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城邦
回本城市首頁 共產黨論壇
市長:安津  副市長:
加入本城市推薦本城市加入我的最愛訂閱最新文章
udn城市政治社會政治時事【共產黨論壇】城市/討論區/
討論區軍魂‧諜報精英 字體:
看回應文章  上一個討論主題 回文章列表 下一個討論主題
朱枫
 瀏覽3,834|回應3推薦1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文章推薦人 (1)

狂老

 

                             朱枫: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7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年仅45岁。朱枫的牺牲在岛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说起她的牺牲,还要从“炮击金门事件”说起。
    
    (一)
    
    1949年5月23日,上海战役接近尾声之时,***和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要求其迅速提早入闽,争取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为解放台湾扫清外围。此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很快将所属的第一兵团在上海战役还没有结束时就移师福建。上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所属第九兵团开往浙江,部分开往福建。
    
    7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解放台湾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于1950年解放台湾,最迟不超过1951年。此时,***把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提前了。毛泽东提前解放台湾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革命内战的军队几乎丧失殆尽,解决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已不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解放台湾已是指日可待;另一方面是考虑尽快解放台湾,防止美国直接出兵干涉。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建立渡海作战部队的设想,他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1949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在与斯大林会谈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帮助建立空军的问题,并说明了准备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苏联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不过对于中共要求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此后,中苏通过谈判,斯大林同意***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有了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承诺,中共开始把解放台湾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3个军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总指挥部;在空军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抓紧从苏联购进作战飞机,突击训练飞行员,训练出两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的全部地勤人员。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福建沿海地区仅剩下金门、东山和马祖等几个岛屿有待解放。当时解放军等十兵团按原计划命令第二十八军迅速攻克金门,以完成漳厦金战役。
    
    (二)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乘胜追击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 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在海域作战非同于陆地大兵团行动,应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受中共中央指示,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联系。
    
    朱谌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名朱枫,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的海轮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为由作掩护的。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另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在台北重庆南路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是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 “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的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的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亲自递送北京,交到***手中。***听说这些情报是经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赴台从一位国民党高层的“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一代伟人还诗兴大发,随即在红线格信纸上写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朱枫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又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朱枫均将情报安全送回大陆。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对她说,前几天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已经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现在,他已供出中共大陆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枫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扑空后,“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从其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的去向。由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暗中控制,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后来,国民党保密局在叛徒的带领下,抓获了共产党台湾工委领导下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吴石、朱枫等人以“共谍罪名”被执行死刑。
    
    (三)
    
    鉴于情报工作的困难局面,1950年6月初,华东军区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1950年7月至 1951年3月各兵种分别进行训练,1951年四五月间进行三军两栖作战联合演习,然后准备登陆作战解放台湾。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当前的最迫切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仍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
    
    面对情报工作的激烈角逐,震怒之余的蒋介石在台湾当局的战时最高指挥中心召开国防部、参谋本部高级军事会议。他命令:“从中共情报活动看,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不是计划,而是正在实施中的事情,从现在起所有的重要军事设施,都要尽可能做好隐蔽……”蒋介石还自信地讲道:“不久前发生的古宁头一战,登陆金门的共军全军覆没,打破了他们先取金马,后攻台湾的念头。现在他们转而力谋情报进攻,因此在全岛彻查共产党是当务之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分析了海峡两岸战时态势后说:“目前阶段的中共,可能是它立国以来最孤立和最危险的时期。美国的‘三矢计划’针对俄共的‘一石二鸟’对我们十分有利。中共的东北是日本、南韩,自朝鲜半岛可进入东北,西南是美国扶助之南越,解决北越之后,可入侵广西、云南。目前中共最害怕的还是国军在福建、浙江一带的两栖登陆……”
    
    正当国共两党欲兵戎相见,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使新中国面临着的军事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东军区要密切注视台湾海峡的动态。原定入闽配合进攻金门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和炮兵第三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浙江前线人民解放军海陆配合,协同作战,攻克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嵊泗列岛和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前线,我军派出一个营前往金门附近进行武装侦察,为解放金门做准备。但是,随着朝鲜战局的严重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于10月1日给***发来急电,要求中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作战。10月2日,“联合国”军过 “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这迫使***不得不把解放军军事战略主要方向由台湾海峡转向朝鲜战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被迫停顿。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曾几次重提解决台湾问题,并表示:“海峡两岸,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他们不要派特务来,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工去破坏他们。”但是由于美国插手,一代伟人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3634625
 回應文章
毛澤東夸獎的兩位赴台英雄
推薦0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在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台灣的工作,除了在香港召開專門學習班對台灣工作委員會今后工作進行部署之外,還派遣了一批工作人員秘密到台灣開展工作。這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號稱“密使一號”的吳石和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楓。

