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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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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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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1935年——兼说王明与《八一宣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记述到1935年8月时写道:“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里说的是在中共党史上其实至关重要的《八一宣言》。此前此后的其他一些有关著作,要么把《八一宣言》一笔勾销,根本不提;要么含含糊糊地把《八一宣言》的发布者说成“中共中央”,让人误以为是那时尚在毛儿盖一带狼奔豕突的毛泽东等人发布了这个宣言。比起此类著作,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忠实些。但与《八一宣言》本身的重要性相比,这样的记述却又是过于简略的。比起《八一宣言》对中共大业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也是太低调、太保守的。

  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一群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此忽略了。

  这里之所以把《八一宣言》和“新启蒙运动”并举,不仅因为二者同被冷落、埋没,更因为二者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八一宣言》的背后包含王明态度的急速转变】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力挺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同顾顺章一样,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尽管向忠发曾跪地求饶,但国民党还是立即将其处决。

  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顺地挥舞中共最高指挥棒,但处境的危险却又使王明不能尽情享受挥舞最高权杖的快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明决定离开中国,重返莫斯科。当年王明团伙成员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有这样的追述:“他(王明)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为了安全,陈绍禹(王明)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盛岳的回忆多少有些误差。王明夫妇,还有吴克坚、卢镜如,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王明到达莫斯科后,重建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有康生、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仍以中共最高领导自居。在苏联期间,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发布宣言,更常常对国内的“中央”发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态度本来“左”得吓人,从来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到了莫斯科后却渐渐有了变化。这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强调被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应该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使王明头脑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形成。对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有这样的评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撕(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应该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王明政治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说远离国内的环境使王明冷静地思考国内问题从而“思想”发生变化,恐怕并不合实情。其实王明从来是只有“态度”而没有“思想”的。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要王明“左”,王明决不会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决不会偏“左”毫厘。所以,应该把王明“态度”的转变,完全视作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300人壮烈牺牲,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一 ? 一七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宣言》虽仍称呼“国民党军阀”,但提倡“联合”,政治态度已有巨大转变,应该说是《八一宣言》的雏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期间,王明、康生还几次联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中央,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王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也总强调这一问题。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议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王明在1934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据这一新政策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发号施令。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认可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写道: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从1927年开始,共产党与国民党拼杀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称,表示愿“亲密携手”,确实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八一宣言》发表后,王明开始积极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国共第二次“合作”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可以说,是《八一宣言》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这样说到《八一宣言》发表时的国内局势:“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和优势。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包括过去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领导的红军,也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使得中共全面而彻底地解脱离危机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战八年,中共及其军队迅速壮大,终于在日本投降后仅用三年时间即击败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没有《八一宣言》中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没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而没有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内战,必须让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这是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从根本上说,斯大林才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缔造者。没有斯大林的旨意,没有对斯大林态度的确认,王明是决不会也决不敢从极左立场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的。

  【斯大林力促国共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迫使中共放弃与国民党的武装对抗,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呢?这完全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家被希特勒德国所侵犯、侵占时,与包括本国统治者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团结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德国。这样做的目的,则是让这些国家更有效更持久地缠住、拖住、咬住希特勒,使希特勒无力进犯苏联,或尽量延缓其犯苏的时间。当希特勒兵临城下时或突破国门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如果仍然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武装暴动,无疑会使本国抵抗希特勒的力量大大减弱,也正中希特勒的下怀。确切地说,斯大林是要让这些国家成为苏联的屏障。

  至于亚洲,日本侵占东北后,斯大林就认为日本将以中国东北为跳板,进犯苏联。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斯大林这时担心的,是日本一旦在中国全境站稳脚跟,就会抽出身来,与德国从两面同时向苏联进攻,使苏联不得不两面作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让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让中日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从而使得日本不可能抽身向苏,是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时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当然会认为,在中国,有可能缠住、拖住、咬住日本的,是蒋介石、国民党。而共产党如果继续与国民党武装对抗、国共之间继续内战下去,就可能使得中国无法抱住日本的双腿。因此,为了苏联的利益,中共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武装对立,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目前出版的几种王明传记,在叙述《八一宣言》的问世时,都谈及了斯大林当时的动机。而抗战时期曾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晚年也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言及来华前斯大林这样向他交代任务:“你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斯大林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但他对毛泽东等人能否忠实执行这一指示并不放心,于是派王明回国,担负实地监督的任务。

   【《八一宣言》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斯大林此举,虽然本意既非救中国,亦非救中共,但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中国的民心。所以,《八一宣言》一传到国内,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获得极其广泛的拥护和欢呼。《八一宣言》在国内引起的最直接的政治效果,是1935年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

  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中,最具号召力、最能捕获人心的口号,就是源于《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由于有了这样的口号,北京的学生运动赢得了全国各地的声援。反应最热烈的是上海。上海滩的杀猪宰牛者、打铁修鞋者、卖鸡卖鸭者、卖花生瓜子者、卖笔墨纸张者、卖咸鱼黄酒者、卖蜡烛草帽者……都行动起来了,都对这一口号表示了热烈的响应。12月20日,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大中学生游行、请愿、示威活动,在寒风中把市长吴铁城包围了两天一夜,直到吴铁城表示同意学生的要求。

  瑞金的中共中央开始长征后,上海滩的中共地下组织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八一宣言》总算是传来了中央的声音,中共地下党自然也行动起来。这里只说文化界的情形。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回忆了上海文化界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八一宣言》指示下改变工作方向、调整政治方针的经过。

  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组织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

