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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刘少奇的六次婚姻和六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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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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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刘少奇确实结过六次婚,这一点在《刘少奇年谱》中堂堂正正地记载着。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做一个话题,如果能摒弃市井心理、低级趣味,未必不可。在第一代老革命家中,有过多次婚姻的并不在少数,这里确有其共性;刘少奇前后结过六次婚,也确有其特殊性,如果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视角去研究历史,说不定也能写出一本别致而严肃的好书来。然而,很多人,或说很多很多人,在此处永远无法严肃起来,他们对于分析,半耳朵都不要听,对于细节则准备了三只耳朵。对于这种谁也无法战胜的强大势力,刘少奇的研究者,以至刘少奇的亲属,充其量只有必要概述事实,以正视听。

这里仅仅企盼所有的善良人,铲除“四人帮”煽惑起来的,由于谎言与偏见而先入为主的好奇心,还刘少奇的英灵以清白与清静。

刘少奇的第一次婚姻 周氏

周氏,刘少奇的第一次婚姻,几乎与不计其数的旧戏里的故事毫无二致。他19岁在宁乡读中学那年,母亲为拴住已许身革命,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的小儿子的心,在邻村说了一个农家姑娘。刘母以病重为由骗得儿子归里,而儿子踏入家门进的却是洞房。坐了一夜板凳,讲了一夜自由……周氏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重返娘家的劝告,惟一要求,刘少奇在将来有儿子时,送给她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同情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把自己名下的30亩地划给周氏,后来并践诺,将自己与何葆贞所生长子,托给了周氏。

第二次婚姻 何葆贞

解密刘少奇的六次婚姻和六个妻子(组图)

何葆贞(又名宝珍、葆珍 化名王芬芳) 刘少奇认识毛泽东的同时,认识了何葆贞。1922年,他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22号的板房里,毛泽东、刘少奇走到了一起。其时,因为学潮被开除的何葆贞正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一块儿。

今人可以从照片上看到,何葆贞是个何等充满朝气,端庄秀丽的女子谁都不难想像,24岁的刘少奇与何葆贞互相看见第一眼时的情形。接下去的,自然与不计其数的新戏里的故事大同小异,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两个青年革命者结婚了。而何葆贞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她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三次生下儿女,三次忍痛割舍给别人,1934年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何葆贞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对于她的感情,如同毛泽东对于杨开慧,至醇至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便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伴侣。

第三次婚姻 谢飞

谢飞渔工的女儿谢飞,是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莫名其妙,谢飞与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贺子珍竟也有相似之处。闯荡过大海与闯荡过大山的两个女人,几乎一样的干练、爽快、直性子。她不但是个真正的老资格,还是一个华侨小姑娘。在新加坡的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做地下工作时,谢飞就听人说过刘少奇。宣传部部长徐大红告诉她,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毛泽东,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李立三和刘少奇。

1932年谢飞回国,1934年到江西苏区,在开大会时,见过刘少奇,但离得远远的。长征途中,她又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但颇不以为然。她与邓发的爱人陈慧清说:“这个人讲话可重复了,重复好几回。”陈说:“人家是工人运动领袖,讲话重复几句算什么?”不久,谢飞在急行军中有些吃不消,约了另外三个女红军,找到负责后勤的刘少奇,要求给一个民夫挑行李。这一次她与少奇是“既见面,又讲话了”谢飞语。

到了瓦窑堡,谢飞的工农检查部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相关,联系自然多,请教自然多,争论自然多。刘少奇对这个快言快语的渔工女儿有了好感。邓颖超顺水推舟,撮合成功。后来,出了问题,也很好理解。谢飞那样的性格,能够长期忍受白区工作所规定的,她只能是个家庭妇女的身份吗?她那样老的工作资历,能够永远甘于只在刘少奇身边,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吗?天性与事业心都使得谢飞不能不飞,不能不自己飞。