   吳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吳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吳石與少年好友吳仲禧一道在福州參加福建北伐學生軍,積極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后入選武昌 第二預備軍官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3期炮科,前后受訓4年,與白崇禧為同期同學。1924年為何遂第十四師軍械處處長,先后任南苑干部學校上校教官、 第四師參謀長、北伐軍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等職。北伐結束,方聲濤回閩主政,委任吳石為軍事廳參謀長。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學,先后在日本炮 兵學校、日本陸軍大學學習。1935年秋回國,任參謀本部第二廳處長,專事日本情報研究。1936年2月授陸軍少將。抗戰中任大本營第一部第二組副組長、 軍事委員會委員、桂林行營參謀處長、柳州第四戰區參謀長、軍政部主任參謀兼部長辦公室主任等要職。

  1940年初,吳石重逢分別20余 年的老友吳仲禧。當時,吳仲禧在韶關任國民黨第四戰區長官部軍務處處長和韶關警備司令。吳仲禧已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 立后任全國政協第五屆委員、廣東省司法廳廳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在抗戰初的幾年裡,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吳石經常流露出一種憤懣、失望的情緒。一方面, 他想在抗日戰爭中扎扎實實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軍事上能學有所用、用有所成,報效國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漸看透了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官場的勾心斗角, 並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感到厭惡,他意識到自己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改變這個局面。吳仲禧回憶說:“吳石對共產黨人是有好感的。他讀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 軍事著作,在武漢珞珈山聽過周恩來的演講,還同葉劍英等人有過交往。”

  1942年1月,吳石任國民黨軍政部主任參謀兼部長辦公室主 任,1946年任國防部史政局局長。1948年春夏之間通過吳仲禧介紹參加“民聯”,投身革命陣線,直接受何遂(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 領導,單線聯系。1948年,吳石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吳石頻繁地往來於福州、廣州兩地,多次潛往香港與李濟深策劃起義。

   1948年,中共中央社會部在福州設置工作站,並派遣謝筱迺(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副主任)到福州領導福州站情報工作。中共中央社會部 秘密電台設在中共地下黨員蔡訓忠家中,開辟了聯系中共中央、華東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黨的指示,吳石通過何遂與謝筱  接上了關系,單線聯系。吳石向謝筱 迺提供了不少重要軍事情報,使得解放大軍南下福建進軍順利。他們的工作成績得到中央和華東局的高度肯定。

  1949年8月14日,吳石 將軍突接台灣來的急電,電文中,蔣介石命令其即日攜眷赴台。迫於形勢,吳石隻能服從。吳石去台灣之前與吳仲禧見了最后一面。吳仲禧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他告訴我,福建綏靖公署使命已經結束,他已被調任國民黨國防部次長,要到台灣去任職。我曾請他考慮,到台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轉 赴解放區。他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他接著說,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 和兩個小兒女也要去台灣。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雖已作了安排,還請我在必要時給予照顧……”赴台前,中共華東局給他的代號是“密使一號”。 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被授予中將軍銜。由於蔣介石對台灣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血腥鎮壓,吳石與地下黨組織的聯系被切斷。1949年10 月和11月,解放軍攻打金門、舟山群島嚴重受挫,攻佔台灣比原先預計的更加困難了。為盡快取回吳石將軍掌握的重要軍事情報,中共華東局領導決定派長期在上 海、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黨員朱楓赴台與吳石將軍聯系。

  朱楓原名貽蔭,小名桂鳳,又名朱諶之,1905年出生於鎮海城關朱家花園的一 戶殷富人家。1921年考入寧波女子師范,參加過五卅運動。1927年遠嫁鎮海籍沈陽兵工廠大技師陳某續弦,3年后生下陳卓如(后為紀念母親改名朱曉 楓)。九一八事變后,全家回鎮海居住,翌年丈夫病故。抗戰爆發后,朱楓加入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的新知書店做書刊郵購、會計,與同在書店工作的共產黨員朱曉 光結合,並於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調華中局在滬貿易機構負責財務工作,兼管國統區地下工作經費。1948年秋調香港合眾貿易公司任職,從事情報工 作。1949年,中共華東局為了與去台灣的吳石重新建立聯系,考慮到朱楓前夫的女兒陳蓮芳與其丈夫王昌誠兩人都在台灣,具有一定的社會關系,便於開展活 動,因此派她以投奔親屬的名義赴台開展工作。

  1949年11月27日,朱楓乘坐輪船在台灣基隆港靠岸。根據組織上的安排,她在台灣單獨聯系“兩條線,兩個人”,一人是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老鄭”(即蔡孝乾),另一人就是吳石。

  到台灣的第二天,按照預先的約定,朱楓與“老鄭”在基隆茶食樓接上了頭。她向“老鄭”傳達了華東局領導的指示,“老鄭”也向她報告了台灣工委為接應人民解放軍登陸組織秘密武裝的情況。同時還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絕密情報交到了朱楓的手中。

   一個星期后,朱楓與吳石取得了聯系。在書房裡,吳石從北牆上的一個秘密小保險箱中取出一隻小圓鐵盒,鄭重地放到她的手裡說:“朱楓同志,這盒裡裝的微縮 膠卷,全是絕密軍事情報,有《台灣戰區戰略防御圖》,有最新繪制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有台 灣海峽、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並艦隻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另外,還有國民黨蔣 介石《關於大陸失陷后組織全國性游擊武裝的應變計劃》等。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香港,送至內地。”

