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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 :中共"特科"裏的傳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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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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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先生像(1891—1970)

  1931年12月,顧順章叛變後,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組織遭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周恩來奉命離開上海,前往江西。中共特科此後主要由潘漢年負責。

  周恩來走後,“松柏齋古玩號”依然存在,它的負責人就是“紅色牧師”董健吾。

  董健吾是什麼人?他是中共特科中極具傳奇性的人物。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縣人,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聖彼得教堂牧師,後在馮玉祥部任秘書兼英文教師。1927年由劉伯堅、浦化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是二科情報科的成員,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和聯絡工作。他的第一位直接領導是陳賡。陳賡離開上海後,歸潘漢年領導。1930年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後通過張學良的幫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蘇聯。受宋慶齡之托,護送斯諾、馬海德去延安。董健吾被稱為“紅色牧師”,同時,他也是一位頗具鑒賞能力的古玩商。

  毛主席稱其是黨內兩怪之一:“一名是當過和尚的許世友,一名即當過牧師的董健吾”——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邢賁思語。

  當時,“松柏齋古玩號”位于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30號。樓下是古玩店,樓上是董家。1932年3月17日,董健吾與鄭蘭芳夫婦的孩子出生,取名叫“董霞飛”——就是《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作者之一。也就是說,至少在1933年3月以前,“松柏齋古玩號”的位置還在霞飛路130號。據《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說:“‘松柏齋’的營業、生活用房基本說是配套的。底層為店鋪,樓上為居室。董、鄭蘭芳夫婦住在三樓前屋,二樓前屋是天蟾舞臺大花臉演員蔣寶雲先生住處。岸英、岸青(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孩子)和葉天錫(董的朋友、年約40歲)住在二樓亭子間,鄭蘭芳的母親、霞飛和奶娘住在三樓亭子間。家裏一共有八口人過日子。”

董健吾主持下的“松柏齋”,不光做古瓷器生意,也做新玉器的生意。

  店裏的古瓷瓶裏藏著手槍。有次老外想賣這件瓷瓶,幸得妻子鄭蘭芳機智“掉包”,才避免出一起重大紕漏。

  揚州玉工何子玉(又名玉堂),將自己的玉雕寄放“松柏齋”銷售。董健吾曾經利用何子玉為黨做過重要的貢獻。

  董健吾出生在青浦縣世家,家境富裕,自幼應該有機會接觸到書畫等藝術品,不過,他對古玩的鑒賞修養是在成年後培養的。董健吾說,“在30年代初,我奉領導之命,在上海霞飛路普安路口主持過一家‘松柏齋’古玩鋪。由于工作需要,我虛心求拜一些古玩商朋友為師,自己也鑽研一點鑒別知識,所以,邊學習、邊買賣,在營生中積累了一些識別古玩、書畫贗品的經驗。”不過,從現在已有的資料分析,他似乎更擅長瓷器雜項的鑒定。

  《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等資料上介紹過這樣的故事:1936年三四月間,董健吾去西安會見斯諾。在逗留期間,張學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都十分熱情,設家宴款待,還一同打麻將。

  張學良夫婦十分喜愛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見趙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壞了幾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連飯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機會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為禮物送給他們,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謝張學良將軍借用專機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裏找到一位過去與“松柏齋”有過生意往來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鍍釉彩瓷,色質細膩、人物各異、栩栩如生、十分精致,確屬明代珍品(《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中說這是“一式的宋瓷”)。董健吾與這位朋友促膝長談,終于感動了他,將這套瓷器低價買下送給了趙四小姐。張學良夫婦見後愛不釋手,一定要贈以重金,但他堅持分文不收。

  《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還說,“張學良夫婦對收藏古玩素有癖好,茶余飯後,他倆經常將藏品拿出供董健吾鑒賞。少帥家裏的文物古玩果然琳瑯滿目,但是經過董健吾的鑒別,贗品多于真品。起初,張學良夫婦不大相信,等董健吾點出破綻,說明原委,對照真假實樣後,方始領悟。他們非常佩服。”

後來,董健吾要回上海,張學良設家宴為他餞行。席間,張學良問董健吾對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說:“你能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上作出貢獻,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張還是不肯罷休,一定要董健吾說出他私人有啥要求。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來仍是為答謝贈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辭,張學良還是執意不允。正在這時,董健吾突然想起寄養在自己家裏的岸英、岸青生活那麼苦,又不能上學,長此下去總不好。便說:“我有三個孩子,兩個是歸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果張將軍能送他們出國赴蘇聯讀書,那麼將來學成回國也可為國家出力。”張學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應允。

  雖然,史學界對董健吾送毛主席之子岸英、岸青去蘇聯讀書這樣重大的決定,竟然是董健吾“突然想起”的,頗多疑惑。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董健吾在西安送給張學良的那組瓷器非常珍貴。民國四大公子之一的張學良將軍,也是收藏名家,不然他是不會這樣念念不忘的。

  “松柏齋古玩號”的歇業,應該是在1933年秋天。此時,董健吾把岸英、岸青轉移到前妻黃慧光家。董健吾與鄭蘭芳夫婦一家人從此離開了“松柏齋”——1933年董家換了新奶娘。據這位新奶娘回憶,她去的時候樓下鋪子租給一家帽子商店,董家仍然住在樓上。這應該是董的新家。

  作為中共特科的聯絡點、情報和交通站的“松柏齋”,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作為歷史人物的董健吾,為紅色革命事業所做的貢獻很多,但是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兩件事:

  一、作為信使,董健吾把蔣介石希望與中共中央談判的信息傳達給了延安。

  1936年1月,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請其姐姐宋慶齡幫忙,尋找中共的人給延安傳“口信”。宋慶齡就把任務交代給了董健吾。為此,蔣介石親自在宋慶齡母親家的密室裏接見了董健吾,並說了一段給中共中央的“口信”。中共中央十分重視蔣介石的“口信”,這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及後來國共合作抗日等歷史事件的處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當時的電文中多次提到的“周續吾兄”,就是董健吾。

  在1936年間,宋慶齡已經知道董健吾是中共“特科”的人,而董健吾不知道的是,宋慶齡其實也是中共的“特殊黨員”。

  二、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裏,許多中共領導人被殺,他們的子女沒人撫養,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在白區上海成立托孤園,這就是董健吾負責的“大同幼稚園”。

1930年底,董健吾創辦了名義上是上海基督教“互濟會”出面,而實際是由宋慶齡資助和他變賣本人田產籌款的由地下黨領導的“大同幼稚園”。該園專門收養中共烈士和領導人的子女,毛澤東的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就是由他收養照顧的,以後又由他通過張學良將岸英、岸青送到蘇聯。

  1960年,毛澤東對陳賡說:“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周續吾,就是護送斯諾(去延安)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三個孩子的周續吾。”(《東方特工在行動》,文匯出版社,P227)

  就是這樣一位老革命特工董健吾,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于1970年12月12日因病在上海黯然謝世。

  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歷,使董獲得平反昭雪,從此恢復名譽。

2011年07月15日  來源: 《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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