她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争执未决,少奇只得以组织领导人的身份下命令。深谙白区与红军严格纪律的她,未必无怨地服从了,但又是老婆又做下级的一口气,到了延安仍未消,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从此,再也没有回刘少奇身边。但是,即使在少奇身后,谢飞接受采访与写文章,仍然始终不渝地高度赞扬着刘少奇的革命精神与人格魅力,其情感人。

第四次婚姻 王前

王前刘少奇与王前生有一子一女。这次婚姻无疑是一次悲剧。个中是非,也无多少神秘之处。一个建筑工人与一个售货员的家庭故事,同样可能在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新四军护士的家里发生。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婚变被江青利用,畸形曝光,成为严重贬损刘少奇人格形象的一个源头。当江青与王前出于不同的用心,又一同教唆已经成年的女儿作践刘少奇之后,刘曾忿忿地说过,在他一生当中,对他身心伤害最多、最深的就是这个曾任他妻子的人了王前与刘少奇所生的女儿,写了那张糟糕的大字报,得到的回报,是一个自己的人格也遭到贬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分。

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带着儿女。人们时常见到吃饭的时候,刘少奇端着大碗,轮流向女儿、儿子两张圆圆的小嘴里,一勺一勺喂食的情景。这样长大的女儿,是不可能不知道她父亲的真正形象的。那张大字报贴出后不久,她便再次叛逆,彻底走上了一条逃避那个时代的道路。“文革”未尽的悲剧在她与她生母,在她与她所有的亲人之间,恐怕将是永远绵延下去的浓浓阴影。

第五次婚姻 王健

王健比刘少奇大一轮的朱德是中共党内名副其实的敦厚长者。他与夫人康克清出于关爱少奇,并基于王前的情况,一心想为刘少奇找一个人品贤淑、禀性文静的伴侣,使少奇的儿女有所依,身体有所养,“后方”有所安。恰巧,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就有那么一位,这便是王健。

王健不爱说话,不爱谈笑,从不与人红脸,性情与刘少奇十分近似,朱德夫妇满以为他们成全了一桩美事。但谁也不会想到,某些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婚姻无法成活。这段关系几天就结束了。刘少奇非常体谅、周到地将王健托付给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东北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并请王健的姐姐陪伴着。为此,朱德夫妇深感对不住刘少奇,这才有了一二年后,他们与其他同志,共同撮合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姻缘。

第六次婚姻 王光美

解密刘少奇的六次婚姻和六个妻子(组图)

第六次婚姻王光美

王光美王光美完全可以有一本属于她自己的厚厚的大书,她的家庭传奇与她本人斑斓、曲折的生活历程,能够全部讲述的话,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在上高中时,她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杨振宁、李政道、邓昌黎、吴剑雄,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学长、师友,至今她的女儿玩笑地说,她与中国的诺贝尔奖金有缘;当她的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时,她仍在信奉“科学救国”;在偶然被北平地下组织推荐,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她仍抱着借机提高口语水平,为去美国求学打下基础的念头;“军调”事业夭折,一方面为逃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一方面因与共产党员共事产生进一步了解这个党的兴趣,她到了延安;因为她的专长,她被安排在中央军委外事部门;因为工作性质,她不难见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她在王健之前就认识刘少奇,在王健之后也听女友议论过刘少奇的不幸婚姻,但这一切尚与她无关,她该干什么干什么,仅参加晋绥土改,一去就是一年多;也就是在土改当中,她的科学梦想与美国梦想,才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替代。

刘少奇率领中共工委途经晋绥,曾见过王光美等工作队队员一面,但是没有故事。连续三次婚姻挫折,使得刘少奇在这方面心灰意冷,解放战争一泻千里的大发展也使得他没有片刻闲暇。他的胃病在这个时期日益严重,人消瘦得非常厉害,以至千里之外,转战陕北的毛泽东,都不得不经常通过电报,关心、询问刘少奇的体重、胖瘦问题。天下即得,百业待兴,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与生活状况,早已远远不是他个人的事了。土改任务结束,回到军委岗位不久,王光美与刘少奇为了革命事业,结婚了。或者说党中央与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要他们俩结婚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听来,无论如何都像是调侃,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大实话。王光美与刘少奇,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走到一起,有着太多的偶然,也有着太多的必然。

