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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代表中五位是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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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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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大浪淘沙始见金。仅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就出现了5位慷慨赴义的革命烈士,他们是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前不久开展的“双百”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就有4位“一大”代表名列其中。

  王尽美烈士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1921年参加“一大”后,王尽美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党的“二大”后,他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5年2月,他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19日,因长期积劳成疾,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李汉俊在“二大”以后,由于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虽然他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5时,武汉卫戍司令、反动军阀胡宗铎派军警包围了李汉俊、詹大悲的住所,以所谓“湖北共产党首领”的罪名逮捕了他们,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李汉俊痛骂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9时许,李汉俊、詹大悲惨遭敌人杀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在组织工人运动中,邓恩铭曾两次被捕。1929年1月,因叛徒告密,他第三次被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着被捕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和威逼利诱,邓恩铭毫不畏惧,不为所动,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1931年3月,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诗抒发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高唱《国际歌》,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何叔衡是党的早期地方领导人,党的“一大”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人与敌遭遇。为不拖累同志,何叔衡纵身跳崖受重伤,被两个匪兵发现后连击两枪,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青年时代的陈潭秋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一大”后,陈潭秋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1939年9月,陈潭秋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党中央于1942年夏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的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其功绩始终为党内同志怀念。

  (作者单位: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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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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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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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李达 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 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


  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英年病逝 感撼后人

  
王尽美(1898--1925)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摘自《中华儿女·政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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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前入党的三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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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到底有多少中共党员?对这一问题,党史学界最有权威性的说法是有53 人,其依据是:1921 年11 月,在中共一大闭幕4个月后,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最近,笔者翻阅资料时发现杨匏安、董亦湘、朱务善3人,都是在中共一大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这3人却都不在53人名单中。

  广东人杨匏安

  1896年11月6日,杨匏安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于珠海市香洲区)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杨匏安的父亲以贩卖茶叶、瓷器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出身于香山县古鹤村一个华侨官商家庭,她秉性刚强,受过旧式教育,爱好诗词书法。杨匏安儿时就坐在母亲的膝上跟着母亲诵读诗词古文,后来他自称“幼时颇有诗癖”,这大半是出自他母亲的熏陶。

  杨匏安童年时,父亲杨富祥就病逝了,留下孤儿寡妇,一家人靠母亲陈智的手艺维持生活。7岁时,杨匏安入本乡恭都学堂读书。小学毕业后,家里卖了田地,托亲戚带他到广州求学。杨匏安不负家人重托,考进了两广高等学堂预科。两广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是华南最有名的学府,辛亥革命后改名省立一中。1912年秋,16岁的杨匏安从广东省立一中毕业。他先后在家乡做过小学教师、在澳门做过家庭教师,后来又在广州的几所学校任教。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教师,赢得了许许多多学生的钦佩,革命烈士周文雍就曾经是他的学生。

  杨匏安青年时期曾经随同华侨商人乘舟东渡日本游历。在日本横滨,他开始阅读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思想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朝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杨匏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续登载了19期。这篇文章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是同时问世的,也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名著之一。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杨匏安这篇文章评价甚高,认为杨匏安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党史上应该将“北李”和“南杨”并列起来提,“南杨北李”,即广东的杨匏安和北京的李大钊。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写信约请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谭平山,在广州成立相应的组织。不久,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杨匏安加入了青年团。

  1920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从上海来到了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频繁接触后,于1921年春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不久,谭平山继任书记。在谭平山的引荐下,陈独秀在广州革命活动的据点杨家祠会见了杨匏安。

  1921年春夏之间,也就是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由谭平山介绍,杨匏安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过去普遍认为:中共一大前,广州早期党组织里没有杨匏安。但林伯渠在《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写道:“同年(也就是1921 年,引者注)五六月我到了广州,又同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座谈了两次,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但是个人来往及通信联系也是有的。”林伯渠的回忆中,清楚地显示杨匏安在中共一大前,就已经加入了广州早期党组织了,也就是说杨匏安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曾经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省港罢工时,他又兼任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掌管着大量钱财,他忠于职守,从不乱用一分钱。当时经常有人上门给他送礼,但杨匏安从不许家人接受。有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了一枚硬币。他的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时,被他发现了,马上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当时,虽然杨匏安身居国民党高位,但他两袖清风,依然白天当编辑校对,晚上写作译书,有时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以此来维持生活。周恩来称赞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

  1931年7月25日,杨匏安在上海被捕,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蒋介石曾竭力对他实施劝降。蒋介石先后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和广东香山籍的国民政府委员吴铁城面见杨匏安,劝他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面对劝降,杨匏安坚决地说:“死可以,变节不行。”蒋介石还不死心,又接连给杨匏安写了两封劝降信,但他的信被杨匏安撕得粉碎。最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向狱中的杨匏安劝降,杨匏安一听是蒋介石的电话,就将话筒摔到墙上。蒋介石无可奈何,最终下令处决杨匏安。

  1931年8月4日晚,杨匏安等8人被枪杀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内的一片荒地上,这一年杨匏安才35岁。就义前,他口占一首五律诗《示难友》: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江苏人董亦湘

  1896年,董亦湘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潘家桥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椿芳,因家境贫寒,他年少时只读了七八年私塾。19岁时,他开始在本地任塾师。虽然只是个私塾老师,但他胸怀大志,曾经在笔筒上刻了“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誓言。1918年,经一位名叫殷彦洵的塾师介绍,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国文词典委员会当助理编辑。五四运动时期,董亦湘开始接受新思想。为了寻求马列主义真理,他自学英文、俄文,阅读马列著作,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常与陈独秀、邓中夏、俞秀松、沈雁冰(茅盾)等早期共产党人往来。