  3天之后,在基隆碼頭,朱楓按約定把已經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報,交到了中共華東局情報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上一位大副手中。

   幾天后,這批情報迅速通過香港傳遞到華東局情報處。其中,幾份重要絕密軍事情報專呈毛主席。當毛主席聽說這些情報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員赴台從一位國民黨上 層人士“密使一號”那裡取回時,當即夸獎說:“這位女特派員和那位‘密使一號’都好能干喲。”囑咐有關領導:“一定要給他們記上一功!”還在紅豎格信紙上 寫下幾行蒼勁的大字:

  “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朱楓在台灣期間,6次與吳石將軍秘 密會晤,又陸續送回一些重要軍事情報。就在她按照上級的秘密指示准備返回大陸之際,1950年2月2日,與朱楓聯系的“老鄭”被捕,供出了她。台灣當局當 即封鎖了台灣所有出島的空中、海上航線。危急關頭,吳石將軍冒險為朱楓簽發《特別通行証》,送她乘機飛往國民黨還佔領的舟山。可是,“老鄭”不僅供出朱 楓,還供出吳石。蔣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吳石將軍,並在其寓所搜出他親筆簽發給朱楓前往舟山《特別通行証》的有關書面材料。這樣,台灣當局不但摸清了失蹤 多日的朱楓去向,也拿到了吳石“叛逆罪”的重要証據。於是吳石被捕,朱楓被國民黨軍警從舟山抓回台灣。受該案牽連的人有:吳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長 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上校,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參謀方克華,某處主管補給的參謀江愛訓,吳石的副官王正均等 人。在多次勸降未果的情況下,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人被台灣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950年6月10日,他們4人被押往台北馬場町刑場,臨刑前,朱楓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她身中7顆子彈,倒在血泊中,英勇就義,時年45歲。吳石在臨刑前寫下了一首絕筆詩:

  “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

  他還遙望大陸,深情地說:“台灣大陸都是一家人,這是血脈民心。幾十年后,我會回到故裡的。”

  他們的遺體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個地名叫“六張犁”的亂葬崗子上。這一案件當時震動了台灣島。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楓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光榮証書》。1973年,還在“文革”時期,為了表彰吳石將軍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的特殊貢 獻,周恩來總理力排眾議,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國務院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病危之際曾說,我黨不會忘記在台灣的 老朋友。其中提到兩位,一位是當時還健在的張學良將軍,另一位就是已經犧牲了的吳石將軍。

  吳石的夫人后來獲釋出獄,定居於美國。她病逝后,在世紀之交的一個日子裡,其子女將父母骨灰遺骸一起奉回大陸,合葬於京郊福田公墓。

  1983年4月,針對“文革”中有人對朱楓的污蔑之詞,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關於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肯定“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革命者、共產黨人為革命、為人民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她被稱為“台灣的江姐”。1995年,位於鎮海區鎮海中學旁邊的朱楓烈士故 居因該校體育場擴建,被圈入校園中。學校對這所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層小樓房十分重視,予以重新維修和整理,辟置為“朱楓烈士紀念樓”。現已成為寧波市愛 國主義教育基地。

  2007年下半年,吳石的故鄉福州市有關部門提出了在倉山區螺洲鎮創建“吳石烈士紀念館”的建議,現正在積極籌建之中。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5082911
红色女特工朱枫生平老照片
推薦0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引自新华网
        红色女特工朱枫生平老照片

1923年,18岁时就读宁波女子师范。

  朱枫(1905-1950),女,原名朱谌之,字弥明,浙江镇海人。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至1944年,先后在党领导的桂林、重庆、金华、上海“新知”书店办事处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底受命由香港赴台,执行秘密使命。195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同年6月10日被害于台北。

===================================

朱枫烈士生平简介

    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1938年初,在武汉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任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

    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1944年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经受住残酷刑审的考验,在组织营救下出狱。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浙江日报)

    • 红色女特工朱枫60年后魂归故里 国家派包机接回
    • 红色女特工后代集体受访 披露骨灰为何未葬八宝山
    • 1928年,23岁时摄于奉天。

        朱枫(1905-1950),女,原名朱谌之,字弥明,浙江镇海人。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至1944年,先后在党领导的桂林、重庆、金华、上海“新知”书店办事处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底受命由香港赴台,执行秘密使命。195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同年6月10日被害于台北。

      1934年,摄于镇海。

      1938年,怀抱儿子朱明在湘西逃难途中与堂兄朱辉母子合影。

      1939年,与女儿摄于金华旅馆。

      1939年秋,去皖南抗日前线前夕于浙江三和

      1940年6月,在当时的敌占区上海。

      1941年,在桂林新光口书店。

      1941年秋,化名周爱梅三进上饶集中营探监后回桂林。

      1943年,掩护从集中营越狱的朱晓光去重庆,途经贵阳。

      1944年,39岁时从溪口寇沪西宪兵队出狱。

      1946年初夏,朱枫(左)送朱晓枫去解放区上学,这成为母女俩的永别。

      1946年8月,摄于上海。

      1947年5月,在重庆办事处。

      1947年7月,回家乡探亲。

      1947年7月,回家乡探亲。

      1949年8月,在香港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合影。

      1949年10月,赴台前一个月照。

      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军事法庭。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前。

