快锯断的铁帽砸下来，以节省时间和锯条。他的这个动作第一次成功了，可是，当他第二次再砸时，引爆了地雷，房顶顿时被炸了一个大洞，在场的六七个人全炸伤了，徐玉才被炸成一个血人，脸上的皮都炸掉下来了。可是，他不顾一切地走到车床边摸摸，看看有没有炸坏机床。等其他同志赶来，他已经牺牲了，当年他才20来岁，吴运铎抱着他的遗体泣不成声。

　　胡序同和其他几个负了重伤的同志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序同伤愈后，左耳因耳膜被震破失去了听力。为了制造水雷，吴运铎、俞启英、胡序同等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水雷终于被他们试制成功了，及时地送到了前方。罗炳辉迅速派人将水雷布在淮海两岸，有效地防止了日军在淮河两岸登陆。

朱总司令称他是中国的保尔，《把一切献给党》一出版一抢而光

　　抗日战争胜利，吴运铎和他的军工厂由盱眙迁移到了淮阴，后又迁移到山东。吴运铎担任华东炮弹厂厂长。1947年2月，一份密电传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手中，电文中指名要吴运铎火速赶到东北大连创建炮弹厂。陈毅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密电对吴运铎说：“同志哥啊，你在盱眙制造的大批炮弹和枪榴弹，其中有不少支援了八路军，你的名气很大哦！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知道你是兵工专家，是枪炮大王了。现在国共双方急夺东北，那里急需你去制造炮弹，全国一盘棋，我们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1947年3月，吴运铎越过了几道封锁线，从烟台搭上了客轮来到大连，经过一番艰辛准备，他很快在一座荒山上建立了东北炮弹厂。为了试验新型炮弹，他曾3次被炸倒负伤，但他一直坚持在制造炮弹的第一线，直到东北解放，他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炮弹，支援了辽沈战役，还为淮海战役提供了30万发炮弹。解放后，东北军区派人将吴运铎送到苏联治伤。1950年他回国，担任中南兵工厂厂长。1953年他撰写出版了《把一切献给党》的传记作品。朱总司令得知他身上还有30多块弹片没有取出仍在坚持工作时，被他的这种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他说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顿时，吴运铎的名字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的书只要在新华书店出现，便立即被一抢而空，大有“洛阳纸贵”之气势。

　　1991年，一代“枪炮大王”吴运铎在北京病逝。如今，他的住所成了“吴运铎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