从1948年8月开始,刘少奇一天一天地胖起来,以至人们可以从“文革”前夕的照片上看到,刘主席需要背带提着微肥的裤腰。王光美与她非凡的丈夫共同生活了20年,固然她体会过无尚的荣耀,但她为此坐了12年牢房。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她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几百个中央委员举手通过“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的决议时,有一个女人没举手,那是陈少敏;在8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有一个女人坚如磐石,忠贞不渝地爱着他,这是王光美。

王光美恪尽职守,不逾矩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她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她自然天成,一派大家风范。如今,她除了平平静静地生活着,再就是为中国的母亲们搞了一个“幸福工程”,尽其所能。王光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在这一句之后,还要再声明一句:这绝不是阿谀奉承。因为,估计为数不少的人,如果没有亲自与这位被狂泼过墨水的女性直接接触过,恐怕真的很难很难把清华大学批斗会上那个挂着乒乓球的女人,从黑色印象中剥离出去。

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能料想得到的遇上了,料想不到的也遇上了,悲剧远远超过喜剧。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除了这六次明媒正娶的婚姻,既便是“文革”那样的年代,再也没有一丝半点的绯闻揭露。对于一个10年里可以被肆意诋毁的人,居然在他的私生活上再无谣可造,这难道不是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极其过硬的事实:那个写“修养”论“修养”的人,也是一个真正在以“修养”立身的人这与许多身后之名往往经不住两三年推敲的人物相比,是何其可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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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前妻谢飞的传奇人生:长征英雄 海南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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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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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一位传奇式的女英雄。她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她,就是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谢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前夕,记者慕名来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拜访了谢老。走进宽畅明亮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957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员时,与谢飞亲切握手的大幅照片;左边是海南省电视台赠送的条幅,上书“长征英雄海南女杰”8个大字。96岁高龄的谢老依然腰板硬朗,步履稳健,亲切而慈祥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刚一入座,谢老便缓缓地与记者聊起了她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苦难出身,信念坚定闹革命

  谢飞,191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文昌县(今海南文昌市)湖山区茶园村。她是谢德富第8个孩子,家人称她为“阿尾”。上小学时,父亲给她取名谢琼香。长征时,战友们亲切地叫她“阿香”。她与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

  由于家境贫寒,谢飞5岁就在村后山坡上放牛、割草。她8岁上学,1924年考取海南公学,受到革命思想熏陶。1926年9月,考入省立第六师范,次年2月入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琼崖特委和文昌县委的指示,湖山区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谢飞的三哥谢冠洲任赤卫队指导员。谢飞和谢明珍等30多名回乡知青参加了赤卫队,挨家挨户动员华侨捐献枪支,并收缴了原国民革命军散落在民间的大炮和枪支,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为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湖山区筹办了夜校。谢飞受命办妇女平民学校,在她的教育启发下,姑娘、媳妇们争先恐后地参加妇女协会。谢飞担任了溪尾、湖山联区区委委员兼区委妇委书记。

  1927年8月,谢飞一家都参加了农会和农军。国民党的爪牙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把火烧了谢家房子,并扬言要杀掉谢家老小。

  为保存力量,省委指示将谢飞接到香港。1928年10月,谢飞来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当佣人,其实是秘密交通员。

  1929年7月,中共六大决定成立南洋临委。16岁的谢飞临危受命,孤身远渡重洋,到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新加波)和马共中央(马来亚)当文书、秘书。

  1932年1月,谢飞奉命回国,先后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工作。她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前沿,以超凡的胆略、勇敢和智慧,与敌人周旋。

  万里征程,宁为玉碎紧跟党

  1934年夏天,谢飞秘密到达瑞金。这年10月,在错误路线指导下,中央苏区8万多红军迎战蒋介石50万军队,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被迫进行长征。