      朱枫烈士(朱晓枫珍藏)

      朱枫烈士写给女儿的家书(朱晓枫珍藏)

      朱枫题诗留赠爱人朱晓光。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外甥女顾倬云摄于复兴公园

        2011年7月12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移送到宁波。图为朱枫烈士的女儿朱晓枫(中)、外孙徐宁初(左)和外孙女徐云初(右)捧着朱枫烈士的遗像,在武警的护卫下走向灵车。记者 刘波 摄

        7月12日10:02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骨灰交接仪式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放置烈士骨灰。记者 卢科霞 摄

        7月12日10:3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枫外孙女徐云初捧起骨灰,赴机场。记者 卢科霞 摄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4828167
潜伏台湾地下女党员牺牲60年后忠骨返乡
推薦1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文章推薦人 (1)

狂老

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

1950年,朱枫、吴石等人在国民党军事法庭上。

徐宗懋在台北采访陈莲芳(阿菊)老人。

1950年6月,朱枫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

朱枫家属从刘添财手中接过烈士骨灰。

朱枫题诗留赠爱人朱晓光。

1949年10月,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2010年12月9日12时40分,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桶状旅行袋,走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一间贵宾室。

  早已守候在贵宾室的徐云初和丈夫李扬,以及几位民政干部和学者朋友都默默站起来。徐云初从刘添财手中接过那只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刘添财千里迢迢从台湾护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同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谌之(即朱枫)的遗骸。

  1950年1月14日,朱谌之从台湾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归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带血的老照片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6枪,壮烈牺牲。与她一同被害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60年前,这起涉及国民党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曾轰动一时。在“间谍案四要角”中,朱谌之是中共华东局派遣到台湾、专门联络吴石的交通员。她在党内的名字叫朱枫。

  朱枫牺牲一个月后,已经成为某军区总医院医生的女儿朱晓枫得知了噩耗。

  “在这之前,我妈妈被组织上派到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临近解放时,她本来已经移交了香港的工作,准备要回上海跟我们团聚了,可又接受了去台湾的任务。她在信中说:‘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提起往事,已年过八旬的朱晓枫一脸悲戚。

 
 1949年,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别名陈志毅、小名阿菊)在台湾生了小孩。名义上,朱枫是去台湾探望女儿和小外孙的。可朱晓枫知道,妈妈一定是接受了
不同寻常的任务。“妈妈没有说,我们也不问。”在长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间早已有了默契。朱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去台湾两个月就回来。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
去竟成永诀。

  得知母亲牺牲的噩耗,朱晓枫既惊讶,又有几分思想准备。“干地下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关于母亲牺牲的经过,她仅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更多的细节无从查考。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朱晓枫一直把对母亲的怀念珍藏在心底最深处。而那段壮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2001年,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

  照片上,朱枫被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平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朱晓枫的心拧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最后一刻,朱晓枫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她给《老照片》写了一封信,一则想表达对挖掘史料者的谢意,另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牺牲时的细节。

 
 经联系,朱晓枫得知,这帧照片的提供者是笔名秦风的台湾著名文史研究者徐宗懋。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徐宗懋在台湾许多单位的档案
室里搜寻有价值的老照片。一天晚上,他在一家曾颇具影响力的报社的档案柜底部,发现了一个沾满灰尘的档案袋,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
年。

  打开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朱枫等人受审和就义的照片便在其中。后据徐宗懋考证,照片本来是要刊登在报纸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于画面太过血腥,大部分从未公布。

  2003年,在正准备撰写《朱枫传》的南京作家冯亦同的帮助下,朱晓枫和老伴在上海见到了在大陆度假的徐宗懋。也许因为照片的缘故,徐宗懋与朱晓枫等人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

  谈话中,朱晓枫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寻找母亲遗骨,迎奉她归葬故里。

  恰逢其时的来信

  60年了,朱枫的骨灰还在不在?怎样才能找到它?朱晓枫毫无头绪。她只知道,当年母亲是以探望阿菊的名义到台湾的,最有可能为母亲收尸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朴。

  1949年2月,朱枫在给前夫的长女陈宜的信中问道:“阿菊他们现在不知在哪里,我很想写信给王朴,如果你知道或者他们来上海,你告诉他们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们写信来,有机会到公司来看我。”

 
 阿菊大名陈莲芳,虽然不是朱枫所生,但从七岁起就由朱枫抚养,母女感情甚笃。当时,阿菊已跟着身为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
到了台湾。而朱枫彼时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党办的贸易公司做财务工作。除了明里做一些贸易工作外,她还兼做迎来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没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给朱枫来信了。信中阿菊说,她刚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妈妈,不过欢迎她去台湾小住。

  对于当时正苦于寻找交通员的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来说,这封信犹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军在大陆已势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华东局开始着手加紧对台工作。负责人万景光后来被国民党保密局称为“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纠结着各方势力。很多民主人士通过香港转向北平,也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已经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
石,赴台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化名为刘栋平的万景光。这次会面中,一直思想左倾的吴石,接受了为共产党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而万景光则表示会在短期内派一名
可靠人员到台,专门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

