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憶及此事 懺悔肝火太盛
有一次,毛澤東向周恩來、朱德等人憶及紅軍第一次反“圍剿”前夕在江西君埠“擴紅”之事和兄弟二人為此事而發生的激烈爭吵,責怪自己當時態度太生硬,個性太強,沒有耐心細致地對弟弟做好說服教育工作,深感內疚,心裏很不平靜。接著毛澤東又向周、朱二人談起他們毛家三兄弟的性情。他說:“我這個人心高志大,不屑幹雜務,喜歡四處闖蕩,不願隨老父種田,二弟澤民比我小3歲,忠厚溫良,只讀了幾年私塾,就輟學務農,持家理財,左右手都會打算盤,成為父親身邊一位好幫手;三弟澤覃比我小許多,一直受到父母溺愛,天性機靈、淘氣、頑皮,膽子大,脾氣也暴躁,有時還揮動小拳頭跟人家打架,天王老子都不怕,老虎屁股摸不得,父母管他不住,澤民也沒辦法,只有我能管住他,使他規規矩矩地聽我的話。這次通過君埠的激烈爭吵,我發現我的脾氣比他更躁,更不冷靜,以致爭吵過度,影響也不好,我有責任。可是現在弟弟為革命犧牲了,我再也無法向他解釋和致歉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當毛澤東講到黨的民主生活時,他第二次談起了29年前在江西君埠兄弟爭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對大家說:“我這個人有舊的東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澤覃和我爭論一個問題,他不聽我的,我也沒有說服他,我當時急了,大發脾氣,揮拳就要揍他。我弟弟是個要強的性格,最受不了委屈,此時也火了,拍著桌子大聲質問道:‘怎麼,你要打人?這是革命的地方,是紅軍的隊伍,不是毛氏宗祠!’事後,他還在一些人面前講我的閒話:‘共產黨實行的家法還是黨法?父母不在了,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麼?’”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以前從未聽過毛澤東說他兄弟之間鬧矛盾之事,這次聽得很突然,很想知道毛澤覃革命烈士的情況。回到北京後,在一個星期天陪毛澤東散步時,特意問起此事,毛澤東第三次動情地說:“我的弟弟是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受了我的影響,在革命隊伍裏不甘落後,長了不少見識,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卻沒有趕上‘南昌起義’,一個人走了幾百裏路,困難重重,沿途當叫化子,向小攤販討飯吃,後來,總算在臨川城外追上了部隊,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岡山與我聯絡,實現了‘朱毛會師’,並創建了井岡山第一個黨支部,他任書記。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爭吵,我對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動輒想用拳頭來制服,承襲了父親的家長專制作風,太不理智,太不應該。”
1959年6月30日毛澤東第一次上廬山,下榻在“美廬”別墅,次日揮毫寫下了《七律‧登廬山》名詩。幾天後,他與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等一起侃談,毛澤東第四次談起江西君埠兄弟爭吵之事,又作了坦誠的自我批評。他說:“我這個人呀,40歲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歲,對待弟弟動不動就發脾氣,總覺得正義、真理在自己手裏,直到現在我還有肝火。”毛澤東吸了一口煙,深情地說:“也許我弟弟是遺傳父親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聽到我在中央蘇區受到不公平對待時,從不吸煙的小弟弟,突然向房東要了一袋旱煙,猛吸一口,嗆得他連聲咳嗽許久,眼淚也嗆出來了。那時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沒有一個人上門,連個鬼也不上門,我的弟弟便常抽空來看我,為我解悶。後來他翻閱《鬥爭》雜志,看到一篇題為《什麼叫進攻路線》署名文章,把矛頭直指鄧、毛、謝、古,說這四人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我弟弟氣得血涌腦門,立刻病倒,燒到39度,我和子珍連夜去幫他請醫生。往後他為我受過很大委屈,受到撤職處分,下到興國縣‘基層改造’,直到開始長徵了,我也無法把他帶走。我弟弟還不到‘而立之年’,就為革命獻出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