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靖任秋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期间在五卅运动中入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直到1944年秋进入解放区为止，他一直在白区(含日伪占领区)从事秘密工作，而且主要从事军运工作，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之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特务搜捕、监视、圈套之中，也多次受到国民党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他一生历经的险境难以胜数，仅仅抓捕他就遇到五次，其中两次被捕入狱。然而，靖任秋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气节，而且全身得脱，不仅如此，还能作出一番事业。在艰险的环境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实属奇迹。他的经历堪称传奇。

　　靖任秋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政治历史审查，前后历时共计16年之久(1955年到1962年，1967年到1976年)。审查中，专案组在“左”倾思潮驱动下，以必欲纠出一个“大叛徒，大特务”而后快的目的，对所有可能引起怀疑的事情和细枝末节都穷追不舍，要求靖反复交代，力图从中找出问题和矛盾。这就迫使靖不得不反复回忆，竭力搜寻一切点滴的记忆，提供当事人的详尽名单。专案组也不惜代价地在茫茫人海中上天入地、天涯海角地查找人证物据。虽然专案组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把靖的历史查得一清二楚。“文革”结束后，专案组解散，靖在“文革”隔离审查期间写的近千页的交代材料归还给了本人，还得到一本1955年审干时靖本人1959年写的三定稿。后来靖陆续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过五篇回忆文章(陈霞飞、陆诒整理两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陈霞飞还根据靖的回忆录音整理了《兵运纪实》刊登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上。本书就是把这几种材料汇集整理和编辑在一起的回忆录。同时，为恢复靖回忆的全貌，删去了陈添加进去的邯郸战役中的那一部分(靖纠正陈整理稿的手迹见文中)。靖的政治历史在专案组的要求下，同一事情前后反复交代过很多次，其中绝大多数事情叙述都是相同的，甚至用词造句都是完全一样的。也有个别的问题和细节前后叙述是有出入的，这是靖在专案组的查证“帮助”下逐渐澄清自己回忆的结果，因此，靖的回忆是真正经过小心求证证明了的材料。

　　回忆录编辑中遵循以下原则：回忆全部采用原文，仅于个别地方增加一些连缀词句以理顺文字；回忆诸材料内容繁简不同或各有增删时，力求增补详尽；情节描述不尽相同时，基本以靖本人手写的材料为准；写作时间不同而有出入时，又以写作日期在后的材料为准，力争准确反映靖的全面活动和社会各层面。与一般回忆录比较，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真实性强，具有真实史料的价值。因为所有主要情节甚至细节都经过前后两个专案组先后历时十余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查证，他们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为求通过旁证检验靖“交代”的真伪，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当事人，也无论当事人职位是高还是低，当事人几乎都被找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靖的“交代”材料都是经过考验和检验的。二是回忆非常详细具体，这是被逼在囚室里面壁十几年，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的结果。因此回忆录不仅生动，可读性强，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百态，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可说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生动的画图。这个回忆录反映的军运工作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忆录记载了革命洪流中的这一波细浪，对更全面地了解那一段历史具有保存的价值。

　　靖任秋事迹除回忆录中叙述到1947年以外，其余部分他自述如下：“1948年秋到平山党校学习，1949年天津解放，当年1月调天津做市政府委员兼公用局长，1950年改兼天津港务局局长，同时任天津市委交通党委书记。1952年9月底调到交通部，任部党组成员、内河航运总局局长。1955年审干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1962年组织作出结论，政治上没有问题。1956年在审干中停止了党组成员工作，调离了内河总局，改作水运科学院院长，实际是科学院的筹备工作。1958年河、海两个总局合并，又调作海河总局的副局长。1960年调到华东局，等1962年审干结论(注：周恩来总理作的结论)后，宣布为华东局经委副主任”。

　　此外，在我父亲的这本回忆录中还附有我母亲彭文(原名彭援华)亲撰的三篇回忆录及一篇谈话录，涉及大革命前后及抗战初期党的活动情况，内容也同样弥足珍贵。最后，为使回忆更为完整，还附上一篇军旅作家赵勇年写作的对当年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访问记，其中涉及靖任秋兵运工作的一些情况。

　　作者：靖叔平    来源：《北京日报》

《纵横龙潭虎穴间——靖任秋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