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素我、張一純姐弟講述父親生平

　　他是蔣介石的心腹重臣，長期置身于國民黨最高決策層；同時，他又以其獨特的身份與毛澤東 、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交誼深厚；毛澤東稱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他就是張治中 。這位唯一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敢對蔣介石、毛澤東多次直諫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在抗戰發生前後曾經兩度請纓，與日寇血戰淞滬。

　　今年是張治中誕辰120周年。6月，張治中的長女張素我 和次子張一純向本刊講述了父親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一‧二八”首戰淞滬：決心戰死沙場

　　張治中1890生于安徽巢縣洪家疃。16歲那年，他滿懷夢想，懷揣著母親七拼八湊籌來的24塊銀元，獨自踏上了外出闖蕩的路。

　離家遠行前，母親要張治中咬口生姜喝口醋。這句在安徽洪家疃村流傳著的古訓，寓意在人生的歲月裏，只有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歷盡艱苦，才能成人立業。

　　邁出了人生第一步的張治中並沒能如願在安慶考上陸軍小學，迫不得已在安徽當了預備警察，後在揚州進入警察教練所。

　　辛亥革命爆發後，一心救國的張治中投身學生軍。1912年，他進入陸軍第二預備學堂，1916年，他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廣東參加護法運動。1924年，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聽說張治中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優等生，便邀請他到黃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代理總隊長，授銜上校，自此，張治中逐漸步入國民黨高級軍官行列。

　　1932年 1月28日深夜，駐滬日軍借口一名日軍士兵失蹤，向上海第十九路軍發起猛攻。以蔣光鼐 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的十九路軍主動回擊，“一‧二八”淞滬抗日的戰幕慘烈揭開。

此時，身在南京，時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的張治中心急如焚，他認為：“中央部隊散在各地，而因蔣下野，群龍無首，一時未易集中。”同時，他對十九路軍的處境十分清醒：十九路軍單獨在滬作戰，孤軍決不能久持，應該予以增援。

　　2月初，蔣介石在浦口會晤張治中。張治中向蔣介石請戰：“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

　　蔣介石馬上讓何應欽調動散駐在京滬杭的第87師、88師、中央教導團，合編為第5軍，任命張治中為第5軍軍長兼第87師師長，率部開滬參戰。

　　2月16日，在淞滬抗戰第19天後，張治中奔赴戰場。在出發前的15日深夜，他起身開窗戶、面向故鄉寫下一封遺書：“正是國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為軍人，理應身赴疆場荷戈奮戰，保衛我神聖領土，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赴後繼，堅持戰鬥，抗擊強權，衛我國土……”

現年95歲的張素我回憶說：“父親是決心戰死沙場，以誓死的決心走上抗日前線。”第二天出發前，張治中把這封遺書交給了摯友陸福廷。

　　張治中在回憶錄中對寫下遺書解釋得更為深入，他說：“我知道，一個革命軍人首先要具有犧牲精神，而犧牲精神又必須首先從高級將領做起。”

　　自2月18日率第5軍進駐劉行鎮，接替十九路軍部分防地開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張治中率軍經歷了數十次大小戰鬥。廟行一役將日軍第九師團和久留米混成旅團的精銳殲滅殆盡，廟行、江灣間，敵屍堆積如山，達三四千具之多。中外報紙也一致認為，此役是滬戰中中國軍隊戰績的最高峰。

　　多年以後，張治中回憶起這次生平參加的第一次反抗外敵之戰時說：“這一役犧牲是應該的，生還算是意外的了。”

1937年再戰淞滬：急召女兒歸國救亡

　　1935年， 20歲的張素我獨自登上了一艘輪船赴英國留學。此前，她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還沒有畢業就離開了這所聲名赫赫的學校。沒想到的是，兩年後她再度肄業，回到了戰火中的祖國。

　　1937年，“我還沒有畢業，父親就發了多封電報要我回國。”張治中告訴女兒，此時的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你要迅速回國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當中去。

　　張素我回憶起當時的感受說：“我想怎麼也得讀完我的學士學位再回來。可是我父親一定讓我中斷學業，回來參加抗戰。”

　　1937年的8月，張素我中斷學業回到中國，迎接她的不是父親慈祥的笑臉，而是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

　　“來接我的人說，你爸爸現在在蘇州那裏準備戰鬥了，要到前線去了，你趕快到蘇州去看一眼你爸爸。”8月11日，張素我在蘇州見到闊別兩年的父親。“父親叮囑我速回南京幫助母親，照顧好弟弟妹妹。當天晚上他便率部赴滬作戰。”次日，張素我到了南京，家裏也知道父親要上戰場，“但沒想到第二天，上海就變成了戰場。我在南京待了兩個多星期，母親決定和我帶著弟妹們一起遷往安徽老家”。

