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武：未能授衔的开国将军

文建武，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滕家堡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自幼丧父，随改嫁的母亲迁居到河南商城县钟铺垸（今属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暴动，并于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师参谋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长、旅政治委员、地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等职。曾参加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著名战役，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河南的剿匪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令人惋惜的是，文建武在1951年英年早逝，未能被授予军衔。

　　投身革命

　　1928年，鄂豫皖地区的农民暴动烽火迭起。文建武的家乡商城县到处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赤卫军。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建武逐步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29年5月6日，豫皖边界金寨、商城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亦称商南起义）。暴动之夜，文建武的哥哥极力劝他到湖北去避避风头，不要在这儿惹是生非。文建武却坦然地说：“我了解共产党，他们绝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们是为穷人说话、撑腰的。”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斗争中。

　　5月9日，各路起义队伍会师金寨县斑竹园，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成立。此后，红三十二师以商城为立足点，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在这次起义后，文建武加入了农民协会，并被大家推举为乡苏维埃政府的秘书。1930年春，鄂豫皖边特委成立，统一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建武毅然告别亲人，参加了红军。

　　后勤工作领导者

　　1930年4月，鄂豫皖地区的3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文建武所在的第十一军三十二师改编为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年11月，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红一军第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一师。文建武被任命为第十一师经理处秘书，负责筹划财粮事宜。

　　1931年冬天，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围剿”，文建武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由于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进步很快，还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方针，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经河南、陕西进入四川。翌年春天，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木门召开会议，决定将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军，十一师改编为三十军，文建武任三十军参谋主任，主管后勤工作。

　　当时，川陕根据地刚刚建立，红四方面军又处在四川军阀的围困封锁中，物资供应非常紧张。文建武和后勤部、经理处、医院等部门的同志们，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保证了各方面的供应。

　　三十军初到四川长池县时，军部和各部队相距几百里，联系甚为困难。上级命令迅速架设军部与各部队之间的电话线。这么多的电话线上哪去找呢？后勤部的一些同志一筹莫展。一向心细、善动脑筋的文建武突然想到，四川军阀田颂尧溃退时曾留下了不少电话线，只要我们把这些旧电话线收集起来，合理利用，不就可以解决大问题吗？他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测量距离，很快架通了这几百里路的电话线，保证了部队的通讯联络。

　　在川陕根据地，红军经常和川军作战，伤病员较多，文建武十分关心这些伤病员的安置情况，指示三十军后方医院，一定尽快想办法修建防空洞，保证伤员的安全。一天，他专程到医院查看防空洞的修建情况。当他看到防空洞未能如期修好时，便找到医院政治部主任，焦急地问：“老董，防空洞为什么到现在还未修好呢？”当时这位主任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口说：“没有木材嘛！”文建武听后，用手指着医院东边、南边的大山，神情严肃地说：“你看，这山上不都是树木吗？为什么不派人去砍呢？干工作要有责任心，要积极、主动地想办法，克服困难。医院目标这么大，很容易遭到敌人袭击。医院有几百号伤病员，如遇到敌机空袭怎么办？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在他的督促下，医院很快建好了防空洞，伤病员们都得到妥善的安置。

　　后勤部门的工作十分琐碎，从衣食住行至柴米油盐，事无巨细，文建武都要过问。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经常深入基层，到各部门检查工作，亲自核算账目，掌握部队的财政、供应情况。他对部下要求严格，绝不允许他们对工作马虎了事，敷衍塞责。部队到四川不久，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不少银元、烟土和其他物资。一些同志看到缴获这么多的银元和烟土，认为紧日子总算挨过去了，就满不在乎地将银元、铜钱、烟土随便堆放在仓库里，既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也不注意妥善保管。文建武到仓库检查账目和存货情况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立即找来经理处的科长，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这些银元、烟土是战士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应该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珍惜它们。部队虽缴获了不少物资，但经费仍很困难，我们必须注意节约，把这些钱用在最急需的地方。”他嘱咐经理处的同志们：“冬天快到了，部队的棉衣是个大问题，应尽快组织人力，采买布匹、棉花，保证每个战士都有棉衣穿。”当他看到仓库的角落里有架缝纫机放着没用时，便问负责同志为什么不用，那同志回答说没有机针。“我负责给你们想办法，现在经费紧张，时间紧迫，要充分利用一切人力、物力。”没多久，他果真设法搞到了机针，使这架缝纫机派上了用场。

