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視察東北林區穿戴過的雨衣、鴨舌帽 在劉少奇紀念館展廳裏,陳列著一套普通的雨具。雨衣為灰色,長122厘米,肩寬57.7厘米,重750克,後開衩、小披領、敞口袖,扣為內扣,有裏外雙層;帽子為藍灰色,晴雨布料,內印“國營上海第六制造廠制造”。該雨具是劉少奇視察東北林區時穿戴過的,經鑒定屬國家二級文物,原來由劉少奇夫人王光美保存。1985年和1987年,王光美將它們捐贈給了劉少奇紀念館。
我國的東北部,有一大片林海,包括大興安嶺、小興安嶺、長白山等天然原始森林。長期以來,由于採伐和培育比例失調,育林跟採伐脫節,森林資源有很大的浪費。
森林資源問題是劉少奇非常關心的一個重大問題。他多次找林業部門的領導和有關專家談話,了解情況,並叮囑秘書:“收到林業方面的材料要立即送給我,不要壓下。”當了解到林業存在的問題嚴重時,劉少奇決定到林區作一次實地考察。
出發前,劉少奇找林業部門的負責人談話,提醒大家說:“林區工作在國民經濟建設中同其它部門一樣也很重要。但是,往常很少有中央領導同志去那裏深入了解情況。我國的森林資源相對較少,我們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們死後都是要受審判的。”
為解決我國森林資源開發建設中的問題和制定林業工作的長遠規劃,1961年7月16日至8月10日,劉少奇率領一支考察隊伍,對我國東北、內蒙古國有林區進行了為期26天的視察調研。
林區並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鳥語花香,令人心曠神怡。夏季的興安嶺,雖然涼爽,但天氣反復無常,經常有雷雨的突然襲擊。在濃密的樹林中,陰暗潮濕,山路泥濘。蚊子也十分厲害,能穿透很厚的衣服吸吮人血。63歲的劉少奇全然不管這些,每天與大家一樣,穿著雨衣、雨靴,戴著雨帽,在泥濘無路的林區裏穿行。他手裏拿著一根樹枝,既當拐杖,又用來驅趕嗡嗡纏人的蚊蟲。進入林區後,劉少奇白天深入林場,看採伐、集材、歸楞等生產操作,觀察林場的更新情況,訪問工人生活區;晚間,在火車上召開工人、幹部座談會,聽取匯報,並找人談話。一天,劉少奇視察完吉林省伊春市寒月林場,坐火車回到伊春市,晚上又召集當地有關代表座談,詳細了解林業職工的生活情況。他突然問這裏是否買得到酒。林區群眾由于所處環境關係,有喝酒的習慣。可當時國家困難,缺糧少酒,林區交通又不方便,酒的供應極少。劉少奇了解這個情況後說:“林區工人的工作、生活條件都很艱苦,常年處于陰寒潮濕的環境中,必須要保證讓工人有足夠的酒喝。”他指示有關部門,一定要保證供應,作為急需生活物資優先運到林區。劉少奇還提出,讓林業工人就地安家,解決他們生活的困難。會後不久,林業部門的領導便派人到林區,給每個工人發了一雙膠鞋、15尺布、一套秋衣褲,還送去了一些燒酒。以後工人的住房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
劉少奇不僅關心和積極解決群眾眼前的問題和困難,更顧及到他們的長遠利益。他常講起,歷史上長安、北京等地區都是林區,建了都城後,樹就被砍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來,就因為沒人煙,來了人就剃光頭,這樣不行。
7月22日,劉少奇視察了小興安嶺帶嶺林業實驗局勝利林場,以及豐林林業局和豐林林區。在豐林,劉少奇觀看了採伐作業現場和原始紅森林,作了許多指示。
在視察中,劉少奇發現森林資源浪費很大,採、育比例失調。劉少奇沉思良久,抬頭望著那參天的松樹,語重心長地對陪同的林區領導同志說:“百年之後,還能不能有這樣的紅松林啊!我們這一代人都把它們採光了,下一代怎麼辦?要後繼有人,也要後繼有林啊!我們要給後代留下一片青山。”接著他又說:“樹木採伐後,森林更新必須跟上,人工育林與天然更新相結合,但要以人工育林為主。”
在住地,劉少奇應邀揮筆題詞:“充分利用森林資源,盡可能滿足國家和人民群眾各方面的需要。”
在林區視察期間,有一次他在觀看紅旗油鋸手孟昭貴伐木,看到大樹一倒下,就要損傷許多小樹木時,心疼地說:“要想辦法盡可能使小樹少受損失才好。在採伐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小樹和幼苗,更要注意造林育林。要做到伐區不斷更新不欠賬,生長量要跟上採伐量,才能做到青山長綠,後繼有林。”
他還詳細地查看了伐木後留下的樹樁,指著一個樹樁說:“伐木時向根部多伐一公分,就可以生產許多木材。”同時他詢問了伐木的技術問題。當聽到有人說站著伐最省力、速度快,但浪費很大時,劉少奇說:“過去日本佔領時期,對林區進行掠奪性採伐,只伐不育,極大地破壞了我國的林業。我們國家的林業並不發達,從現在起必須狠抓這個問題。否則,過不了多少年,森林資源就要枯竭,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危機啊!在採伐的同時要造林、育林,這是統一的又是矛盾的,我們力求處理好這個問題。現在伐木的許多工序還是手工作業,工人很辛苦,生產效率也低,以後要向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發展。”
通過視察,劉少奇了解到這個主要林產區的森林資源狀況。並對我國林業的採伐與更新、木材的綜合利用、工人生活區的建設等,提出了一係列重要意見。這些意見,後來都由中央有關部門形成了政策性文件。
據王光美回憶,在歷時近1個月的視察中,劉少奇克服種種困難,踏遍大小興安嶺和牡丹江的幾個林區。劉少奇當時已60多歲,卻精神飽滿,有時一天要跋涉幾十裏山路,忍受長時間的的蚊叮蟲咬。在他換下的被汗水、雨露濕透的衣衫上,常常帶有斑斑血點。這是人民交給他的工作,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願意。