  《八一宣言》对于周扬、夏衍这类隐藏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既是久旱后的甘霖,也是当头棒喝。1935年11月中旬,周扬们收到“左联”驻苏联代表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萧三的信在肯定“左联”此前工作的成绩后,也批评了“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要求“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周扬、夏衍们当然能看出,这封信表达的并非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而这一指示,又和国际七大决议、《八一宣言》是一致的;这时,我们和中央失去组织关系已九个月了,一旦接到这一指示,我们就毫不迟疑地决定了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周扬、夏衍们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

  【“新启蒙”:陈伯达等人的目的和策略】
如果不了解“新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只是孤立地读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当时的文章,会有如堕云雾之感,会觉得他们把许多不同范畴、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一锅煮,做成了一碗东北餐桌上的“乱炖”。例如,陈伯达点燃“新启蒙运动”之火的那篇数千字文章,题目就让人莫明其妙。“哲学”与“国防动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如何能扯到一起呢?但如果明白了陈伯达们写这类文章的时代背景和本来目的,就能明白他们当时的话语策略。懂得了他们的话语策略,才能对他们的文章见怪不怪,才能读懂他们的假意和真心。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发表于1936年9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这篇发轫之作其实已把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都说出来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普及“新哲学”,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至于手段,文章的标题已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国防动员”的旗号下,发动“新启蒙运动”,以“启蒙”的方式,把“新哲学”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中去。

  紧接着,在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第一卷第二期上,陈伯达又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1936年10月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一卷上,艾思奇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热烈地呼应了陈伯达。1937年5月出版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何干之、吴清友等撰写的《“新启蒙运动”座谈》。

  应该说,陈伯达等人的确是非常善于抓住时机的。在此之前,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便致力于宣传、普及“新哲学”,但那是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禁止的,因而是一种“地下工作”,一种有风险的工作。正因如此,效果也就有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意味着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化。这样,公开地、大规模地宣传“新哲学”也就有了可能。当然,陈伯达不会愚蠢到把这场宣传运动直露地命名为“新哲学宣传运动”或“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他必须为这场运动起一个既动听又堂皇的名目,“新启蒙”就是这样一个可让陈伯达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名目。因此,把这场本意在于借助救亡热潮宣传普及左倾思想的运动冠以“新启蒙运动”之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策略。

  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写信给国内的临时中央局,强调:“‘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抗日救国,分明是一个以武力击败日本的军事问题。然而,王明、康生却把它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取得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治问题”。

  陈伯达、何干之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在广大民众日日夜夜所思所想都是抗日救亡的时候,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思想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必须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帜方能吸引民众,都必须标榜旨在救国方能得到支持、欢呼。他们在救亡大潮中发起“新启蒙运动”,本意就是在“借势”,“借”抗日救亡大潮之“势”。所以,当然会紧紧扣住“爱国主义”做文章,当然会把“抗日救国”作为口号。

  “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学”否定和取代“旧启蒙运动”。而陈伯达们心目中的“旧启蒙运动”,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看来,“五四”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应该以“资本主义文化”来否定和取代之,代替“封建主义文化”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五四”虽然给“封建主义文化”以重创,但却又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而“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以“新哲学”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清算、否定和抗击在中国已流行了20来年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清算和否定“五四”,但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痛快淋漓地否定和清算之,怎么办?陈伯达们采取的策略是,以“五四启蒙运动”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在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下,清算和否定“五四”。他们把“五四”这瓶酒接过来,倒掉其中的“五四”之酒,而装进“新启蒙”之酒。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倒掉其中的“五四思想”,而装入陈伯达们所理解的“新哲学”。

   【毛泽东“恶补”软肋,终于在理论上击败留苏派】
 “新启蒙运动”取得了极大成功,可说是为党立下了巨大功劳。“风高放火天”,如果说救亡如狂风,那陈伯达等人则十分敏锐地迎风放了一把火。于是,火借风威,迅即成燎原之势。由于“新启蒙运动”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出现,于是便获得了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救亡”与“左倾”成了同义语,要救亡就必须选择共产党,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者的共识。

  被“新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30年代的书店里,左派的书籍越来越多。”“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至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

  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新启蒙运动”展开后,“左翼”书籍的普及程度。1936年10月22日,尚在陕北保安(两个多月后迁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左翼”书籍,供干部学习,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但也同时说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类书如何常见。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巨大受惠者。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杀回国后,更视毛泽东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诘问,毛泽东只能哑口无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取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后来,政治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夺得,但在“延安整风”前,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

  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沉重的理论压力。理论上的劣势,一直是毛泽东的软肋,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到达陕北前,客观条件不容许毛泽东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到延安后,客观条件可说是充分具备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毛泽东可以安全、安心、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三个师派出去了,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时间大大地有了。而各种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的大量出现,也给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几乎所有毛泽东的传记和关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都要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理论,而该时期出现的“新启蒙”著作,无疑也在他攻读的范围之内。他写信令叶剑英、刘鼎选购这类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相当熟悉。

  抗战爆发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都到了延安,陈伯达还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给这些人的信可看出,毛不但读他们的书,还时常向他们“讨教”,与他们切磋。例如,1937年9月,毛泽东曾给艾思奇写了这样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典型的“新启蒙”读物。毛泽东不但细读,竟然还作摘录,竟然还把摘录送请作者审阅,竟然还预约时间登门求教,可见学习态度之认真诚恳。这时候,正当淞沪抗战激烈之时,毛泽东却有时间和心情研究这些,也算是一种福气。一番“恶补”后,毛泽东推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终于在理论上击败了留苏派,确立了思想权威的地位。所以,“新启蒙运动”其实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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