　　文建武还经常和战士们、伤病员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哪怕是极细小的事情，他也记在心上，并想方设法给予解决。每遇部队转移时，他便亲自抬担架，安抚伤病员，帮助解决运输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困难。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1936年4月，文建武升任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在人烟稀少、环境更艰苦的情况下，担负起为全军筹集粮食和物资的重担。行军途中，他跑前跑后，仔细检查各部门的人员、物资情况，遇到掉队的战士、伤病员，便帮助他们尽快赶上部队。过草地时，他一直走在后面，当他发现医院政治部的董洪国因患重病不得不留在草地时，便设法将驮器材的牲口给他留下，使他免遭葬身草地的危险。

　　1936年7月，文建武随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来，又随军第三次过草地。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驰骋冀南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 3 个师。红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文建武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司令部第一科科长。9月1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誓师出征，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

　　193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二九师抽出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纵”)，文建武调任东进纵队参谋长。不久，东纵在司令员陈再道率领下，开赴冀南。经短短几个月的战斗，开辟了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冀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文建武任冀南军区参谋长。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改变过去集中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政策，转而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逐渐回师华北，向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进攻，妄图消灭华北抗日武装力量。

　　这年冬天，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 , 冀南地区的一些县城被敌占领。为了保存实力，文建武奉命率领军区领导机关主动撤出南宫县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采取机动、灵活的手段，积极打击敌人。

　　一次，部队在枣强以北活动时，遇到敌人袭击，他们边打边撤，日军气势汹汹，穷追不舍。为了不暴露军区机关的目标，文建武命令机关人员先行撤退，自己带领一支部队在后面阻击敌人，掩护机关主力转移。枣北地区是沙漠地带，密集的子弹射在地面上，扬起漫天尘沙，迷得人睁不开眼睛。日军一看这般情景，便撤退到沙漠边缘，远远地向我军开炮射击，并封锁了主要道路和隘口。

　　部队被围在沙漠里一天一夜，没有粮吃，没有水喝。夜晚，朔风凛冽，寒气逼人，许多干部、战士依偎在一起，以抵御沙漠的寒冷。文建武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苦不苦啊？我们经过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可那时，没有这一望无际的沙漠，没有迷得睁不开眼睛的风沙。眼前我们被围在这里，躺在这舒适柔软的沙漠里，倒别有一番情趣呢。”他的话幽默、诙谐，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必胜信心，把周围的同志们都逗乐了。

　　拂晓，日军还在向沙漠开炮。文建武望着敌人开炮的方向，胸有成竹地对一二九师师部的张苏说：“来，小张，借你的牲口用用，我们和敌人玩个游戏，斗斗智，怎么样？”还没等张苏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又接着说：“我们赶着牲口在沙漠里跑，这样尘土飞扬，敌人就会误认为我们仍在沙漠，而我们则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突围出去。”果然如他所料，5头牲口狂奔着向敌人开炮的方向跑去，一时间风沙遮天。文建武乘机率领军区机关从别的方向安全转移出沙漠。