今天,重睹劉少奇穿戴過的雨衣雨帽,回憶起他親切的叮嚀與囑托……那一幕幕,山林不會忘記,興安嶺的人民更不會忘記。
回鄉調查時乘坐的吉普車
這是一輛很普通的吉普車:型號為蘇式嘎斯69,軍綠色,長367厘米,寬175厘米,通高187厘米。該車原為中共湖南省委接待處用車,“文革”中由一造反派組織使用。車子損壞後,丟棄在中共湖南省委黨校。1988年,中共湖南省委黨校將該車捐贈給了劉少奇紀念館。就是這輛普通的吉普車,曾經伴隨著國家主席劉少奇有過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強迫命令風、浮誇風、生產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共產風“五風”錯誤,帶來的不是一廂情願的大發展,而是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農業生產一降再降。加上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人民生活處于極端困難的境地。為了走出困境,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議題之一即是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以研究解決當時農村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人民公社的規模、體制、供給制、公共食堂等。會上,劉少奇針對1958年“大躍進”以來農村政策上出現的失誤,指出:“我們確實犯了不少錯誤,相當多的人吃了苦頭,現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經驗。”他強調當前最重要的就是全黨要執行毛澤東提出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指示,並且身體力行。會後,他立即坐上了從廣州到長沙的列車,4月1日回到湖南進行農村蹲點調查。這是中外歷史上國家元首從未有過的長達44天的農村調查。
中共湖南省委對劉少奇的來湘調查非常重視,對他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衛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劉少奇知道後嚴肅地說:“這次是來蹲點調查,不住招待所,採取過去老蘇區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稻草,既不擾民,又可深入群眾。一切輕裝簡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4月2日下午,劉少奇向省委要了一輛蘇式嘎斯69吉普車和一名工作助手,匆匆離開長沙,前往故鄉寧鄉縣等地調查。從4月2日到5月16日,劉少奇走訪了寧鄉、長沙、湘潭各地10多個生產大隊(村)。這輛吉普車陪伴63歲的劉少奇的累計行程達4000多公裏。每當吉普車顛簸在湖南鄉村的沙石公路上,劉少奇總是細心地觀察,感慨萬千。看山丘,山丘上光禿禿的,雜草叢生;看村莊,農民的住房拆得七零八落,一派荒涼。劉少奇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何才能度過難關,劉少奇在車上不斷地思索著。
劉少奇每到一地,總是認真地調查。劉少奇調查的方式多種多樣,有開調查會、家庭訪問、約人交談、田頭聊天、看望病人、實地觀察、聽取匯報等;劉少奇調查的對象很廣,包括縣、公社、大隊、小隊各級幹部,普通黨員、社員、社辦工業工人,少時的朋友、熟人和親屬,還有受過處分的黨員幹部等;劉少奇調查內容很多,涉及到農民最為關心的各項問題,如食堂問題、糧食收購和分配問題、供給制問題、房子問題、退賠問題、山林問題、農業手工業問題、農村商業問題、幹部隊伍狀況問題、商品價格問題、民主和法制問題等。
劉少奇對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可以說到了體察入微的地步。家訪時,他要看看社員的壇子、罐子裏有沒有油鹽,揭開鍋蓋看看吃的是什麼飯。他甚至親口嘗過農民充饑的野菜、糠粑粑,親身感受農民生活的艱難困苦。正因為這樣,劉少奇掌握了大量的農村、農民生產、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對我國國民經濟困難的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不僅糾正了當時湖南的“五風”錯誤,解散了公共食堂,而且為我黨制定和實施正確的農村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劉少奇100周年誕辰大會上,江澤民同志對劉少奇這段歷史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在60年代初經濟困難時期,劉少奇同志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傾聽群眾呼聲,堅決支持和指導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為我國經濟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歷史無言,記錄著共和國主席勞苦功高的一生;吉普車無言,記錄著劉少奇來湘調查的點點滴滴。今天,當人們來到劉少奇紀念館,了解到這輛吉普車背後這段感人的歷史後,無不從心底裏升起由衷的敬意。此吉普車經鑒定為國家二級文物,現正準備申報為國家一級文物。
