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先生像(1891—1970)

　　1931年12月，顧順章叛變後，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組織遭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周恩來奉命離開上海，前往江西。中共特科此後主要由潘漢年負責。

　　周恩來走後，“松柏齋古玩號”依然存在，它的負責人就是“紅色牧師”董健吾。

　　董健吾是什麼人？他是中共特科中極具傳奇性的人物。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縣人，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聖彼得教堂牧師，後在馮玉祥部任秘書兼英文教師。1927年由劉伯堅、浦化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是二科情報科的成員，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和聯絡工作。他的第一位直接領導是陳賡。陳賡離開上海後，歸潘漢年領導。1930年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後通過張學良的幫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蘇聯。受宋慶齡之托，護送斯諾、馬海德去延安。董健吾被稱為“紅色牧師”，同時，他也是一位頗具鑒賞能力的古玩商。

　　毛主席稱其是黨內兩怪之一:“一名是當過和尚的許世友，一名即當過牧師的董健吾”——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邢賁思語。

　　當時，“松柏齋古玩號”位于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30號。樓下是古玩店，樓上是董家。1932年3月17日，董健吾與鄭蘭芳夫婦的孩子出生，取名叫“董霞飛”——就是《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作者之一。也就是說，至少在1933年3月以前，“松柏齋古玩號”的位置還在霞飛路130號。據《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說:“‘松柏齋’的營業、生活用房基本說是配套的。底層為店鋪，樓上為居室。董、鄭蘭芳夫婦住在三樓前屋，二樓前屋是天蟾舞臺大花臉演員蔣寶雲先生住處。岸英、岸青(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孩子)和葉天錫(董的朋友、年約40歲)住在二樓亭子間，鄭蘭芳的母親、霞飛和奶娘住在三樓亭子間。家裏一共有八口人過日子。”

董健吾主持下的“松柏齋”，不光做古瓷器生意，也做新玉器的生意。

　　店裏的古瓷瓶裏藏著手槍。有次老外想賣這件瓷瓶，幸得妻子鄭蘭芳機智“掉包”，才避免出一起重大紕漏。

　　揚州玉工何子玉(又名玉堂)，將自己的玉雕寄放“松柏齋”銷售。董健吾曾經利用何子玉為黨做過重要的貢獻。

　　董健吾出生在青浦縣世家，家境富裕，自幼應該有機會接觸到書畫等藝術品，不過，他對古玩的鑒賞修養是在成年後培養的。董健吾說，“在30年代初，我奉領導之命，在上海霞飛路普安路口主持過一家‘松柏齋’古玩鋪。由于工作需要，我虛心求拜一些古玩商朋友為師，自己也鑽研一點鑒別知識，所以，邊學習、邊買賣，在營生中積累了一些識別古玩、書畫贗品的經驗。”不過，從現在已有的資料分析，他似乎更擅長瓷器雜項的鑒定。

　　《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等資料上介紹過這樣的故事:1936年三四月間，董健吾去西安會見斯諾。在逗留期間，張學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都十分熱情，設家宴款待，還一同打麻將。

　　張學良夫婦十分喜愛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見趙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壞了幾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連飯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機會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為禮物送給他們，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謝張學良將軍借用專機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裏找到一位過去與“松柏齋”有過生意往來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鍍釉彩瓷，色質細膩、人物各異、栩栩如生、十分精致，確屬明代珍品(《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中說這是“一式的宋瓷”)。董健吾與這位朋友促膝長談，終于感動了他，將這套瓷器低價買下送給了趙四小姐。張學良夫婦見後愛不釋手，一定要贈以重金，但他堅持分文不收。

　　《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還說，“張學良夫婦對收藏古玩素有癖好，茶余飯後，他倆經常將藏品拿出供董健吾鑒賞。少帥家裏的文物古玩果然琳瑯滿目，但是經過董健吾的鑒別，贗品多于真品。起初，張學良夫婦不大相信，等董健吾點出破綻，說明原委，對照真假實樣後，方始領悟。他們非常佩服。”

後來，董健吾要回上海，張學良設家宴為他餞行。席間，張學良問董健吾對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說:“你能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上作出貢獻，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張還是不肯罷休，一定要董健吾說出他私人有啥要求。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來仍是為答謝贈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辭，張學良還是執意不允。正在這時，董健吾突然想起寄養在自己家裏的岸英、岸青生活那麼苦，又不能上學，長此下去總不好。便說:“我有三個孩子，兩個是歸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果張將軍能送他們出國赴蘇聯讀書，那麼將來學成回國也可為國家出力。”張學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應允。

　　雖然，史學界對董健吾送毛主席之子岸英、岸青去蘇聯讀書這樣重大的決定，竟然是董健吾“突然想起”的，頗多疑惑。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董健吾在西安送給張學良的那組瓷器非常珍貴。民國四大公子之一的張學良將軍，也是收藏名家，不然他是不會這樣念念不忘的。

　　“松柏齋古玩號”的歇業，應該是在1933年秋天。此時，董健吾把岸英、岸青轉移到前妻黃慧光家。董健吾與鄭蘭芳夫婦一家人從此離開了“松柏齋”——1933年董家換了新奶娘。據這位新奶娘回憶，她去的時候樓下鋪子租給一家帽子商店，董家仍然住在樓上。這應該是董的新家。

　　作為中共特科的聯絡點、情報和交通站的“松柏齋”，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作為歷史人物的董健吾，為紅色革命事業所做的貢獻很多，但是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兩件事:

　　一、作為信使，董健吾把蔣介石希望與中共中央談判的信息傳達給了延安。

　　1936年1月，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請其姐姐宋慶齡幫忙，尋找中共的人給延安傳“口信”。宋慶齡就把任務交代給了董健吾。為此，蔣介石親自在宋慶齡母親家的密室裏接見了董健吾，並說了一段給中共中央的“口信”。中共中央十分重視蔣介石的“口信”，這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及後來國共合作抗日等歷史事件的處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當時的電文中多次提到的“周續吾兄”，就是董健吾。

　　在1936年間，宋慶齡已經知道董健吾是中共“特科”的人，而董健吾不知道的是，宋慶齡其實也是中共的“特殊黨員”。

　　二、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裏，許多中共領導人被殺，他們的子女沒人撫養，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在白區上海成立托孤園，這就是董健吾負責的“大同幼稚園”。

1930年底，董健吾創辦了名義上是上海基督教“互濟會”出面，而實際是由宋慶齡資助和他變賣本人田產籌款的由地下黨領導的“大同幼稚園”。該園專門收養中共烈士和領導人的子女，毛澤東的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就是由他收養照顧的，以後又由他通過張學良將岸英、岸青送到蘇聯。

　　1960年，毛澤東對陳賡說:“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周續吾，就是護送斯諾(去延安)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三個孩子的周續吾。”(《東方特工在行動》，文匯出版社，P227)

　　就是這樣一位老革命特工董健吾，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于1970年12月12日因病在上海黯然謝世。

　　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歷，使董獲得平反昭雪，從此恢復名譽。

2011年07月15日 　來源： 《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