　　1940年5月，冀南军区和东进纵队合并，所有的主力部队整编为4个野战旅，原东进纵队改编为新七旅，文建武任新七旅政治委员。部队改编不久，文建武即率部参加了破袭德石路的战斗和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1年秋，文建武调任新四旅政委兼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这时，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从1942年1月起，日军对冀南地区连续进行“合围”、“扫荡”、“袭击”，使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摧残。在新四旅和四分区，文建武经历了日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铁壁合围”，即“四二九”大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日军出动3万余人，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对我根据地发起突然袭击。当时，四分区和新四旅机关、部队，驻在邱县东北的东目寨、下堡寺一带，正处在敌人的包围圈内。当敌人从临渭、威县、平乡、曲周、馆陶等县同时出动，拉开大网，向四分区合围过来时，文建武和分区、旅部的其他领导沉着应战，机智果敢，分别率领部队，从各个方向突围出去。文建武率领的十团在下堡寺以北杏园一带与敌遭遇，他们奋力拼杀，打开一条血路，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与此同时，其他各路部队经过激战，也杀出重围，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合围”阴谋。

　　9月12日，日军再次对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这时，文建武已调到六分区，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经过前几次反“扫荡”，他已积累了指挥部队突围作战的经验。当得到日军发动“扫荡”的情报后，他立即组织地委、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及时跳出合围圈，使敌人精心策划的这次合围完全扑了空。后来，他率领部队在外线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共歼敌10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43支，创造了冀南反“合围”作战中最成功的一次战例。
中原突围

　　1944年4月到11月，侵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河南和华南广大新沦陷区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巩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派遣部队向河南、华南发展，开辟河南、华南抗日战场。同时抽调一批干部南下中原，加强中原的抗日武装力量。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文建武，奉命带领两个干部大队共 900 多人，到新四军五师工作。

　　1944年11月10日，文建武率干部大队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南越陇海路，经豫西，渡淮河，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新四军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文建武受命担任新四军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参谋长。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他参与部署和指挥了挺进鄂南、湘北，恢复四望山根据地的作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夺取中原，调集 20多个师、9个游击纵队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妄图挑起内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五师于10月下旬发起桐柏战役，解放桐柏县城，在此与八路军三五九旅、河南军区主力会师，正式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并将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原五师和三五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文建武任纵队司令员。

　　11月至12月中旬，中原军区作战失利，被迫撤出桐柏根据地，转移到平汉路东豫鄂交界地区。国共双方经谈判达成的停战令公布后，中原军区一边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一边坚持自卫反击，牵制国民党军力量，配合华北作战。当时，文建武率领的第二纵队驻扎在光山、礼山一带，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包围，部队生活十分艰苦，一连几个月过着“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文建武鼓励战士们树立必胜信心，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生产自救，开荒种菜，同时加紧练兵，随时做好突围的准备。

　　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6月26日，国民党军炮轰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方案分三路突围，文建武率领的第二纵队和中原局、中原军区为北路。他们撤出宣化店后，疾速向西突围，越过平汉铁路，穿过枣阳平原，飞渡唐河、白河，昼夜兼程，7月13日来到洪水暴涨的丹江。这时，敌人的几个师已从后面紧紧赶来，天上有敌机狂轰滥炸，情况万分紧急。文建武带领司令部的干部亲自沿江测水流量，摸渡口，组织纵队渡江。经一天一夜，直到部队全部顺利渡过丹江，文建武才舒了一口气，并在警卫员的催促下上了渡船。

　　部队渡过丹江后，向豫、鄂、陕三省交界的荆紫关挺进。荆紫关号称天险，向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当部队来到荆紫关脚下时，胡宗南的部队已抢先占领了山隘要口，挡住了去路。文建武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在敌人防守的阵地上打开了一段数里长的缺口，率领部队冲过关口，直趋陕南，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突围战役的胜利。

　　转战豫鄂陕

　　1946年8月3日，文建武被任命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奉命率领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在陕南、豫西、鄂西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坚持外线作战，配合陕北斗争。

　　在豫陕边界创建根据地，有不少有利条件，如秦岭山高壑深，森林茂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曾是红二十五军活动的区域，群众基础好；特别是陕南游击队的力量发展很快等等。但由于此地处在偏僻山区，地势险峻，人烟稀少，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大部队活动困难，财政给养难以保证，部队经常忍饥挨饿。冬天的秦岭，漫山冰雪，地冻天寒，战士们无衣御寒，无粮充饥，生活更为艰苦。