訪蘇時攜帶的牛皮箱
在劉少奇紀念館第四展廳裏,陳列著一只棕黃色牛皮箱。箱重5000克,長65厘米,寬39厘米,高26厘米。這只由上海榮順制造的折疊手提式皮箱,是劉少奇去蘇聯出席蘇共十九大及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勝利35周年慶典時用過的。為國家二級文物。
劉少奇作為我國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曾有過6次對自己的革命生涯、對國家建設和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義的莫斯科之行。這只皮箱是劉少奇1952年10月第四次赴蘇的歷史見證。劉少奇的這次訪蘇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第一次公開派出黨政代表團參加蘇共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劉少奇第二次專程赴蘇同斯大林會談。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1952年10月,蘇共要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邀請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共中央決定由劉少奇率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並借機就國內建設徵詢蘇聯的意見。9月30日,劉少奇攜帶裝有一般物品的棕黃色牛皮箱,率中共代表團從北京出發,10月2日抵達莫斯科。10月5日,蘇共十九大開幕後,劉少奇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被安排在主席臺來賓席的第一排,相當引人注目。10月8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致詞並宣讀中共中央的祝詞。
斯大林同劉少奇已經熟識。大會閉幕後,他從克裏姆林宮打電話向劉少奇表示問候,並致歉說,最近他忙得不可開交,一時抽不出時間會見中共代表團,希望稍等幾天。
來蘇之前,毛澤東要劉少奇就中國共產黨準備實行的幾項大政策,包括社會主義改造、全民選舉、制定憲法、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代表大會,當面同斯大林交換意見。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2年10月20日,劉少奇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就中國國內的經濟狀況、社會主義改造、制定憲法、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和黨代表大會以及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過渡等主要問題的政策、思想作了詳細的說明,其中有關對中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設想,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最早文字說明。斯大林收到信後,十分重視,于10月24日和28日,兩次會見劉少奇及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24日的會談中,斯大林明確表示讚同中共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意見,接著還談了對中國土地國有化、對待富農政策等問題的意見;28日,斯大林在會談中建議中國盡快進行全民選舉和制定憲法,他對劉少奇說:“你們不制定憲法,不進行選舉,敵人可以利用兩種方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的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二是說你們國家沒有憲法。在憲法中可以規定:第一,全體人民,包括資本家、富農在內,均有選舉權;第二,承認企業主和富農的財產權;第三,承認外國人在中國的企業的租借權。這些事實在中國都是存在的,並不妨礙你們搞憲法。我想你們可以在1954年搞選舉和憲法。”
斯大林的建議很有道理。劉少奇在會談後立即將這一情況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詳細的匯報。所有這些都對中國共產黨制定國內外政策,為順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終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同劉少奇會談,是斯大林最後一次會見中共領導人。4個月後,斯大林突患腦溢血與世長辭了。