  30名女红军随8万红军将士转移。她们个个是精英,最小的钟月林19岁,最大的蔡畅34岁,谢飞21岁。女红军编入卫生部干部团。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纵队跨过于都河向西行进。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到处造谣。谢飞和战友们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党的政策,撒播革命火种。她们虽不直接参加战斗,但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中央红军在湘江遭遇蒋介石各路重兵的前堵后追。为冲出一条血路,红一军团打前站,三、八、九军团在两翼打击拦路的敌人。12月1日拂晓,敌机轮番轰炸湘江4座浮桥和红军队伍。黄昏前,谢飞所在的干部团在警卫营、五军团的掩护下,跟随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黎平县城,沿街满目凄凉,老百姓的血汗都被国民党榨干了。谢飞和战友们慷慨地打开挎包,挑出心爱的衣服、毛巾和日用品送给老乡。

  1935年1月15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董必武向女红军传达了会议精神,谢飞和战友们听后,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与中央红军一起四渡赤水,摆脱了围追的敌人,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安顺场。从安顺场到泸定桥320里,上级命令3天赶到,休养连的女红军踩着羊肠小道飞奔。这时,谢飞发高烧,嘴唇泛起白泡。董必武牵着小白马说:“阿香,骑上我的马。”谢飞连声说:“不行!不行!我能撑得住。”她在战友的搀扶下,拄着拐杖紧跟队伍,上山一步一步向上挪,下山两手撑在地上,一步一步向前滑。董老看着谢飞实在走不动,命令她骑上小白马。谢飞骑了二三里地,又坚持下马自己走。谢飞回忆说:“在最困难之时,骑过董老的马五六次,董老有救命之恩啊!”

  快到泸定桥时,大雨如注,山路崎岖狭窄,战士们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在“滚进”。有的战友担心谢飞过不了泸定桥,提议将她寄在老乡家。“寄”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意味着失去部队,失去战友。“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倔强的谢飞泪珠已在眼眶里打转。休养连领导点头了。但是,大家都为她能否过泸定桥暗暗捏了一把汗。

  看着不远的泸定桥,谢飞咬着牙站起来走几步又跌倒。她想了个办法:由低处向高处时,就爬;由高处向低处时,自然下滑;爬不动滑不动时,将两手撑在地上,屁股填得厚些,在地上磨、拖……部队过了2个小时,她才爬到桥边,往下一看,眼前直冒金花。她鼓足勇气爬到桥头,咬紧牙关,稳住心神,坦然地伏在铁索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每蹭一点,虚汗一大片,半个多小时后,谢飞终于蹭过了泸定桥。又过了2个小时,她以惊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化险为夷。
 雪山草地,红军将士排险阻

  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人迹罕至,禽兽无踪。上山前,谢飞和几个战友到小山村买了些红辣椒、生姜和大蒜。谢飞将上级发的羊毛和棉花缝在两件单衣中间,她就是靠这件“羊毛衣”翻越了5座大雪山。

  谢飞和战友们踩着先头部队的脚印往上爬。海拔不断增高,空气更加稀薄。积雪已没过膝盖,上是陡壁,下是深渊,稍不小心就会踩空。谢飞背着步枪、米袋艰难地向上攀登。快到山顶时,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雪片和冰雹劈头盖脸打来。大家冻得发抖,谢飞她们赶紧口含生姜,拚命往上冲,终于登上了山顶。下山时,谢飞和战友们坐“土飞机”似地向下滑,好不容易来到夹金山脚。就这样,红军又陆续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和仓德山等大雪山。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松潘毛儿盖,从毛儿盖往北走就是数万里的水草地。过草地前,每个人筹足了15斤干粮。

  8月21日,右路军离开毛儿盖,进入松潘大草地。浓雾迷蒙,一天数变,忽来一阵风,时而一阵雨,继而一阵冰雹,变幻莫测。谢飞没有帽子,只能头顶脸盆,在风雨中前行。大家的粮食吃完了,就被迫吃皮鞋、皮带,挖野菜、尝百草。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走出了茫茫水草地。这段艰难的经历,她终生难忘。