　　这时，文建武身体越来越差，腹部常常隐隐作痛，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折磨得他彻夜难眠。突围以来，他一直咬紧牙关，悄悄地忍受着痛苦，指挥部队突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包围。到陕南后，中原局、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转移到延安，许多中、下层干部也要求离开陕南，到华北去。可文建武却临危受命，带病挑起了创建根据地的艰巨重担。在豫鄂陕边区正式成立大会上，他充满信心地号召所有突围到陕南的指战员们，要克服北归思想，建立根据地，坚持外线斗争，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地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们，使他们深受感动，最终克服了不安定的情绪，坚持创建发展了根据地。

　　1946年9月，国民党集中8个师、11个保安团，约5万兵力，对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清剿”，文建武和区党委、军区的其他领导，指挥部队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毙伤俘敌15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这次反“清剿”斗争中，全区建立了5个分区、14个县政权、210个乡政权，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这年冬天，国民党调集10个师、17个保安团再次对根据地进行“清剿”。敌人自西向东压来，为了分散敌军兵力，保存自己，军区集中各分区的主力部队，组成野战纵队，撤离陕南，向豫西伏牛山挺进。1947年1月16日，部队首战桑坪，击溃敌两个保安团；再战，攻克奕川县城和庙子镇，尔后进抵鲁山一带。这时，国民党军主力已从陕南紧紧追来，妄图在豫西形成新的包围圈，将解放军消灭在伏牛山区。中共中央命令文建武迅速率部向北移动，摆脱敌人，转移到山西。2月20日，部队在新安渡过黄河，到达太岳解放区。1个月后，余部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渡过黄河，与主力会师。

　　经过近两年艰苦的外线作战，文建武的身体已极其虚弱，回到太岳解放区后，在领导的再三劝说下，不得不离开部队，到长治县养病。
智取抱犊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文建武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因正在养病，未随军南下。1948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豫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病未痊愈，便匆匆赴豫西上任。

　　豫西解放区位于河南西部，以伏牛山为中心，北界黄河，东至平汉，全区有30余个县，1200万人口，是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所在地。这时的豫西，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国民党军仍占据着郑州、南阳、灵宝等少数城市，负隅顽抗。在农村，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豫西匪首李腾蛟、谢润玉等部，长期盘踞在抱犊寨内，经常下山烧杀抢掠，危害百姓，骚扰我民主政权，成为解放区的一大隐患。

　　豫西军区决定，由文建武率领 1 个炮兵排、 4 个步兵连，赴卢氏县指挥剿匪，消除隐患。8月，文建武率部从军区驻地鲁山出发，来到位于卢氏县城以东40公里的抱犊山脚下。

　　抱犊寨坐落在高2500米、方圆10公里的抱犊山顶，远望如盆状，四周皆悬崖绝壁，从山下至寨内只有一条通道，故此寨易守难攻，向有天险之称。元、明两代，当地人为躲避战乱，借天然地形修筑此寨。民国以来，战乱不断，该寨遂成为土匪长期盘踞的巢穴。当时，卢氏、灵宝、陕州、栗川一带的土匪都盘踞在此，寨内有眷属100多人，武装4个连，约500多人。

　　文建武一到卢氏，便召开地委、分区会议，了解匪情。为了搞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情况，他亲临阵地，指挥部队进行了两次试探性的强攻，结果伤亡较大，不得不撤兵，另寻良策。

　　8月的山区，阴雨连绵，一连几日，文建武冒雨来到抱犊山下，望着连山羊都难以攀登的悬崖峭壁，苦苦地思索着破寨的方案。如果继续组织强攻，势必造成更大的牺牲，而且破寨的把握不大。不如把该寨包围起来，断绝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待其弹尽粮绝，必然会不攻自破。他当机立断，决定对寨内敌人实行“长期围困，相机攻击”的方针，首先指挥部队拔除了陕县张村镇、灵宝寺河街、卢氏杜关镇等敌人据点，扫清了抱犊寨外围之敌，使之陷入孤立无援之境，然后将其层层围困，待机歼灭。