  负责联络吴石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要绝对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一时间,万景光为这个交通员的人选大伤脑筋。由于交通员迟迟没有敲定,海峡对面的吴石只好冒险让自己的副官聂曦前往香港传递情报。

  朱枫所收到的这封信,正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赴台理由。而朱枫本人的履历,也足以让万景光放心。

 
 朱枫是浙江镇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小姐,虽然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却并不前卫。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将近20岁的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几年
后,陈绶卿染病离世,年纪轻轻的朱枫成了寡妇。每天除了照顾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几个女儿外,朱枫只有“学写兰花,消磨光阴”。虽说衣食无忧,但那时的她却
非常苦闷。

  《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枫可能会像许多旧式妇女一样寂寂无声地了此一生。但
民族救亡运动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她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在这一过程中,她还与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晓光走到了一起。
从此,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此后的数年中,朱枫一直在党组织开办的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
儿子朱明只能寄养在前夫的长女陈宜家中,女儿朱晓枫也早早地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办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朱晓枫对记者说,抗战后期,她一路随着
“台少团”来到台湾,而母亲则一直在日伪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为了给书店采买纸张,朱枫变卖了寄存在银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钻戒。

  “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枫曾两次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遭受拷打,拇指还落下残疾,却从来没有屈服过。”朱晓枫说。
 赴台

  接到指令后,朱枫曾大为踌躇。

  曾深入研究朱枫经历的冯亦同认为,朱枫去信询问阿菊近况时,完全出于亲人间的牵挂,谁知阴差阳错,阿菊竟给她发来了入台邀请。万景光也正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才决定让朱枫做联系吴石的交通员的。

 
 冯亦同对记者说,刚刚接到任务时,朱枫颇为犹豫。在这之前,她刚刚给在上海的丈夫朱晓光去信说,很快就要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上海了。自从分别后,朱晓光
随着革命队伍一路北上,而朱枫却因为工作需要越来越南下。在香港的朱枫,时刻关注着内地的战事。一旦解放,她便可以回上海与分别几年的爱人和女儿团聚了。

  这时候又要去台湾,这让极重感情的朱枫举棋难定。

 
 一直是朱枫老上级和革命领路人的徐雪寒曾在文章中回忆说:“(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她的来信,说华东局有关部门要调她到台湾去,问我的意见。我知
道多年以来,为了革命工作,她与爱人和女儿天各一方,渴望回来团聚。我答复她说:可以将个人意愿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党的决定。”

  个人的感情最终服从了组织的需要。不久,朱枫便在给爱人和女儿的信中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使用朱谌之的本名,以探望女儿的名义,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冯亦同对记者说,临行前,朱枫曾寄给丈夫朱晓光一张照片,从照片背面的留言可以看出,朱枫是怀着极高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前往台湾的。照片中,穿着短袖
的朱枫,安详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不辱使命

  11月27日,经过两天的颠簸,朱枫乘坐的轮船抵达基隆港。她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阿菊家。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枫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人便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朱枫在台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络吴石传递情报,再通过蔡孝乾把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传递回去。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生长于日本奴役下的台湾,自幼就萌生了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思想。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大陆,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参加了
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8年他返回台湾组建台湾共产党,不久又回到大陆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
产党员。抗战胜利后,身为台湾人的蔡孝乾回到台湾,成为了中共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

  为了撰写《朱枫传》,冯亦同查阅了很多原始资料。岛内有“活阎王”之称的保密局特务谷正文,上世纪90年代曾出版一本名为《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的书。在这本《汇编》中,冯亦同看到了关于“吴石、朱谌之案”的来龙去脉,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暗语都被一一记录下来。

  住进阿菊家后,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找到一家名为“三荣行”的南北货店,并称自己受香港“刘老板”(即万景光)之托,给郑先生带信。所谓的“郑先生”或称“老郑”,就是蔡孝乾。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刘老板”关于“生意”上的事情,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女儿家,大约逗留两个月,希望蔡孝乾能协助她完成情报传递工作。蔡孝乾告诉朱枫,岛内形势险恶,党内已有重要人物被捕,他们随时准备撤离,并提醒朱枫要提高警惕。

  朱枫表现得非常沉着。回去后,她马上拜访了自己的主要联络对象吴石。

  在书房会面后,朱枫把“刘老板”的信交给吴石,并对他说,刘先生说以后你有什么材料,都可以交给我。这是信上不便写的,所以由我口头传达。

 
 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
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
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手中。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被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按照1950年“吴石案”刚刚结束时,刊载在香港《新闻天地》上署名李资生的文章《吴石间谍案破获始末》中记载,朱枫大概每周联络吴石一到两次,最固定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四时,有时候星期三下午四时,她也会去一趟。而每周日上午十时,她又必定会和“老郑”会面。

  不知不觉,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她先后与吴石联络过六七次,又传回了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武器装备,各部队官兵人数,主要军事机关长官名册以及某驻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
神秘的出境证