  革命伴侣,谢飞精心护少奇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对于单身女红军的婚姻大事,大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热心牵线。渐渐地女红军们都各自有了小家。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谢飞经邓颖超牵线,嫁给了刘少奇。

  谢飞回忆道:“一天,邓颖超给我看一封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助解决个人问题,现在自己有了意中人阿香,请大姐做媒。”谢飞看信后,往事涌上心头:在中央苏区就见过少奇;过草地时,和少奇第一次说话;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经常得到少奇的帮助,目睹了少奇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品质,敬爱之心油然而生。如今,邓大姐提出婚事,她双颊飞红,害羞地点了点头。

  这一天,刘少奇和谢飞凑了几元钱,买了一点酒和花生,在邓颖超主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和周恩来等10多位中央领导高兴地前来贺喜。她和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地叫她阿香。

  当时,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谢飞在工农检察部工作。谢飞经常陪刘少奇到工厂视察。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谢飞陪同刘少奇去华北,加强北方局的领导。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理惠兴德成衣铺楼上。白区地下工作环境险恶,随时有生命威胁。刘少奇公开身份是“周教授”,谢飞是“周太太”。刘少奇运筹帷幄,管辖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黄河以北的各省市党的工作。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累了,谢飞悄悄送上一杯新茶;少奇写的文章,谢飞是第一个读者;谢飞负责管理机要文件,传递信件,同时,精心保护少奇的安全。在少奇的领导、谢飞的协助下,华北抗日局面迅速打开,扩大了党的影响。

  铁军东进,奋战抗日最前线
 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刘少奇兼任中原局书记,统管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被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有“小延安”美称,是我党的红色根据地。刘少奇于1939年1月抵达竹沟,立即组建了中原局。不久,从马列学院毕业了的谢飞奔赴竹沟,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协助刘少奇工作。后来,谢飞出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舒(城)无(为)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她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开办党训班、组织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秋,谢飞受少奇重托,渡过长江到皖南军部给项英送信后,由于日伪军封锁控制了交通要道,谢飞过不了长江,从此与少奇中断了联系。

  此后,谢飞就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兼江南社副社长、《大众报》负责人。谢飞带领江南社同志穿梭在水网地带,泛舟于芦苇荡中。她和编辑们一起调查研究,亲自写评论,宣传中央抗战方针,报道抗日成果。江南社办的《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对苏南地区的抗日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底,谢飞等一批优秀干部被派往浙东,谢飞任余上县委书记、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政委。谢飞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指挥果断,有勇有谋。其中有一次战斗就消灭敌人100多人,俘虏顽军大队长以下30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40多枝、子弹1000多发。被誉为敌人闻风丧胆的“谢团长”。特务营也由原来的200人,扩大为600多人,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实力最强的部队。

  满腔热情,呕心沥血为法学

  1949年5月,谢飞从东北调到北京,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后来又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满腔热情为新中国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完成专修班的教育任务后,谢飞为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于1953年考取人大法律系研究生,继续深造。

  1957年2月,谢飞研究生毕业,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她手捧任命书,百感交集,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她深知,加强法制建设任重道远,这副担子无论多重也要挑,因为这是党和人民交给的担子。

  在政法公安教育战线上,谢飞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司法干部。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学员大多数成为公检法司领导骨干,国家建设的栋梁。

  谢飞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培养,坚持开设新疆班、西藏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司法干部。

  1978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停办12年的中央政法干校恢复办学,谢飞任副校长。第二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个重要法律。为确保这7个法律的切实实施,中央政法干校受党中央委托,举办了两期法制宣教班,培训各省、市、自治区政法机关、军队政法院校有工作经验和宣讲能力的处以上干部。谢飞亲自写讲稿,主讲《加强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课。

  1982年,中国法学会成立,谢飞被选为第一届理事。她积极工作,撰写的多篇论文发表在法律学术刊物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谢飞继续为革命忙碌着,1984年6月,年逾古稀的谢飞就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顾问。她曾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顾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名誉会长等职。1991年9月,为表彰谢飞对公安、法学教育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公安部授予谢飞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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