　　不到1个月，寨内敌人由于断粮、断水，终于支撑不住了，胡宗南曾派飞机向寨内空投物资，但这些物资大部分都落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土匪们见大势已去，纷纷弃寨而逃。文建武见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发起总攻，经两天激战，终于攻克了抱犊寨，俘获了大部分土匪，为卢氏、栗川一带人民扫清了匪患。为此，文建武兴奋不已，在破寨的当天夜晚，他欣然提笔，写下了《雨露吻抱犊》、《攻克抱犊寨》等诗篇，抒发了1个月来他指挥破寨的激动心情。他在诗中写道：

　　天然奇石矗霄云，绝壁高峰赛铁城。

　　近看犹似空中堡，远瞻恍若观象亭。

　　匪酋盘踞三年整，全凭山险侥残生。

　　群情激起围攻战，攻克之功已告成。

　　淮海支前

　　1948年9月，文建武从卢氏山区剿匪归来，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淮海战役支前战斗中去。9月18日，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成立，文建武任司令员。

　　在淮海决战的前夜，文建武主持召开了豫西区支前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全力支援淮海战役的紧急指示。他号召各分区、各县委动员一切力量，全力支援淮海战役，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支前任务。豫西解放区距淮海战场较远，且多是山路，运输极不方便。文建武和支前司令部的李一清、李懋之、巩丕基等，日夜筹划研究，设立了以鲁山为中心，至洛阳、许昌、西平、内乡、泌阳等地的兵站干线和运输干线，保证将粮食等物资有计划地集中在郑州、洛阳、许昌等铁路线上，按期运往淮海战场。在他们的领导下，豫西人民共支援粮食1685万公斤、柴草550万公斤、军鞋250万双、担架1700副、民工15万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豫西军区还承担了保护黄河铁桥，确保铁路交通安全的艰巨任务。淮海战役打响前，10月22日，中原解放军解放郑州，占领郑州以北的黄河铁桥。23日，中央军委即指示中原局和华东局，派兵保护黄河铁桥，保护路轨车站及诸项设备，勿使游匪及特务分子破坏，保护运输的通畅。文建武受领任务后，即率兵进驻郑州，维持社会秩序，并派部队接管黄河铁桥，日夜守卫，保障了每一列军车的安全通过，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进行。
　豫西剿匪

　　淮海战役后，河南全境大部分解放，但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活动仍很猖獗。他们隐匿山林，占据要隘，骚扰危害百姓，与解放军为敌，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当时，全省成股的土匪达10余万人，主要集中在豫西伏牛山区和豫南大别山一带，尤以伏牛山为多。

　　1949年3月，由豫西军区和豫皖苏、桐柏、鄂豫军区的河南部分武装组成了河南军区，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文建武任副司令员。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河南省委、河南军区，立即派部队进山剿匪，肃清匪患，稳定河南形势与社会秩序。

　　6月16日至26日，文建武出席了河南省委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河南的匪情，确定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反霸，同时决定，将陕州和洛阳两个分区作为全省的剿匪重点区，由文建武负责指挥这一地区的剿匪斗争。7月2日，成立了“陕洛剿匪指挥部”和“陕洛工委”，文建武任指挥部司令员和工委书记。