  董亦湘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4月”,也就是中共一大前。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俞秀松纪念文集》一书中,收录了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一批原始档案,在该书的第366 页“列宁学院中国部分学生简历”中,董亦湘“何时何地入党的”的表格中清楚填写的是“一九二一, 四月沪地”。

  董亦湘的入党介绍人是沈雁冰。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1916 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董亦湘于1918 年秋,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词典部当助理编辑。可以说他们在同一单位里,干着同样的编辑工作。当时,他们二人还一起住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同一幢石库门老房子内。沈雁冰夫妇住在三楼,董亦湘兄弟住在二楼的厢房内。1921年5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在闸北宝兴西里沈雁冰家中召开会议,经沈雁冰介绍,其胞弟、19岁的沈泽民和董亦湘同时被吸收为中共上海小组成员。

  1923年7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决定:上海的53名中共党员,以居住较近、便于掩护、方便活动为原则,进行重新编组,共分4个组。住在闸北一带的党员编在第二组,命名为商务印书馆小组,有13名成员,组长董亦湘,该组组员有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张国焘、刘仁静、徐梅坤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董亦湘、沈雁冰、杨贤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此外,董亦湘还是无锡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在无锡介绍孙冶方等人加入共产党,帮助他们建立了无锡的党支部。

  1924年4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原商务印书馆小组,改称闸北组,归闸北区委领导,董亦湘依然任组长。

  董亦湘还曾介绍了两位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名人物入党,一位是张闻天,又名洛甫,曾经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红军长征途中曾经担任政治局总负责人;另外一位就是陈云,陈云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他原来的名字叫廖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24年8月到1925年上半年,董亦湘还曾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讲授社会发展史,并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

  1925年8月,董亦湘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苏联,他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因为他曾经当过老师,所以在学习期间,和张闻天一起担任了助教。

  读书期间,王明一伙大搞宗派活动,打击异己,董亦湘和俞秀松等与之开展激烈的斗争。1927年6月,王明一伙指控董亦湘、俞秀松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道搞反革命活动。1928年,经第三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瞿秋白、周恩来等三方联合调查证明,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反革命活动”根本不存在。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坚决加以抵制,王明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再次对董亦湘等人进行诬陷打击。1933年初,董亦湘被调到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工作,任远东苏联内务部政治保卫局全权军事代表。在那里,他与印刷女工、苏联籍朝鲜姑娘奥迦依结婚,并生下了一子一女。1937年苏联清党时,董亦湘遭王明陷害,被捕入狱。1939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3岁。

  1959年1月,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和远东军事法院发出通知和证明,对董亦湘作出“以无罪结案”、“恢复声誉”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董亦湘的历史旧案进行了复查。198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董亦湘平反昭雪,董亦湘被定为革命烈士。1987年4月,在董亦湘家乡建立了一座纪念碑,陈云亲自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湖南人朱务善

  1896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朱务善出生在湖南省津市一个晚清秀才家庭。少时,他在津市大成丙等小学读书,后考进澧州中学堂。读书时,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为喜爱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并从中汲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营养。

  1919年4月,朱务善在亲友的资助下赴京投考大学。那时的大学是各自单独报名、单独命题、单独录取的,朱务善一下子报考了几所学校,因为成绩优秀,他同时被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和法政专科学校录取。当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的爱国举动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1919年,朱务善当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后又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他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人一起,组织革命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朱务善在1956 年6 月《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一文中说:“我记得1921年3月间,当我们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讨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在座的只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7人。在下次开会时,又碰见刘仁静、江皓、何孟雄、高尚德等。实际上,我们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 1921-1987 》(人民出版社1992 年出版)一书,把朱务善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并列有小传:“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共产党北京支部已发展到十几名党员,他们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李梅羹、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 ”吴家林、谢荫明著的《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第163页中说,朱务善是“1920 年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上半年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他入党介绍人为李大钊和邓中夏”。 1964 年3 月,朱务善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在“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团、入党,何时转正”栏目中,填写的是“1921 年4月或 1920 年六七月在北京由李大钊、邓中夏同志介绍入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底,朱务善受党的委托,在北京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吸收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入团。朱务善还曾经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乌兰夫、刘锡五、罗寿等蒙藏学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先锋队员,为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建党工作做出了贡献。

  1924年,朱务善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并任北京《民报》中文版国内新闻编辑,兼编经济副刊。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纲领后,他被北京学生选为赴广东促请孙中山北伐的代表,两次晋见孙中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宣传部指导。他还是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备人员之一。任大会中共党团书记时,他介绍广东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朱务善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经李大钊介绍,与北京女子师大学生石道睿结婚。同年10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转为苏共党员。1927年又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1929年苏共清党期间,朱务善应同学的要求,写信回国索要中国报纸,此事被认为是违反苏共党纪,因而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1935年朱务善毕业后,经共产国际介绍,先后在苏联东方大学、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师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

  1937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朱务善因被牵连到刺杀基洛夫案件中,蒙冤被捕,并被判刑5年,流放苏联乌赫塔城。刑满后,留在该地从事医务工作。到了1951年,朱务善又因1937年的那桩旧案,再次被判刑3年。直到1954年斯大林去世后,朱务善才被昭雪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返回莫斯科。1955年,出狱后的朱务善重新加入苏共,为预备党员,但因王明等人的阻挠,一直未能转正。

  1955年,经周恩来批示,朱务善回到了祖国,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并承认他是从1921年加入中共党籍,并分配他到中国科学院任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务善惨遭迫害,于1971年6月含冤去世,终年75岁。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为朱务善恢复名誉,并举行了追悼仪式,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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