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上海的聂耳，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店员。翌年烟店倒闭，他一度徘徊街头，后考入明月歌剧社，自19岁起正式开始了专业艺术生活。当时，他因耳朵非常敏锐，别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为聂耳。

    聂耳进了歌剧社后，便遇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翌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并与作家田汉结识。

    1931年春，田汉在上海明月歌舞团初次见到聂耳，并和这个来自西南边疆的比他小14岁的青年，作了一次亲切的长谈，了解了他的艰难的家世和不平凡的经历。

聂耳，原名聂守信，字紫艺（子义）。云南省玉溪人，1912年出生于昆明。自幼便有极高的音乐天赋，凡听一曲，均过耳不忘，熟悉多种民族乐器。他自幼丧父，中学毕业后闯荡江湖。他在湖南当过兵，在广州考进过欧阳予倩主持的戏剧研究所。他酷爱音乐，更希望以音乐作为武器从事革命事业。田汉同他谈得很投机，有相见恨晚之感。

    1932年夏，聂耳到北平投考艺术学院未被录取，找工作无着，返回上海。

1932年，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左联音乐小组，和张曙、吕骥、安娥、任光在一起工作。1933年，聂耳参加了“苏联之友”音乐组。并于当年经田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为田汉创作的电影《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谱曲。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一支歌曲。1934年夏他又为田汉创作的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谱曲。这首充分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抗日爱国热情的作品，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田汉和聂耳以极大的激情，在1934年创作了歌剧《扬子江风暴》。这也是由聂耳谱曲的唯一的一部歌剧。剧中的插曲很多，全部由聂耳作曲，他还亲自扮演了剧中的主要角色码头工人老王，并担任全剧的导演。在这部歌剧的音乐创作中，凝结了他的全部心血。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开矿歌》、《渔光曲》、《金蛇狂舞》等41首极富有时代感的歌曲，此外还有《翠湖春晓》等6首用中国乐器演奏的合奏曲，几十年来一直为人们演唱着。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田汉受委托于1934年冬，撰写了一部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进步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并定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它的主题歌，准备由电通公司拍摄，但分镜头剧本还来得及写出，田汉在仓促中把歌词写在一张包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完稿后即交给了夏衍。随后，他在1935年2月的一个晚上，当他送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后不久，就在家里被捕了。夏衍继续完成了《风云儿女》的分镜头剧本的工作。聂耳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找夏衍说：

　　“听说田汉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好吗？”没等夏衍回答，他又坚决重复地说，“请交给我，我干，我想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当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聂耳也面临反动派的迫害即将离国。

    聂耳看到田汉所写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难仰激动之情，这是祖国的召唤，是民族的呼声，是战士的怒吼，雄壮的旋律在青年聂耳的胸中奔涌......

　　聂耳以惊人的热情和速度谱写了这首曲子。他把满腔的义愤和火一般的激情，倾注进每一个音符之中，仅用两个夜晚就写出了初稿。1935年4月，聂耳东渡日本，不久就把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寄回了祖国。

    聂耳在创作这首战歌时，从《国际歌》、《马赛曲》等外国优秀歌曲中吸收了营养，并着意于中华民族的特色。前奏曲以嘹亮的进军号开始，引出高亢激越的呐喊；中间反复唱出叠句：“起来！起来！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音乐斩钉截铁，坚定有力，表现了一往无前的气势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作曲上是很不容易处理的，但聂耳却处理得非常自然，铿锵有力。

　　1935年5月14日, 影片《风云儿女》首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很快传遍全上海、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吸收了《国际歌》、《马赛曲》的某些音调特点，按聂耳的话说《义勇军进行曲》“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在创作的时候聂耳对田汉的原歌词进行了一些改动，使歌曲更加坚定而富于战斗性。

　　原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聂耳修改过的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巨浪，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不仅在纽约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并在1941年灌录了一张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在美国发行传唱。

    为支持中国的抗战，1944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神》。该片把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插曲。《龙神》片中的中国姑娘玉子，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金像奖获得者凯瑟琳．赫本扮演。米高梅公司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作插曲后，发了500美元用为稿费，于1944年委托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寻访聂耳的合法继承人收领。经四处查访，终于在昆明找到了聂耳的母亲彭寂宽老人。当时，美国驻中国联络人员到现场拍照留念。重庆《中央日报》作了报道，标题就叫《美国米高梅公司酬谢聂耳名曲》。

                        聂耳死亡之谜

　  聂耳根据党的指示，离开上海赴日本准备去苏联学习。1935年7月17日，他在神奈川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汹涌的海浪吞没。聂耳是否为人所害，已成千古之迷。中国人民则失去了一位饱经战斗的青年音乐家。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对他的去世表示极大的悲痛和哀悼。在上海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很多群众自发地参加悼念活动。当时，田汉正被国民党幽禁在南京，听到聂耳在日本遇难的消息，无限悲痛。他写了一首悼诗，送给追悼会，表示他对聂耳的深切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蕾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祗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义勇军进行曲》正是以它奔涌的热血，慨然就义的无畏精神鼓舞了抗日战争中的亿万中华民众，激励了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共产党人。

    聂耳的墓地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上，位于西山龙门与太华寺之间的山恋之中。

    195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昆明西山聶耳墓 2009.3.4摄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侵略中国之时。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贸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仍未明焉！”之语。

    尽管在当时两国仍为“敌国”，但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民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修建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的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写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领导人来到昆明市，在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结成友好城市。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至于墓志铭若继续使用，就应该删掉最后两句话。

    1982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批准，昆明市人民政府在西山聂耳墓地左屏风墙上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最后两句话。

    现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的腹地，有一座构思奇特的墓园，酷似提琴的墓园表明这是音乐家的归宿地，24级台阶代表着墓主的年龄，而墓穴正好处在琴盘的发音孔上，旁边的7方花圃则代表7个音阶，墓园后有一堵半弧形屏风浮雕墙，如同爱戴他的人们伸出的手，随时准备呵护着他。这就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衣冠冢。

                  《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选出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的常务委员会，设立了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方案，由马叙伦先生任组长，并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著名音乐家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为顾问。

    七月中旬，报纸上刊登了政协筹备会的国歌征集启事，到八月二十日，筹备会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694首。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促平等千名人士也都送来了自已的作品。

    早在七月上旬审批“征集条例起事”时，周恩来就说过：我个人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大家可以讨论，再广泛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在政协分组讨论会上，不少委员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说：“《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唤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今后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奋斗前进。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国的《马赛曲》！”梁思成先生说：“他在美国时，走在大街上听见有人用口哨吹奏《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是一位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在世界上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讨论中，不少人倾向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对歌词提出异议，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帝国主义反动派被赶跑了，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法过时了，主张修改一下歌词。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集了协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人大都是社会名流和文化界人士。马叙伦先生介绍了大会分组讨论的情况，当谈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提议时，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这一方案。他说，这支歌曲很雄壮，很豪迈，有革命气派，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他联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他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

    周恩来的话使众人豁然开朗。最后毛泽东综合与会者的意见说：“大家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他转而严肃地说：“我国人民经过坚苦斗争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须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于1949年9月27日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建国之日十月一日正是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音调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957年，周恩来为金城大戏院更名题字“黄浦剧场”，院厅内“国歌从这里唱出......”的标语一直震撼人心。

    20世纪60年代文革动乱中，田汉惨遭迫害致死，他的名字被从歌谱上抹掉。直至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五次会议上，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