斯人已逝,舊物依然,曾經陪伴劉少奇1952年訪蘇的棕黃色牛皮箱,被劉少奇完好地保存下來。“文革”期間,這只皮箱被中央專案組封存。1980年,劉少奇平反後,專案組將其退還給王光美。1983年11月,劉少奇85周年誕辰之際,王光美將此皮箱捐贈給劉少奇紀念館。
越南胡志明主席送的鐵木茶幾和禮帽
在劉少奇同志紀念館的展廳裏,陳列著1963年越南主席胡志明贈送給劉少奇的禮品——茶幾和禮帽。茶幾長87厘米,寬41厘米,由鐵木制成,四周共10個突起,茶幾由3根圓木支撐,上面由中心向四周發散木紋,呈棕色;帽子為灰色盔式禮帽,長軸為23.5厘米,短軸為8.5厘米,帽頂和帽檐有多層布帛拼成的圖案。1985年和1987年,王光美將它們先後捐贈給了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偉大領袖,也是中國人民尊敬的朋友。在傳奇般的革命生涯中,他同我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為中越兩國兄弟般友好關係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1月18日,中越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國是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美國開始力圖控制越南,遏制中國。1961年,美國在越南南方發動了“特種戰爭”。胡志明來華訪問,同中國領導人討論今後的越南形勢。中國表示堅決反對美國違反日內瓦協議,對越南發動侵略戰爭,承諾將全力支持越南的正義鬥爭。隨後雙方簽署了協同作戰計劃和向越方提供軍援文件。
1963年5月11日,在美國侵越步步升級的局勢下,為表示對越南的支持,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對越南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受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盛大、隆重、熱烈的歡迎。胡志明主席在機場發表講話說:“越南人民早盼望劉主席的來訪,因為‘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劉少奇對在機場上受到熱烈盛大歡迎表示感謝,同時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中越兩國是唇齒相依的鄰邦。我們兩國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難的兄弟。無論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長期鬥爭中,還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我們總是相互支援,密切合作。我們兩國的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不斷鞏固和加強我們之間的友好團結,是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我們共同事業勝利的保證。”歡迎儀式結束後,劉少奇和胡志明同乘一輛敞篷車前往主席府。在車隊經過的長約10公裏的道路上,20多萬人夾道歡呼鼓掌。當天晚上,胡志明在主席府舉行盛大宴會,歡迎劉少奇一行。宴會結束後,賓主到主席府旁邊的花園中,觀看正在越南訪問的中國雜技團的表演。在晚風吹拂的花園中,成千盞彩燈在綠樹中閃閃發光。雜技團表演結束後,胡志明和劉少奇上臺祝賀演員們表演成功。
劉少奇和胡志明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認識。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劉少奇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應在廣州創辦培訓越南革命青年“特別政治訓練班”的胡志明邀請,給越南青年講課。劉少奇專講工人運動,給胡志明及越南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3月,胡志明當選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兼政府總理。1950年1月底,他秘密訪問中國,請求中方對越南的抗法戰爭提供經濟、軍事支持。當時,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工作,在北京熱情接待了胡志明,決定由朱德、聶榮臻、李維漢、廖承志組成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解決辦法,同時向在蘇聯的毛澤東匯報胡志明的請求。8月,中共中央決定向越南人民提供全面的援助,並派羅貴波作為中共中央的聯絡代表赴越工作、了解情況,為援越事務做好準備。1950年初,胡志明要求送21名學生來中國高級黨校學習。劉少奇立即批示馬列學院負責安排,並提出可讓越南再派30名學生來,湊齊一個班。1951年2月,胡志明當選為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52年劉少奇去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胡志明也在莫斯科,他常到劉少奇住處交談。1961年、1962年,胡志明曾到劉少奇家作客並照像留影。後來胡志明多次對中國進行訪問。老友重逢,就像親戚見面一樣。