  就在朱枫频繁往来于吴石和蔡孝乾之间传递情报时,岛内风云突变。

  1950年1月下旬的一次联络中,朱枫没有如约见到化名“老郑”的蔡孝乾。她从蔡孝乾留下的字条中得知,化名“老吴”的“台工委”主要负责人张志忠被捕。蔡已经隐蔽起来,他希望朱枫赶紧想办法撤离。

  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朱枫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在向朱枫发出警告后不久,蔡孝乾便落入了保密局的罗网。蔡孝乾在台湾有许多落脚点和掩护身份,保密局的暗探并不知道他的行踪,但他们得知“老郑”一直与
他的小姨子住在一起,并以兄妹相称。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形影不离,这成了蔡孝乾的致命破绽。

  经过户口排查,特务们发现了一名叫“邓昌华”的中年人与其妹“邓莉”的户口登记记录。特务们感到这个“邓昌华”就是他们要找的“老郑”。特务们找到住址后,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可他们不死心,经过几天的埋伏,终于等到了“老郑”。

  特务们从蔡孝乾身上的一张10元新台币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正是朱枫女婿王朴家的。经过几天的审讯,蔡孝乾供出了朱枫。

  此时,身居高位的吴石并没有暴露,但一张不起眼的出境证却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蔡孝乾感到岛内形势危急,急于送他的小姨子马文娟回大陆。为此,他托朱枫通过吴石办一张出境证。吴石让太太王碧奎把办出境证的事交待给聂曦。很快,出境证办好了,可事态急转直下,蔡孝乾来不及取证就被捕了。

  这张留在警务处、无人领取的出境证成了特务们的线索。他们发现,出境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

  追查之下,这张出境证竟然是聂曦受吴石太太王碧奎之托办的。保密局立刻拘捕了王碧奎,几番套问之下,王碧奎承认这张出境证是经常来家里的一位“陈太太”托她办的。通过这张神秘的出境证,保密局特务画出了“陈太太(朱枫)”、吴石与“老郑”的关系图。

  就义

  1950年2月6日,保密局的特务追到王朴家时,朱枫已于两天前乘飞机到定海去了。

  此时,舟山群岛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中,作为首府的定海县城更驻扎着许多国民党士兵。特务们了解到,朱枫在定海应当有两个去处。一是她在定海的妹妹家,另一个是位于舟山群岛最东端沈家门医院的朋友处。

  朱枫原打算到达定海后,马上找船去上海。可是临近春节,几天都没有渡海的民船。朱枫只有一天天地住在有50张病床的沈家门医院,焦灼地等待。

 
 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被困沈家门14天后,朱枫没有等到渡海的民船,却等来了敌人的包围。最初,特务们并没有发现朱枫的踪迹。随着时间
一天天推移,一个陌生女人长期滞留在医院中,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在确定这个女人就是他们要找的“陈太太”时,特务们收网了。

  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地到定海抓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又成了阶下囚,等待着她的将会是残酷的审判吗?

 
 一则忧虑,一则受寒,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2月26日晚上,高烧难耐的朱枫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
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为两段,分四次和着热水吞入腹中。

  第二天,当看守打开牢房门时,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们找来医生,给朱枫灌泻药。可她吞进去的二两多金子,并没有排出。

  保密局特务立刻用飞机把朱枫送回台北。到台北医院后,医生们给朱枫照了X光,清楚地看到几块金子仍在她的胃里。医生们决定继续给朱枫用泻药,实在不行就要开刀。服药一夜之后,再照X光,金子已经从胃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全部排出。

  等待着朱枫的,将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审讯。

  此时,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蔡孝乾已经彻底叛变,他不但供出了与朱枫和吴石的联络,还把吴石向中共传递的军事情报和盘托出。此外,他把所掌握的中共台湾工委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名单也一五一十地招了。

  蔡孝乾的叛变,不但造成吴石暴露,也使得在台400多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中共在台湾岛内的组织力量瞬时崩塌。而叛徒蔡孝乾却在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后得以苟活,并成为了国民党在台特务机关的少将。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上校聂曦,被杀害于马场町刑场。

  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在事后的“对本案综合检讨”项下,对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有这样的评论:

  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了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吴石将军被追认为烈士。他也是周恩来临终还萦怀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找到阿菊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从冰封状态回暖,朱晓枫曾试图寻找过母亲的遗骸。她托友人打听到了多年前王朴在警务署宿舍的电话和地址。可友人实地探访发现,那里早已改建成了公寓大厦,线索就此中断。

  时光荏苒,2003年见到徐宗懋后,当时已经74岁高龄的朱晓枫对他说:“我现在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后来,徐宗懋回忆说,虽然他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参与某种后续调查。他感到压力不小,但面对一个老人的请求,徐宗懋又怎么忍心推辞?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历时七年的追寻。

  接受朱晓枫的委托后,徐宗懋打算从户政登记着手,寻找王朴。两周后,台北的户籍工作人员过滤出16个“王朴”,最后发现其中一人在年龄和籍贯上很像朱晓枫的姐夫。徐宗懋拿着地址兴冲冲地找到“王朴”。

  “您是王朴先生吗?”徐宗懋问。

  “没错,有什么事?”开门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署工作?”

