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党要你怎么管，你就怎么管”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接管北平时叶剑英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因我此前在华北军大叶剑英校长属下工作，也临时被调到北平市军管会工作，所以有机会和周恩来副主席接触。这段时间虽然短暂，有些事情是点滴小事，但留在记忆里却是长久的。 　　和平解放之初的北平情况很复杂，治安状况不好，很乱，暗藏潜伏的敌特分子伺机仍在活动。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乘坐的汽车在行驶到北海桥时被敌特打了一枪。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带着有关人员立即奔到聂司令员家里，看到首长安然无恙才放了心。随后我查看了汽车，和大家分析了情况，认为敌特是用无声手枪射击的，枪声很小，枪弹进口非常小，子弹把玻璃打碎，从聂司令员的右耳上方擦帽而过，离脑壳只有一寸，好险啊！周恩来副主席也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陶汉章。”他说：“我就找你！”我心里想这一下要受批评了。他说：“聂司令员挨枪击你知道吗？”我说：“我已到过现场，现在正在处理此事。”我在电话中把这件事及分析的情况向他汇报了一番，我说：“敌人在行刺的一刹那，看样子是在呼吸出气时射出的子弹，故而打偏。幸好这个坏蛋的枪法水平比较低，所以子弹从脑壳右边擦帽而过。行刺时心情紧张，可能也是打不中的原因。”周副主席一直认真地听着，知道没有伤着聂司令员，他放下心来。接着他对我说：“中央首长住地安全保卫（你们）已经接下来了，现在是要抓紧加快全市岗位（即站岗放哨的位置）的接管，这件事你是熟悉的，但和战时又有所不同。”我说：“明白。”几句话把事情交代完之后，他又问了我一句：“你很熟悉射击学？”我说：“长征前我是红军学校射击学教官。”他在电话中满意地“啊”了一声，我悬了半天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办周副主席布置给我的岗位接管之事。我找到傅作义的部属郭宗汾（原华北“剿总”副司令），他向我交了岗哨图。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点子分布在北平市地图的各处。我问郭宗汾需要多少兵力，他说大约6个团，于是就按他说的兵力来接岗。岗是接下来了，但6个团的兵力还不够。周副主席知道了这事，又打电话问我：“国民党6个团放哨就够了，我们为什么不够？”我说：“国民党放哨，哨位只在显眼的位置；我们则不然，要在可能发生问题的地点提前加设哨位，还有些是原来警察的哨位也必须用我们的人全换下来才行。”这时周副主席在电话中表扬了我：“你是个细心人呀！那就这样，按你说的做吧！” 　　没过几天，我从西四返回办公室，别人告诉我，周副主席曾数次来电话找我。我立即向周副主席办公室请示何事？他说：“不是什么指示，是告知你一件事，你要亲自去办。昨天我们部队试射高射炮，炮弹打偏落在天桥，把老百姓的房子炸塌了，你快带人去向老百姓道歉，并把房子修好，主动去了结此事。”我答：“立即照办。”放下电话，我当即找来办公室的参谋，带着警卫部队一个排，随我们去的还有几个建筑工人，带了一些建筑材料，乘车赶到了天桥。到那里实地一看才知道，并非如传言炸塌了房子，只是打碎了几片屋瓦，房子漏雨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事故，我们立即向老百姓道歉，并准备修房子。老百姓非常感动：“房子不用修了，你们是仁义之师，爱民如子。谢谢首长，谢谢你们了！”我们坚持把打碎的瓦片换好后才离开了天桥。回来后，我向周副主席汇报了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很高兴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就应该这样做。” 　　有一次，我坐吉普车在市里检查工作，走到东城区某电影院门口时撞上了“械斗”。原来是被我军在战场上打伤了的几十个傅作义的兵，他们按原来的老习惯，看电影不买票就硬要闯进电影院。维护治安的解放军拦住了他们，这群伤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欺负我们的战士是“土包子”，也不明白他们的部队已经被我们改编了，归我们管了，就拿起大棒子、拐杖，一边喊一边打，一边向电影院里冲，把我们站岗的战士都给打伤了。还有一个穿便衣的人站在电影院门口，一边阴阳怪气地在那里指挥，一边说“多管闲事！管什么？让他们进去看电影，这是老规矩了……”当时电影院乱作一团，来看电影的老百姓都吓跑了。我立即下令发警报，随我同来的人拿着警报器摇了起来，不一会儿，军管会派了几百人到现场，还有便衣，大部分是步兵学校的学生。我下令先把那个在旁边指挥的人抓起来，让4个人看着他。那些伤兵早已没有了武器，看我们来了这么多人，就没敢再闹事，老实了下来。我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叫他们先进去看电影。我告诉张铭和（步兵学校的学长）速回去向周副主席报告情况。 　　待电影演完散场后，我刚回到军管会周副主席就来电话找我，让我到中南海去见他。他见到我说：“电影院的事我已经知道了，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明天你要请你逮捕的那个人吃饭。”看我不解的样子，他继续说：“你不知道，他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军长，你没有权力逮捕他。不仅不能逮捕，我们还要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呀。”我有些很不情愿：“北平的事太乱了，军管会也不好管，我管不了啦……”周副主席依然是语重心长：“党要你怎么管，你就怎么管，不能只会打仗，现在还要学会搞城市统一战线工作……”之后，他告诉我，那个军长的部队已经被我们改编了，我们华北军大还要派人去监管改编工作…… 　　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第二天，我特意请那位军长在北京饭店吃饭。见了面我就对他说：“咱们是梁山好汉，不打不成交呀！”一句话大家都笑了。我说：“今天请你吃饭主要是为昨晚的事向你道歉，这件事我们周副主席都已经知道了，他很重视。”他听后非常感动。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北平刚刚解放之后，解放战争在一些地方仍然进行的时候，那时社会秩序混乱，也正是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之时，周副主席日理万机，大到方针、政策、社会秩序，小到百姓的房瓦，收编伤兵看电影，他都管。他那简、明、快、准、严的工作作风，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作者：陶汉章，1917年出生，江西省进贤县人。1933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科研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军委百万裁军咨询组组长等职。著有《游击战术纲要》、《参谋工作》、《孙子兵法概论》等书。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