盡管如此,胡志明還是為劉少奇的此次來訪,準備了鐵木茶幾和禮帽作為禮品,在適當的時候送給了劉少奇。茶幾和禮帽雖然不是什麼貴重禮物,但表達了越中兩黨、兩國,以及胡志明與劉少奇之間的深厚情感。
《論修養》——黨建理論不朽的篇章
在劉少奇同志紀念館的藏品中,有一本《論共產黨員修養》。此書是1986年4月在延安紀念館徵集的,是1939年抗戰時期在延安出版的單行本。書長17厘米,寬12厘米,厚0.5厘米,重123克,共計128頁。這本《論共產黨員修養》屬于目前保存較少的早期版本,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1939年7月8日和7月12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報告,在學員中引起強烈反響。該院院長張聞天根據學員的要求,請劉少奇將報告整理成文,並由延安中央機關《解放》周刊責任編輯吳黎平親手送交毛澤東審閱。僅3天時間,毛澤東就批閱了全稿,並附短信一封,信中稱讚劉少奇的文章:“提倡正氣,反對邪氣。”並指示盡快發表。
對于這部闡述黨的自身建設的重要著作,鄧小平在劉少奇追悼大會上曾高度評價:“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和其他關于黨的建設的著作,教育了全黨的廣大黨員,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
毛澤東多次稱讚《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一本很有益的書,認為對黨員同黨的關係、共產黨員進行思想意識上的修養等問題,講得很透徹。當時,在延安的新老幹部人手一冊。大家認真學習,常用它對照檢查自己。
當年,在延安馬列學院親聆劉少奇教誨的王首道深切回憶:“多少年來,廣大黨員和黨外知識分子,熱愛這本書,甚至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我看到烈士的衣兜裏,也珍藏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鮮血所染紅。”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要加強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是江澤民在1991年3月11日參觀劉少奇同志紀念館後的題詞。
那麼,《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何以具有如此的理論魅力和強大的生命力呢?那是因為它有著深刻的、不平凡的思想內涵。在1962年修訂再版時,劉少奇曾對負責這部著作編輯的同志說過:這部書是根據多年對黨內生活的觀察,在思想修養方面作的一些總結。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作于抗戰時期。當時,我們黨正處在一個大發展同時又需要鞏固的時候。抗戰爆發後,大批具有革命熱情的積極分子被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這一方面壯大了黨的力量,但同時也使革命隊伍的思想意識復雜起來。因此,如何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對全黨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特別是幫助新黨員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達到共產黨員的標準,成為鞏固我黨的一個重要問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是為回答這一問題而寫作的。他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實際出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結合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地、係統地提出了共產黨員的修養理論。深刻地論述了共產黨員在改造社會、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加強自身各方面的修養。特別指出了修養同實踐和理論學習的密切關係,強調了實踐和理論學習對共產黨員修養的重要性。它是毛澤東黨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部偉大的關于黨的思想建設的經典性的不朽著作。
據考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報告在1939年八九月由《解放》刊出,11月7日由延安新華書店首次出版單行本後,一些地方即開始翻印。1943年《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被編入《整風文獻》出版後,各根據地和解放區紛紛翻印,翻印本不僅滲入國統區,而且也在香港和國外流傳。現在中央檔案館的該書早期版本就有12種。1949年的第一次修訂本到1952年就發行了近70萬冊。1962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修訂本,至“文革”前,印數竟達1800多萬冊。幾十年中,該書先後印刷了數十次,還有英、日、捷、荷、西班牙等多種譯本在數十個國家發行。人們讚譽它是“一部培養合格的成熟的共產黨員的教科書”。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成為每一位追求進步、向往真理的青年的必讀書。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其影響之深,傳播之廣,在馬列主義著作史上也是罕見的。今天,仍然是每位黨員同志必備的讀物。