  “没有!”

  此王朴并非彼王朴。徐宗懋“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随后,他登寻人启事,写文章,甚至把一个台湾的摄制组拉到南京,为朱晓枫做了专题节目,但这些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转眼两年过去了,寻人毫无进展。眼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朱晓枫感到很过意不去,甚至想就此放弃,但徐宗懋并不灰心。

  2005年,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阿菊的下落。

  那一年,陈莲芳(阿菊)已经85岁了。她的先生王朴在几年前过世,如今陈莲芳白天都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在友人的陪同下,徐宗懋在疗养院找到陈莲芳。陈莲芳虽然已经85岁了,但看起来还很精神。徐宗懋开门见山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

  徐宗懋解释,朱晓枫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老人脸色凝重。当他进而提到继母朱谌之时,老太太马上反应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从老太太激烈的反应中,徐宗懋感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

  “朱谌之死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徐宗懋问。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件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了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菊,可她却一问三不知,惟一的线索也断了,徐宗懋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徐宗懋在“国防部”的原始档案中发现,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经向“军法局长”陈情,请求领取母亲的遗骸与遗物,以便有朝一日归葬大陆。不
久,“军法局”回复,同意陈莲芳的请求:“……据请领取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可不知什么原因,最终陈莲芳没有去领朱谌之的遗物,也没有过问骨灰
的处置。

  从文件中,徐宗懋看到,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遗体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此后便再无记载。

  陈莲芳没有为母亲收尸,朱晓枫并不怨她。“那种年代,他们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朱晓枫表现出一种只有阅尽世事的老人才会有的豁达。
“朱湛文”还是“朱谌之”

  阿菊没有去领骨灰,追访朱枫遗骸的最后一点线索也断了。徐宗懋几年的寻找搁浅了。迎奉母亲遗骸回家,难道只能成为朱晓枫的一个奢望了吗?

  转机出现在2010年初。

 
 2007年,当《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一书出版后,一位在上海的潘蓁先生曾致电冯亦同,他说自己的父亲解放前夕以教师的名义前往台湾做地下工作,几十年
来音讯皆无。近年来,他一直在朋友的协助下寻找父亲的骨灰。他愿意为寻找朱枫烈士的骨灰出一份力。冯亦同当即表示了感谢,但他并没有对这份热心给予太多的
期望。

  没想到,2010年初,冯亦同接到了潘蓁的电话。潘蓁说,他在一份名为《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上看到编号233的无主骨灰罐名为“朱湛文”。“朱湛文”会不会就是“朱谌之”呢?

  “以前都是连笔,‘讠’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误认为‘文’。”冯亦同说。他马上把这个猜想告诉了朱晓枫和徐宗懋,大家都认为,很有道理。

  在随后的邮件中,潘蓁提到那份“迁移名册”是几年前辛亥第二殡仪馆为所留存的612个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无主领取的骨灰罐所造的。朱枫烈士的骨灰也许还保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

  得到这个信息后,徐宗懋托自己的好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专家朱浤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到殡仪馆代为查询。

  朱浤源教授看到这两个名字后,直觉感到这个“朱湛文”一定就是他们要找的“朱谌之”。

  2010年1月10日,他第一次来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在管理处的档案中,朱浤源发现“朱湛文”的名字并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虽然有了号码,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无把握。

 
 从朱浤源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纳骨塔是一个白色的谷仓型建筑,200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在台湾最冷的二三月间,朱浤源
与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三次冒雨上山进入纳骨塔中寻找。经过一个一个地翻检,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写着77号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过望,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宗懋,但此时他并不能确定77号骨灰罐就是“朱谌之”的。因为每一个骨灰罐外都套着编织袋,编号是写在编织袋上的,必须打开编织袋才能确定名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只有拿到家属的委托书,他们才能打开编织袋查验。

 
 2010年4月,朱浤源利用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了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得到了朱家的委托书后,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验。可当工作人员打开77号骨
灰罐的编织袋后,却发现骨灰罐上写的名字并不是“朱谌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难道几个月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他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朱浤源向殡仪馆管理处反映了情况。管理处的刘处长非常重视,他决定在清明节扫墓高峰过后,对纳骨塔内所有的无主骨灰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错置的骨灰罐。

  一个一个翻检后,朱浤源终于找到了写着“朱谌之”的骨灰罐。原来承办人员在登记时看错行了,所谓新编77号,其实仍是原来的233号。记者在李扬展示的照片中看到,白色编织袋下的黄色陶罐上赫然写着“朱谌之”三个红字。

  李扬对记者说,朱教授在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阴气极重,他和雷先生都感到了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谌之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找到她,使她的遗骨可以回到故乡。”

  朱教授、雷先生和徐宗懋的古道热肠,让海峡对岸的朱晓枫一家非常感动。“如果不是有很强的同情心,谁会愿意翻检骨灰呢?”李扬说。
曲折回家路

  骨灰终于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怎样运回来。开始谁也没想到,运回来的难度竟不亚于寻找。

