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的前半生

1975年3月2日，一位患有病毒性肺炎的72岁老者病死在北京，他的名字叫饶漱石。这个名字往往是与“反党阴谋”、“反党同盟”联系在一起的。事隔27年以后，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正式给饶漱石立了传，并且在传记的前言写道：“饶漱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

　　【投身工运】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2年秋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大”是中共早期创办的著名干部学校之一，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摇篮”，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曾经在这里讲学、活动。1924年起，饶漱石逐渐接触工人运动，积极参加李立三、邓中夏、项英领导的“工友俱乐部”活动。“五卅”运动爆发以后，饶漱石与刘少奇一道组织并参加了上海群众的大规模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由于饶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敏捷，上级党组织对他比较重视，次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清党”后，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积极响应，并派兵查封上海大学。饶漱石离开上海，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任后积极开展恢复工作，并与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到奉天纱厂了解该厂的革命斗争情况。1929年8月22日，奉天纱厂发生工潮，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因告密被捕，透露厂外有人接应。刘少奇、孟用潜遂被厂警发现。盘查中，厂警对刘少奇操南方口音深表怀疑，便把刘、孟带走，移交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审讯过程中，刘少奇巧妙与对方周旋，奉天警方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刘少奇和孟用潜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沟通，并让常宝玉翻了供。经过中央及满洲省委努力营救，加之奉天警方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刘少奇、孟用潜终于在9月中旬被取保释放。

　　此后，饶漱石被送往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重点培养。在莫斯科，饶漱石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和锻炼，还被指派到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2年，饶漱石奉派回国，担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因为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的方式上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唱了对台戏，被撤销职务。直到1933年春才又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同年8月调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秋再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遇俘疑云】

　　抗战爆发后，饶漱石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同年夏，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曾山一道领导东南局工作。

　　饶漱石到东南局后，很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有了分歧。项英在新四军内部威望很高，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老资格的工运领袖。项英强调皖南有其特殊性，反对把华北的经验照搬到皖南来，饶漱石与之发生争执，用饶自己的话说就是“闹了四五个钟头”。此后，项英对人说：“他（饶漱石——引者注）是抗战以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他对中国情形不懂得。”项英不让饶漱石参加有关会议。关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在1941年5月17日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检讨皖南事变报告中如此谈及：“项英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以一个电报叫他滚蛋……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山曾经准备把他与项英之间的分歧向中央报告，“电报未发完，项英知道有问题，就把译电员撤了，后来我要求去参加党的七大的电报也发不出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山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饶漱石的电报送达中央以后，中央要求项英把皖南所有的情况知会饶漱石，指示增补饶漱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依然我行我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1卷，《饶漱石》词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危急关头召开的军部会议却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气愤之极，冲到会场质问主持人：“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1月9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突然发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不见了，马上去找饶漱石，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项英的不辞而别，令饶漱石等人大感意外，叶挺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饶漱石1941年5月18日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转引自童志强《饶漱石和新四军》，《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饶漱石即召集领导干部开会，当场亮明了自己的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并给中共中央及中原局发电报表态：“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复电称：“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1月12日，毛泽东电告新四军：“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1月14日，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扣押。

　　1941年1月16日，饶漱石被捕，但很快脱险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1941年3月8日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和叶挺突围的情况以及自己脱险的经历：“子铣日（16日）深夜派卫士下山收买一连长成功，筱日（17日）晨由其代办便衣通行证等，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脱离虎口。”在这份报告中，饶漱石并没有完全说实话。事实是，饶漱石在被捕时诡称自己是美国华侨，投身抗日，在新四军内部工作仅几个月。他收买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住了一晚上。这位名叫叶正顺的连长还做了一顿饭给饶漱石吃，并且安排由排长陪他办理路条，护送出警戒线。1955年公安机关专案调查时找到了叶正顺本人，把饶漱石被捕以后的事情搞清楚了。但是，公安机关的调查也证明了一点，即饶漱石在被捕以后没有叛变或出卖同志。

　　194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离开期间，由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在新四军、华中局共事期间，刘少奇、饶漱石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1941年刘少奇与王前结婚时，还专门邀请了饶漱石、陆璀参加。据杨尚昆回忆，刘少奇还曾经称赞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不过，对于刘少奇、饶漱石的关系，王光美生前接受访谈时曾经如此表述：“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饶漱石在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以后，与陈毅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终于上演了一幕历史上扑朔迷离的“黄花塘事件”。

　　【“黄花塘事件”：与陈毅发生矛盾】
有关“黄花塘事件”的起因和经过，《陈毅传》中这么描述：1942年5月，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0日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陈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对比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开始了。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饶漱石因此感到压力。饶漱石“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是问题。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任命为书记。饶漱石忐忑不安。正值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的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他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则到40里外的大刘鄂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陈毅按照原订计划于8月13日召开会议，大家各抒己见，发言越来越热烈，并且焦点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的身上。陈毅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大家的发言材料送请审阅，饶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使一些负责干部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不免心存戒惧。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两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饶漱石事后给中共中央去电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因为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在淮南盱眙县黄花塘村，故史称此事为“黄花塘事件”。