今天,我們重讀這部不朽名著,將使我們的每個黨員在思想上、作風上受到新的洗禮,將使我們黨在思想上更加堅定,組織上更加堅強,從而我們的國家將更加穩定、繁榮和富強。
劉少奇的萬冊藏書
在劉少奇同志紀念館裏,收藏和陳列著王光美于1992年捐贈的劉少奇生前的萬冊藏書。藏書中以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較多,包括馬列與毛澤東著作,法律、軍事、外交、宗教、歷史、倫理道德、文學藝術以及少量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其中有不少古典線裝本和俄、日、英等國文字的版本,還有10多種反映一些國家和我國少數民族歷史風情的圖冊原本。這些珍品是他留給三湘故土的一片深情和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王光美捐贈時一再叮囑要珍藏好,使用好。
劉少奇很愛讀書,幼年時代在寧鄉老家炭子衝就有“劉九書櫃”的雅號。據王光美回憶,劉少奇讀書有個特點,就是認真、過細、喜歡聯係實際思考問題。凡是他讀過的書,有眉批、尾批、圈圈點點,重要的地方還夾上小紙條,以備日後查看。
解放後,劉少奇利用休假的時間專門讀書的經歷有3次。第一次是1951年秋,去杭州休病假1個月,時年53歲的劉少奇特意帶去范文瀾所著厚厚的幾本《中國通史》。每天早飯後,除了在住處附近散散步之外,便是戴著老花鏡,閱讀此書,每天學習不少于10小時。他一邊讀,一邊思考,手裏的鉛筆不時地在書上圈圈點點,有的書頁上還寫滿了眉批。在休假的1個月裏,他係統地讀完了《中國通史》。身邊的工作人員滿懷敬意地說:這哪裏是休假呀!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海南島休養時,他剛住下便召集身邊的工作人員開會,動員他們同他一道利用休假這段時間,結合1958年社會調查的材料,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第四、五、六、七分冊。在一個多月的假期裏,他們上午讀書,下午討論,學習氣氛異常濃厚。當時主持廣東工作的陶鑄、林李明也應邀常去參加學習。劉少奇在這段時間裏,查閱了許多資料,還和陶鑄、林李明、薛暮橋、王學文等討論當時國民經濟中出現的新問題和解決辦法。後來,人們把這次學習稱作“海南讀書會”。休息療養又成了有名無實。第三次是1961年冬他在廣東從化溫泉療養期間。劉少奇這次讀的是古典小說《紅樓夢》。劉少奇讀它既是當文學名著來欣賞,也是當政治歷史教材來研讀。
劉少奇讀書總是聯係實際讀。王光美回憶說,20世紀50年代末,人們大講“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組織上發了一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的書給王光美,劉少奇對這本書很感興趣,他最先讀完,還加上了很多結合當時實際的批語、記號。後來,他又把這本書送給當時擔任石油工業部長的余秋裏去看了。
結合實際讀書,理論聯係實際開展工作,是劉少奇長期鬥爭中形成的習慣,也是他一貫的工作作風。據王光美講述,劉少奇往往是先下去聽匯報、調查研究,把實際中遇到的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作出回答,形成正確的理論,指導實際工作。劉少奇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報告,往往都是這樣寫成的。劉少奇寫報告,往往都是自己動手起草,一坐就是幾天,甚至十幾天。
劉少奇一生酷愛讀書,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這可以從劉少奇紀念館陳列室裏蕭勁光將軍寫的《憶早期赴蘇學習時的少奇同志》這篇文章得到佐證。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少奇同志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閒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見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
今天,當我們站在劉少奇的萬冊藏書前,倣佛看到了當年日理萬機的劉少奇在查閱資料,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他那勤于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和勤奮讀書的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見深情的小煙嘴
在劉少奇同志紀念館的文物庫房裏,珍藏著劉少奇生前用過的一只小煙嘴。它是1983年王光美捐贈的,為國家二級文物。
這個頗為精致的煙嘴,上端為黑色有機玻璃,下端為白色金屬,金屬部分能伸縮,便于去除煙頭。煙嘴上有五條呈條狀的花紋,並刻有外文。