　　这年盛夏，文建武率领剿匪大军来到伏牛山区。与此同时，华中局派往河南协助剿匪的一二五师、一一五师也开赴陕洛地区。

　　豫西的老百姓听说文司令员又率领部队进山剿匪来了，纷纷箪食壶浆，在村口相迎，希望文司令员早日消灭匪患，为河南人民除害。

　　剿匪指挥部设在伏牛山麓的一个镇上。在简陋的窑洞里，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靠墙壁摆着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行军床，这就是文建武的指挥部兼卧室。就是在这个小窑洞里，文建武和指挥部的同志们夜以继日，部署和指挥了长达两个月的声势浩大的剿匪战役。当时，溃逃至豫西的土匪大部集中在豫陕交界的秦岭和朱阳山一带，解放军集中大部队进山剿匪后，他们改变了以往的活动方式，由公开趋向隐蔽，由集中趋向分散。根据这一情况，文建武等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首先集中主力部队，向盘踞在卢氏、灵宝、闻乡一带的势力最大的匪首李子奎等部发起猛攻，歼敌1600余人，接着又在秦岭与敌人主力交战，歼其大半。这两次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元气大伤，溃逃、投降者不计其数。文建武命令各路剿匪部队，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性的清剿立功运动，号召土匪放下武器，缴枪登记。一次，他在《剿匪导报》上看到一篇“洛宁某村张保太父子捉匪”的报道后，高兴地对编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要立即写成短论，表彰张保太父子的模范事迹，号召群众向他们学习，广泛展开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在剿匪过程中，文建武常常告诫同志们，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注意斗争策略，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更多的人弃暗投明，站到人民方面来。他亲自审阅各项作战命令，认真审查每一份报纸、稿件、捷报、传单，发现有与政策不符之处，立即加以改正，并耐心说服干部，使他们认识到正确掌握政策的重要性。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70余股土匪，计19000余人，缴获枪支24000余支，俘获匪首48人，破获国民党的特工小组13个。

　　可文建武本人并不知道，在豫西剿匪时，他已身患癌症并已发展到晚期。剧烈的疼痛常常无情地折磨着这位年仅38岁的指挥员，有时他疼得满头大汗，在床上直打滚，不得不让警卫员们轮流用拳头顶着他的腹部，以此方法止痛。就这样，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以坚强的毅力日夜坚守在剿匪前线，直到完成陕洛重点区的剿匪任务。

　　壮志未酬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在湖南长沙宣告成立，文建武调任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年底，他从陕州剿匪归来，即赴武汉中南军区报到。就在他准备就绪，即将赴湘上任时，癌症又一次发作，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住院治疗。几个月后，他被转到首都北京治病。到北京后，他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希望能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早日康复，重返战斗岗位，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再建功勋。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癌症已蔓延到整个腹腔，医生无法再施行手术。

　　文建武得此绝症，了解他的领导和同志都万分悲痛。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中能文能武、才华全面的优秀将领之一。1946年，国共两党在武汉谈判时，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曾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打听道：“你们五师不是有个叫文建武的吗？这文……建……武……”“噢，文建武和他的名字一样，既能文又能武。”李司令员既风趣又自豪地向程潜夸赞着他的部下。

　　李先念的评价恰如其分，文建武虽未受过高等教育，却博闻广识，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能诗善作，擅长摄影、下棋，喜欢音乐、记日记，可惜他的一部分作品和日记在中原突围时都烧掉了。他还酷爱读书，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常利用战斗间隙，研究《三国志》、《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学习中国古代军事斗争艺术，以提高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北京治病期间，他还在坚持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阅读有关经济管理、财政、外交、铁路交通方面的书籍。

　　1950年10月，文建武在病榻上度过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这时，他的病情日益恶化，面庞一天天消瘦，饭量明显下降，浑身软弱无力。一向敏感的文建武意识到，自己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举国欢庆之际，文建武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朝气蓬勃、兴旺发达，感到万分欣慰和激动；可想到自己重病在身，不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继续奋斗，贡献力量，又感到无限惋惜和遗憾。他在写给两个女儿的信里谈到了自己的死，表达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憾心情。他写道：“亲爱的孩子，我是病得九死一生了。……本来，我不怕牺牲，但又不愿这样死，因为革命事业尚没有完成，还得继续奋斗。”他把自己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限希望和热爱都寄托在他的孩子们身上，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尊敬师长，听你们妈妈的话。努力长进，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后代，将来为新社会献出你们的一切所能，将来的主人是属于你们的，美丽的幸福是属于你们自己的”。

　　1951年1月15日，文建武病逝于北京，时年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