　　中共中央对于陈毅、饶漱石之间的矛盾很重视。最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回延安参加“七大”。陈毅颇多感慨，写诗云：“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作为“黄花塘事件”见证者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事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是假的。一个人无法样样都当第一，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革命回忆录》之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花塘事件”发生后，陈毅曾经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陈毅一语成谶，“黄花塘事件”10年以后，饶漱石果然“翻船”。

　　1945年，“七大”召开，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本来在小组讨论时，潘汉年曾就饶漱石的缺点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饶“欺人、弄权、虚伪”，不宜担任中央委员。“为使饶漱石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林蕴晖《刘少奇之路（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不久，194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任命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连获重任的饶漱石有些意气风发，他曾经与杨尚昆一起共事，杨尚昆经常呼之为“小饶”。可是，当1946年底前后杨尚昆再称呼他为“小饶”时，饶漱石竟充耳不闻，直到杨尚昆改口“饶政委”，饶漱石才答应。（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反“潜伏”：以特反特、以毒攻毒】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分局改成华东局，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并把原华中局改成华中分局，也划归华东局领导。在主持“土改”期间，康生又过分强调“贫雇农当家”，对一些坚持正确主张的干部实行打击，称之为“搬石头”。为此，毛岸英仗义执言地表示出对康生的不满，而对饶漱石则有些欣赏。（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其实，饶漱石在山东土改的问题上同样犯有“左”的错误。1947年7月7日，他在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一锅端，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他还说：“礼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对驴……有的同志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分？为什么不能分资本家的浮财？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黎玉《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版）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已逐渐纠偏，但饶漱石仍强调山东的土改是“形左实右”。与此同时，他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与黎玉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序幕徐徐拉开，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张震等人一道研究对策，由粟裕综合大家意见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俗称“小淮海”）的主张并被军委采纳。1948年8月，饶漱石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制订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考虑发动渡江战役，并决定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饶漱石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为此，饶漱石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在针对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斗争中，饶漱石立下过汗马功劳。

　　饶漱石领导的“反特”斗争是与中共党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特殊人物紧密相联的。此人叫胡均鹤，江苏吴县人，是抗日名将赵尚志的妹夫。1925年，胡均鹤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央委员会书记。1932年11月，胡均鹤被捕，敌人利用其妻怀孕及伪造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诱降，胡均鹤终于变节自首。变节后的胡均鹤为中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与潘汉年建立了联系。苏州解放时，胡均鹤找到了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陆政，说想要找潘汉年，陆政就要他去丹阳见饶漱石。

　　对于胡均鹤，饶漱石并不陌生，某种意义上说在上海时他还是胡均鹤的“手下”。饶漱石便派杨帆去探胡的口风，胡均鹤表示愿意提供“中统”特务在上海潜伏人员名单以立功赎罪。饶漱石得知后，对杨帆说：“这个人有用处，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情况复杂，要用特务反特务，特别是汪精卫特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吃过国民党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

　　按照饶漱石的指示，杨帆安排胡均鹤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情报委员会主任。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肯定。进入上海以后，饶漱石听到有两名国民党高级特务主动自首，非常高兴：“第一个来自首的一定不能杀，国民党就是用叛徒，用自首的政策搞垮我们地下党的，我们也要用这种办法对付国民党的潜伏组织。”饶漱石后来还专门提出解放前的关系可以用，特务可用，在一定的时候公开用，用特务整特务，但掌舵必须注意。据有关部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胡均鹤作出的正式结论中称：“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胡均鹤为主任的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各种敌特活动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武装匪特案件470起，缴获电台81部，搜获与香港秘密联系、破坏金融物价政策的商报台14部。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饶漱石当初安排胡均鹤“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手段还是颇具成效的，这为解放不久的上海的稳定和恢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饶漱石颇有些能力，对待下属也有理解、照顾的一面。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曾因不满部分苏军干部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被迫离职，是为“旅大事件”。他回到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汇报工作时还不无顾虑地问：“人家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漱石听罢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说是反苏？我看只是礼貌问题，我知道你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稍后，刘顺元被任命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书记，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张鼎丞在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央的这项任命时还不忘告诉大家刘顺元是“富有城市工作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然而，饶漱石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艾丁说饶是“伪君子”，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形容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杨尚昆也感到饶“权位观念重”。（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饶漱石自己就公开宣称：“和我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黎玉《黎玉回忆录》）这些弱点、缺陷与饶后来的身败名裂不能说没有关系。

　　上世纪50年代，阎宝航之子阎明复曾与饶漱石的女儿饶兰欣认识。饶兰欣喜好集邮，阎明复正好有几张苏联朋友送来的纪念邮票，饶兰欣知道了就向阎明复要。经获准后，阎明复来到饶漱石家中，饶漱石妻子陆璀出来迎接他，阎明复顺便问了一句：“漱石同志身体怎样？”陆璀就说饶漱石在楼上，可以去看一眼。上楼以后的阎明复见到了表情木然的饶漱石，当时阎明复还不知道党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只是和饶漱石握了握手，饶漱石说了一句：“啊，小阎来啦。”就此再无第二句话。这大概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饶漱石留给世人的最后记忆了吧。

　　（作者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