  2010年5月,朱浤源拿着李扬提供的委托书找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要求代表家属取回骨灰。但管理处表示,朱谌之的骨灰是当年国防医学院存放在这里的,他们只有保管权,没有处置权。朱教授又找到海基会。海基会的回信说,“此系特案,不予办理”。

  这时,朱浤源也受到了来自单位领导的压力,领导让他不要再过问此事。李扬感到不应该让朱教授承受这份压力,于是决定自己想办法运回外婆的骨灰。

  “我考虑要办成这件事需要两个证明文件。第一,要证明朱谌之的骨灰存在;第二,要证明我们是她的亲人。”李扬说。

  当时,李扬已经拿到了台北殡葬管理处出具的确认朱谌之骨灰的文件。那么,如何证明朱晓枫是朱谌之的女儿呢?这件事让李扬感到很头疼。身在南京的朱晓枫更感到费解:“我是她女儿,她是我妈妈,这还需要证明吗?”可是程序就是程序,一丝也马虎不得。

  朱枫是在解放前去的台湾。目前,惟一能找到的朱枫的身份证,是1946年在上海办的,还用的是化名——朱静。既没有朱枫的身份证,也没有她赴台的证明,又没有朱晓枫的出生证明。“怎么才能证明她是谁,我是谁呢?”

  思量了很久,李扬想到,朱晓枫的档案里会不会记录着她母亲的名字呢?如果可以把档案借出来,给公证处看一看,不就行了吗?可是到朱晓枫档案所在地——某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一问,李扬发现此路不通。原来,军人档案按照规定不得外借。

  这下难倒了李扬,难道就此放弃吗?他不甘心。

 
 他辗转把启运烈士骨灰的事,反映到江苏省司法厅的有关领导。领导一听朱枫的故事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应该支持。在江苏省司法厅的协调
下,军区终于同意破例外借档案了。在朱晓枫的档案中,赫然写着:母亲,朱谌之。凭着这份人事档案,朱晓枫得到了证明她与朱枫关系的公证书。

  有了必要的证明材料,李扬却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办理此事。“一般人谁会遇到这种事儿呢?”李扬笑着说。

  由于朱枫烈士是在台湾牺牲的,李扬想大概应该找海协会试一试。海协会的有关领导看了李扬提供的材料,又听了朱枫烈士的故事,深受感动。此前,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从来没为民间个人事务发过公函。不过,感动于烈士的事迹,海协会研究决定破例向海基会发一个公函。

  一个月后,李扬收到了海基会的回函。“措词非常客气,同意家属去取骨灰,而且附上了13页的赴台说明。”李扬说。

  他和妻子徐云初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研究这13页说明。研究来,研究去。李扬发现受种种原因所限,他们无法满足“赴台说明”中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亲赴台湾取回朱枫的骨灰。

  难道就此作罢,让之前这么多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吗?李扬不甘心。他又找到海协会寻求帮助。

  海协会的同志告诉他,不久之前,一位台湾女艺人在辽宁出车祸身亡,她的母亲来到大陆,顺利地把女儿的遗体运回故乡。此后,两岸开通了一个专门为运送亲人遗体或骨灰的快速通道。可不可以试试这条路呢?

  受到启发的李扬找到了负责此事的民政部下属的殡葬协会。“正会长、副会长坐了一排,我又把朱枫烈士的事迹和家属迫切想迎奉烈士骨灰回家的事情说了一遍。”李扬对记者说。会长们听完后,非常感动,当场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殡葬协会在台湾的会员单位中国生命集团应该能办这事。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处。刘添财表示,他们正有此项业务。

  此后的几个月中,李扬又补充了无数公证和手续。中国生命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多次往返于所在地高雄和台北之间。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可以回家了。
抱得忠骨还

  2010年12月9日那一天,已80岁高龄的朱晓枫并没有到北京迎接母亲的骨灰。但那一天,身在南京的她,心早已飞到首都机场那间小小的贵宾室中。

  朱晓枫9岁就离开母亲投身“台少团”,与母亲聚少离多。在她的记忆中,与母亲最幸福的时光,就是1946年从“台少团”回到上海,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三个月。那三个月中,她们同吃、同住。她看着母亲忙碌于各种工作,闲暇时候她们则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

  她与母亲最后的分别是在1946年的夏天。在吴淞口,朱枫送女儿登上前往苏北解放区的船。

  “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还是不放心,给了我一块金锁片,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

  朱晓枫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向母亲挥手。能去解放区,她特别开心,母亲也是。她以为重逢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没想到与母亲再一次“团聚”的路,竟走了漫漫60年。

  这样漫长的旅途,也非朱枫所能逆睹。在即将赴台之前,朱枫给爱人朱晓光的信中,温情脉脉地回忆着二人短暂而甜蜜的爱情生活—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还有在安陆云梦通过封锁线,我曾经黑夜掉在田塍下面,你一次次把我拉上是那样温情地,这都使我不能忘却。

  “我们后半生该有了快乐。”朱晓光在回信中这样憧憬着他们的未来。

  而今,历经沧桑变迁,世事流转,忠魂终归故里。

  图片由徐宗懋提供

  感谢《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支持。
2011年01月11日  来源:《北京日报》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s://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4658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