從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張治中不分晝夜指揮大戰，以致體力疲憊至極，加上因戰局不利遭到蔣介石的指責而精神苦悶。張治中決心致函蔣介石辭職，含淚告別將士離開了戰場。

　　張素我對父親的苦悶記憶猶新，她說：“父親辭職以後也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很苦悶，每天都很晚睡覺，把喜歡看的古書拿了出來看。”

　　反內戰：向蔣介石四上萬言書

　　“父親曾經說過，在蔣介石面前肯說話和敢說話的人很少，而在軍人當中，父親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了。”現年81歲的張一純對本刊記者說。

　　張治中從1924年開始追隨蔣介石，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裏，他除了在經濟、軍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見，更是為國共關係問題與蔣介石有過爭論，還曾四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

　　第一次上萬言書是“皖南事變”爆發後的1941年3月2日。張治中向蔣介石痛陳對國共問題處理的失策，“父親認為這是招致兩黨破裂的開始，關係甚大。”張治中在萬言書中建議：“為保持抗戰之有利形勢，應派定人員與共黨會談，以讓步求得解決”，“若猶是聽其拖延，其結果將對我無利而有害。”對此，張一純說：“可惜，蔣介石並沒有接受父親的建議。”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國民黨當局正在為發動內戰做準備。張治中再寫萬言書，托人帶給蔣介石，力言對國共問題採取政治方式解決是獨一無二的途徑，反對重起內戰。他在萬言書中說：“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無日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蔣介石和李宗仁 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張治中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提出補正之道是：執行親蘇政策、和共政策、農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蔣介石對這封信很重視。5月 12日，張治中就收到了蔣介石的回電。蔣在電文中說：“來函與意見書今始詳閱，應再加研究後另行電告。”但是，此後再無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張一純說：“1949年參與北平和平談判時，父親還給蔣介石寫過長篇改革建議。”此前，張治中在溪口勸蔣出國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蔣介石留在國內是對和平的最大障礙，所以在萬言書裏痛陳利害。張治中後來回憶起這最後一封萬言書時說：“不知蔣介石看後反應如何，但事實已經說明他是不會接受的。”

最後歲月：面諫毛澤東

　　張治中的敢于直言，留給他的孩子們極深印象。

　　1949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討論國家名號問題。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我父親說‘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了，就不用再寫民主了。還有選國旗方案時，當時毛主席說中國有三大河流，黃河、長江、淮河，要填上橫杠。我父親就說把國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後來就定了五星紅旗。”張素我說。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治中的家也受到了衝擊。在張治中家最艱難的時候，周恩來出面保護了他們一家，“1966年，周總理把我父親送到解放軍總醫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讓我們家屬去也不讓通電話。據說借此機會同時保護了不少國民黨高級將領。”張一純印象中的父親從此很沉默，也不說話，但是他的健康卻被這種鬱悶的情緒所吞噬。

　　在生命的最後三年，張治中每天晚上問兒子張一純“文革”的情況，“問我誰被打倒了，誰被抄家了”。

聽說彭德懷被打倒，張治中寫信給毛澤東，聽說劉少奇被打倒，張治中也寫信給毛澤東。“彭德懷被打倒後父親寫的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寫了1萬多字的信為彭德懷講話。他在信裏講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樸，對自己非常的嚴，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彭德懷非常艱苦樸素，他絕對不會反對您老人家。”

　　然而，張治中寫的這兩封信都被周總理壓了下來。“信寄到了周總理手裏，周總理就派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來廣東找我父親。高登榜看到我父親就說，周總理讓我轉告你：‘你寫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來辦’。這個事是周總理壓下來了，實質上是保護了我父親。”張一純回憶。

　　除了寫信，張治中還曾經面諫毛澤東。“十大元帥要是都沒了，主席身邊怎麼辦？”張治中曾在一次與毛澤東的會面時說了這句意味深長的話。

　　張一純在場親歷了整個過程，“那時我父親身體已經很不好了。”張一純是推著坐在輪椅上的父親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主席。

　　“父親見到毛澤東說：‘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黨內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帥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麼辦吶？’”

　張一純說，講到這時，原本是坐著的毛澤東站了起來，“他說，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們可以甄別嘛。”

　　張一純對談話過程印象深刻，“我父親也站起來了。”但是站起來的張治中並沒有說話，“我看著他很沉悶，悶悶不樂。”

　　在“文革”中，張治中的身體條件愈發不佳。“他主要是長期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病，只是長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張一純說。

　　1969年4月，一生沒有參與過任何派係之爭的張治中溘然長逝。

　　(本文係《中國經濟周刊》專欄文章。文中部分史實參考《張治中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