據王光美回憶:該煙嘴是劉少奇20世紀60年代用過的。係德國進口,原為毛澤東所有。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將這個煙嘴送給了劉少奇。劉少奇對此十分鐘愛,長期將它帶在身邊使用,還經常讓王光美幫助擦洗。
劉少奇在生活中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就是愛抽煙。這習慣可能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養成的。他在思考問題的時候,總是習慣地一邊慢慢地踱著步子,一邊一支接一支地吸煙。在艱苦、危險的革命戰爭年代,他一天常常要工作10多個小時,遇到緊要關頭,他更是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地工作和思考。而在工作時,他又必須靠著吸煙來提神。新中國成立後,劉少奇擔任了黨和國家重要的領導職務,香煙仍伴隨他日理萬機。不管是批閱文件還是思考問題,他總是少不了煙。在不少反映劉少奇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少奇或拿著香煙,或正在吸著煙的靜止瞬間。
劉少奇愛抽煙,在經濟條件較好的建設時期還好辦,在條件艱苦的戰爭年代就常免不了“資源”枯竭。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時,工作人員不論職位,月薪都是15元。劉少奇常常等不到發薪,煙盒就空了。為了備煙荒,劉少奇將平時吸剩的煙頭留下來,沒煙抽時,就用紙卷著這些剩下來的碎煙頭抽。有一次,保衛人員張明生又看到了這種“苦情”,就提前給他領了月薪,買來煙送給他。劉少奇看著日歷便問:“買煙哪來的錢?”張明生只好吐露了實情。劉少奇沒等張明生說完就正色道:“薪金發放的時間是主任團決定的,我們大家都要遵守,要不當家的(指管財經的)怎麼辦?”張明生被劉少奇的話深深感動了。從此以後,他就用自己的錢多買點兒煙,見劉少奇沒煙抽了,就偷偷地往他的煙盒裏面塞上幾支,幫他熬過煙荒。
到了西柏坡,劉少奇每月的津貼費除1元交黨費外,所剩2元全部用來買煙。即便是這樣,他也常常煙荒不斷。那時,煙的供應是有限的,劉少奇又不許工作人員替他多領。有一次,警衛員見劉少奇深夜工作又斷了煙,第二天便到外邊買回一包瓜子,晚飯後放到劉少奇的辦公桌上,想讓他夜間沒煙抽時嗑幾個瓜子,解解煙癮。劉少奇發現後,不但沒有謝他,反而嚴肅地問:這包瓜子是哪裏弄來的?不要亂花錢,能不花的就不要花,今後再不能這樣了。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條件好了一點,中央領導人中抽煙的大多抽大中華,只有劉少奇抽大前門,偶爾抽抽“恒大”。當時大中華0.5元1包,大前門0.15元1包。
一次為商談工作,劉少奇步行到西花廳找周恩來。周恩來把劉少奇讓進辦公室,立即有衛士送上茶水、煙灰缸、火柴等。劉少奇說:“我要尊重你不吸煙的習慣,臨時戒煙。”周恩來卻連忙從櫃子裏拿出一聽罐裝大中華,說:“難得你來一次,破例破例,為你準備著呢!”劉少奇呵呵笑著,仍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一盒大前門,說:“你那高檔品留著招待別人,我抽這個習慣了。家裏老小十幾口人吃飯,還虧了光美精打細算。煙癮如官癮,不能像我們那位同志(指高崗)一心向上。”
一天晚間,劉少奇來到豐澤園菊香書屋大書房。毛澤東請他抽雲南玉溪煙廠特制的“雲煙”,說:“是雲南省委的‘貢品’,很不錯。不過請放心,我已經要田家英從我的著作稿費裏匯錢給他們,我不能帶頭刮共產風。”
劉少奇恭敬地笑著,拿起一支“雲煙”聞了聞,讚了聲“好煙”,將手中的煙敬給毛澤東,並替其打上火。接下來,他才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一包大前門來,燃上一支吸著。毛澤東頗有感觸地說:“倒是難得你進城後一直堅持抽大前門。進城那年我也抽過幾條,很一般,大眾化,缺點勁道。”劉少奇笑起來:“不是不想抽好煙,是怕自己上癮,上去容易下來難。我幾次想戒,可是一熬夜趕材料、文件,就靠它來提神,欲罷不能了。”
1958年,在成都開會時,劉少奇帶的煙抽光了,秘書吳振英拿了盒雲煙,讓他抽著試試。劉少奇抽過後覺得不錯。吳振英說:“那就弄一些來。”劉少奇馬上說:“一定要付錢!人家不要錢,我可不要煙。”煙買來了,劉少奇看了發票才放心地抽起來。
劉少奇工作時抽煙較多,也喜歡喝比較濃的茶。一般在家裏召集會議,商談工作,或在外開會,公家都預備水果、煙、茶,但他從來不用,總自己帶茶葉、煙。會見外賓時,即便不能喝自己的茶葉了,可他仍抽自己的煙。劉少奇在自己這唯一“嗜好”面前,仍那麼公私分明,毫不遷就,在其他問題上就可想而知了。
毛澤東深知劉少奇煙癮重,也深知抽煙的人一般對煙嘴比較愛好,何況還有種說法:抽煙戴煙嘴,能過濾一點尼古丁,減少香煙對身體的危害。毛澤東于是將這煙嘴送給劉少奇。查閱20世紀60年代有關劉少奇的照片資料,大部分照片中劉少奇抽煙時都使用此煙嘴。
小小煙嘴見深情。這是一個普通的煙嘴,又是一個特殊的見證。從它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兩位黨的卓越領導人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和合作共事中結下的深厚情誼和親密關係。(李桂芳)
2007年08月22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