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个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
    
    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二)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
    
    南京市委负责策反的主帅是陈修良，其中具体组织指挥策反的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大将沙文威。
    
    1948年9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策反系统由市委联系，直接对上海局负责。
    
    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首先注意俞渤，并成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林诚。
    
    林诚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作为航空医官，为驻守南京的空军军官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与飞行员谈话聊家常，自然成为他的职责范围。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发现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很可能成为策反对象。
    
    俞渤是广西人，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当时的桂林汇集了许多“左”倾的文化人，俞渤所在的中学就有好几个，在这些进步文化人的影响下，俞渤对于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时他闻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它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林诚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当俞渤提出驾机起义前入党的要求时，林诚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权力。
    
    问题提给了陈修良、沙文威。陈修良有点儿犹豫，不管怎么说，考验的时间到底短了一点儿；沙文威却认为，俞渤准备起义，这是用行动表明他能经受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
    
    陈修良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议。不久，刚入党的俞渤又发展飞行员郝桂桥、轰炸员周作舟参加了共产党。同大队的飞行员陈九英、领航员张祖礼平日就与俞渤关系密切，紧要关头自然表态：跟着大哥一块干！俞渤等人驾机起义后，接着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4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相信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把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领导也介入策反工作。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派，在士兵中颇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该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拒航，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包括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使军舰顺利驶向解放区。
    
    (三)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天下午，一向主张进行“京沪杭大决战”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做出了弃守南京的决定；不过他同时又命令撤离前务必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和重要仓库。4月22日，敌工兵营长带领爆破小组炸毁了下关火车站部分设施之后，又去破坏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这个栈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工人竭力阻止，但手中没有武器，情况危急。这时，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岗楼上守望的地下党员潘逸舟一面喊话示警，一面用机枪扫射，阻止敌人破坏。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中共党支部委员林大宗立即带领起义警察奔向栈桥援助，敌人狼狈逃窜。从3月国民党宣布“封江”之后，长江上的大小船只便统统被赶进了内河，解放军在江北根本找不到任何船只。百万大军，被滔滔江水阻隔，关键时刻南京市委显露身手。4月23日夜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凌平号”过江到达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也开到浦口；紧接着，南京市委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老江口的火车轮渡，一次能装载一个团的部队、战车)。
    
    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全军人马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这天下午，设立在励志社的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军部门前，一辆吉普车嘎然而止。为首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哨兵，她需要去见三十五军何克希政委。
    
    哨兵犹疑满腹，他不知道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委书记!
    
    4月27日，刘伯承、***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